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十三
杨连旭
（2006-7-17）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这是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由毛泽东主持并贯穿于1958年至1976年这18年间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18年，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全面巩固、兴旺发达的18年，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中国高效发展、生机盎然的18年，是中华民族空前团结高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18年，是中国在 “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封锁中，左冲右突、愤然崛起、杀出重围的18年。
正是这18年中，在毛泽东旗帜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一心、发愤图强，尽管付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损失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试验的代价，可却凭借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势，造就出了社会秩序井然、道德境界高尚，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直逼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好形势。
对此，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进行了全面彻底地否定。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由此，个中原由、众说纷纭、孰是孰非呢？
（一）
有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否定的原因，
不少人归结于邓小平与毛泽东间的个人恩怨；
也有人说是邓小平从那天起就反对毛泽东的治国方法。
这不是心怀叵测之徒的造谣惑众，就是趋炎附势之辈的无稽之谈，都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第一、从中央苏区共同受“左”倾路线排挤，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毛泽东特别保留了邓小平党籍，再到邓小平强调：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0页）
这说明，毛泽东邓小平俩人的感情基础很好！
第二、邓小平特别强调：
“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1页）
这说明，邓小平是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既便是果真与毛泽东有恩怨，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决不会意气用事。
第三、邓小平反复强调：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6页）
这说明，邓小平确实是如己所述：
“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6页）
所以，也不存在他从那天起就反对毛泽东的治国方法的问题。
可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体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8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进行了全面彻底地否定，又确实是由邓小平主持通过的。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时势使然！
本来对待历史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到1978年12月，邓小平还是这样主张的：
“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9页）
但是，仅仅时隔一年多，1981年5月邓小平却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了，并且还特别强调：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页）
那么，都是谁在等、等什么呢？邓小平指出：
“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页）
那么，为什么“不拿出一个东西来”， 从国内来说，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呢？
这样，我们就必须俯瞰这个决议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后，开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东西对立的“冷战”时期，世界列强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形成了第三世界。
此时的中国面临着：
一是、国内“一穷二白”的基础、百废待兴的战争废墟、人口众多劳力紧缺的压力。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只能是以艰苦奋斗为荣！
二是、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和颠覆。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只能是以自力更生为主！
毛泽东时代，国际社会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内社会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时代，是巩固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完成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实现工业基础化的创业时代。
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是以强国为第一要务，不仅必须以工业为主导、实现从无到有的零的突破，而且生产资料和军事工业必须优先增长。
这就必然要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迟乃至牺牲农业、轻工业和非生产性产业的发展。
为此，国家从主观上就必须将主要社会活动纳入计划管理。不仅控制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低速提高，而且控制着劳力的流动和资源要素的投向，束缚个体、压抑个性、限制私欲。
同时，不仅由于经济落后规模小，而且以生产资料产业为主导，钢铁、煤炭、水泥、发电、……，目标单纯明确，计划简单易行，又从客观上提供了计划经济的可能。
正如我们在《计划经济也有“阿希里脚后跟”》中所分析， 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效率取决于三个因素，即经济计划的科学性、经济规模的可控性和经济管理的纪律性。
在其它条件理想情况下，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效率就取决于社会经济秩序的好坏。一旦经济秩序混乱，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低效、无效，乃至负效的。
尤其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官场腐败更会严重破坏经济秩序，造成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出现了低效和无效。
正因如此，毛泽东时代又以“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群众运动“大民主”抑制了腐败、保持了良好的经济秩序。
实施了这种以生产力为重点的赶超战略：
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与人民收入增加滞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与生活资料发展落后，工业的高速增长与农业相对落后，工农产品“剪刀差”与城市高福利这四个结构性矛盾；
另方面，强调长期利益、国家利益、全局观念、大局意识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愿做革命的螺丝钉”的集体主义思想，导致思想的“一花独放”和社会的和睦和谐。
这样，造就出了社会秩序井然、道德境界高尚，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直逼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好形势。
就在此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了深刻的社会变化之中，这必然要求相应的政策和策略的变化。
从当时的国际社会看，出现了三个战略性的变化，形成了“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
其一，苏联在全球争霸中发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侵占阿富汗、进驻金兰湾，迫使美国不得不谋求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中国也就打破了敌对势力的孤立封锁，走向了世界。
其二，世界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生产力进入了质变的革命阶段，发达国家工业结构全面升级换代，向外淘汰转移初级产业，经济呈现出全球加速增长的趋势，这就为中国借助外力加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其三、在美国的扶植下，不仅西欧各国已经复兴成为独立力量，而且日本和东盟国家经济扶摇直上，开始与美国摩擦；不结盟运动如火如荼，世界呈现多极趋势，这就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有机可乘。
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有三个战略性的变化：
