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写张钦礼的悲剧，是让张钦礼永不得翻身
任彦芳在《谎》书中对张钦礼着墨最重。他想通过对张钦礼从崛起到覆灭的描绘，达到三个目的：一、佐证他们把长篇通讯定为“谎言”的正确，消除长篇通讯影响的必要；二、强调张钦礼被判重刑是罪有应得，绝对不可翻案，在张钦礼寻求公道的路上，立马横刀，拦着去路；三、以张钦礼的悲剧，证明任氏所界定的毛泽东时代是“说谎年月让人说谎，疯狂的年月让人疯狂”。
通观《谎》书，任彦芳笔下的张钦礼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由说实话吃亏，改弦易辙，变成说谎的坏人——接着办坏事，用谎言欺骗记者，把焦裕禄写成英雄，为自己捞取亲密战友的政治资本——然后凭借这个资本祸国殃民，最终害人害己，成为悲剧人物。
《谎》书的第20—21页中，写的周化民对任彦芳说的心里话，结结实实地印证了，任彦芳对张钦礼成为悲剧人物的这个逻辑推测的目的，仍是为了推翻他们所说的“谎言” —长篇通讯！《谎》书写道：“周化民为我写书准备了一包材料，交给我，却又说出他的心里话：我这心里很矛盾，这书写不写呀，我们离休了，够吃够花了，还惹事干什么呀！就说我反焦裕禄吧，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谎言的悲剧，谎言不仅给我们造成了悲剧，也害了张钦礼本人，是穆青把他封为亲密战友，把他害得不轻，不然他会和我们一样，成为离休干部，享受离休待遇呀！我想起来也为他难过！”
周化民的“心里话”肯定了张钦礼仅仅因为宣传了焦裕禄而遭四十多年的灾祸，而且为此隐隐感到他们做的太过分而感到于心不忍，才难过，说明他心灵深处，人性尚未泯灭殆尽。但是，他还是鼓励任彦芳写《谎》书，对张钦礼再踏上重重的一脚，并为此准备大量材料。他们清醒地看到，如果不能把张钦礼及其灵魂一起吞掉，封死其“同伙”之口，即使吞下了长篇通讯，迟早还要吐出来。所以任彦芳他们就必须颠倒张钦礼悲剧的真相！
《谎》书把张钦礼成为悲剧人物的根源，定位于穆青把他封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实际上这是嘴里半截，肚里半截的含糊话。试问，如果不是张钦礼主讲，其“同伙”补充，穆青、周原怎么写出长篇通讯？没有长篇通讯，哪里会出现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个名词儿？说白了，张钦礼成为悲剧的根源，就是他好事，焦裕禄已经死了，他还捧来捧去，结果捧到了天上！
“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顶桂冠，不是张钦礼本人要的，骗的，也不是穆青、周原的胡乱加封，只是记者根据事实对张钦礼的评价之词。同时，张钦礼并不知道这顶帽子几斤几两，他在常委会审查通讯稿子时，就当面向周原提出，把通讯中提到的他的名字划掉，并在会后立即打电话给穆青，重提这项意见。在长篇通讯发表后的几十年，张钦礼从没以亲密战友自诩、自夸、自矜，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他始终难以理解，他的上级们却如此看重这顶帽子，并且用这顶帽子把他压垮、压扁、压死，死后还要拿这顶帽子说事儿，审判他的灵魂！
长篇通讯发表不久，文化革命就开始了。按任彦芳的说法，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是疯狂的年代，让人疯狂”，而文革开始后的前两年，1966、1967两年又是“最疯狂的”年代，在兰考这块土地上到底是谁在疯狂呢？
1966年7、8月份，县级文化大革命尚未批准进行，身为第一书记的周化民，就利用“四清分团”改名的“文革小组”，发动机关干部用大字报围剿身为副书记的张钦礼，身为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长、坐阵兰考主持四清工作的秦一飞，在机关干部“揪黑帮”的动员会上亲自动员说：“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拔钉子，怕什么？顶多是个县委副书记”，为此，张钦礼无奈拉周化民到地委打官司，周化民受到批评，回县作了检讨。
