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防权变的四大战役

建国后毛泽东防权变的四大战役　　

——庆祝新中国建立60周年　　

冬雪    春阳　　

目录　　

一、 “三反”  “五反” ——防权变的防御战　　

二、 “反右”斗争——防权变的反击战　　

三、 “四清”运动——防权变的攻心战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防权变的大决战　　

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民主党派杰出的领导人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纵观中国历史，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的农民战争，没有一个不是被这种周期率所支配。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更迭就更难逃这种厄运。“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从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年来，中国历代政权一直重复上演着兴盛衰亡的悲喜剧。一个新政权建立初期，执政者汲取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教训，采取一些抵制权贵，减轻人民负担的“让步政策”，同时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出现一时的所谓“盛世” 。但到中后期，反腐败措施流于形式，权贵豪强，横征暴敛，腐败加剧，民不聊生，贫富两极分化，于是社会政治危机总爆发。正如列宁所讲，到了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忍受统治时，老百姓被“逼上梁山”，起来造反，推翻旧政权。而新建立的政权，最后又以腐败之极而被推翻，就这样兴亡更替，循环往复。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政权，同样面临着被周期律支配的挑战。周期律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自觉地防止和克服周期律的摆布，找到跳出周期律支配的新路。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跳出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驾驭人民战争、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在和平年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同样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防止权力质变的四大战役。这就是：“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三反”、“五反”——防权变的防御战　　

（一）“三反”、“五反”敲响反腐警钟　　

新政权刚刚诞生，如何防止腐败滋生，成为时时萦绕于毛泽东心中的大问题。1951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这时，东北区送来高岗书记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在总结增产节约运动中，列举了揭发出来的丑恶现象已经比较严重，其中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脏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旧币，旧币一万元等于新币1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积压上千亿的材料无人处理。如此严重的问题，使批阅报告的毛泽东十分吃惊，深感事情的严重性。后来又收到华北局的报告，列举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北京市委上报的报告中，在财经、企业部门贪污分子有402名，公安部门有112名，其中老干部占79名。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朱德报告，建国后短短几年内仅北京就有400多名党的干部堕落腐化。除此之外，各地上报的腐化问题也很严重。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预见性的警告也不幸言中。面对着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腐败案，毛泽东震怒了。几千万先烈流血牺牲建立的人民政权决不能因腐败而变质，他决心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一样，来进行一场新的运动。于是，高度警戒的毛泽东开始行动了。他转发了高岗的报告，紧接着又转发另外两个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战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连续工作20个小时拟定的，在修改审定时特别加写了一段话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在全国掀起了“三反”运动的高潮。　　

“三反”亮出反腐第一剑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使毛泽东异常激愤，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转发。在批阅报告中，大量的事实使他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毛泽东觉得这么严重的问题，“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于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在1952年元旦团拜会上，毛泽东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对丑恶现象侵蚀共产党肌体的愤恨，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的人民战争。　　

像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样，毛泽东亲自坐镇指挥在和平年代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反腐斗争。为推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毛泽东从1951年11月到12月，两个月就发表书面指示百余篇，他拟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长达7000余字。在运动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经常是通宵达旦，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除夕之夜他仍在紧张地为中南军区写批语。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当北京市委把反贪污情况呈给他时，他阅后愤怒之余，挥毫指示，限令全党全军，在接到他的指示三个星期内，至迟一个月内，检查所有的贪污现象。1951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内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那些是消极怠工的，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12月31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8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阅后很高兴，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信中除表扬外，要求“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这时已是元月一日的凌晨两点，他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去办，要谭政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8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飞往汉口。毛泽东办事就是这样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要求别人做的，首先自己做到。据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但提出方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给他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革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毛泽东一再强调不三反，党要烂，国要亡，经济建设谈不上，如果再迟几年三反，将有许多地方出现政权性质的变化，其危险不堪设想，为了使三反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他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有的会议从晚上8时开到凌晨2时。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集中力量打“老虎”。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他指出：是目前打老虎作战是否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所在”。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有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其他的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人被免于刑事处分。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为防止个别地方在“三反”运动中有“轻轻滑过的危险”，毛泽东指示：“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为了提高人们“三反”的自觉性，他还进一步指出：“三反”不仅仅是捉“大老虎”，“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级党委、政府，除各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以便“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和“大胆坚决地提拔一些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从三月份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刘、张二人均属入党多年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党员、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曾出生入死的战斗过，为人民建立了功勋。但在进城之后，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克扣机场建筑款、救济灾民款、治河款、地方粮款、民工工资等款项100亿元（旧币），成为“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老虎，毛泽东对刘、张一案极为重视。首先在《人民日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尔后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情，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50多年过去了，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　　

