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锐诬害毛泽东必须露揭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这是李锐的捏造。事实是，1959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会上，毛泽东主席发表多次讲话，都是纠“五风”的，并且号召大家要学习海瑞精神，“要敢于犯颜直谏，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都不如。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要讲，有缺点要改的空气，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要有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要大家学习海瑞精神，就是要大家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敢于反对抵制“五风”，特别是对当时，要敢于抵制高指标风。当时党内以刘xx同志为首的一批中央高级领导人一直反对毛主席提出要压缩“四大指标”的意见，把1959年的“四大指标”定得很高，如粮食生产指标订为：一万零五百亿斤。这样的高指标一压下去，必然会出现强命令风、瞎指挥风和浮夸风。刘少奇等人已把“四大指标”写上《政府工作报告》，并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毛主席心急如焚，立即于1959年4月29日，以个人名义，给全国六级干部写信，号召大家要敢于抵制上级规定的高指标，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胡来。为便于读者研究澄清事实，兹将毛泽东写的《党内通信》摘录如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好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插秧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分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分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略）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指毛泽东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引者注。）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当时作为中央水电部副部长和所谓“毛主席的兼职秘书”（李锐自己说的——笔者注）的李锐，对毛泽东的这封反对高指标、反对瞎指挥、反对搞浮夸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讲真话的信的内容是知道的。可是毛泽东一逝世，李锐一得势，就制造谎言，故意陷害毛泽东。胡说在1959年4月中旬：“上海会议期间，我问他为什么相信亩产万斤粮食的说法。他说，我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就相信了。”李锐居然心术坏到如此地步！
李锐可能发现他陷害毛泽东的谎言太露骨，于是到了1991年，他又改口说，他是1958年12月，在武昌会议期间，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这篇文章对毛泽东固然起了作用，但当时毛泽东恐怕主要还是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者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李锐《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六十一辑，1997年3月出版，第63页）
第二年，李锐获美国聘请为“客座教授”，到美国某大学搞“讲座”，就是采用这一材料讲的。
李锐又制造谎言了！事实上，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就是毛泽东主持纠“五风”的会议。并且还作出了《决议》。会议初期，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种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在会议的《决议》（草案）中，在批评浮夸风这一问题，毛泽东加了以下文字：“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项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对此，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同志作了证实。他说：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就已向全党发出了告诫：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到了6月，毛主席又建议召开全国报社主编工作会议，坚决煞住“五风”，可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不予理睬。到了10月份，“毛主席又派我和田家英同志深入河南省调查‘五风’情况……”（吴冷西《忆毛主席》）
对此，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同志也作了证实。他说：“应当公道地说，对于1958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要纠正的。在他的提议和主持下，党中央在这年11月初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下半月开了武昌会议，1959年2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5月（应是4月——笔者注）开了上海会议，直到7月底庐山会议的初期，都是纠‘左’的错误。在这几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从理论、政策上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法则，实行按劳分配，反对超阶段和剥夺农民。强调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共产主义科学原理。主张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反对少谋武断，脑子僵化，计划留缺口，还指出，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基本的问题，一定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要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幸亏毛泽东留下了讲话和通信文件，幸亏有吴冷西、薄一波两位同志证明，要不然，李锐向毛泽东泼下的这一身污水，跳下黄河也洗不清！
想不到李锐竟如此卑鄙，竟然采用如此恶劣手段诬害毛泽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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