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给谭小培点烟与《沙家浜》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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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jixuie)题记：毛泽东年青的时候极喜欢京剧，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和谭元寿一家的交往，竟成了后来京剧改革的一段佳话。毛泽东当初给谭元寿的祖父谭小培点烟的那只火星，也就成了燎原之势。历史证明，这样的文化建设对于弘扬民族文化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完全可以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代京剧《沙家浜》剧照，中立者就是谭元寿扮演的郭建光

　　毛泽东是精通京剧的文艺行家，他领导的我国京剧改革已经得到历史的检验，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文化建设的典范。毛泽东洞悉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深谙人民大众对新文化的渴求，他抓样板戏抓得准，抓得稳，也抓得狠。据京剧《沙家浜》郭建光的扮演着、我国京剧界泰斗级的人物谭派艺术的第五代传人谭元寿回忆，建国后,毛主席很迷谭元寿的父亲谭富英的戏，“我记得1950年,父亲等人在朝阳门内陆军医院礼堂合演《武家坡》。毛主席得到消息后特地赶来观看。我当时在后台伺候父亲,听说毛主席来了,扒开台帘一看,正赶上毛主席把烟掏出来,给了我祖父谭小培一支,他自己拿一支,然后拿上火柴,给我祖父点烟。当时周围人都特别吃惊,说从没见毛主席这样主动给人点烟。父亲唱完戏后,毛主席还说‘我在延安就听到你的声音了,现在到北京亲自看到你的戏,确实唱得非常精彩’。”1962年,谭富英祖孙三代同时来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唱。“我们唱完后,毛主席很风趣,管我父亲叫　谭　先生,管我叫小谭,管我儿子孝曾叫小小谭。那天特别荣幸,毛主席还请我们爷仨吃了饭⋯⋯”说到这里,谭元寿脸上露出笑容。后来毛泽东亲自为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定名，并提出修改意见，而谭元寿就是其中男一号郭建光的独一无二的扮演着。

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干任何事情都讲究调查研究，有时候应对突发事件也来个“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但他依然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现代样板戏创作过程中都得以体现。象毛泽东这样的文化导师，很多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值得我们认真解读。毛泽东对谭派艺术的迷恋，看来就不是单纯的戏迷，而是一种文化迷，一种对新文化的迷恋。只有对传统艺术达到迷恋的程度，才能深入地、准确地了解它、认识它、理解它，才能进而改变它，使它得以升华，才有资格去从事那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整理，直到创新发展的工作。

为此，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一下我国京剧中的谭派。京剧谭派艺术是中国最早创立的京剧流派, 谭派唱腔以委婉古朴而著称。一些著名的京剧艺术流派都是先学习谭派艺术后逐渐形成自己的流派，谭派现在是七代嫡传，这在世界戏剧京剧史上都是难得的。在京剧历史上，谭派始终被认定为老生行当中的主流派。后来的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杨宝森等重要的老生流派，都是从谭派衍化出来的。甚至，连享誉中外的旦角“梅派”、“程派”的唱腔，也受到谭派的启发和影响。谭派唱腔圆润柔美、巧俏多变，富表现力。谭派是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枝叶最为繁茂的一个艺术流派，以唱、念、做、打技艺全面、精当，注重刻划人物性格为主要特色。

在京剧自四大徽班的基础上发展衍变为北京的一个新剧种的过程中，在唱腔和表演艺术上形成了三种生行流派（程长庚的徽派、余三胜的汉派、张二奎的京派），传到第二代，又发展了三种新的流派。后人把程、余、张称为“老三派”，把第二代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叫作“新三派”。新三派都是师承程长庚的“徽派”，而又各自发展成为三支不同的流派。

谭派老生戏，不仅为国内京剧爱好者所宗。在国际上也有不少追随者，流传很广，已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璀璨明珠。

谭派传统剧目有《盗宗卷》、《定军山》、《阳平关》、《南阳关》、《太平桥》、《失.空.斩》、《战长沙》、《捉放曹》、《搜孤救孤》、《当锏卖马》、《桑园寄子》、《碰碑》、《洪羊洞》、《乌盆记》、《四郎探母》、《镇潭州》、《王佐断臂》、《问樵闹府.打棍出箱》、《状元谱》、《失印救火》、《清风亭》、《一捧雪》、《南天门》、《桑园会》、《武家坡》、《汾河湾》、《打渔杀家》、《珠帘寨》、《连营寨》、《翠屏山》等。

谭元寿的高祖谭志道,是谭家入京剧行的第一代,“他出道时，京剧甚至还没有最终形成,当时还被称为徽调。1847年,我高祖的独生子出生在北京大栅栏地区,他就是我们谭家最著名的人——谭鑫培”。

