“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成绩最大！
――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十一
杨连旭
（2006年5月24日）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不容质疑的口吻一口咬定：
“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那么，“文化大革命”果然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又乱在哪里、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一）
“文化大革命”是否“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呢？
我们就以这个决议的依据为根据进行鉴别。
其一、关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问题。
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指出：
“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9页）
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没有错！
其二、关于“文化大革命”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问题。
从现有资料看，回答似乎是肯定的。
可仅此也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既然有反革命、有反革命集团存在，那么他们就必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并不在于毛泽东是否发动什么“文化大革命”。
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就如同，张国焘利用中央实施北上抗日战略，另立了个中央，损兵折将，无法立足，这是张国焘的罪过。可这决不能表明中央北上抗日战略是错误的！
其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问题。
即便是这个决议也强调指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
这样看来，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国内形势都还是不错的呢。
岂止如此，举世公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处在古今中外极其罕见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习雷锋好榜样”、助人为乐，意气风发、蓬勃兴旺的火红的年代、火热的生活！
既然是如此，那么“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主要就应该是反映在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上了。
对此，这个决议指出：
“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
“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05页）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79页）
这样短的时间内，这样惠及全民的农业成就，这样赶超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这样完整系统的工业发展成就，在中国不要说前不见古人，即使至今也还未见来者呢！
既便号称是历史上最好发展时期的改革开放以来，虽说已经喊了三十来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至今也并没能获得如此之多、如此之高的突破性和开创性的成就！不仅如此，被已被誉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能力，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可见，“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的成就，惊世骇俗。
（二）
19世纪德国的伟大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名言：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第118页）
就是以此为信条，当初的德国不顾财富专注生产力，在落后中崛起，不到四十年就赶超了英法两国，跃居世界领先。
君不见，直到鸦片战争前，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社会财富，中国都还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呢。只是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愈来愈落后，所占比重也就随之而愈来愈小。
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表明：没有先进生产力做基础的发展和富裕，一旦国际风云变幻就成过眼云烟。即便一帆风顺，最终也将以耗尽资源而告终，回归贫困。
在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以科学技术的先进化为突破，实施“生产资料优先发展”，实现了社会生产力高歌猛进、日新月异的发展，完成了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所有基础工作，人力、物力、财力、军力、智力和社会道德，所有的内力和外力全部进入了蓄势待发的状态。
在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工农业总产值那是硬碰硬的生产力指标，决不是当今人均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这类包括币值上升、重复计算在内的经济指标所能匹敌的。
虽然如此，可是要说毛泽东时代，尤其是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一些人不仅死活不肯接受，而且还感到比挖了他家的祖坟愤怒百倍！
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些人唯一的杀手锏就是：
“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那时好了！？”
这一问问的好啊！
确实，现今同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般深刻地变化。可要是分清孰好孰坏，那可就是见仁见智的了。
对于官僚和资产阶级及其依附其上的文人墨客、知识分子，他们确实感到现在的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好的多了！
又岂止是好的多，真正是天壤之别。对有权有钱的人来说，今日之中国乃是当世最自由快乐的人间天堂！
中国的地广人多、经济落后，生产着举世罕见的既物美价廉又数不胜数的美景和美食、美人和苦力，可供吃喝玩乐、奴役驱使。
中国的道德颓废、有法无法，权使神差、钱能通鬼，只要有权有钱，在社会上就几乎畅通无阻，即便是与标榜“民主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是享有着当今世界最广泛的自由。
中国的国有资源滥采、公有资产贱卖，竟然能让目不识丁者一夜暴发、一天暴富，贫富分化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巨，即便是私有制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
……
此情此景此境，既得利益者当然要说，今天的生活比蜜甜啦。
可是，劳动阶级呢，他们的生活呢？
那些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卖命矿工，
那些染艾滋病、度日如年的卖血农民，
那些养家度日、走投无路的卖笑妇女，
那些借贷无门、求学无助的卖身学生，
……
他们又该是在进行怎样的今昔对比呢！
若是再反问那些发问者：
“如果你不是贪官污吏和资本家，如果你像你父母那时那样养了你们兄弟姐妹一样多的孩子，你能像你父母那时养你们那样，把他们培养成人吗！？”
相信最无耻的人也是无言以对、哑口无言的。
（三）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惊世骇俗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世人皆知、无可争辩的事实！
对此，这个决议却强调指出：
“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这种说法不仅已经是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的了，而且也是十分幼稚的了！
因为既便果真如此：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那么，这个“如果”的假设也只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状态，是真正的乌托邦幻想！
这就如同现在有人说，“如果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一样，可笑之极！
对这样的“幼稚病”，不要说一再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又红又专”的毛泽东，就是曾主张“新经济政策”的列宁和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也都给予了批驳。
