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进军西藏内情－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的追忆

1950年进军西藏内情－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的追忆

    

    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段时间，阴法唐老人也格外地忙，6月28日下午，记者去阴老家采访时得悉，连日来他活动不断，上午刚接受了另一家媒体的采访。今年84岁的阴法唐和西藏有着几十年的不解之缘。1950年，他作为18军52师副政委率部入藏，并连续在西藏工作二十余年；1980年，他第二次进藏工作，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老用两个多小时向记者详细回顾了1950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和进军过程，中央一些电报的日期和内容，进军中的部署和步骤，他都有准确和清晰的记忆。作为当事人，他的回忆，无疑将成为留给后人的一段真实和珍贵的信史。 

                                  中央决策前后

    阴法唐告诉记者，建国前夕，中共中央已把解决西藏问题列入议事日程。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说，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比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不应操之过急。西藏的问题比较特殊和复杂。阴老说，全面了解西藏的情况，是很难做到的。他举了个很形象的例子：有一次日喀则地区开会，各县穿各自的服装，结果是十几个县，一个县一个样。 
    1949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听说班禅到了兰州，打兰州时要特别注意尊重、保护班禅和甘、青两省的西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准备。阴法唐说，毛泽东并没有像有些媒体后来所称，给一野下达进藏的具体任务。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就西南、西北作战部署致电彭德怀：“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60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把解决西藏问题的任务明确交给二野。毛用了“经营”一词，耐人寻味。 
    阴老说，后来形势有所变化。国民党军队集中了八九十万，固守四川，二野的任务加重。而西北战事结束得早，新疆已和平解放。11月23日，毛泽东再就解决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就现在的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事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彭德怀随即派人调查了解自青海、新疆入藏的情况，结果是困难甚大，难以克服。如入藏任务归西北军区担任，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彭即将此情况报告中央并毛主席。 
    毛泽东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此时对解决西藏问题已有新的考虑，从“暂缓”转向“宜早不宜迟”。他接到彭德怀的电报时，正在苏联访问，即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并指示“应当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还提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西南局在接到电报的当天即在重庆召开会议，制定入藏计划，决定入藏部队。刘邓首长认为5兵团18军军长张国华有开辟新区的工作经验，政治、军事工作都干过，确定他为入藏部队负责人，由他在二野随意选择三个师，张表示还是带自己的部队。随后刘邓将进军西藏的计划上报中央，1月10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这就是不久之后，即1月24日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共西藏工委。
 
                               入藏前的种种准备

    成都战役结束后，二野的部队本已准备“安家”于云贵川康等地方。阴老说，18军原定去贵州，后改在川南的庐州、宜宾、自贡等地，较四川其他地区特别是贵州条件要好，大家都很满意，有的部队已向驻防地开拔。此时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停止行动，原地待命，师以上主要干部到重庆开会。二野首长历来只给兵团一级交待任务，这一次召集师一级干部开会，必然有特殊情况。大家猜测纷纷：海南岛、台湾……最后还是想到了西藏。阴老说，原本已确定去川南条件不错的几个地方安家，转而改为进藏，对部队的情绪影响很大，艰苦、生死、婚姻、家庭等等，一下子都成了部队面临的很直接很现实的问题。刘邓首长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讲进藏的意义，讲大局观，强调任务的艰巨性和光荣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传达上级指示和学习形势任务，如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及阶级教育等等以后，部队的思想逐渐转变过来，情绪由低迷而高涨。18军原准备留一些人在四川，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进军西藏成了热门，反倒没什么人愿意留下，其他部队也不乏踊跃报名支援18军者，甚至不少女同志也要求加入进军西藏的行列。只有个别人例外，阴老提到了“文革”中靠造反起家在四川风云一时的刘阶挺，当年任团副政委，即是因死活不肯进藏而离开部队的个别人之一。阴老说，18军军长张国华亲来52师动员，给部队鼓劲。他告诉指战员，我们不去，别人也要去。过去配合大部队解放大城市，现在是一个军去解放西藏，任务光荣而艰巨，但也没那么可怕。 
    接下来，部队转入入藏前的准备工作阶段。阴老说，进军西藏前的准备工作较之进军其他地方，要复杂得多，他向记者罗列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思想准备（传达和学习中央指示，领会进军西藏的意义等）；二、政策准备（了解西藏的概况，掌握必要的藏语和民族宗教知识与政策）；三、物资准备（衣食住行都在准备之列。每个战士要背足半个月的粮食（包括蛋黄蜡、燃料等）及春夏秋冬的衣服及帐篷等等；四、军事训练（侧重高原行军和作战）；五、体育锻炼（每个战士须负重70斤左右在高原上行军，因而事先的负重行军训练是腿绑沙袋，背负石头、铁锅、磨盘等等，马匹也要进行训练，保证人马健康）。 
    其他方面的准备也在进行当中。阴老说，西南局首长贺龙在成都获悉进藏任务后，马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来许多专家，包括华西大学著名教授李安宅、副教授于式玉、四川大学教授任乃强和法尊大师谢国安等，研究情况，讨论进藏的注意事项等。18军还专门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制定了三十多条相关政策。 
    大部队行动前，先派出了两支先遣部队。阴法唐所在的18军52师奉命作为进藏先遣部队，由师长率一个团先开往西康的甘孜，在那里建一个进军基地，并为后续大部队掩护和参加修筑公路，调查社会情况，做统战和群众工作。阴老说，当年成都到雅安通公路，雅安到甘孜则须徒步行进。52师的先遣部队于1950年3月出发。南边另一支先遣部队则由53师副政委带队于7月出发，开往巴塘。大部队在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修好后于1950年8月底9月初出发。 