谭鑫培创始的谭派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艺术流派。在20世纪初期,京剧已流行全国,京剧界甚至形成了“无腔不学谭”的局面。1905年,谭鑫培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京剧《定军山》。那个时候,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市井百姓,都赞叹“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这个“叫天儿”就是谭鑫培。著名学者梁启超也说,“四海一人谭鑫培”。

谭鑫培的第5个儿子谭小培,成了谭门第三代的掌旗人物。他除了继承谭派传统,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出又一个谭派响当当的人物——儿子谭富英,也就是谭元寿的父亲。

谭孝曾是谭元寿的长子,也是谭派第六代传人。而今,谭孝曾的儿子谭正岩,已成了谭派的第七代传人。在戏曲界,谭家是绝无仅有的传奇。

几乎所有4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沙家浜》。尽管距离这部戏最红火的年代已过去40多年，但时至今日，很多人仍对男主人公指导员郭建光记忆犹新，尤其是他的扮演者、谭派第五代传人——谭元寿。

《沙家浜》最初并不是样板戏，它是从沪剧逐渐演变并传唱全国的。1953年成立的上海人民沪剧团，在当时沪剧界中力量最雄厚。1959年，现代革命题材的《星星之火》演出获得成功后，剧团打算再上一部新作。后来，听说有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血染着的姓名》写得很好，这部作品的叫崔左夫同志，他出生于1927年, 祖籍江苏东台,1944年4月服役新四军一纵队时参加了抗日战争,成为抗日战地记者,后转业到黄石。他用手中的笔记录了许多抗日感人场景与故事,并采写了叶飞、何克希等众多抗日爱国将士。在崔左夫从戎的30多年里,以随军记者身份创作了多部专集。他创作的记叙36个伤病员的斗争事迹的《血染着的姓名》，讲的是１９３９年秋，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军团为主的抗日义勇军离开苏常地区后，留下数十名伤病员面对日伪顽匪相互勾结、下乡“扫荡”的险恶环境，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不畏艰险，重建武装、坚持抗日的斗争事迹。

沪剧团同志找来《血染着的姓名》阅读，深深为36位新四军伤病员艰苦斗争的事迹所感动，认为是很好的题材，而且适合沪剧。沪剧剧本初稿完成，取名《碧水红旗》，后又改名《芦荡火种》。1960年11月27日，上海人民沪剧团首演《芦荡火种》，获得成功。在戏剧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兴趣和强烈反响，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剧种的９个剧团对《芦荡火种》进行移植，而在全国演出《芦》剧的竟有３１个剧团之多。从此，《芦荡火种》成了保留剧目，“文革”前演了370场，观众达56万人次之多。谭元寿回忆说：“刘少奇同志观看《芦荡火种》后也给予好评，这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刘少奇曾任新四军政委，他的肯定意味着这个剧目在政治上站得住。”

1964年初，《芦荡火种》去北京公演，被北京京剧团一眼看中，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４人组成，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在改编过程中把功夫放在了剧本的文学性上。改编后的《芦荡火种》的京剧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赵燕侠演阿庆嫂，高宝贤演郭建光。后来，演员又做了变更。阿庆嫂用A、B角，赵燕侠、刘秀荣轮流演出，郭建光则由谭元寿饰演。当京剧《芦荡火种》修改得比较成熟时，请毛主席观看。

1964年7月23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在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走上台去与演员亲切握手，合影留念，掰着手称赞说：“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还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在此之前，谭震林也曾对剧名提出过意见，他认为剧情中的这段故事，自己曾有亲身经历，当时的革命形势已成燎原之势，再用“火种”显然给观众造成一种单薄、软弱之感。

为此，毛主席专门对此剧做出三点指示：第一，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第二，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成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这样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第三，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定名为《沙家浜》。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指导意见，并不是居高临下作出的，而是用一种朴实而又风趣地提出来，这本身就是毛泽东的文化特色。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定名《沙家浜》十分恰当，因为这个故事里面角色可谓群英荟萃，除了谭元寿演的郭建光以外，阿庆嫂（洪雪飞饰演）、沙奶奶，还有反面人物刁德一（马连良饰演）、胡传魁，都是栩栩如生的经典人物，另外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用别的名字都不如《沙家浜》贴切。

《沙家浜》剧情简介：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忠义救国军”胡传魁、刁德一假意抗战暗投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进步抗日群众，巧妙掩护了新四军安全伤愈，归队，最终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敌顽武装，解放了江南大好河山。