到同年9月15日，周化民又把批张钦礼的大字报张挂到县委大院，让外地串联学生参观。9月16日，就由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和部分县委干部，同时贴出讨伐长篇通讯的两张大字报，将大通讯定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接着成立了揪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揪斗穆青，到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使周原东躲西藏才得以保全性命；并成立了“抓扒手”战斗队，在兰考揪斗张钦礼，给张钦礼染黑手，戴高帽，使他不能工作，处于流亡之中。
1966年12月25日，兰考被批准开展农村文化革命。以焦裕禄所树四面红旗为主体的全县农民、工人，仅仅按照中央的“十六条”，与否定长篇通讯的县委机关干部辩论一个多月，就被地委、县委定为“张钦礼反革命集团”，于1967年1月29日开始，进行了为时近两个月的连续抓捕。镇压机关名义上是开封军分区支左部队，而抓人、捆人的都是周化民所支持的干部。此时，兰考先后被抓进监狱的干部、工农群众、青少年学生，计1260余人，兰考关不下，分押到东明，杞县监狱。焦裕禄生前的除三害办公室干部、比较得力的助手、所树红旗队负责人、所交农民朋友被一网打尽，极少幸免。
张钦礼一进监狱，就被砸上死刑犯的脚镣，在狱中关半年之久，捆绑批斗，游街100多场，每场批斗的核心内容，就是让他承认向记者撒谎，写出了长篇通讯。张钦礼不承认，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绳、紧拷，直至打昏在地。张钦礼的这次灾难持续到1967年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从狱中接他进京，才暂告结束。
这些持续了一年多、兰考群众有目共睹至今记忆犹新的事实，“要给兰考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任彦芳，为什么一字不提？这难道不是“谎言”酿成的悲剧吗？
如果张钦礼有一点点“亲密战友”的狂态，他在1967年8月受周总理接见后回到兰考，就会严厉追查猖狂推倒长篇通讯，从根本上否定焦裕禄这一典型的活动内幕，使这些丧尽天良的鼠窃狗偷之徒全部曝光。他没有这样做，他虽因此九死一生，却提都没提，留下了让他继续充当悲剧角色的隐患。他急于续写焦裕禄没写完的那篇彻底治理兰考三害的文章，他迫切需要安定的局面。对于批斗、捆打过他的人，他没一句微词，照常信用；害怕他报复，离开工作岗位长期出走的人，他交代组织部门按月送工资到家。这时候的兰考平静不平静，仅举一例可以作证：1967年10月，开封军分区把所辖十个县的民兵武器全都拉到兰考保存。
从1968年的大年初一开始，张钦礼就展开了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一页。初一早晨，他亲自挨家找到住在县城的所有革委会常委，聚集到县拖拉机站，专题讨论工业问题。到天黑散会，达成三年内兴建五座国营大厂的共识。正月初六，在县革委会全体成员会议上，他提出把干部分成两套人马，工业、农业一起上的的动议，大家一致通过。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出大力，流大汗，操大心，作大难，重新安排兰考大地”的战斗口号。
张钦礼自报领军抓农业。农业战线又分两班，一班搞生产自救，一班搞治理“三害”规划。
张钦礼带领规划队20多人，经过三个月的徒步勘察，两个多月的水准测量，于1968年10月拿出了治沙、治碱、治涝的具体方案，是年冬，即按方案开始了全县规模的大会战。
1971年初，张钦礼调任信阳地区任职。结束了在兰考主持工作的三年生涯，三年中，完成了兴建五座国营大厂的工业规划，机械厂、农修厂、化肥厂、酒厂、造纸厂全部试车投产，有力的支援了农业，充实了财政。农业战线，完成了引黄灌淤、灌溉的土方工程，累计将五万亩盐碱地淤成良田；试验成功并推广碱地开沟躲碱植棉20万亩，引黄种稻2万余亩。
1971年至1972年底，张钦礼在信阳工作的两年，他受到来自兰考的背对背批判，批判他的“以生产压革命”只是引子，主体内容仍是“给长篇通讯的提供虚假材料，捞取政治资本”。这两年中，与张钦礼一起介绍、宣扬过焦裕禄事迹的新老干部和工农群众再遭厄运，统统赶出各级领导班子，长期软禁在各种学习班里，接受批斗、审查。受到单开除、双开除等处分的国家干部就达400多人，有十多人遭到逮捕关押。1972年10月周总理第三次在京接见张钦礼，兰考围绕大通讯展开的第二局搏杀才勉强收场。
