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马来进步新闻工对李光耀的控诉（一）

一位马来进步新闻工对李光耀的控诉（一）

——节录自赛-扎哈利政治回忆录《人间正道》和《万千梦魇》

按：赛-扎哈利(Said Zahari)出生于1928年5月18日英国人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二战后求学时期即受到马来亚和印尼的反殖民族主义者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关注争取国家独立的政治风云。

1951年起投身报界，在英国人视为肉中刺的《马来前锋报》工作。1960年代，由于他跟新加坡人民党的领袖以及其他进步工团和大学学生会的领袖关系密切，并且一再拒绝李光耀对他的“关怀照顾”，令李光耀恼羞成怒，于是，他便在李光耀政权于1963年2月2日发动的一次所谓“冷藏行动”的大逮捕中被捕。从此，他就在共产党、亲共和马来沙文主义分子等莫须有罪名下，不经审讯地被关押和拘留至1979年底。前后时间长达十七年。在这十七年当中，赛-扎哈利与李光耀反共反民主的野蛮行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誓不低头。最后，李光耀无计可施，在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把他释放。

赛-扎哈利1989年底得到时任马来西亚首相兼内政部长的马哈迪医生的批准，允许他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在马来西亚定居，使他感受到重新回到马来西亚居住后，不仅给自己开拓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而且可以开始呼吸到远比李光耀政权统治下的新加坡岛“新鲜和清新的政治空气”。1996年-1999年，他荣任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传播系客卿作家。2001年5月荣获“2001年报业自由奖”。2003年底接受国内安全局网页《马来西亚公报》邀请，担任常驻。

赛-扎哈利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反帝反殖斗士，也是一位在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资深新闻工。他在被李光耀政权逮捕之前，就已是马来亚马来记者协会会长。除了马来文，他还精通英文，懂华文。在文学方面，他也很有才华，擅长于写诗、著述和翻译。他对中国文学甚感兴趣，特别是对鲁迅的杂文和短篇小说，情有独钟。在饱尝李光耀政权的“铁窗风味”期间，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极其恶劣条件下，向华族难友努力刻苦学习华文的同时，曾把鲁迅的一些著作翻译成马来文。

1997年10月，赛-扎哈利夫妇首次访问了神往已久的中国，东道主把夫妇俩带到历史性的天安门广场。赛-扎哈利后来在其《人间正道》回忆录里提及这件事时，情不自禁地写道：“……像其他游客一样拍照留念之后，我站在一个角落,观赏宏伟的天安门广场。我似乎听到人民在听到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大革命胜利后发出的如雷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那时刻，我心目中看到毛主席威武地站着，周围是其他的革命领导，他们在站台上挥手，迎接他们民族伟大胜利的呼声。……我激赏毛泽东的才华。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最后解放了中国人民……”。

迄今为止，赛-扎哈利前后写了两本政治回忆录：《人间正道》(马来文名“Meliti Lautan Bergelora”)和《万千梦魇》（马来文名“Dalam Ribuan Mimpi Gelisah”），控诉英帝国主义和李光耀野蛮残酷镇压和迫害反帝反殖人士的累累罪行，书中所记录的内容，都是以及其他被迫害者的亲身经历。这两本书由吉隆坡“朝花企业”出版，赖顺吉翻译。

以下是节录自两本回忆录里的有关内容，以飨读者：

    ( 一 )

第28章     壮志未酬

会议结束后归来

1963年2月1日，新加坡人民党在武吉知马路召开中央特别会议，结束时大约是午夜十二点。吃过一点夜宵，大伙儿就散会了。……（此处略）

三小时后被捕

约三个小时后，我被逮捕。原订和我一起在当天早上十点飞去雅加达的马哈迪哇也一样。同时一起被捕的还有胡森-扎希汀、华哈-沙、冯俊田、沙拉胡汀-高斯、多米尼-普都遮里、林清祥和其他百余名社阵、人民党、工团、乡村委员会，南大和新大的领袖，以及几位华文报的记者。我们都是在一项称为“冷藏行动”的全新加坡岛大逮捕行动中被捕。

那个斋戒月的清晨，我被六位政治部人员带走，他们乘两部车子，另外还有一辆由全副武装的辜加兵护卫的军车。车子里的人都沉默不出声。

在寂静中，我忽然想起一年前李光耀在立法议会厅碰见我时对我说的那一番话：“赛，你得找一份适合的工作。否则，你会迷失，漂流向社阵或人民党，那肯定会给我的工作增添麻烦……。”

我也记起他讲这些话时，神情认真，满以为我会去附和他。那天清晨，在车子里胡思乱想时，我也记起李光耀邀我找一个更适当的时间聊聊，因为他当时是赶着进去立法院开会。李光耀的声音，随伴着那一席话，一直在我耳边盘桓着、回响着。

