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在革命老区福建龙岩连城的新泉对红四军中大量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深入调查和初步整顿，从而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毛泽东开展新泉整训的历史背景
1929年，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离开赣南入闽，在打开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新局面的同时，由于部队结构的变化，斗争环境的改变以及艰巨的工作任务，红四军内部面临新的考验，由此构成了新泉整训的历史背景。
第一，革命队伍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特点以及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而武装斗争的依靠力量是军队，因此，如何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根本问题。虽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注意加强军队的思想建设，力图将主要由农民和旧军队组成的红军建设成能执行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革命军队，但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特别在1929年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到赣南、闽西时，由于战争造成的减员和新兵员的补充，部队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的红军构成正如陈毅在同年9月份向中央汇报时指出的：四军官兵的成分，(1)历史的：叶贺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此项人数约占十分之二左右，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二左右。由此可见，红四军的成员大多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被俘虏过来经改编的旧军队士兵，中下级军事指挥人员甚至是高级军官也大多来自旧军队。部队结构的复杂性为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毛泽东把此时红四军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归纳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类别，他还明确指出，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
第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经受严峻考验。自从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以来，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摆脱了秋收起义失败的颓丧之气，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也得到巨大提升，确保了红军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打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站稳了脚跟。但是，随着红四军进入闽西后，由于频繁的军事行动，部队中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同时部队亦无暇开展正常的思想教育和党内理论教育活动，直接导致红军的政治素质下降。此外，新兵员补充过程中使部队的成分更加复杂化，使得红四军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滋长。这些错误思想的存在与发展，最终引发了红四军内部关于建军原则的大争论。1929年6月，红四军因要不要在前委下再设军委及前委与军委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军委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质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问题〔2〕。尽管军委的问题在上杭的白沙会议勉强得到解决，但由此带来的后续争论并没结束。为了统一思想，解决分歧，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但大会只是采取折中与调和的办法解决争论问题，会上不仅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而且毛泽东本人还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前委书记一职也被陈毅所取代。不过，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离开而得到解决，相反日益滋长起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部队的发展起着严重的干扰作用。为此，红四军的许多干部都希望毛泽东返回主持前委工作，以扭转部队中出现的不健康局面。
第三，党的工作重心面临新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因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影响，城市工作一直是我党的工作重心。尽管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但在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中央，一方面是以李立三为首的把持大权的同志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上，一直是过高估计了城市工人运动，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3〕。另一方面，作为当时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则已初步把握了中国革命的一些规律性问题，比如他已认识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4〕，“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5〕。中央对工作重心的不同意见必然导致地方无所适从。以红四军为例，既有像毛泽东那样对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有着牢固信念的典型代表，也出现以林彪为代表的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动摇派，但由于当时执掌中央领导权的同志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把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从而使“城市中心论”一直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即使在多次城市武装暴动失败和农村割据斗争蓬勃发展的正反两方面事实的对比面前，中央的领导同志仍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现实，迫切希望和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提前同反动派较量。中央的这些错误指令反映到红四军就表现为部队的官兵看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希望，由此导致他们不愿意做艰苦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对建立苏维埃，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和农村中的党组织，不关心或不大关心，不积极做群众工作”〔6〕，喜欢“走州过府”，搞流动游击。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在实践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
二、毛泽东开展新泉整训的主要内容
新泉是闽西重镇，交通要隘，北通连城、长汀和江西瑞金，南通上杭、永定和广东潮汕，东通龙岩、漳州和厦门，地理形势十分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对此并不陌生，整训前他曾几次带兵驻扎过新泉。1929年5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等人率红四军抵达该地，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武装斗争，该月下旬攻打龙岩时，当地农民武装30多人参加了斗争。同年6月中旬，毛泽东再次带领部队回到新泉，在他直接领导下建立了连城第一个红色政权——连南区革命委员会，并在此组建了红四军第四纵队，将连南农民武装改编为第四纵队第十大队。毛泽东还指示地方党政负责人创办新泉工农妇女夜校，使夜校成为提高当地妇女思想觉悟，推动革命斗争的重要场所。
面对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11月28日，回到部队的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贯彻执行中央“九月来信”指示。会议在分析时局和红四军内部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决定：一、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毛泽东深知，彻底纠正部队中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肃清旧军队影响，是提高广大指战员斗争觉悟，实现党对红军政治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关键，因此，要完成前两项工作必须以做好最后一项工作为前提。于是，一场全军的思想整顿运动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新泉整训则是这场整顿运动的序曲和重要组成部分。整训是从12月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驻扎进连城的新泉开始的，前后持续了十多天之久。新泉整训包括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两个内容，其中军事训练由朱德负责，目的是严肃军人风纪，提高作战本领。政治整顿则由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旨在让指战员明确红军的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整训期间，毛泽东围绕红四军中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开创性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举行各种调查会，摸清部队官兵思想问题及其根源，为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做了前期准备。召开调查会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攻陷长汀城后，毛泽东曾组织召开了由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老私塾先生、老佃农、无业游民等六种人参加的座谈会，借此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阶级状况和民情风俗。正是这些调查结果，为一周后他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制定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提供了依据。1929年7月，回到地方的毛泽东在中共闽西“一大”召开之前，发现与会代表对闽西的革命形势和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便推迟开会时间，让代表分散到各地开展一个多星期的调查，自己则主持参加各种座谈会，了解实际情况，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准备材料。重回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尽管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了如指掌，但为了提高整顿效率，整训期间，他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就部队的错误思想进行深入调查。