“五反”成绩显著　　

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有密切关系。如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华东局的报告也提出，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北京市委的“三反”斗争报告，说得更清楚，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沟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毛泽东不但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个指示，而且亲自指导“五反”运动，使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这样，毛泽东同时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在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这就更加证明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正确性。如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3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给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战士。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业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15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3万斤豆油。重庆私营钢铁机械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周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31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7.4亿余元。这些资本家所以这样嚣张猖狂，是因为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有了钱就盛气凌人，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座，经济上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达不到要求就向党猖狂进攻。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雷厉风行，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坚决把他们的气焰整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在运动的指导上，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好区别违法与不违法的政策界限。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要动手，决不盲目进行，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运动步步深入，毛泽东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8项目的。这8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在指导“五反”运动的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指导实际工作中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所以“五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对新生腐败现象的反思　　

1952年秋天，“三反”、“五反”运动成功结束，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终于站稳了脚根，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号称开国第一刀的反腐败运动，在古今中外的反腐败历史上，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一页，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沉重的思考。　　

当人们赞扬延安、西柏坡等解放区“十没有”，共产党是廉政公明的象征的声音还萦绕在耳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1952年1月9日薄一波代表中纪委作《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通报了中央各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根据不完全的材料，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1670余人。”10天后（1月19日）又发现有贪污行为者1万人左右。地方上的贪污受贿势头同样令人吃惊，仅据西南财政部的统计，两年来西南财政系统中已发现的贪污人员数达4816人。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毛泽东的总结报告中说，东北、华北、西南、华东、西北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工作人员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和贪污分子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还多一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在《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说，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383.6万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多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31.4%。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腐败现象？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被国内外反动派”围剿“之中，经常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这种有形与无形的监督相当严峻。而新中国成立后，一跃而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的干部成为受人民委托的各级掌权者。过去的围剿与屠杀变成今天的鲜花与掌声。在这种巨大的变化面前，应该树立怎样的权力观，如何用好手中的权力，成为对共产党各级领导者的严峻考验。在新的考验面前，有些党员干部不珍重人民群众给予的荣誉和权力，不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自恃有功，脱离群众，贪图名利，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以致堕落成不顾党纪国法，不管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者或贪污犯。像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刘青山、张子善是在30年代初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加入共产党的。他们在长期的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都曾奋不顾身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斗争过。一个因参加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丝毫没有屈服；另一个在被捕入狱后，还参加过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确实不愧为英雄的称号。然而，他们在进城执政掌权仅仅两年后就堕落成大贪污犯，成为人民的罪人而被处决。其原因故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居功自傲，狂妄跋扈，贪图享乐，权力欲望恶性循环，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刘青山就曾说：“老子拼死拼活打江山，享受点算什么？”思想上的质变必然表现在行动上，于是就把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变成满足个人私欲的私权，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　　

2、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大批共产党员由乡村进入城市，由基层调入领导机关成为领导干部，从长期艰苦奋斗、随时准备流血牺牲转入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从风餐露宿、钻山洞住窑洞到住楼房，条件不同了，如果不坚持党性原则，不严格要求自己，物质享受就成为消磨革命意志的腐蚀剂。尤其是领导干部，进入机关后，站在第一线指挥的时间少了，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发指示多了，很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习气和拖拉委靡作风，而且执政以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逐渐疏远，其行为也逐渐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另外，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国民党长期盘踞的地方，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面对新的环境，有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花花世界、金钱美色的引诱而蜕化变质。　　

3、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对象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对象除了原有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执政党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这里面不仅有基本群众，党的朋友，而且有敌对阶级分子；还要和不同政权性质国家的各个阶层交往，一旦放松警惕，同样会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打败仗。　　

4、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三反”、“五反”的事实证明，贪污盗窃行为，“尤其是大规模的贪污盗窃行为，大多数是由资产阶级派进来或拉过去的内奸分子和外界的不法商人、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这一事实证明：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的发生，决不仅只是贪污盗窃者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向革命阵营猖狂进攻和严重侵蚀的结果。这种进攻和侵蚀，已经使许多革命干部完全变质、蜕化成为经济反革命分子，甚至有若干革命机关被他们部分攻占或全部攻占，蜕化到与国民党官僚机关很少区别。”不法资本家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勾引和陷害共产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安插在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中的代理人。例如东北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披露：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为拉拢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采用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太太陪李廷琳跳舞。丛李相互勾结，共同作弊，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万余元。吉林省蛟河县的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县长、共青团书记、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等实权人物都被贩卖毒品的流氓商人梁启发等腐蚀而变质，成了毒品贩子的俘虏。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在药房专门设立了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的“外勤部”，1951年记录的“交谊费”是1.9亿多元，其中90%以上是贿赂干部的。据王自己交代，曾经向52个机关里的65个干部行贿。以至几十年后，薄一波还感慨地说：“……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是几乎无孔不入的。”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的曹荻秋在《重庆资产阶级是如何有组织地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向国家机关进攻的？》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已到了猖狂的地步，私营钢铁业的资本家组成了向国家经济事业大进攻的指挥机构 “星四聚餐会”，以它为中心，设立了“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造船小组”、“十一厂联络处”和“会计师座谈会”等，企图垄断市场，垄断加工订货。“星四聚餐会”采取“派进来”特别是“拉过去”的办法，在国家机关里布置了大量的“坐探网”。钢铁业的“造船小组”收买了国营工厂的外包工程师、监督加工订货业务的工商局负责人等，有计划地统一抬高工价和材料费，偷工减料拖延交货日期，甚至要国家把“拟订中的造船计划”向他们填表报告，“否则各会员厂拒绝修造”。资产阶级要把国家机关变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工具，已经到了十分疯狂的地步。　　