我心中浮现好几个问题。这次斋戒月凌晨的逮捕，是不是李光耀要防止我迷失，漂流入人民党的一项步骤？是不是因为要避免给他的工作增添麻烦，就该把我送去樟宜监狱冷藏起来?我的心儿在跳跃。除了李光耀本身，没有其他人能够回答我心中的问题。可是，李光耀当然没有兴趣回答。

我决定加入人民党，是经过深思熟虑，是在完全清醒和自愿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不是李光耀所担心的那样迷迷糊糊漂流入那个党。我接受出任人民党主席，是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和准备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面对一切挑战和障碍的。

忽然，我从胡思乱想中惊觉过来，坐在司机旁，我面前的哈欣警长忽然开口说：“哗，赛先生，明天报章一定有很多关于赛先生被捕的新闻。”

“我想不会吧。难道抓我一个人可以成什么大新闻？”我回答，希望哈欣警长能够提供更多一些当天逮捕的详情。

“哦！肯定是大新闻，因为很多赛先生的朋友也一起被捕。”他解释说。

我独自微笑，心中早出现那些必将被捕人士的影子。哈欣警长不再说话了。我也没兴趣多问。我的思路从一幕转向另一幕，没有确定的东西。通过心中的眼睛，我看到一个个战友在睡梦中被叫醒，然后一个个都像我一样，在前往监牢途中。有的告别妻子儿女，有的离开父母双亲，有的挥别爱人，被带去政治扣留营过牢狱生活。而又不知道那将是到何期何日！

斋戒月的清晨还是那麽寂静，载着我的车子继续驶向芽笼士乃路，朝向欧南监狱。在那儿，我将开始过政治扣留者的新生活，我根本没预料到和想象过那会拖至十多年。从欧南监狱，我被塞去樟宜牢房。从樟宜再转去“中等监视牢房”，再从那儿转去明月湾总监狱。最后是放逐到乌敏岛去，加起来总共是整整十七年！

所有重组新加坡人民党的政治抱负,随着我的被捕而无法推展.人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29章   漫漫未央夜

              哀伤

              往往好些时候

              它似乎无尽而无始。

仿佛那白昼苦短

              漫漫黑夜长无尽

              千万个恶梦哪

              山峰骤然望天长

              森林骤然间密实

              河中的水不再流

              长空怒云密布

              恶蛇吞蚀明月

              繁星惊呼惶恐·

              寻找炎炎红太阳啊，

              我盼望着你的光辉

              *1968年

狱中写诗

(此节略)

十七载漫漫长夜

在新加坡，自史丹福-莱佛士1819年登陆以来，历史就受到严重歪曲。以上那种寂寞和憧憬的感觉，在我十七年作为这个岛国的政治扣留者和流放者的生活中经常都出现。因此，遇到这种寂寞和憧憬时，我先接受事实，然后倾力作出反击，然后再用坚持维护要建立普世真理的生活原则的胜利热情，去把它遮盖掉。而这些感受其实只是很小很小的牺牲而已。

我们被逮捕、扣留，肉体和精神都被虐待和折磨，然后要我们承认犯错及悔过。不只是悔过，悔过后还得保证不再“重犯做错的事”，还要被迫去歌颂抓我们的人。

我们在“维持公共治安法令”下被捕。在该项法令下，被捕者不必在公开法庭受审。因为这样，我们被称为政治扣留者，不是刑事犯。我们被扣留的日子可以随意延长，完全由抓我们的那个人决定，而他却是被扣留人士的政敌。

由于忍受不了残酷的虐待和折磨，好多政扣者向抓我们的人要求低头，写下了自白书，其中一些在释放前还被迫上电视去表白，去接受特务的访问。

在被捕当初，他们一概把我们打成马共份子或亲共或共产党统战份子，指我们要用暴力推翻人民行动党政府。实际上，政扣者是按宪法规定操作的合法政党的成员或是合法工团或学生团体的成员。

如果带到公开法庭，以这样的罪名进行提控，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罪名成立。于是，政扣者就不用经过公开法庭审讯。“维持公共治安法令”就是这样不公平和残酷。它的应用就只是为了保障当时执政党，就是人民行动党。

我也受到同样的指责。控状之中，除了指我是共产党统一阵线的主要人物外，还指我是“接受外国金钱的份子”。当我提出挑战在公开法庭承审时，抓我的人显然害怕了，厚着脸皮假装听不见。我不久后再提出挑战，他们还是装着听不见，脸皮显得越来越厚，越来越无耻。过后，他们静悄悄地把“外国特务”的罪名从控状中偷偷拿掉。

