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见之十四
杨连旭
（2006-7-2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不全符合邓小平本意的前提下，提前匆忙完成的，这就必然带有天然的不成熟性，自然也就留下了事故的隐患。
正是由于这个决议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面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毛泽东以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民民主和人民监督、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远历史意义。
这样，自然也就导致了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在不断地发生着、蔓延着。
（一）
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虽然稍逊风骚，可他却毕竟是毛泽东身后的中国第一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过人的远见卓识。所以，尽管经他手形成了这个并不理想的决议，可对于这个决议，他却始终强调：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0页）
同时，邓小平还反复强调：
“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1和299页）
正因如此，所以邓小平依然能够在紧急关头和关键时刻及时地纠正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
尤其是，在经历了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乱和暴乱、目睹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瓦解、国力衰弱，形成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后，邓小平全面深刻地领悟到了毛泽东思想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此，他总结规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的总原则：
甲、在政治上的总原则是：
“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于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48页）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页）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页）
乙、在发展上的总原则是：
“艰苦奋斗还是需要的，前一时期讲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为主也讲得少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49页）
“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3页）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7页）
丙、在方法上的总原则是：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
“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376和377页）
这样，邓小平理论就完整体现出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和国际时局的发展变化深入反思的结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性升华：
其一、为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又增设了保险功能。即在原有的“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突出规定了“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这个基本原则，特别指出了“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和“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这两个决定性因素；
其二、为中国的发展明确了基本道路。即在原有的“改革开放”战略基础上，突出强调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的优势”和“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战略思想。
其三、为后来者，以现代的历史视野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毛泽东错误的认定、为毛泽东平反昭雪，以毛泽东思想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思想武器，结合当代社会实践，全面总结开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创中国发展的新局面，打下了基础、预留了伏笔。
不仅如此，就是在对毛泽东的称呼上，从此以后，邓小平也从此前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改变为以“毛主席”为主。这就充分表现出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领悟和信服、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思念！
到了退休，邓小平更是强调：
“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7页）
（二）
邓小平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胜利迫使居心叵测之徒和心怀异志之辈不得不把自由化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基础领域。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反思击中了这些居心叵测之徒和心怀异志之辈的命门，他们纠集在一起，利用掌握的舆论优势，在全社会范围内全方位的淡化邓小平的反思、歪曲篡改邓小平理论。尤其是在邓小平身后，这些人变换花样，竟然以邓小平的传人自居、欺世盗名、肆无忌惮地打着红旗反红旗：
一是、他们无视邓小平这样的一贯指示：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和372页）
却是利用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教导，把原本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篡改成“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和“不问姓资姓社”。
二是，他们无视邓小平的这样的一贯教导：
“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3和314页）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54和378页），
却是将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页）的论断庸俗化，极力鼓吹什么“腐败有益论”和“赦免企业家原罪论”。
三是，他们不顾邓小平这样的一贯指示：
“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和38页）
却是利用邓小平关于“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极力鼓吹什么“公有制无效论”、“私有制高效论”和“国退民进论”。
四是，他们不顾邓小平这样的一贯教导：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1页）
“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一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中国人干吗？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6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3页）
却利用邓小平关于“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3页）的政策，鼓吹什么“效率优先”、“高薪养廉论” 、 “失业有益论” 和 “牺牲一代人论”
五是，他们不管邓小平这样的一贯教导：
“思想文化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4页）
却极力鼓吹文化卫生部门的产业化。
六是，他们不管邓小平这样的一贯教导：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08和311页）
却利用邓小平关于“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页），极力把“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引发的社会矛盾引向政治领域，鼓吹什么“公有制垄断导致贫富分化论 ”、“政府缩权论”和“共产党非法论”。
七是、他们对邓小平这样的一贯教导置若罔闻：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2页）
“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9页）
“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7页）
却利用邓小平有关“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的论述，极力鼓吹“市场换技术”、“资源换市场”的“比较优势”。
……
就在这些人全面淡化邓小平的反思、歪曲篡改邓小平理论的图谋已经大见成效、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之际，却猝不及防、遭到了社会正义力量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驳。
