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毛泽东怎样代表中国对斯大林表示不高兴、对赫鲁晓夫说不
——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书名说开去
(2009-04-27 08:24:42)
朱永嘉
近日报刊和网络上热议过一本书，书名叫《中国不高兴》，连带前面写的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有批评者，也有支持者，这二本书我都没有读过。所以引起热议，是这二本书的书名刺人的眼球。不仅引起中国媒体关注，也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认为这是一本民族主义的书。中国媒体关注这本书，是认为他妖魔化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知识精英。由于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不能就书的内容发表什么意见，只想就书题谈一点感想。任何人碰到任何事，都可以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说到底无非是二种态度，yes or no，即：可以，或者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时，就是高兴，或者不高兴。从一个国家讲，也是如此。对待与我国相关的事务，应该能说可以，或者不可以；表示高兴和欣慰，或着不高兴，甚至表示愤怒和谴责，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其表达方式可以是非常婉转的，也可以是非常激烈的。至于这种表达的是与非，那就要视具体事情而言。不能过于抽象，如果只能说是，那就有一点奴颜婢膝了；说不，也不一定就是民族主义。总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回顾一下中国的近代史，一八四〇年以来，有百余年屈辱的历史。在世界列强面前，中国是很难说不的。在洋枪洋炮的威逼下，即使不高兴，也不能说，只能忍痛签字认可不平等条约。李鸿章能在马关对日本人说不吗？只能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而且还挨了枪子儿。只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才能昂首挺胸地说不，表示自己的不高兴。这本来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权利嘛！完全应该理直气壮，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个代表中国表示不高兴的不是别人，是毛泽东。记得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等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我们打算这样签发：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是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和实现和平的。”对于这份电报毛泽东表示不高兴，直到一九五七年，毛泽东还说：“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他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会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开始了他的苏联之行。他见到斯大林，毛泽东是那样表述他与斯大林的初次会面：他说自己从感情上讲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而当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毛和他吵得很厉害。有一次在电话中与斯大林吵起来，斯大林把电话线挂断了。那时毛泽东对苏联驻中国的代表科瓦廖夫发脾气，拍桌子；毛说，他在苏联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为什么双方相处那么不融洽？那是因为斯大林没有以平等的态度尊重我们国家的权利，他想保留国民党时期留下的不平等条约，不愿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他要保持雅尔塔协定苏联在东北与新疆的特权。最终双方作了让步，毛这样的不高兴是应该的。
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毛泽东是公开对苏联说不的第一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说不了。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后来的历史证明毛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造成了许多动荡不安的局面，出了漏子。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和说明往往涉及二个侧面。一是历史本来的真实情况，二是现实生活利害的权衡。斯大林的问题就涉及这二个侧面，斯大林当然有错。有一个如何说、什么时候说、至于要说的内容还有一个对受众影响的考虑。说的话，不仅应讲其然，还要说明其所以然。说明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赫鲁晓夫如此鲁莽地做秘密报告，结果是捅了漏子。接着而来的便是波兰事件，五六年的十月十七日开始，苏联调动军队进逼华沙，波兰也开始调动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毛听到情况报告说：“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毛迅速召见苏联驻中国的大使尤金，他说：“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们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就这样干脆利落地向苏共和赫鲁晓夫说不。制止了苏联出兵波兰的事件，接下来一九五八年，苏联提出与中国合作在中国南方建立长波电台，和在中国渤海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于是毛泽东再次召见尤金大使，他说：“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多，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出合营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要合营，一切都合营，海陆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他还对尤金说：“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讲的只使我不高兴，请你照样告诉赫鲁晓夫，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自己现在又要搞斯大林的东西。”接着赫鲁晓夫直接到北京来与毛泽东谈，毛泽东的态度仍然很坚决，使赫鲁晓夫感觉到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问题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引起毛泽东如此强烈的反应。关于合营的问题中国现在虽然放开了，但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国家机密、军事主权、国家通讯机密我们仍然拒绝外资的进入，有一些部门仍然要保持国家的垄断地位，也就是这个道理。因它涉及到我们国家主权的问题，不可能什么都向外开放，什么都市场化。即使合营也有限制，比如我们必须保持百分之五十一的主权，在金融问题上也一样，中央银行永远也不会与外国合营的。
接下来是炮击金门、马祖的问题，由于事先没有与赫鲁晓夫打招呼，又引起赫的不满，他们担心台海冲突引起中美冲突，中国无法控制局势，从而把苏联拖进战争，并且妨碍他正在努力实施美苏合作的全局，所以派外长葛罗米柯到中国来了解情况。毛泽东告诉葛罗米柯，“我们炮击金马，不是要打台湾，也不是要登陆金门、马祖，而是要调动美国人。你们放心，我们是要调动美国人。”后来赫鲁晓夫表示愿意派导弹轰炸机来福建前线，毛泽东又拒绝了。毛泽东敢于如此对苏联、苏共、赫鲁晓夫说不，如此表示自己的不高兴，是履行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能，是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这样做是应该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凡是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说不；在国际事务上，凡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我们当然可以说不；对于国际上支持藏独、台独、东突的反华声音我们当然可以说不高兴。当然这不是摆大国沙文主义的架子，盛气凌人。