近来一些当年的当事人开始比较真实客观谈论江青对样板戏做的工作。比如他们提到毛主席对这出戏的重要指示就是在主席看了戏之后几天，由江青到剧团传达的。

在排演《沙家浜》过程中，江青曾下过一道很重要的命令：“样板团”必须要去故事的发生地——苏州、常熟一带去体验生活。她再三强调，在当地去现场感悟一次，要比在舞台上演上百遍还管用，并可以增强无产阶级的真挚情感。以前，“样板团”里的许多成员，就已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在阳澄湖的芦苇荡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走访了一些当年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的老百姓，请他们讲述那些已经听过不知多少遍的革命故事。他们经常召开会议，组织个人发言，大家畅谈心得体会，无论是职员，还是演员，的确都是全身心地把此行当作是一次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任务努力做好。

谭元寿饰演的郭建光　

当谈及谈到饰演郭建光，谭元寿说，有一天，他正在长春拍摄电影《秦香莲》，接到电报让他速回北京。后来，他才知道上面让他把高宝贤换下来，由他扮演郭建光。谭元寿扮演的郭建光果然很成功。当时无人能替，谭元寿一直是一个人扮演。1965年，谭元寿在上海剧院连演了40场，“我当时别的倒没多想，就是特怕得病。但是还行，最后很顺利地演完了，只是感觉非常累。”实际上，郭建光无疑是谭元寿演的所有角色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全中国人民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郭建光简直就是新四军的化身。

由于谭元寿家学渊源，功底扎实，文武兼备。在博采众长、广泛吸收方面，也继承了先辈的优良传统。他在得到家传的同时，也注意观摩诸多老生、武生、旦角名家的戏，受益匪浅。他尤其酷爱师叔李少春的表演艺术，立志要学文武兼备的戏路子。他演出谭派名剧《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遵照父亲教诲，认真阅读《三国演义》，从思想、语言、动作方面更好地理解和表现人物。如在《空城计》中，他着重在“三报”的表演和念白上下功夫，层次分明，细腻传神，较好地发挥了谭派的特点。他的念白准确清晰，轻重缓急得当；表演细腻自如；唱腔稳而不温，用字、行腔、气口圆润大方，成功地刻画了诸葛亮的稳重老练、雍容儒雅、应变制危、足智多谋。谭元寿还擅长一些以文武老生应工的靠把戏。这类戏不重猛翻猛打，讲究唱念和工架。他的表演有声有色、歌舞并美。他在《战太平》里以娴熟的武功和高亢的唱腔成功地塑造了大将花云的形象。他的唱腔时而慷慨悲壮，韵味十足；时而喷口有力，感情强烈；时而如行云流水、万马奔腾，一气呵成，淋漓尽致。字正腔圆，铿锵有力，干净利落，显示了他吐字和用气的功力。演出《打金砖》，充分发挥了他能文能武的特长。演唱中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分明，委婉而有韵味；同时边唱边做，高难动作“吊毛”、“抢背”、“硬僵尸”，起得高、翻得帅、摔得脆，以深厚的功底、娴熟的技巧把一个沉湎酒色、误杀功臣、神智恍惚、无限内疚的封建帝王形象刻画得恰到好处。他常演剧目还有《定军山》、《桑园寄子》、《南阳关》、《问樵闹府》等。

谭元寿不仅在演传统戏方面卓有成就，从20世纪60年代起，还先后排演了不少现代戏，如《智擒惯匪座山雕》、《草原烽火》、《党的女儿》、《节振国》、《芦荡火种》、《沙家浜》等。

排演现代戏时，谭元寿注意深入生活和塑造人物，在表演和唱念方面，都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在《沙家浜》中，唱得挺拔高昂、波翻浪迭，鲜明的表现出人物英武豪迈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念白既不同于传统戏的念白，又不完全是生活中的语言，坚实深厚，明白易懂，显示演员念白的功力。此外在舞和打方面，活用戏曲程式，表现生活环境和塑造人物。排演现代戏的艺术实践，对谭元寿艺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阿庆嫂　

沙奶奶　

　军民鱼水情　

智斗　

　1970年5月21日，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拥护毛主席在集会前一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5． 20声明”)。《沙家浜》剧组的几个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等作为嘉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当天，汪曾祺奉命要以北京京剧院《沙家浜》剧组的名义，写出一篇体会文章，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要连同此文与《沙家浜》剧本一并发表。

1970年，北京电视台首先将京剧《沙家浜》录成14本的黑白电视屏幕复制片。1970年5月剧本最后定稿。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文化组多次实地考察，确定将现代京剧《沙家浜》的电影拍摄任务，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这部戏整整拍摄了一年零八个月才结束，其中用了很多功夫。《沙家浜》摄制组成立以后，在选择创作人员上，要求十分严格，都是又红又专的。执导这部“样板戏影片”的是曾经以《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而声誉鹊起的导演武兆堤。1971年8月，该片拍摄完成，9月在全国正式公映。这样就大大加速了京剧《沙家浜.》的传播。

毛泽东当初给谭元寿的祖父谭小培点烟的那只火星，也就成了燎原之势。历史证明，这样的文化建设对于弘扬民族文化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完全可以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