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 的美国《时代周刊》、“美国之音”以及其他西方媒体大肆鼓噪一篇所谓来自民间的调查报告“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并声称“失败的政府政策引发西藏骚乱”。
对于“3·14”骚乱，“调查”给我们讲了三个理由：其一是现代化对藏人的冲击，藏人处于弱势被排斥而愤懑。其二、当地干部的腐败、自私、无能。其三、年青藏人对于藏族传统文化的无知。
所言都有问题。其一、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要讲效率，不能因为你落后就要将就落后，现代化的阵痛哪个民族都有，不应回避和封闭，而是应该去适应。国家应该用教育来扶植藏人，而不是把其他民族的人赶出藏区。有网友指出这篇调查当中的捏造部分，比如，就讲述“许多商店，餐厅和酒店由汉族人拥有和经营，谁也不愿意雇用当地人”，网友说：当地很多餐馆聘用的小工都是藏族同胞。去德吉路看看，那里是西藏最繁华的吃东西的地方，那里的服务员很多都是藏族的，连基本的演艺厅你都会看到藏族的表演，工资比我们还高。而且现在很多藏族的人都会讲普通话，有些连四川话都会，除非是偏远山区的牧民。你再去北京中路看看，最繁华的商业街，那里的售货员也基本是藏族的，连百益超市的迎宾的都是藏族的。”
其二、当地干部的腐败、自私、无能，并不是藏人骚乱的理由。各地都有腐败干部，而藏区的腐败干部，其腐败行为是针对中央的财政扶植而不是搜刮藏人同胞。为什么他们不去攻击政府部门，却去烧商业街，搞成排外暴乱。其三、“年青藏人对于藏族传统的无知”，搞不清想说明什么，藏族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化、文明、科技进步帮助大吗？要实现现代化藏族最迫切的是要学习科技、文化知识而不是钻进宗教传统去。
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用一件事实来否定达赖以及宗教极端势力在这次暴乱中的煽动作用，却把达赖集团从“3·14”暴乱中的责任完全给摘除了。事实上，宗教势力在西藏之强令人惊讶，而宗教势力对现代化更是最大的抵触。西藏几次骚乱都是由喇嘛僧人为骨干煽动起来的，而这些人完全受命于达赖。真正的社会成因应该在宗教和敌对势力去找，找了吗？
貌似公正调查，内容是“西藏发展问题调查”却取名为“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根本不讲所说的这些社会、经济问题如何能演变成骚乱的，缺少关键的环节，毫无科学性可言。而达赖集团的作用，这个中外舆论最关键的焦点却毫不涉及，如此一来，责任全是政府的，达赖反而成为拯救藏民族神圣了，所以还要求政府“以藏区改革开放成就的宣传代替以往对过去农奴制度的渲染。”这不正中了西方和达赖了下怀吗？再联系主张的加强藏族宗教文化，想干什么不是很清楚了。
这篇所谓的调查很可疑，通篇都是分析，绝少调查，内容，时间、地点、人名一概没有，既然说“3·14”调查，调查对象应该是骚乱分子，调查他们的经济、社会状况，骚乱动机，但这些都没有。这篇所谓的调查更像是中情局、达赖集团递过来的心战宣传材料。由所谓的中国民间组织来发表，他们再来大肆鼓噪就显得更有说服力。
这份调查报告出自公盟，一个民间维权组织，自称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公民的联盟。是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的公民组织。”由一批法律精英组成。去年，自由派搞了个“灵八宪章”，“灵八宪章”提出的目标是把中国搞成像前苏联那样的中华联邦，因此得到藏独分子唯色的参与和推动，“灵八宪章”的第三名是茅于轼，还有贺卫方，张思之、滕彪、郭玉闪、张星水，这些都是公盟的顾问、决策委员会成员。“灵八宪章”事件之后，深青社面目被揭露，深青社的法律顾问是张星水，张星水在公盟里担任头名理事。
所以，这份调查报告出现在藏独分子唯色的博克里并令人奇怪，据维色的博克讲：公盟成员中，有去年西藏事件中愿意为被捕藏人提供法律帮助而签名的21中国律师中的滕彪、江天勇、李苏滨、温海波、邬宏巍；还有最近为四川省甘孜县的普布次仁仁波切、以及为甘肃省夏河县的久美喇嘛担任辩护律师的李方平。这还不说明点问题。
这个公盟的背景就是这伙民运人士，同一伙人挂着不同的牌子，合理合法的充当敌对势力的马前卒，干着欺骗人民，分裂祖国的罪恶勾当。
就分裂中国的目标而言，现在是内外勾连。以省为界的联邦制、联省自治早有自由派学者提出，更大的隐忧是以文化为界、以民族为界搞成民族共和国，主流舆论大力散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阎崇年等人就把中华文明说成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渔猎文明组成，完全否认了野蛮和文明的区别。他们把华夏文明简单化说成是农耕文明，那么，唐、宋、明大量的航海、海洋开发就不是华夏文明的组成？边塞地区的华夏儿女就不放牧了？而一度肆虐的游牧民族哪里来的文明？大部分游牧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更不用提科技和艺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游牧民族的文明是停滞的。他们是野蛮世界，给世界带来的是屠杀、掠夺和恐怖。野蛮世界终究是要进化于文明社会，不论是以征服者暴力的方式还是以被文明征服和平的方式。
人类终究是要进步和发展的，那些和文明相背，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相背，同文明团结进步相背的所谓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应该被唾弃，不管是汉族的还是少数民族的，以屠杀、掠夺而成功的历史人物，不能强化其作为少数民族的历史而得以弘扬。更不能拔高为“草原文明”、“渔猎文明”而得以歌颂。
无论是多元文化还是多元文明论，都试图在中国人之间划出文明的鸿沟，这种理论有意无意间给人们施加这种暗示：文化或者文明要想得到保护和发展，只有靠自己，只有靠自己才能保护好发展好，外来文明不得干涉，最好的保护方式是建立政权，用“民族真正自治”乃至用民族国家的方式来保护。汉族只能管好汉文明地区，不要管少数民族，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
民族之间本没有太大差异，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互相影响和交融，如同地方民俗一样大同小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更是走向趋同，不应该将差异凸现出来，没有必要刻意以民族性质来加以识别区分。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就是民族矛盾。只因宗教信仰不同，他们就把信仰穆斯林的塞族人分出来单独组成一个民族－穆族，从而使得宗教文化信仰不同演变成了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一旦激烈化之后，国际国内的普遍看法只有一个：解体，分开单过。而当代中国也动则以56民族来代表中国人。将群众间的文化、民俗小异凸现成民族间的大异，把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弄成“56民族共和国”，正和上述敌对势力的图谋完全一致，埋下的是分裂的祸根。
“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要求政府注重西藏宗教文化权威作用，要求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出现的问题要站在“仲裁者”位置。这些所谓的建议无疑强化了达赖的精神领袖作用，强化了地方的权重，让中央放弃对西藏地方的领导。可说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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