今天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与五十年前大不相同了，今天的国际关系也与过去不同，我们的一举一动更受世界各国关注，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更加重了。在经济不断趋向于全球化的状况下，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利益还是有差异的。我们既要考虑全球经济、地区经济的共同利益，也得考虑我们自身的国家利益啊！我们买了那么多美国国债，对美元贬值我们也能表示高兴吗？当然应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我记得温总理在3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中国确实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确实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指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我们当然可以在国际货币储备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是究竟如何表示、怎样表示、由谁来表示、早说还是晚说，都有讲究，这不仅仅是表示的问题，更得讲究效果，因为它可不是情绪的宣泄，这次周小川在网上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关于储备率问题的思考》、《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三篇文章，在国际货币关系问题上、在G20会议前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用这种方式提出中国的主张，告诉世界对现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现状我们不满意，希望进行改革，这完全应该。而且由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网上发表文章，方式方法也很好，给了美国面子，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根据事态的发展，完全能可进可退。经济全球化，但政治上没有一体化，别人侵犯我们南海的主权，我们当然要作出鲜明反应。在过去的冷战时代，我们处于被孤立状态的情况下尚且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说不，表示过自己的不高兴，今天我们所处时代虽然有变化、环境有变化，对于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仍然应该有自己鲜明的态度，既有政府的态度，也有民众的态度，二者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千万不要让贾桂思想在我们脑子里作怪，有的奴才在洋人面前跪惯了，连自己站起来走路也不会了。除国家关系外，我们仍然不能忘记世界上总有那么一股反华势力，他们仍然希望颠覆我们的国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唯恐中国不乱，总在那里想方设法地给我们添乱子，这也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现在许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亡国奴的苦难，我是经历过的。在抗日战争日本占领上海租界的时侯，曾经封锁我家所住区域，76号特务机关的日本人曾将我父母抓去，使我流浪在外，那时本人只有十一、二岁。父亲被释放时是带着手铐出来的，据监狱的看管人员说钥匙掉了，是家人在狱外请钥匠把手铐打开的。那种外国人统治下的屈辱日子至今历历在目。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外滩看到过外国的海军军舰和水兵们横行霸道的行径，那时上海有过外国水兵打死人力车夫藏大咬子的事件，当时我还上街参加过抗议，所以那时唱“九一八”那种爱国主义流亡歌曲的感受与现在唱它可不一样，那时唱义勇军进行曲可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怎么能丢下我们的爱国主义传统呢？时代前进了，形势好转了，但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做人要有一点爱国主义的民族气节，要有一点不屈不饶的精神。怎么能有奶便是娘，见钱就眼开呢？
记得在一九七二年末，毛泽东曾经通过姚文元要我们为他注释和标点过《明史·朱升传》。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批语中写道：“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目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做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我们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不是为了去欺侮别人，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论语·颜渊》记载仲弓问仁时，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我们不喜欢别人欺侮我们，那我们也不能去欺侮别人。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不要去结怨，处理家族之间的关系时，也不要去结下仇恨。不称霸，也就是不搞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毛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他反复讲过一个原则，便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坚持一个自卫的原则。在中印、中苏边境冲突时，我们是如此做的，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做的。后来我记得邓小平也曾讲过在国际关系上，我们不出头。也就是不做老大，平等待人，在国际上保持一个和谐、平等、友好的相互关系，这也是我们为人的基本准则，所以想做“世界老大”那种想法，就不对了。4月23日下午，胡锦涛主席在青岛参加中国海军建军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指出：“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永远不称霸。”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胡锦涛，这个不称霸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有些人喜欢张牙舞爪的姿态不好。当代的年轻人应该向老一辈为建立共和国奋斗终身的革命家学习，学习他们是如何对待强权和侵略的，在取得胜利以后，又如何平等地对待和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老话，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今天强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是先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决不能自卑自贱，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什么都不好，也不能忘乎所以地自高自大，尾巴翘到天上去，想称王称霸，盲目地自以为自己什么都好，那样都是要摔跟头的，并且摔一个粉身碎骨。这二本书毕竟是几个青年人为了搞一二本畅销书，选了二个吸引别人眼球，并且非常刺眼的题目，这些小玩意儿掀不起大浪，用不了多少日子便会烟消云散的，所以值不得精英们当一回事去大惊小怪。民众中有一点民族情绪并非都是坏事，当然有时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界限并不那么分得清楚，只要主流意识头脑保持清醒不让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成气候就行了。
本文中关于中苏关系的内容都是来自伊明、罗锋编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蒲国良著的《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这是二本值得一读的好书，还有就是《中国青年报》上的一些相关报道。所以我把这篇短文也作为读书读报漫谈之二。
200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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