5、国民党反动政府里的旧官僚恶习被带进新政权里。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管理干部奇缺，留用了一批旧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还招收一批旧人员。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2.8万人，其中旧司法人员约6000人，约占总人数的22%。全国财政部门留用的旧职员和新参加工作人员占70%左右，从老解放区来的仅仅占30%左右。留用人员中有的被改造成新中国的有用人才，也有的本性难移，将过去的贪污恶习带到新政权里。在承袭着几千年腐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升官发财，享荣华富贵，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国民党政府里几乎是无官不贪。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侵吞中饱、行贿受贿等是他们司空见惯的恶习。这种恶习对新政权具有很大的侵蚀作用。这些旧人员中的一部分恶习未改者，在新政权里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从事贪污腐化活动。这种腐化活动也侵蚀了一部分新政权人员。　　

6、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有些共产党员停留下来，不愿再前进了。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有些人是决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有些共产党员认为搞民主革命符合自身利益，是积极分子，而对搞社会主义革命根本就没有兴趣，甚至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就认为革命胜利了，该享享福了，不想再前进了。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讲话，“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大，威风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的国家里，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容易腐化。从前在瑞金、在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7、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战争年代，共产党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时时有枪林弹雨的监督，这种监督是你死我活的，所以不能有丁点闪失。另外还有国内外无数双眼睛的监督，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好与坏都在他们视线之内，这种监督虽然是无形的但十分犀利，所以事事处处必须兢兢业业。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祝贺的鲜花美酒多了，捧场奉承的多了，一旦放松警惕，就肯定出问题。　　

8、封建传统之中贪腐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来宣传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为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聚敛钱财，享受荣华富贵，只要能跻身仕途，哪怕是个芝麻小官，一上台就开始拼命捞钱。把金钱看作人生的第一需要，似乎有钱才有安全感，因此进官场捞钱成为普遍规律，真有个别当官的真想当清官不捞钱，也往往被淘汰，中国官场几千年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清官淘汰制。　　

这种“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传统之中的贪腐文化，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如果放松世界观的改造，一旦握有权力，势必被牢牢套住，堕落为以权谋私的贪官。　　

（三）彪炳史册的防御战　　

“三反”、“五反”的成功之举，有力地遏制了建国之初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纯洁了执政党的队伍，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消除了影响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巨大隐患，巩固了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的领导地位，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场生动而深刻的廉政教育，经历了一次反腐败斗争的实践锻炼，端正了社会风气，端正了党风、政风，为以后几年经济建设的恢复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社会基础。这场防止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侵蚀党的肌体，保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褪色，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永不变质的伟大防御战已彪炳史册。这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伟大斗争，为我们今后开展拒腐防变斗争留下宝贵的经验：　　

1、必须高度警惕和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三反”、“五反”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党和国家干部的腐蚀和拉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正如当时毛泽东强调指出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人家打进来；一部分人，叫人家拉出去”，这是“资本家向我大举进攻的表现” 。所以要时时防止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像毛泽东强调的一方面要严惩腐败分子，另一方面要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增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免疫力和拒腐防变的自觉性，保证国家政权不改变颜色。　　

2.要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认识和重视反腐败斗争。腐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其他方面的违法乱纪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党的性质、宗旨、关系到党群关系，关系党变质、国变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存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把党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发生的贪污腐败现象，看成是危及党和国家政权“极大的危险性”，甚至“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 　　

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就有这么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了，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的，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制造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看革掉很好，应该革掉……”。  “……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一旦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高瞻远瞩发动和指导了建国初期这场反腐败斗争，使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能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效。　　

3、反腐斗争必须有巨大的决心和魄力。反腐斗争，既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腐败现象不只是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贪污、受贿，而是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反腐斗争没有巨大的决心和魄力，是很难取得成效的。“三反”、“五反”所以能声势浩大、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主要是毛泽东领导反腐斗争的巨大决心和魄力。一方面，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关注、指导和监督这场伟大斗争。在这场运动的每一个阶段，他总是能发现关键性问题，给以及时的指导；一旦发现问题，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有些问题还要亲自督办。另一方面，敢于碰硬，打大老虎。刘青山、张子善在党员干部中有一定的影响，毛泽东亲自过问，刘、张二人问题从被揭发到执行枪决仅有两个半月的时间。这些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恢宏气魄和对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倾心关注和忧虑。开国第一刀，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与毛泽东的巨大决心和气魄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领导人的决心和魄力决定着反腐败的成功与失败。　　