1973年2月，张钦礼被任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他只得不情愿地重回兰考工作。这次回兰考，张钦礼满脑子装的是把两次挨整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对因第二次批他有功提拔的86名科局级干部，除两人调走，一人死亡外，一个都没免职，只对少数人的分工做了些调整，并且提拔了20多名两次加害于他的干部，进入科局和公社领导班子。1974年4月，他到省里参加批林批孔动员会，会议结束回兰考，他把在家常委发动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一瓢冷水泼了下去，他不愿分散精力，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
至1977年11月13日，张钦礼被突然免职反省。张钦礼第二次主持兰考工作计四年零九个月。这期间，他带领县委和人民群众，再淤风沙、盐碱土地22万亩为良田，疏通了所有排涝河道，基本上消除了“三害”，来兰考的人再也看不到风沙，、盐碱、积水的洼窝地，完成了焦裕禄的遗愿。在此基础上，又续打机井5000眼，机电双配套5000眼，续建大型提灌站16座，实现了人均七分旱涝保收高产田。至1975年夏，兰考由历史上的缺粮县变成了余粮县。这四年多时间里，又兴建二化、磷肥厂、化工厂、毛板厂、钢木家具五座国营大厂，50多座社办工厂，深井泵，潜水泵，砖瓦机，变压器，红、白葡萄酒，四轮拖拉机均为省内外领先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企业的兴建，使县财政至1976年达到收支平衡，结束了要饭财政的历史。
张钦礼从1952年任考城副县长起到1977年，总共在县级领导岗位工作了25年，在兰考的干部，（包括恨他、整他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落下了“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的口碑。
可叹这样一个连一辈子烦他的老领导张申，也承认他有能力、有干劲、群众关系好的干部，竟然因发现和宣扬焦裕禄这一典型，而被他的上司们横加指责，枉按罪名，以判十三年的重刑处理，结束了他清白、劳苦的一生！
第四章
写周化民的悲剧，是让他将错为功
周化民是任彦芳的《谎》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之一，是任彦芳最亲近、最推崇的人物。
写道：“周化民真正是焦裕禄的战友，他们曾在一个单位工作，青年时代，焦还曾给周化民介绍女友，可见亲密”。“我与周化民同志因命运相系，所以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只要有机会回开封，我第一个要看的是化民，他那里是我的家。”
《谎》书中：周化民与张钦礼相反，是一个一贯正确的人，张钦礼因为制造“谎言”而成了悲剧人物，周化民则是因抵制“谎言”而遭受迫害的悲剧人物。
兰考的历史真是这样的吗？我们看到，从1965年5月周化民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张维新为县长，二人同时驾临兰考，副书记张钦礼不可能迫害周化民；从1965年9月至1966年6月，秦一飞为四清分团团长，周化民为县委书记兼分团副团长，让副书记张钦礼抓面上的工作，实则作为四清对象挨整，周化民何悲之有？从1966年6月至1966年12月，兰考文化革命尚未开始的半年多时间，周化民先是以漏划右派、漏扑反革命分子抓张钦礼的黑帮，后以张钦礼在长篇通讯中造假把张钦礼作为骗子、扒手批斗，这时的周化民又明显是个任意摆布张钦礼的胜利者。
1967年1月至1967年7月底，兰考的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不赞成将长篇通讯打成毒草而与周化民辩理，周就将他们定为张钦礼反革命集团，使得他们与张钦礼一起身陷囹圄，刑讯折磨半年之久，这时的周化民为座上宾，张钦礼为阶下囚，周化民的喜剧使张钦礼难以生存，他这时又何悲之有？
至于《谎》书中说，周化民初来兰考，就被张钦礼办了个凉场，稍有常识的人谁能相信这个说法？又说1965年小麦征购透底，造成劳民伤财，是张钦礼在省长面前虚报产量所致，并为此伤害了周化民。焦裕禄去世后至周化民接任县委书记，兰考由县长程世平主持工作，即使虚报产量，也显示不了张钦礼的政绩，他何以浮夸？同时，1965年的地区夏征会议规格是书记、县长参加，怎么会有副书记张钦礼在省长面前虚报产量，出现豫东五县的书记县长痛骂张钦礼显示自己的场面？
应当直面历史。1968年4月至6月间，在兰考开展的当时中央发起的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运动中，由于1967年2月周化民对干部、群众摧残极重，又加上周化民一直策划推倒长篇通讯，被群众批判过，但绝不像周化民对张钦礼那样每次批斗都是五花大绑，镣铐加身，长期关押在狱中。在这几个月中他没有被关押、看管的经历。