尽管使出了看家本领、使尽了吃奶的气力，这些人却也还是理屈词穷、力不从心，假仁假义也好、恼羞成怒也罢，任凭百般花样，却也无济于事，转眼之间他们就由社会精英变成为了过街老鼠、直至落水狗。
穷途末路之时，这些人捞到了最后一搏的稻草。
这就是置邓小平这样的一贯教导于不顾：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7页）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8页）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9页）
利用邓小平关于“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4页）否定邓小平关于“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页），极力鼓吹“市场化方向的改革”的“不可动摇论”。
（三）
不错，邓小平确实是说过“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可那说的是“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9页）
是在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2页）这样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不用争论。
正是由于这样的改革开放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共产党的奋斗纲领是在方向上一致的：
“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1页）
所以，在具体方法上是完全可以如邓小平所言：“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可现如今，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强调的：
“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1页）
已经成为了现实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标志都已经发出了预警警报！在社会经济中，
第一、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甚至低于了当年国民党统治时期；
第二、贫富两极分化已经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甚至超出了现今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再次面临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抉择！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今之中国有着天壤之别的很好社会发展基础，可是为什么却是：
第一、愈来愈不和谐了呢？
第二、愈来愈失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全球竞争优势了呢？
根本原因，就是违反了邓小平的意愿：
一是、否定了他关于“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个伟大教导；
二是、否定了他关于“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的美好心愿；
三是、在指导思想上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取代了“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这样，就导致了社会思想的固步自封、无法创新，给错误思想以可乘之机，让反动理论乘虚而入，误导出了与社会主义方向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形成了社会阶级分化、矛盾四起，发展战略失误、危机四伏。
所以，当今中国正面临着以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毛泽东错误的认定为突破，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融会贯通，解放思想、解除禁区，总结经验、正本清源，汲取教训、拨乱反正，与时俱进、推陈创新的历史重任。
这情形，仿佛是当年邓小平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初的再现。只不过那时面对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左”派，如今面临的却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派罢了。
本来，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反思所产生的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性升华，已经完整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打击居心叵测和心怀异志之徒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但是，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毛泽东错误的认定，依然禁锢着社会思想，社会也就无法完整理解和准确掌握邓小平理论了。
解放思想、推陈创新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更是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唤！
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资本主义“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既是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也是违反了共产党的奋斗纲领的。这已经不是什么反思和争论的问题了，必须是如邓小平所指出：
“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1页）
他教导我们：
“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9页）
自此，全文结束。
本文排除了他人的个人传记和野史传言，仅仅就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自身矛盾为突破，以在这个决议之后并依据这个决议的精神，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邓小平文选》中反映的事实为依据，全面否定了这个决议有关毛泽东错误的认定。意图就是：
避免论证情绪化的狭隘、保持论据论述的理性公正，融会贯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反对形而上学的极端性和绝对化，纠正与社会主义方向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
真诚地欢迎猛烈地理性批判！
反毛、反共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你们倘若能理性地将本文批驳得体无完肤，
那么，我觉得举国上下就必定会心悦诚服地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毛泽东错误的认定，团结一心地追随你们：
第一、坚决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否定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否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人民民主和人民监督、否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否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
第二、不可动摇地坚持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治安恶化、生态环境恶劣、教育卫生蜕化为特征、以阶级剥削和压迫为动力、以依赖国际资本主义为出路的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决不动摇。
这样，也就省却了社会争论，防止了社会分裂。
如果你们望而却步、哑口无言，可却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那就证明：你们在中国是明知故犯地肆意捣乱破坏、祸国殃民，心甘情愿地充当民族败类、人民公敌！
这样，党国和人民就有足够的理由抛弃你们。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和一切追求进步人民的心中。
这是任何势力也否定不了的，也是迄今为止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历史事实。
这样，我们就应该彻底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毛泽东错误的认定，为毛泽东平反昭雪，以邓小平制定的标准对改革进行阶段性的验收：
凡是有损于国家的主权和国家的安全；
凡有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
凡无益于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
凡无利于人民民主和人民监督；
凡损害人民生活质量、不能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总之，不管是什么化的改革，无论是谁说不能动摇，只要是与社会主义方向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就必须都废除掉。
这是邓小平的期望！也是人民的心愿。
其实，这已经是无需争论的现实，需要的是勇气和决心。邓小平就强调：
“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2页）
所以，也不妨学学当初的邓小平，满足居心叵测和心怀异志之流 “不争论”的心愿，不管什么人说三道四也是只顾否定“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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