4.反腐败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打反腐败的人民战争。腐败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反腐斗争的胜利，毛泽东，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善于驾驭人民战争的革命领袖，在建国之初的和平年代，为防止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变质，发起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的人民战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除了调动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亿万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务必发动群众”，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场防权变的防御战，之所以能够迅速大获全胜，是与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参与密不可分。脱离群众关门反腐败，只能是前腐后继。　　

二、　反右斗争——防权变的反击战　　

自从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全国人民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在短短的三年中，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呈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是捷报频传、莺歌燕舞的景象。面对着歌舞升平的盛世，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党内有些同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有的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于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通过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推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建设，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环境。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波匈事件的爆发，表明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开展党内整风的决心，加快了党内整风的步伐。1957年春天，就在党内外畅所欲言，纷纷给共产党提意见、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公开跳出来，利用共产党开门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企图推翻共产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敏锐地洞察了这一切，面对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为了捍卫新政权，他果敢地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的反击战。　　

（一）开门整风的初衷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1957年，这一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事之秋。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突然发难，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舞台上风云突变，逆浪迭起。首当其冲的是东欧。东欧国家各党相继召开会议，学着赫鲁晓夫的调子公开批评和谴责斯大林，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代，企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而对反映社会进步的群众政治要求，却没有足够的重视和正确处理，造成一部分群众的不满。再加上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苏共领导的家长制，致使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在他们内部发展举步维艰之际，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首先瞄准东欧，企图以此为突破口，颠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忧外患，蓝色的多瑙河掀起阵阵波涛。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社会混乱和动荡。首先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在波兰波滋南发生的一场引起武装冲突的大规模的罢工事件。波兰事件余波未息，匈牙利又起风波。匈牙利事件由于反革命分子的混入而变得非常复杂，最后不得不用枪声来平息。在这场事件中死亡人数难以计数，据官方统计，仅在布达佩斯就死亡1800多人，20多万人离开匈牙利。武装冲突给匈牙利造成30多亿福林的损失，因生产停顿造成的损失达200亿福林。这场风波也波及到了中国，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春，我国一些城市和农村先后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分社及进京上访告状等事件。高度关注国际形势发展的中共中央、毛泽东更加重视我国出现的这些问题，认为“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人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应当缩短原来的时间表，尽快开展整风。于是中共中央1957年4月27日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防止党内官僚主义造成全国的不民主；防止国际敌对势力通过党内的腐败分子颠覆社会主义政权；防止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制造动乱，演变成波匈事件，从内部攻破社会主义。一句话，防止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变质。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创造出来的清除自身肌体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连美国人都看出“作出这个整风决定可能是因为党日益关心党和群众的关系，怕东欧式的危机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对这次整风充满信心。通过“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便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毛泽东开门整风的初衷。　　

整风运动通知发出后，各级党组织动员党员和群众积极参加。广大党员和群众一起，从爱护党的事业出发，向领导机关的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的有益的批评、建议，不少党组织边听意见边整改，呈现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党风民主的健康局面。　　

为了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会上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他谈到，这次整风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还说，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从共产党成立起，已有36年，精力都耗在这上面。此外，毛泽东还谈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高等学校的党委制和民主人士有职有权等问题。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部门的官僚主义，并提出由邓xx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开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整风的决心和请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诚意，有效地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在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和切中时弊的。整风运动按照原定的目标健康发展前进。正如美国学者所说：“从5月1日到6月7日整风有效地开展着。在这一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由于确信：‘早春’终已离去，夏天业已到来，因而倾诉了他们过去不敢吐露的对党的不满。他们的批评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必须迅速行动起来，进行整党和纠正党的滥用权力的判断是正确的。”　　

（二）由整风运动到反右斗争　　

中共中央、毛泽东领导开展的1957年整风运动本来是想通过整顿“三风”，进行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提高党的战斗力，团结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不料，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误以为我国也将发生匈牙利事件，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于是，便乘共产党开门整风之机，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旗号，大肆散布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放肆地向共产党发动进攻。他们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内部问题很大”、“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好”，国内形势是“一团糟”，“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于是，“百花丛中出现了毒草。在武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潮。”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右派们不仅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且攻击讲优点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他们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公开提出结束“党天下”的状况，公开提出“让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公然喊出“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党派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要建立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政治设计院”，成立以否定“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为目的“平反委员会”；要开“党禁”、“报禁”等等。　　