在周化民被群众批斗中，确有1967年被周化民关押过的工人、农民对他施以拳脚报复的情节，使他受过皮肉之苦。与此同时，在1967年春镇压群众比较凶狠的干部，也遭到被他们曾捆打折磨过的人的拳脚相加。此种现象，完全是背着当时才成立的县革委干的，，张钦礼曾为此召开多次干部会议，狠狠训斥违法乱纪之人。针对此事虽在1968年冬举办的“撤墙平沟解疙瘩”学习班中，各自做了自我批评，达成了谅解、和好，但还是成为张钦礼以及当时的县革委主要成员遗恨多年的自惭之点！
1968年7月以后，按照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由空降部队主持，将没有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干部，集中学习四个月后，于1969年1月初，一部分进五七干校学习，一部分下到社队驻队蹲点。这些干部没有文革初期观点、派别之分，许多被认为文革中追随张钦礼的干部，也都在五七干校学习过。周化民当时被分到五七干校。
凡是当时参加过五七干校学习的新老干部都不会忘记，干校以政治学习为主，辅以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许多年高体弱的同志，其实多半在家休养，工资级别不动，照月发放。任彦芳说周化民到1970年9月才到家住上一宿，周化民如果认可，他可真是昧尽天良！
如果说进五七干校也叫做“人生悲剧”，那么，只能说明，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永远脱离劳动，居高临下号令别人才对。
按照任彦芳所写，周化民是1970年9月17日接省委通知去省委党校学习的，从此，他离开了兰考。之后，他先后从党校到安阳钢铁厂、安阳化肥厂工作，直到当商丘地委副书记，开封地委副书记，离休养老，过着“够吃够花”的日子。但任彦芳《谎》书所载周化民在申诉中说他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受到来自兰考的批判斗争，不知从何而起？
周化民到兰考是接替焦裕禄县委书记重任的。他上任半年，长篇通讯就进入采写了。就一般常识，这么重大的题材，穆青不会不找他交谈，他一字不提。说在通讯审稿时，慑于周原的傲气不敢发表不同意见，那么后来在四清工作队员大会上说到周原在兰考采访焦的事迹时发狠说：“我要知道周原是个大右派，早把他赶出兰考了！”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如果周化民不了解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情况，或者存着“我如果去了干好了，也是属于焦裕禄的成绩，干不好，问题可是我的呀”这个私心，不同意把焦裕禄树的那么高，这都不应该视为什么问题。但是，长篇通讯发表后，不说从组织原则上应该积极带动全县学习，即从他与焦裕禄早年共事于尉氏的了解与情谊，尤其老焦的动人事迹他一条都驳不倒，为什么还要苦苦搜索长篇通讯的不实之处，直至于1980年把任彦芳借调到开封和兰考专办此事，并且口口声声称长篇通讯为“谎言”！“谎言”中竖起的英雄又是什么呢？这是焦裕禄的继任者应有的态度吗？更可笑的是，如任彦芳在《谎》书第133页所写:“周化民说，大通讯对兰考报道不实，也有好处，对我们起了促进作用。咱兰考没有大通讯写的那么好，外地参观人员看了，不向省里反映？省里也知不实，那就得支援兰考，不然就是没将焦裕禄的遗愿化宏图呀！新华社报道中说焦裕禄到老韩陵找到老饲养员肖位芳。报道说是贫农，实际是中农，为了和新华社报道一致，便把他的成份改了，肖位芳高兴呀！其实一个社员改贫农成分有啥？”
任氏接着在《谎》书的134页又写了周化民告诉他的消息：邓小平亲自打电话解决兰考劳力不足的困难，中央军委从商丘调两个团搞台田。“从现在起，兰考粮食统销指标增加了，救济款也增加了……”
周化民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工作吗？他象任氏夸耀的“真诚勤恳忠于人民”的干部吗？周化民已经把焦裕禄挖苦的不成尿泥，但是任彦芳说，周化民真正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见《谎》书第三页）
