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由赵紫阳等人在七十年代末掀起的反对污蔑毛泽东思想的黑风时，邓小平是怎么说的吧？
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都说毛泽东同志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没有谈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假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大跃进是由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其中的“浮夸风”却是其他的人，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科学家和一些基层干部的弄虚作假而掀起来的。这个“浮夸风”的最早发现者和纠正者还是我们的毛泽东主席。现在应该把这个事情给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纠“左”过程吧。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在那里还没有解决，却有许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更有甚者，河北省的徐水县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曾经派人到那里去了解过，发现过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他决定亲自去看一趟。
在那里，毛主席明确地表示：农村的全民所有制和企业的所有制不能混为一谈。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派了更多的干部下去，到那些“放卫星”的地方去做调查。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对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汇报。刘向毛泽东罗列了一些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情况。毛泽东当即表示反对，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是实事求是了。经不起推敲，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告诉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
关于“共产风”，毛主席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当时越刮越烈的“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当时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
经过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后。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了由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参加的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
在会议进行了讨论和发言的阶段之后，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理论联系实际地讲了五个具体的问题。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
他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和人民公社做生意，怕商品生产做什么？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接着，毛泽东准备在武昌再召开一个会议继续纠“左”。
十天以后，武昌会议如期召开。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中存在着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交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吗，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希望中央、省、地三级都要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在之后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是一直致力于纠正“左”的错误的。在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时，毛泽东高瞻远瞩地说：“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除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陷入被动。”
他还特别提出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要各级干部保证群众睡足吃好，不能因为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去关心人民的生活。
在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也就是这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自己不在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并提议由刘少奇担任这个职务。后来的一些无知的人们竟然说毛泽东是和刘少奇争权夺利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纯粹是无稽之谈、信口雌黄、是以小人之心读君子之腹。毛泽东之所以多次提出那个要求，是因为他为了摆脱烦琐的国务事务。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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