中共中央、毛泽东由于长期生活在尖锐的敌我斗争的环境中，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虽然人数少，但能量很大。他们的言行在一部分人中间具有较大的煽动作用和欺骗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形成了一股反动思潮。如果全国陷入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如果波匈事件在中国发生，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就会毁于一旦，刚刚过上安稳日子的老百姓就会重新陷入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灾难境地。但是，对于这场特殊的斗争，又要非常注意策略。因为，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是真心诚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民群众，他们的善意的批评、帮助、监督是防止新生的红色政权发生质变的抗毒素。要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言行区别开，而且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右派言行的危害，就必须着眼于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在现实斗争中受教育、辨真伪，并成为斗争的主力军。于是，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出，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派分子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派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的报道出来，使群众明白他们的真面目。接着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间，让他们走到顶点。”为什么允许在报上刊登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呢？“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以便锄掉它，灭掉它。”毛泽东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方法，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要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指示》指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线的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接着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的反击战正式拉开序幕。7月，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社论。一场自上而下的反右斗争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狠狠地打击了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　　

（三）“反右”是非长论争　　

在整风运动中，少数右派分子乘整风之机大肆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毛泽东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把党内整风运动不失时机地转变为反右斗争，这种适应形势发展所采取的果断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旗帜鲜明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击右派的进攻，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大是大非，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稳定了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右派的进攻，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批判反击，全国就要陷入思想上政治上的大混乱，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人民新政权就会垮台。所以反右斗争，这场防止权力质变的反击战打得非常及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能因为有扩大化的支流问题而否定主流作用。它将和延安整风一样，在共产党的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历史与现实都证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过去有，现在还有，而且现在的右派比上世纪五十年代更猖狂，已经达到了右派翻天的地步。例如在1978年复查时，据某省抽样分析，当时划成右派的人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是资产阶级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敌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坚持反动主场的人，由于土改时家庭的剥削分子被清算、斗争、管制或被镇压，因而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本人属于劳动人民出身，但有政治历史问题或刑事犯罪问题，曾被批判、处分或判刑，对党长期不满，堕落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就表明，1957年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在当时条件下激化的具体表现，也表明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完成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他们并没有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一有机会，还会兴风作浪，与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进行较量。除此之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存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各种政治运动，改变了原有的立场，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他们在政治台风中，容易倒向资产阶级一边，也容易成为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依靠力量。在国内一旦有极少数人闹事，他们也会左右呼应，摇旗呐喊。他们在政治界、文化思想界、科学技术界等各界里都有一定的力量和影响，有的甚至是头面人物。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兴风作浪，是有代表性，有社会基础的。这也表明，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长期艰巨的任务。　　

今天，现实中的右派，有不少就是当年的“老右”。看看他们今天的表现，就知道他们当年的表演是如何的“名副其实”，不虚“右派”的“美名”。例如，还健在的老右派刘宾雁、谢韬等人，如果说当年他们的反共还有所顾忌，今天他们已撕去一切伪装，赤裸裸地公开地咒骂共产党，攻击马列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历史与现实都说明，反击右派的进攻是正确的。可是，让人感到极其荒谬的是，上世纪50年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是右派，而现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却被官方封为思想解放的“精英”“理论权威”等并委任为高官，这只能让人怀疑，如今的共产党是否还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1957年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还在于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斗争，毛泽东在指导运动的实践中，通过对形势的认识及个人思想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对后来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英明论断和正确思想。　　

1.1957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这一实事求是的论断，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提供了战略性思考。　　

2.毛泽东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实践，提出了在党内、在理论思想战线上当前最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他们口头上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在那里也攻击所谓‘教条主义’，但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即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充分注意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告诫人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尤其是党内出现修正主义，领导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反对修正主义思想斗争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所在。事实表明这是毛泽东的科学论断和高超的预见性。　　

3.毛泽东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①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③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④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⑤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⑥有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中也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指出，一切离开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六条标准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判断思想、理论和行动是非的标准。它可以使人民群众心明眼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国际和国内的各种风浪中不动摇。　　

4.毛泽东针对国际反动势力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挑拨离间的手法，提出要注重干部队伍建设，党的自身建设，重视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斗争中培养和考验各级干部，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群众，分清敌我友等等战略性措施。这些对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7年反右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绝不能因为反右斗争中的支流问题而否定反右斗争的正确方向。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评价一次大的革命事件的正确与错误，一时的失败与成功不是唯一的标准。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了，但它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南昌起义失败了，但是南昌起义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树起了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光荣节日。　　

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或叫社会变革，都意味着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另一部分人受益，只要多数人利益受益，就是好的革命行动。因为没有少数人的利益受损，就没有多数人的受益。所以，人类历史上凡是符合多数人利益的革命，就是进步的，否则就是反动的。因此，任何革命运动都需要有人付出代价，战场上杀敌三千自损八百是常理，没有不付出代价的革命。谁想要求社会革命都不付代价，每一步都百分之百的正确，绝对地公正，这只能说明此论是十足的天方夜谈。　　