在1977年至1979年的“清查”运动中，张钦礼被河南省委下令逮捕，由公安厅执行，应由河南省高级法院审理，为控制终审权，也应下放到开封中级法院审理，为什么偏偏下放到张钦礼从未工作过的、周化民任地委政法书记的商丘中院审理？商丘中法的一审判决，其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河南高法都予以撤销，却还要重判13年徒刑？
任彦芳的《谎》书出笼，周化民出力最大，期望最殷！为何这样？任氏交代很清：周化民怕张钦礼翻案，让任氏写书以假乱真，封杀张钦礼依法维权之路！
第五章
恶贬毛泽东，罪在不赦！
人心不足蛇吞象。
任彦芳这条毒蛇，吞灭焦裕禄、张钦礼，他以为猎物还小，《谎》书中他把毒牙屡屡刺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以别人之口，宣本人之意，攻心中之敌，是《谎》书中最主要的写作手段之一。
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中，曾出现过失误，遭受过挫折和损失，尤其是五八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成为后来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尽管毛主席曾对浮夸风泼过多次冷水，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还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说：我是中央主席，主要责任在我，间接责任我也有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谅解。就在1982年中央所作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部分元老重臣，也都承认不能把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发生的失误推给毛泽东一人。
但中央已经结论的问题，20多年后任彦芳仍不依不饶，抓住不放。
他正在写兰考历史时，却又写起全国历史。他在第三章中，通过张申、周化民的对话追述58年、59年的河南惨象，其中借通许老农常木林之口骂道：“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真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
任氏引述记者康健的文章说：“1959年8月，在嵖岈山喝着越来越稀的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的开展反右倾活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周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的错误，后来才知道是朝中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小营大队支书上去批判说：‘彭德怀，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官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任彦芳在鞭挞张钦礼之前，又表扬张钦礼，他借张钦礼之口，回答老百姓口粮标准怎么这么低时，说：“咱现在口粮标准低，是领导按着他的肚子给咱定的。毛主席一天吃二两，有好菜，有好汤，叫咱咋能会吃饱呀！”
谁都可以看出，任彦芳借硬安到别人头上的语言，活画出毛泽东为了维护真龙天子地位，而不惜错整功臣，饿死千百万百姓的暴君形象。
如何对待毛泽东这个暴君呢？任彦芳又吹捧张钦礼了：“他敢于向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论点挑战，不怕人们说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人叫我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那就是让我多看成绩，多讲点成绩，可我们得相信自己的眼睛。”
任彦芳说他为了写这本《谎》书，他读了不少有关谎言的书，赞许钟敏编著的《谎言误中国》一书说：“揭露了中国处处充满了谎言以及谎言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见《谎》书第56页）
任彦芳在《谎》书第十章概括河南、兰考、长影、吉林的文化革命，统统是谎言世界后，得出结论，命该标题为“说谎年月，让人说谎”。
