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工作中，刘少奇的方法是让人费解的，他被罗例的罪名，从未有过详细的说明，对他的平反，也是大唱颂歌中进行的，而且仿佛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只要毛泽东“动动手指”就可以让其获罪，至于有没有错都不用考证，我个人觉得没那么简单，所以整理以下几项可以构成刘少奇罪名的资料：
有一个罪名是叛徒，材料是他在负责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时，上报张闻天说履行简单手续，填个表，不见报，可令关在反省院的共产党员释放，张闻天当时是同意了的，因为据刘称是不用见报等，就没有上报给中央讨论，这样，这件事最终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道。我本人觉得，这样的大事，应该交由中央讨论，即便是毛泽东，也不宜一个人做出决定，最终，六十一个人全部登报声明反贡（据有人说有人出卖了战友），还有一部分人是拒登报声明，后被转移至其他监狱。这种报纸保留在档案馆，成为刘的罪证。另外还有他帮日本人的工厂解散工人纠察队，让工人恢复生产等事，还有刘几次被捕又被释放上，也被做了文章。
其他罪名可以放在一起说，可能有争议：
刘的表现在这些事上的表现我是理解不了的，大跃进是个提法，具体做法还是要把工作做下去的，提法的由来：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客人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他们边走边聊。
周恩来：“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毛泽东：“噢，大——跃——进？”
周恩来：“是的。《人民日报》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嗯，这个题目好，拿来给我看看。”
周恩来找来报纸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这个提法很好。”随即拿起笔在上面作了批语：“提法很好。”
周恩来回到住所，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见：http://hi.baidu.com/fengdanlubai/blog/item/c3119d02aeafec82d53f7c85.html
大跃进后在主流上却无法按毛泽东的意志进行了，刘少奇亲自到基层安排工作，对不把粮和家里的桌椅上交归公的行为，就打为“右倾”。“公社”是刘的发明，要求“一县一公社”“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对此比较反感，但退居二线的毛，不便干涉具体的事务过多。毛只是说：贫穷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吸引力呢？。。。但刘在大跃进中安排的具体工作却损害到一些稍富一点的农民的利益。三年灾害过后，毛要求赔偿这些人的损失，并说：“拿人家的东西要送回去，损坏的要赔”“是抢，是旧社会青帮的行为”。
大跃进后，刘很快提出“三自一包”，有人说刘是深刻反省了大跃进的错误才这样做的，大家自然也可以这么认为；用大跃进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并给走资本主义找到出口，也能做为一种参考说法吧。后来在文革初，毛批评他“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应该和此有关。
1964年10月，刘少奇批转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这样才能把斗争提高一步。
这些文件发出不久，毛泽东约他到家里谈话，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人呀，右起来要投降，左起来又要打倒一切，不分好歹统统打倒，把农村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不管是群众还是当权派连锅端，我看你是形‘左’而实右！”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旨在中央内，领导层内找出走资派，清理走资派。不知道刘出于什么动机，刘却非要把矛头对准广大群众，实行了毛泽东批评他的“不管是群众还是当权派连锅端”的政策，在群众中进行了批斗，并在所有领导中第一个把他的妻子安排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刘妻后蹲点农村，鼓励武斗，推广“桃园经验”，第一次对所谓右派，进行了武斗。造成冤假错案。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主张派工作组进驻大学，在此方面，其实大部分中央领导都同意，应该刘没有什么错，但是在进驻学校后，受到一些学生的反对，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也贴了出来，刘对采取了极端的做法，把反工作组的人称为“右派”“黑帮”“反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并对这些学生进行了反复揪斗，在他蹲点的北大，有一女生在文革开始后不到一个月，就因反工作组批斗自杀。对此，毛泽东非常生气，称刘是“秦始皇”是“镇压学生运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才镇压学生运动”，并要求工作组撤出，并最终获得常委的支持。其后，红卫兵中又出现了刘的子女组织的全是高干子女参加的“红卫兵纠察队”，毛知道这些情况后，表示公开支持一般学生组织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来对抗“红卫兵纠察队”和“联动”这些组织。这些应该是导致毛对刘的成见加深的原因之一。
刘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行为，我至今不知道他这种做法的意义何在，难道真的是想把毛的地位降低？那就是在他权力越来越高时，刘少奇再版和修改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引人注目地加了这么一段话：
“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
另外在一些细节上的事，可能也是毛刘矛盾加深的导火线：
1964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刘少奇和邓商量后，邓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会议。”毛泽东说：“我身体还可以，应该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没有安排毛泽东讲话，使他大为不满。
第二天，毛泽东老早就来到会场。等开会的人到齐后，拿出两本书，拍着桌子说：“我带来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说话的权利。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有参加会议的权力。可是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有两个人要剥夺我的权利。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想干什么？想搞独立王国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而是想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我看有些人就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我劝这些人要注意呢。”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是相当警觉的，在这方面，其他领导人可能认为，新中国成立了，全国上下都一心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复辟”的危险。可毛泽东不这么想，他觉得有些方向上的错误，极有可能导致党内腐化，进而出现贫富分化等。毛泽东对张平化说：“....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以上所述，可能是导致他被“陷害”的原因吧，这些看似是有力证据，我个人觉得并不致于构成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但在那种内外环境下，怀疑和猜测不能不说是一种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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