（四）关于反右斗争中的扩大化问题　　

反右斗争的后期，尤其是在划定右派份子的问题上，确实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比如，运动初期，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而在反右斗争结束时，划定的右派却是55万，超过毛泽东估计的一百多倍。造成扩大化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情绪化导致放宽划右派的标准　　

由于反右斗争声势浩大，涉及面广，所以，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于划定右派分子发表多次讲话，发放政策性文件，要求各级领导要谨慎行事，严格控制。1957年9月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统计，全国已划定右派6万余人。当时，中央发现了一些单位把划定右派的标准放宽了，为此，1957年9月4日中央发出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的通知。1957年10月15日又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明确规定划定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这份文件中央规定了“六划六不划”的政策界限。同时中央还发出通知，提出：“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及时纠正划定右派放宽的倾向。然而，由于党内“宁左勿右”的思想相当普遍，当时指导运动的思想是反对“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特别是邓xx在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还强调“决不能草率收兵，前紧后松”。要求“深掘”右派。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并没有真正在反右斗争中加以落实，不少单位根本不传达上述文件，至使全国划定的右派达5万人，经过1958年反右派运动的“补课”，猛增到55万人，造成了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谓的“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有些领导干部误解了党组织与领导者个人的关系　　

把领导个人等同于党组织，谁对领导个人提意见，或进行批评，有的领导就认为这是对党组织不满，甚至给戴上反对共产党的大帽子。还有政治素质差的领导乘机公报私仇，为个人私利对反对他们的人进行打击迫害，人为制造冤案。　　

刘xx一伙是反右扩大化的主谋　　

反右扩大化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从全国范围讲，扩大化的主谋究竟是何人？国内主流媒体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倒是大量外国学者提供了不少详实的材料。如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英裔美籍学者罗克里克·麦克法夸尔，为哈佛大学1988年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文化大革命”撰写的教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根据这些著作提供的资料，倒是可以看出此问题的端倪。正如一位57年被划为右派的老教授所说的一句话：“57年反右扩大化的主谋，根本不是毛泽东，而是刘xx。”　　

据美国学者考证，1956年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认为要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该通过整风的形式，“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也是可能和需要的”。为了搞好整风，毛泽东强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毛泽东主动撤去了对中国思想自由的压制，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倡导的整风，刘xx、彭真等人开始就公开反对，不同意整风，更不同意开门整风，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政治局领导中多数人的坚持下，他们才被迫同意开展整风。为了推进整风，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当时“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对非党听众产生了很大影响。据说有一个人听了毛的讲话后，激动得一夜没有睡觉”。　　

以刘xx为代表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对毛泽东大讲人民内部问题并不感兴趣，“据说当毛主席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时，有80%的高级干部不赞同，一些人甚至起身离开会场”。　　

整风运动中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出于阶级本性，利用整风之机公然跳出来向党进攻。面对右派的猖狂进攻，刘xx一伙认为，“毛对中国共产党在整风期间受到大量谴责负有主要责任，这一点就使他的对手们有足够的理由公开揭他的底。但是毛在反右运动中的作法更加重了他们的愤恨”。　　

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大局，“毛是迫于事态而否认他最初的意图，并同意进行反右运动的”。 “毛泽东下令禁止百花齐放，原因之一是迫于刘xx及其他同事的压力”。 “在政治局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要旨。刘xx和其他一些人对于让共产党接受放肆的、公开的批评很不高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有好处”。当时，“刘宾雁谴责了所有的党员，只有毛免遭抨击，因为这位主席坚决主张整风，而一些高级干部则是反对整风的保守势力”。清华大学右派副校长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是因为刘xx等人不支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整风运动后期对右派的处理，毛泽东主张从宽，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党内右派“毛后来解释说青岛‘文件’讨论了‘保护干部’问题，他说大多数干部的错误都是小错误，应给予宽大处理。”可是“刘xx等人对毛和周不愿意对右派予以严惩大为不满”。他们指示北京市一位领导在《人民日报》上，“对资产阶级右派大加斥责：……后来，他不仅再次将右派分子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比较，为了加重分量，又把他们比作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接着他又引用一段历史来作比较；我们应该同陈独秀“宽宏大量”地“包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样，容忍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么？绝对不能。这一番激昂慷慨的话，也许是对毛在7月1日社论中恳求宽大的一种讽刺，他接着又作了一些补充，但听起来很不协调，反而增加了这种讽刺意味。他说：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要把所有右派分子当蒋介石、汪精卫对待，而是说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劣，以及手段的毒辣。　　

美国学者上述分析说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刘xx等人开始不同意整风运动，而当右派分子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时，他又指责毛泽东开展了整风运动，助长了右派分子的气焰。在处理右派分子时，他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竭力反对毛泽东宽大处理的意见，使反右斗争向扩大化发展。而文革后上台的邓xx，把反右扩大化的主要责任都加在毛泽东一人身上，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1957年，邓xx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最了解反右运动真相的邓xx，却文过饰非，强奸历史，可见此人政治品质恶劣到何等地步。　　