在《谎》书的“尾语”里，任氏点评张钦礼的悲剧成因为：“张钦礼说谎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时代造就了他，时代也毁了他。他靠谎言成了亲密战友，就能呼风唤雨，造个天翻地覆，非他的本领，也非谎言真有那么大力量，而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说谎话的时代，适应了这一说谎话时代的要求。”
任彦芳在2005年发表于《百年潮》杂志第二期的又一篇悲剧大作《张钦礼的悲剧》中，干脆就叫毛泽东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推测，如鲁迅能活到20世纪50年代，也一定会被毛泽东打成右派分子；他还讥讽道，中国人民传唱的“东方红”歌曲，是与国际歌相反的愚昧行为，是造神运动的结果。按成书的时间算，这是《谎》书的续篇。
图穷匕首见。任彦芳写《谎》书的目的，岂止是否定焦裕禄，为周化民、秦一飞报因不学焦裕禄而受到刘建勋批评的一箭之仇？岂止是继续诬陷张钦礼，堵死他的鸣冤之路？他的根本宗旨是恶毒歪曲和丑化毛泽东，瓦解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戴，折断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脊梁。
我们不能容忍任彦芳的这种疯狂的倒行逆施，我们认为，任彦芳已经犯了不容赦免的反革命罪行
第六章
欺世盗名，必为世人不齿
《新史学》丛书的策划人向继东先生说得好，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也决不说无根据的假话。
任彦芳的《谎》书，从头到尾都没底线可言，凡涉及到写兰考的部分，毫不夸张的说，翻开它的每一页都能看出是无耻的谣言或是无知的笑话。
《谎》书中的任彦芳，首先是个政治上早熟，并且一生都是正确的政治家和思辨家的形象。学生时代反右时，他差点被划右派；反右倾，他被划为右倾；到兰考探亲不几天，就发现焦裕禄是典型，就要创作焦裕禄的电影剧本；文化大革命中，在长影被审查，批斗许多年，到兰考看一眼朋友，只说句含糊话，就被兰考人记黑材料。满世界都是洪水猛兽，独他是正人君子。他认为，在被眼前当政者否定的各种政治生活中，受压就正确，有功，受压越重，功劳越大。他拼命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
是这样吗？在兰考，我们这些一直在县委和科局工作的人都很少听说任彦芳这个名字，更别提工农群众，我们直到现在也没见过他的尊容，能有哪个人去因为他执行正确路线打他的小报告、整他的黑材料？至于他在北大、长影如何因正确而挨整，只有北大、长影的当事人去宣扬他的功德了。
《谎》书中不时出现任彦芳担纲写焦裕禄剧本的情节。从焦裕禄一去世他就要写，四十多年了，他的剧本在哪里？能拿出来一片纸也行嘛！他拿不出来，他纯粹在让别人误认为他是个“剧作家”！
《谎》书中很多处显示他在兰考胡集村搞四清的政绩，他与当地农民的深厚感情。其实胡集的一千多口人，只有两个人不腌臜他。他和周化民在胡集蹲点时，搞的完全是打击一大片的极左行为。他们把大、小队干部全都打倒，连生产队记工员都不放过。《谎》书中任彦芳编的顺口溜：“胡支书，李支书，砍桐树，盖瓦屋”中的“胡支书”胡安民，是土改干部，旧社会苦大仇深，焦裕禄在兰考时曾让他到大礼堂诉苦会上诉说家史，并在胡集搞泡桐育苗基地，现在人们参观的那棵“焦桐”就栽在胡集大队的土地上。四清时胡安民家六口人挤在两间破草房中，被夺权清理半年后，工作组宣布他为“四清干部”仍任支书，胡安民伤心不干，其它大、小队干部也同样伤心不干，使工作长时处于瘫痪状态。兰考文革刚开始，胡集农民就用架子车拉着三百多棵碗口粗的死桐树，到兰考大街吆喝周化民：焦裕禄在胡集搞路林规划时，对散长在地中眼看成材的桐树不让挪动，他说，先顾吃饭，后顾好看，眼看成材，挪死可惜。周化民、任彦芳他们到胡集后，强迫社员把地里散长的桐树移栽到路上，结果挪死三百多棵。
《谎》书中，任彦芳多处自称他是作家，什么“他是与兰考息息相关的作家，”“唯一与焦裕禄相熟悉的作家”，他从长影到河北，是河北“招贤纳士”所致，等等，凡是光芒四射的桂冠，粘不粘他都往自己头上一个劲儿地硬戴，他还开列他的作品书目，吹嘘教育意义多大多大。我们认为，作家应该是读者对写书人的敬称和美称，而不是写书人的自称。称得上作家的作品，无不是立意高远，脉络清晰，情节连贯，语言生动，让人获教受益，令人手不释卷。任彦芳别的作品我们没见过，这本《谎》书，因它涉嫌侵权，不得不看。总的印象是：立意卑下，脉络混乱，情节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语言晦涩，故作高深，味同嚼蜡，不堪卒读，硬要拉到台面上点评，四个字可以概括：狗屁不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荐词的先生，不作深入调查，不了解真实情况，就看好此书，吹捧的肉麻，不知何意？