一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半文盲为主转变成以中学文化为主、从少儿社会成长为青年社会，劳动力由短缺转变成过剩。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和城市劳力多经济规模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下跌，冲击着原有的体制，形成了就业压力。
二是，国家以城市为基地完成了基本工业的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不仅以往被数量和速度问题所抑制的质量和效益问题开始上升、资源和生态压力突出，而且工业规模超出了社会管理能力，导致计划经济的效率下降，形成了效益压力。
三是，冷战的“窗口经济”发生作用。“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页），形成了富民压力。
社会劳动力过剩和工业规模超出计划经济能力导致原有体制效率下降和社会资金供求矛盾突出的双重压迫，决定了必须放松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
冷战“窗口经济”的作用，决定了必须将发展战略注重富民，社会发展注重消费资料生产，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资料，衣食住行、品种繁多、各有所好，计划经济难以面面俱到，只能交由市场经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就业、效益和富民这三大压力的形成，这样的历史进程和时代背景就从客观上要求乃至压迫着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进行调整：
即从以往的计划经济为重、生产资料优先、国内合作为主调整为计划和市场经济并行、生产和生活资料并重、国内合作与国际竞争并举，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引进外资、走向世界，既恢复经济效率、吸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又迅速扩张经济规模、广开就业门路、实现充分就业、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这样，就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启动市场经济，解放个体、张扬个性。
一句话：必须实施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这本是毛泽东时代孜孜不倦、努力奋斗、梦寐以求的！
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革命论。这样的革命既包括思想道德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革命，更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体制革命。
毛泽东推迟收复香港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为了打破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以图杀出重围、冲向世界。
遗憾的是，关于毛泽东思想，当时的广大干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多数干部，他们还只能理解其中伟大的现实意义，只是专注阶级斗争的政治革命，却不能领会其中深远的历史意义，没有注重经济基础的体制革命。
这样，这些干部就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坚持着“两个凡是”、抵制了改革开放这个战略转变的。
（三）
在中国的发展战略面临艰难抉择的历史关头，邓小平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历史的重任。
他首先发动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从思想上把社会从毛泽东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他随后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替换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干部，从组织上为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转变做好了人事准备。
既便如此，改革开放的战略调整也还是阻力重重。：
第一、由于毛泽东的伟大，人民普遍接受了他的思想。这样，毛泽东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和“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强大惯性，就成为了抵制改革开放战略调整的思想武器。
第二、“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倒过的多数干部，他们虽然支持改革开放战略的调整，可对“文化大革命”却又心有余悸、后顾有忧 ，不能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放开手脚，必欲否定之而后快。
由此，就形成了国内的党内党外两种观点的争执。
如此争执不休、相持不下，势必迟滞改革开放的战略调整，不仅可能延误时机，而且可能引发内乱。所以，邓小平才强调：
“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页）
本来，结束争执、统一看法，把社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实现改革开放这个战略转变上来的方法有两个：
甲、以毛泽东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体制革命思想为武器，统一认识，顺利成章、自然而然地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
乙、揭露毛泽东时代的失误，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和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导致的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缓慢，以破除毛泽东神话，争取人心民意，生拉硬拽硬性地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
可惜的是：
邓小平不仅在历史上只是毛泽东麾下帐前的一员大将，而且思想能力也是稍逊风骚。这样：
一方面，他在当时也并未能全面深刻地领悟到毛泽东思想深远的历史意义；
另方面，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都尚未出现动荡和低潮，也就没有为他提供以资借鉴的现实经验和教训。
由此，他自然也就无力以毛泽东思想实现结束争执、把社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实现改革开放这个战略转变上来的目的。
我们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就如同当年“庐山会议”后期的毛泽东一样，不能得不也不得不以大局为重，相忍为国，屈从于他赖以依靠的支持进行改革开放这个战略调整的社会力量，自食其言、仅仅在时隔二年后，就主持通过了这个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破绽四露、漏洞百出、不能服众的决议。
尽管如此，邓小平却赢得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干部的拥护和部分民众的同情，及时实现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调整。
（四）
对于这个决议的破绽四露、漏洞百出、不能服众，邓小平早就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才说：
“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6页）
真理是经得住任何责难非议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战斗中成长发展的。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当然深知其理。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6页）既然如此，可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不搞强迫”和“不争论”呢？
显然，就是因为这个决议的内容没有能为改革开放做好理论准备。这正如邓小平所提醒的：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8页）
正是由于这个决议虽然提了毛泽东思想，可“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才出现了“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的问题。
不难想像，自1958年起，“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8页），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战天斗地，造就出了社会秩序井然、道德境界高尚，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直逼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好局面，突然间被彻底否定了，怎么可能通的过呢。
正是因为出现了“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所以才出现了“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的情形。
正是因为“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和“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所以才不能争论。
“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那么，现在通过了吗？没有。
所以，邓小平才深有体会、语重心长的教导着：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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