反右斗争扩大化，使一些好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了委屈，喊喊冤叫叫屈，人们都会理解，但是最后得到改正后，如果还一味地再以个人恩怨得失，不顾历史事实否定反右斗争大方向，就会走到事物的反面。反右斗争过去几十年了，功过是非已经很明白，但有些人至今仍在千方百计进行恶毒攻击，妖魔诽谤。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根源之一，就是1978年在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时，几乎全部改正，并被说成是给右派平反。文艺界则利用各种文艺形式，把右派描绘成“说实话”的英雄。这种对反右斗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作法，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严重的误导，使人们产生了右派都是好人，反右的都是坏蛋的错觉。例如曾被高度评价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就是把右派描写成敢于实事求是的英雄，而反右积极分子倒成了小丑，以此攻击共产党，丑化毛泽东。　　

三、 “四清”运动——防权变的攻心战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心，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为了坚定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国际国内的斗争中，逐步地形成了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思想。对帝国主义开展了最坚决的斗争；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公开的论战；对反动派的挑衅给予了有力地回击。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这是毛泽东部署的防权变的攻心战。　　

（一）“四清”运动的起因　　

1962年春，“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调整巩固国民经济的同时，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作出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分两个部分。在国际上参与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蜕变问题，开展国际共运大论战；在国内主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使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认为，不讲阶级斗争，不开展反修防修，社会主义建设即使搞了几十年，也总有一天要变成修正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毛泽东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原因；二是国际原因。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际时局，可以说是“乱云飞渡”、“高天滚滚寒流急”。在苏联，马列主义的叛徒赫鲁晓夫篡夺党的领导权，改变了苏联共产党的颜色。东欧其他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步苏修的后尘。由于中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受到帝修反的联合攻击。帝修反的反共、反华浪潮一个接着一个，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各方面的压力和困难。在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下，有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40多个党发表决议，声明攻击中共。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时刻妄想改变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如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要用和平演变战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一海之隔的日本政界的极右集团时刻图谋恢复军国主义统治；印度的反华势力屡屡侵入中国的边境挑衅。　　

国内的阶级斗争与国际的阶级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台湾不甘心失败，蒋介石做梦都想“反攻大陆”。社会上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复辟他们掌权时代的“天堂”。地主阶级乘机反攻倒算，富农、资产阶级也蠢蠢欲动，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死灰复燃，在一些地方呈蔓延之势，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激烈的斗争异常激烈。　　

毛泽东认为，社会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要使中国在复杂、危险的国情中不改变颜色，保住劳动人民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江山永不变质就必须主动出击，在党内外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掌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导权，否则，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和论断，写入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和公报中，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在落实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狠抓阶级斗争中，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开展阶级斗争作出了新的部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湖南、河南省委作了经验介绍。湖南省委在介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中说，他们在运动中发现，在县级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区、社两级干部中，有问题的人更多。毛泽东根据他的调查和会议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要求各地区都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要抓阶级斗争的意见。最后会议作出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城乡都要进行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把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成是一场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打退阶级敌人进攻的严肃政治斗争。通过社教运动，清除城乡基层干部思想上的错误认识，使他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从心灵深处筑起一道防止权变的坚固长城。　　

毛泽东把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斗争。他告诫全党：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重新组织革命阶级队伍，向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猖狂进攻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毛泽东同时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作是一场教育和挽救干部的运动，是制止党内干部腐化坠落，蜕化变质的运动。他坚信，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是防止子孙后代忘本而永葆革命本色的百年大计。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成之后，全国将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抱有极大的希望。　　

（二）“四清”运动的曲折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常站在战略和理论高度，对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已经不够了，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针、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在杭州召开了历时十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会议期间，毛泽东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并对草案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关于社教运动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要抓住不放。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的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起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决定草案共10个问题：（一）形势问题。（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的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的二十个材料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他写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修改。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一再强调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主要的。　　