第七章
任彦芳应当受到刑事追究
以刀杀人，理当偿命；以文害人，难逃法网！
任彦芳在人民血汗的供养下，完成高校学业，不思报效社会，专以秃笔害人，由来已久，不思悔改。
2001年，在他的所谓纪实作品《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一书中，因血口喷人，严重侵权，受到当事人拼死抗争，终于爬上北京市海淀区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300元，精神损失费3000元，并于2007年5月三十日在中国青年报登文，向原告赔情道歉。
2005年，他在《百年潮》杂志发表《张钦礼的悲剧》一文，公开否定长篇通讯，诬陷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兰考干部，遭到我们这些在焦裕禄身边工作过的人的强烈谴责，使《百年潮》杂志的社长、编辑们羞愧莫名。
《谎》书中，任彦芳以对谎言深恶痛绝的姿态说：“对因避害趋利而说谎，我们可以人性角度去理解。但如果因这种说谎面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造成了伤害、破坏，我们必须对谎言无情揭露，对说谎者给与道德上的谴责，如果直接伤害了别人，他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现在对于说谎大师任彦芳，应该是请君入瓮的时候了。他借《谎》书发出焦裕禄假，张钦礼坏，毛泽东昏暴的狂吠，《谎》书的大量抛售，对社会、对民族造成的破坏难以估量；他直接严重伤害的不止一人，而且完全出于故意。他理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和法律的裁判。
一、首先应从组织上清洗任彦芳出党，他的入党程序严重违背中国共产党章程，他是个标准的假党员。
任彦芳在《谎》书中的自我介绍说：“1966年3月，兰考四清工作队支部通过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实现了我从少年参加革命的愿望。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报四清分团党委后，党委讨论批准了。我本来想回到长影，我的组织关系会立即转到长影的，没有想到由于兰考提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四清分团的档案在动乱中丢失，我便没有成为共产党员。”
即按任氏所说，他在1966年3月已被工作队支部通过，并经四清分团党委批准，他最迟也应该在1966年4月参加入党宣誓仪式，没有对党旗宣誓，算是党员吗？他却胡说回长影等着转组织关系，结果没等到。他说的原因根本就站不住脚。他说不能成为党员的原因是兰考提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使四清分团档案丢失。兰考的文化革命于1966年12月才开始，怎么能造成四清分团的档案在3月丢失呢？再说，兰考文革中并没一人听说过丢失档案的奇闻，怎么单单丢了任氏一人的入党申请书呢？兰考的档案管理人员谁能站出来证明他丢了任氏的入党申请书呢？任氏无论怎么辩解，都不能证明他有在1966年入党的历史。
《谎》书之206页叙述了任彦芳终获党籍的来历：“开封地委和当时划入商丘地区的兰考县委专门研究如何还欠我的帐，落实我的党籍问题。研究结果是：从河北重新调来我的档案，由兰考县委负责，把当时的入党介绍人李承业、王良志找来，重新填写入党志愿书，按当时的情况重新填写介绍人意见和支部大会决议，但四清分团早已消失，如何办？由中共兰考县委作出决议，说明这张表为何重填的原因，然后签署县委意见。”
“我没想到，此次回兰考，竟把我几十年的梦圆了。”
“这样，我的入党时间，刻在记忆里的是1966年3月4日支部大会通过，党委何时批准就说不清了。县委研究决定为党的诞生日那天。党龄从1966年7月1日算起，没有预备期，我照党章，补交了从1966年7月1日至1980年10月的党费。”
一个在河北文化厅工作的人，1980年10月被开封地委借调到属商丘地委管辖的兰考县委，当月就由兰考县委补办了1966年的入党手续，追认14年党龄，作为“还账”，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可以看出，秦一飞和当时的兰考县委把党章践踏到何种程度！依照党的章程，任彦芳的党籍不仅应当作废，同时应追究有关人员的违纪责任。