比如，部队到达新泉后，毛泽东就在其住所“望云草室”的小厅里召开红四军支队长、支队党代表以上干部约20余人的为期两天的调查会。调查会上，毛泽东亲自发问、亲自作记录，并同与会者一起探讨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深入连队，召开士兵调查会，听取战士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表现的意见。为了使了解的情况更准确、更全面，解决问题的措施更得力，毛泽东还邀请红军指战员到“望云草室”座谈，真诚地请他们提意见、反映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还和陈毅一起召集由红四军党内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再次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此外，毛泽东还深入附近的农村，步行到离新泉五里外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收集农民对红军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内存在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从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为提高官兵、军民的思想觉悟做了大量工作。政治建军是我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重要标志，是我党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重要制度，新泉整训无疑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整训期间，毛泽东体会到“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7〕。因此，他把思想政治工作娴熟地结合于各种调查会中，分别做好三类人的思想工作：一是党员干部。召开调查会时，毛泽东既认真倾听干部的意见，也注意做好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对持有错误观点的同志进行耐心的说服和帮助，启发他们自觉提高认识。如在与干部座谈中，针对有些人存在“军队只管打仗，至于苏维埃政权、群众工作等大可不必去做”的错误看法，毛泽东循循善诱地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应该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的使命，否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8〕。二是普通士兵。整训期间，毛泽东借调查会的机会向士兵讲事实，摆道理，提高广大战士的思想认识，号召战士们起来为彻底肃清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而斗争。如在士兵调查会上，当有士兵提出“红军中官长骑马，士兵走路不合理”的意见时，毛泽东在认真做好记录的同时，更是耐心进行说服教育，指出绝对的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9〕。在与战士们就部队中存在的肉刑问题进行交流时，毛泽东既肯定了废止肉刑、打消官兵隔阂的必要性，又提出战士要更加自觉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纪律的要求。三是发动部队内部开展大讨论，让官兵在讨论中认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和纠正这一错误思想的必要性，从而达到思想的统一。整训期间，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红四军各个大队、中队、班都对红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根源以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使新泉整训成为一场广大指战员全员参加的思想政治运动。
第三，加强组织纪律建设，为打造新型人民军队提供纪律保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部队的纪律建设，他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整训期间，毛泽东结合当地妇女常集结于溪边洗衣服的实际情况，与朱德、陈毅商议，最后在“六项注意”的墓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形成我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全军贯彻执行。这两条规定丰富和完善了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纪律建设的内容，既充分体现了红军尊重当地百姓生活习惯的优良传统，又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纪律保障。
总之，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整顿，全军指战员初步认识到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四军的危害，认识到纠正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军队建设乃至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从而使全军官兵的思想达到初步统一。
三、新泉整训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第一，新泉整训是古田会议前毛泽东对红四军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初步整顿的思想政治运动，是古田会议的预备会。仔细考察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断定，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固然起了主要作用，但如果不开展新泉整训，对红四军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彻底的了解和初步的整顿，很难想象红四军广大将士的思想能够由原来在建军原则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达到高度团结和统一。古田会议作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它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决议彻底地批判了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军以来同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经验，从根本上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解决了我党我军建设的方向、路线等重大问题，这一决议正是毛泽东集中新泉整训期间的调查研究成果撰写而成的。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坚决贯彻执行决议精神，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再次整顿，全军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纠正了不良倾向，“全军面貌为之一新，迎来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大发展。两年之后，原来不足四千人的红四军，发展成了有三万将士的红一方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数十万人的三次围剿；根据地发展成了几占江西省半壁山河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0〕。由此可见，新泉整训是红四军建设史上的重大创举。
第二，新泉整训丰富了军队政治工作经验。新泉整训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一次正规化整训。毛泽东领导的政治整顿的内容和方式，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集中体现，也是手段多样、成效显著的思想政治工作典型案例。其表现在于：一是关心群众生活，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整训期间，毛泽东既重视挖掘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根源，更注重立足实际，关注官兵、民众所关心的切身问题，他通过调查会，以集体座谈、个别交流、探讨沟通等方式，就官兵关心的肉刑、党组织约束以及农民关心的地租剥削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调研，并耐心细致地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官兵、军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收到良好的效果。二是开创了利用重大纪念日开展政治工作的先河。整训期间，恰值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借此组织了包括纪念大会、阅兵仪式、游行和军民联欢会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他和朱德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并检阅了经过整训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会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军民自编自演的联欢会则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整训工作也由此宣告结束。
第三，新泉整训深化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式。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注重调查研究，投身革命后，他更是把深入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作为打开革命新局面的重要途径。大革命时期，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徒步32天的实地考察之后总结出来的杰作。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土地革命时期，身处偏僻山沟的毛泽东，只要时间、环境允许，他都要抽空开展调查研究，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制定革命政策和决策的依据。在新泉整训的十多天时间里，从“望云草室”到农家住户，从部队营地到练兵场，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调查会，对部队中存在的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以及如何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广泛听取官兵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收集了多方面的材料，进一步摸清红四军内存在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在此基础上，他又进行认真梳理分析，其不朽之作《古田会议决议》由此诞生了。从此以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这一工作方式，成为毛泽东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和行之有效的法宝。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769．
〔3〕蒋伯英．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251.
〔4〕〔5〕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2，33．
〔6〕肖克．伟大的建军纲领〔J〕．红旗，1979，(8)．
〔7〕〔8〕〔9〕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4，79，84．
〔10〕李伟．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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