决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第二天，又把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中乱小乱也不好，不然宁可不发动。“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不要蛮干一气。并一再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 1963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5月20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各地陆续报来的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xx、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5月20日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村群众、农村干部）。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后，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带着“后十条”离京南下，征求一些省委、地委的意见并和华东局和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商量。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教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补充。随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条”是一个“重要文件”。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批给刘xx、周恩来、朱德、邓xx、彭真等，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刘xx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xx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xx、邓xx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后来刘xx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后十条”下发后，毛泽东离京南下视察工作，继续了解农村社教情况，对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作调查研究，最后提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刘xx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地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通过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并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等地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他突出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自终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xx认为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应该搞社教、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刘xx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后十条”是有缺点的，他从“后十条”具体政策的规定、提出的两个依靠及工作队的任务等主要问题都提出了批评。刘xx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和震动。讲话后不久，刘xx就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毛泽东对“后十条”的修改谈了两点意见：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当毛泽东把他的两点意见由田家英报告给刘xx时，刘xx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刘xx在修改“后十条”时，主要是按照他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和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并且加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刘xx的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中撇开，并作为阶级斗争对象进行人人过关，逐个清查。刘xx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他还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刘xx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转到毛泽东所在北戴河处，毛泽东征求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等人的意见，他们婉转地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xx：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xx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1964年8月29日到9月1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刘xx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xx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毛泽东在会上表了态，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做法有意见，他说，“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经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刘xx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同意刘xx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xx起草的转发批示。接着刘xx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提出：“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的观点。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指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并制定了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17条。在这次会议上和中共中央政治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xx对社教运动的性质、做法上产生分歧，发生争论。刘xx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教运动的做法上毛泽东不点名的批评了刘xx。他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9天不进村，我看是搞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毛泽东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评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他还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关于依靠对象，毛泽东说：“搞运动首先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经过对“十七条”多次讨论、修改、充实，集各方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最后定稿。简称二十三条。在刘xx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实践证明“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从“后十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二十三条”否定了刘xx的意见，充分肯定了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和刘xx的争论和分歧，主要集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和做法的问题上。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上，刘xx实质上主要整地富反坏，四不清干部和富裕农民阶层，而毛泽东主张主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做法上，刘xx主张依靠工作队打歼灭战，而毛泽东则主张依靠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依靠谁，打击谁，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方面的争论，实质上关系着中国能不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　　

（三）“四清”运动的后果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涉及的地域面积之广、人数之众，是建国以来少见的。因此，其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都是非常明显的。　　

从积极方面来看，首先经过“四清”运动的锻炼，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与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天下并不太平，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一旦忘记阶级斗争或取消阶级斗争，那么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就有发生质变的可能。其次，“四清”运动的开展，对于遏制部分农村干部中的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腐败之风，会起到很好的清理作用。第三，对于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中的缺点与错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第四，对于农村部分干部的强迫命令、欺压群众及封建迷信等歪风邪气，也起到了明显的改进作用。　　

但是，开展“四清”运动过程中，由于中央到地方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受“宁左勿右”情绪的影响，没有制定与执行好政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1964年推行王光美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组织工作队的大兵团打歼灭战的作法，从政治到经济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第一，大兵团式的“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把基层干部的百分之七八十都作为敌对阶级分子，或是漏划的地富，或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或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阶级敌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勾结在一起，专贫下中农的政。从思想上把农村干部看成漆黑一团，必然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据新华社老记者杨光现的回忆，仅长安县社教工作团，在1964年秋，只经过短短不到三个月的“四清”，自杀人数竟超过500人，这么多人选择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道路说明了什么？这是此地，土改、合作化以来，自杀人数最高的记录。　　

“四清”运动中因阶级斗争扩大化，受委屈被冤枉的农村干部有多少？至今没有也没人敢对此作出精确的统计，但可以保守的说，这个数字肯定会超过57年划右派的数量。那么为什么至今在中国的文艺作品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大量控诉反右运动，歌颂“右派”的作品在流行，如《天云山传奇》等，却极少看到“四清”运动中农村干部，受迫害的描写？这说明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没有话语权，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而那些所谓的“精英”作家、名流，又不愿为供养他们生活的“下里巴人”说句公道话，只能是忍耐、任命而已。　　

第二，王光美“桃园”“四清”运动的经验之一，是工作队下去后，包揽了地方一切权力，原有农村基层政权，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绝大部分靠边站，成了阶级斗争的审查对象。这种方式对农村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很大困难，尤其是对农村集体生产的管理，人为制造出很多麻烦，特别是有的工作队领导成员，级别很高但根本不懂农业生产，有的利用掌握的权力，对农民瞎指挥，造成的损失就更大了。　　

第三，大兵团组成的工作队，到处浩浩荡荡大队人马，从客观上必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极大浪费。王光美蹲点的“桃园大队”所在县，共28万人，派去工作队1.5万人。光这1.5万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须品的供应，需要多少物资保障，需要多少农民的血汗劳动成果才能满足工作队的正常开支？这样作的结果到底是富民，还是害民不是已经非常清楚了吗？　　

第四，“四清”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直接损害了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利益，这就会加剧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矛盾，从而降低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动摇部分干部与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加大了巩固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政权的难度。　　

曾经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四清”运动，由于种种原因，从结果看，并没有实现毛泽东理想的政治目标，有些地方甚至违背他的初衷，无奈“四清”运动只好作罢，不了了之。但是毛泽东到底是毛泽东，对这场防止权变的攻心战如此结束，绝不会善罢甘休。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防权变的大决战（待续）　　

本文摘自《权力大舞台的悲喜剧》一书　　

主要参考书目

黄炎培《延安归来》　　

《毛泽东选集》第1——5卷　　

《毛泽东文集》第1——8卷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　　

《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美）罗克里克·麦克法奈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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