二、任彦芳在《谎》书中借张钦礼之口，说1960年群众粮食标准低，是按照毛泽东的肚子定的。指控全国饿死人是毛泽东的直接责任。
《谎》书写成于2000年，张申、孙玉尊、周化民、刘呈明这些当事人能在2001年都能看后提出看法，作为该书主要人物的张钦礼2004年5月死前，竟没听说过任氏写了此书，他的家属、子女也没见过任彦芳以任何方式向他征求意见。显然，任彦芳笔下张钦礼的任何语言不敢与本人见面，都属任氏杜撰。
任氏诬陷毛泽东凭自己的肚子定粮食标准，剥夺亿万人民的生存权，造成死亡上千万人。如果此项罪名成立，毛泽东罪该家灭九族；如果不成立，诬告反坐，以同罪量刑，任彦芳该如何裁判？
三、《谎》书中第201页写到：“1978年9月27日，《河南日报》记者颜道瑞、秦友堂、通讯员绳尚武、周长安同在一篇题为‘喜看兰考新面貌’报道中提到，反革命分子张钦礼不顾国家法令和群众死活，擅自扒开黄河大堤顺堤行洪，结果内涝加剧……”
按照国家法律，别说扒开黄河大堤，即使在汛期动黄河大堤一锨土，也应该严厉惩罚。任氏指控如能成立，张钦礼和所有帮他扒开大堤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免死。我们将要求让任彦芳和刑侦人员一起到兰考大堤仔细勘验，如果发现张钦礼在哪个堤段动了一锨土，张钦礼已死，当年与张钦礼共事的所有县委常委甘愿一起代他受罚，袒背自缚，前往刑场就死！如果属于子虚乌有，诬告反坐，以同罪量刑，任彦芳又该判何刑？绳尚武、周长安应负连带刑事责任者，又该如何裁判？
四、《谎》书第84页写道：
程约俊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1946年，我当区委书记时认识的张钦礼。印象是个很聪明的干部，…应该说，他从小受的革命影响。母亲也是共产党员，还当了乡党支部书记。
土改开始了，据说这村有个粮秣（会计）和他母亲有暧昧关系，关系不错吧，……
这段描述，任彦芳对程约俊所说没加引号，不知到底哪些是程约俊的原话，哪些是任彦芳夹带的私货。但是，有辱张钦礼老母亲的话是出自任彦芳笔下。
如果任彦芳找不到根据，无端辱人先辈，掘人坟墓，亦属直接犯罪，又当如何裁判？
《谎》书中，除了支持他说谎的几个权贵，任彦芳写谁贬谁，简直横扫千军，不可一世。他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他这条毒蛇自己窜入烈火之中。
我们对任彦芳所写《谎》的评论，希望得到宣传界、出版界和司法界的关注，随后我们将对任彦芳依法起诉。
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任县委书记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干部：
樊哲民 男 76岁，时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张明常 男 78岁，时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先志 男 77岁，时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守德 男 72岁，时任县财委秘书。
吴思敬 男 81岁，时任县委生产救灾办公室主任。
刘俊生 男 75岁，时任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
李反修 男 76岁，时为跟随焦裕禄同下乡的县委办公室干部。
张思义 男 78岁，时为跟随焦裕禄同下乡的县委办公室干部。
聂泽廉 男 80岁，时任除三害办公室治碱组组长。
肖百孝 男 72岁，时为县治沙工作队干部。
张世堂 男 67岁，时任县委办公室通讯员。
申显魁 男 72岁，时任县水利局技术员。
赵培德 男 82岁，时任赵垛楼红旗大队支书。
杨素兰 女 68岁，时为焦裕禄所树模范返乡知青，后任韩村红旗大队支书。
朱礼楚 男 75岁，长篇通讯中两个大学生之一、林业技术员。
胡安民 男 78岁，时任胡集林业红旗大队支书。
李国庆 男 79岁，时为县总工会干事、焦裕禄纪念馆的创始人之一。
杨捍东 男 66岁，1966年河南省“焦裕禄事迹调查组组长”。
公元二00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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