列宁早就强调指出：
“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错误。”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邓小平更是强调：
“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24页）
正因如此，邓小平尽管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却更强调：
稳定压倒一切，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不仅如此，依据现在的事实，我们完全可以断定：
如果在1976年之前就实行什么承包制、股份制和“市场换技术”这一套所谓“不可动摇”的市场化方向改革，
那么，时至今日，中国：
第一、也不可能取得“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第二、更不可能取得“两弹一星”“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的伟大成就！
第三、也很难建设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因为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其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鼓作气、已经呼之欲出了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就中断了十几年；
其二、甚至就连凭借着“文化大革命”余威已经试飞成功了的“运十”也半途而废了，中国至今还没能造出大飞机呢；
其三、从1975年开始只用四年时间就修到格尔木的青藏铁路，中断了22年后才开始上马。
其四、废除人民公社后，好景不长，在把人民公社的老本吃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所谓“三农”问题也就形成了，至今还苦无良策呢。
其五、近30年的发展，除了保持了毛泽东时代如“两弹一星”的军工航天优势和杂交水稻的农业技术优势之外，中国并没能产生出如毛泽东时代那样实质性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进步的全球竞争优势。
今日中国之繁荣，只不过是依仗继承了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成长培养的富饶劳动力、勘探出的丰富自然资源和建设成的坚实经济基础，通过廉价出卖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获得了物美价廉、薄利多销的比较优势和贫富两极分化罢了。
李远哲教授强调：
“在过去的10年内，我们常听到有人提起亚洲奇迹。但是如果我们从促进经济进步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以及科技知识应用在生产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经济奇迹。如果亚洲国家真要创造经济奇迹，也许要赶快投入科学的研究与高技术发展”（和弦：《名人演讲在北大》，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9月，第205页）。
这样，我们还可以断言：
如果在今后30年内，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若是不能取得如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全面超速的发展进步，那么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培养成长起来的劳动力进入老年之后，中国也就丧失了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将岌岌乎危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损失最小、成绩最大，以大乱实现了大治！
（四）
显然，这个决议所依据的史实是根本不足以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场内乱的。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却又是现今社会主流舆论公认的。
那么，究竟“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个“内乱”法呢？
其实，说来说去，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还就是如邓小平所述，毛泽东自己所总结的：全面内战、打倒一切！
关于“全面内战”，邓小平指出：
“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60页）
确实，“文化大革命”期间：
一没有暴乱，
二没有戒严，
三没有地方闹独立；
所谓“全面内战”不过是对当时曾经出现过的文攻武卫局面的一种形容，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内战呢！
关于“打倒一切”，邓小平强调：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1页）
既然是“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那么就不能算错！
一是、“下级服从上级”这是铁的纪律！不听党国最高领袖的话，至今永远也是该整一下的。
二是、既然“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那么，只是在“四清”中整了农村基层干部是不足以服众的！
这个决议所说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自然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更何况，联想到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会议上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确实，那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也太嚣张了！对毛主席的三令五申，竟然胆敢阳奉阴违、置之不理、一意孤行，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所以，整一下他们那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
至于说：
“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这可就没办法了！而且也同“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必然的关系。
政治家的信仰是坚定的、信念是执著的，政治斗争就是复杂无情的。即便是政党内部，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也是残酷的。
革命党也是如此，这无论是在法国革命大革命时期、还是在苏联共产党时期都有充分的表现。
中国也是如此，无论是国民党廖仲恺被刺，还是共产党的“肃反”皆是如此。
政治争斗的客观性并不取决于是否发动“文化大革命”。建国前的不说，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小的不讲，就说著名的大事吧，名将陈光之死，国家副主席和党的三号领袖高岗之死，刘帅、粟裕大将军的冤案，彭帅的冤案，这都与“文化大革命”无关嘛！
更何况，奸贼害忠良，不绝于史；如毛泽东所言，“统治阶级内部饿狗与饱狗之间的斗争”更是俯拾即是。
古今中外皆如此。
既便是当代的所谓民主政治社会，也是有肯尼迪、萨达特、布托、英·甘地母子等等，大批政治家在政治争斗中死于非命。
谁怨谁屈、孰是孰非，当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标准，而不是以哪个曾被打倒为依据。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说破大天，“文化大革命”也是既没打倒工人，又没打倒农民，更没打倒战士，只不过是打倒了在总人口中占极其少数的一批官员和文人，这怎么能是打倒一切了呢！
再看今日那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心一意谋私利的贪官污吏和反动文人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会有一批官员和文人会被打倒了。
说到这个决议指责“文化大革命”：
“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可又是犯了“幼稚可笑病”！
其实“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又岂止是“文化大革命”，古今中外、至今为止、什么时候都有！
就说汲取了“文化大革命”教训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就说被称之为“历史上最好时期”的今天，不也是照样如此嘛。
如此说来，“文化大革命”何错之有、又乱在了哪里啊？
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错还是有的，乱也确实是乱了的，只不过不是如这个决议所说的那样罢了。
〔注〕：有关毛泽东著作讲话等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书信选集》和《毛泽东著作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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