                                  战争与和平

    解放西藏，部队必须开进去，但这并非意味着使用战争手段。对此，中共中央有明确的态度。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争取以北平和绥远方式解决尚待解放的各地问题。1950年1月18日，朱德在政务院西藏问题讨论会上讲到，“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电报中也明确强调：“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阴老告诉记者，建立仅数月的新中国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国家利用派出的驻印度大使直接做西藏上层人士的工作；二、派人去西藏谈判，共派去（或拟去）四批人员：第一批从青海出发，携有青海省副省长写给西藏摄政人物的信函，对方收了信，也回了信，没有表态便把使者送出西藏。第二批是曾在西藏学经的志清密悟大师，被阻于金沙江东未能成行。第三批是青海派出的活佛劝和团，包括达赖的哥哥和两个活佛，其中二人一到那曲即遭软禁。第四批是西康的五世格达活佛，当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甘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系进步僧人。他与朱德相识，关系很好，一再要求到拉萨劝和，结果途中在昌都遇害；三、前线部队直接写信给藏军领导人。甘孜先遣部队曾致信昌都军政总管，表达了我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真诚愿望。 
    中共中央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另一方面也着手制定各项政策。中央要西南局和西北局分别提出有关政策。西北报了六条；西南报了四条，包括西藏回归中国大家庭，实行区域自治，政治制度不宜改变等。中央认为西南局上报的四条较好，但作为谈判条件尚有不足。后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又增补为十条，毛泽东阅后表示满意，只在个别地方加了一句话。这就是十大政策，也称为十大条件，后来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然而，中央政府的种种和平努力，西藏统治者不仅不响应，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扩充兵力，训练军官，购买武器弹药，调兵遣将。把十个团扩大为十六个团，藏军大部分调到昌都周围，以金沙江为防线，阻止解放军前进。我军在求和不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应战。阴老说，不打不能和，打也是为了和，所谓“以战求和”是最终目的。这一战，即著名的昌都战役。 
    阴老向记者详细回顾了我军的部署和调配。参战兵力有18军52师，53师一个团（157团），青海骑兵支队（600人，800匹马），云南一个团（126团两个营、125团一个营），18军三个直属营。主要兵力在北部（52师、三个直属营、青海骑兵支队等）。南部云南这个团分别向扎那和碧土发起攻击，一路俘民兵大队长那恩等人，一路俘左贡宗本（县长）以下395人。157团歼灭藏军第九团一个连后，该团团长格桑旺堆率其余部队起义。战事主要集中在北部，我军兵分三路从甘孜和邓柯挺进昌都：左路正面两个营，强渡金沙江后即追歼向觉雍撤退之藏军；中路侧面（东北）两个团、一个炮兵营，由吴忠师长、陈子植副师长与政治部主任周家鼎指挥，分别铲除前进道路的藏军后，于19日占领昌都，并俘藏军200余人。 
    阴法唐时任52师副政委，与参谋长李明率一个团及骑兵侦察连、炮兵从西康过金沙江，到西藏昌都地区后，向北行至青海玉树，与骑兵支队汇合，组成强大的右路迂回部队，经青海省的囊谦县，边打边前进，越过西藏的类乌齐，到达昌都西边的恩达，把昌都的后路截断，然后向东包围昌都，把昌都西撤的藏军堵住。部队于10月6日过江，10月19日到达昌都背后的恩达，14天行程1400华里，平均每天走一百多里。18日自昌都向西溃退的藏军没有料到，正落入我军的包围圈。藏军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撤回到朱古寺，随即派人与我军联系，谈判后放下武器，并协助解放军处理被俘人员（发给银元和马匹），至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昌都战役，从1950年10月6日开始，至10月24日结束，历时19天，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但由于山高（梅里雪山海拔6000多米，5000多米的山更多），江河多，高寒缺氧，战线长，负重大（战士一般在70斤左右，女同志也背四五十斤），供应跟不上，医疗条件差，加之任务要求急，出现许多想象不到的问题。病、饿、累等，减员甚多。青海骑兵支队马匹伤亡过半，只好多数骑兵改为步兵，有的部队连续行军20至36个小时，有的部队连续4天断粮，只得忍痛杀驮畜充饥。 
    战役结束，阿沛等西藏官员被送回昌都时，18军副政委王其梅亲自组织欢迎，把阿沛原住房腾出来仍让他住在那里，并向他反复宣讲中央的政策。在政策感召下，以阿沛为首的四十名西藏地方官员联名致信达赖，请他派人与解放军谈判。解放后的昌都先进行政权建设，成立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王其梅任主任，帕巴拉、阿沛等为副主任，其代表会议也都吸收旧军官、宗本、头人参加，推举出领导人、委员，行使权力。 
    阴法唐说，昌都战役前，我国驻印度大使曾接见西藏代表团，明确告其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藏进军，他们务必在9月20日前来北京谈判。9月23日我大使又警告他们说，既定20日前去北京的期限已过，后果由他们负责，但仍然可以继续前往北京谈判，但他们仍然迟迟不动，失去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机。毛泽东估计如果仗打得好，可能争取藏方来谈判。事实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和平有时候要用战争来赢取。后来的谈判，正是以中央确定的“十大政策”为基础，顺利展开的。阿沛•阿旺晋美作为中央和西藏谈判的藏方第二任首席代表，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进军拉萨

    1951年春天，中央和西藏的谈判结束，5月23日，双方签订协议，5月25日，毛泽东发布进军训令，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和平挺进，进驻拉萨等国防要地。 
    阴老说，参加昌都作战的部队并没有全部开往拉萨，青海骑兵支队撤回，云南的一个团只留下一个加强营，52师的一个团后调，53师和54师等部队集中力量修路、修机场、搞运输，担负着繁重的任务。承担进军西藏任务的部队并不多，52师驻扎拉萨及以东和以南地带，云南的加强营驻察隅。此外，新疆一个军的骑兵独立师四个连先后向阿里地区进军。其中一个连百余人是解放军最早进入西藏地区的，由七个民族组成，作为先头部队，一路未遇任何作战局面，但因各种原因死亡56人。主要是沿途环境极其险恶，饿、病、累、高原反应交加袭来。这个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与阿里地区藏族官员的谈判富有成果，电报中央后，毛泽东亲自回电。 
    进军西藏前，刘伯承曾提出青海、新疆、云南各出一支入藏部队。昌都解放后，刘伯承又提出阿里、后藏地区由西北局接收。1951年3月，中共西北局酝酿成立西北西藏工委，并组织人员护送班禅入藏，以后，因任务变化，西北西藏工委并入中共西藏工委（吸收其3位委员加入西藏工委）。毛泽东指示所属成员列入18军编制，其行动由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规定之。 
    阴老说，最先进入西藏的是新疆开往阿里的那个支队。接着张经武作为中央政府代表从印度走水路，于1951年8月8日到达拉萨。随后，18军先遣支队由王其梅副政委率领于9月9日抵达拉萨。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及军部机关等于10月到达拉萨附近。10月24日，达赖发表拥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10月26日，18军领率机关等正式进入拉萨，12月1日由范明率领的18军独立支队最后进入拉萨。 
    18军52师一个团进驻江孜、日喀则、亚东后，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至此，18军完成了历时一年零九个月的进军西藏的历史使命。 
    阴老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最后，特别提到了部队种种艰难困苦的经历。他所在的52师有一个团随军部行动，师部及另一个团驻扎在拉萨以东地区。师骑兵侦察连的几百匹马在昌都战役时基本没有死亡，这时连饿带累加高原反应，到拉萨时大部已死亡。部队在进军过程中，也有多半年吃不饱饭，在昌都一天只能吃上四两糊涂粥。饿，吃不上饭，留给阴老的记忆之深刻，恐怕超过了行军和打仗。进入拉萨后，部队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天大的难题：修路，用四五年时间修筑通往拉萨的川藏公路，最多时投入十万人，有两三千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加紧运输，用汽车、牦牛、骡马、骆驼做交通工具，乃至从印度往西藏运送大米；就地生产，开荒种地，并与印度、尼泊尔进行贸易；用银圆在当地进行少量采购。经过多方面努力，于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后，进藏部队终于站住脚跟，吃饱了饭，度过了最初艰苦而难忘的几年。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7月27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