可是，我还是继续被扣留，两年后又两年，两年后又再两年，一直到最后，总共加起来已经将近十六年了。叫我在那样残酷法令下继续被扣留的罪名，是政治意味非常重的指控：共产党统战份子，反对新、马合并和反对马来西亚。

在上述罪名下逮捕和扣留我们之后，人民行动党举行大选，取得胜利。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但是，两年还不到，新加坡就被逐出马来西亚。可是，我们还是继续被扣留，虽然反对合并和反对马来西亚的罪名已经不适合列入控状之中。

那么，他们还有什麽理由可以继续扣留我呢？

“只是带走一阵子”

1977年，当我在樟宜监狱明月湾扣留营第八度接到延长两年的继续扣留令时，深深地笑了，很想大笑一番。发给我扣留令的那个警官，如果没错的话是南里，他问我为什么笑。“你很喜欢再延长两年吗？够了，赛，……，不想出去吗？赛，想想你的家人。”他在跟我说教了。这南里的心地好，但他是多么简单看待我被扣留的问题啊，对和错，迫害与否，公平吗？残暴吗？他都不管！

我对他的同情的说词早已经是麻木了，已经厌倦要回答和解释我对自己被扣留的立场。被扣留初期，在被提醒有关家庭的福利和幸福时，我会反击。“关你什么事？”我对他们怒吼。但是，那天我心很软，或许在扣留营中等待自由等了超过十年，已经累了。

所以，那天听到南里的说教，我没有反击。如果是从前，我在受促在延长扣留令上签名时，会喊道：“叫李光耀无条件释放我！”那天，我作同样的要求，也拒绝在延长扣留令上签名，但语气很软，不责骂南里和其他只是在执行任务的官员。

事实上，我那天早上笑，是因为感到实在太可笑了。我确实已经知道新的扣留令那天会发下来，因为之前的两年期限正好是在那一天到期。我在看到新扣留令时发笑，是因为在那时刻忽然想起哈欣副警监在1963年2月2日凌晨逮捕我时讲过的话。

哈欣副警监的话在我耳边响起。他其实是在对站在我身旁的妻子说的：“莎拉玛女士，别担心，我们只是要把赛带离一阵子而已，不会久，只是想问一点点东西。”他装得很关心的样子在解释。莎拉玛望向我，似乎要问:“真的吗？”

他所说的“一阵子”，在我那天从南里手中接过最新的扣留令时，已经是拖到十六年了。在十六年中，我换过了三、四个监狱。

单独监禁和迫害

开始是在欧南路的监狱，呆了一个星期，被移到上必麒麟街中央警署的扣留中心。这是座多层建筑物，最高一层有著名的称号：顶楼中心,特别用作政扣者受盘问时单独囚禁用途。

只有在单独监禁囚室中，我才领悟到哈欣副总监所谓的“只是问一点东西”的意思。“只是问一点东西”，其实是从早上到中午，中午到下午，下午到晚上，继续到第二天早上，到中午，到晚上，…的连续不断的盘问。“只是问一点东西”，我耳际似乎响起哈欣副警监的话。

从单独囚室出来，就是进入审问房。连吃饭的时间也受盘问。哈欣和另外三个人盘问我。审问室的冷气开到最大，桌子上我看到三本大簿，其中一位我后来知道是名叫勒加普的官员在翻着。当我在他面前坐下，勒加普警长即刻说话：“你知道这里头写着什么吗？”

“我怎麽会知道？书又不是我的。”我回答。

面孔有点凶悍的勒加普那天就要向我表达他的凶性。“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全部秘密都写在这些书中。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他故意提高声量说话。

“什么秘密呢?”我回问。

“赛，不要在我们面前吹牛装蒜。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清楚，几点离开家，去哪里，跟谁吃午餐，在哪一家戏院看戏，在哪一家油站打油，几点回到家，通通我们都知道。”勒加普警长洋洋自得地说。

“哦！是这些秘密，懂了就算了。我不介意。”我回答。

我这才想起在被捕前的几个月，我的车子被跟踪。在几个我常到的地点和屋子，总是看到可疑的人物。每一回我开车进入在武吉知马路的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去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课时，总是看到一辆车停在路旁，车中总是有两、三个形迹可疑的人。

上完课后，我从大威路离开校园。那儿也有一辆车停在路旁。但我一直都不太管他们的行踪。

“不要逞英雄”

勒加普警长在我讲我不介意他们知道我的秘密时，急躁了：“不要逞英雄，赛，以后你会后悔的.”他说。

我还来不及回答，哈欣副警监插嘴说：“赛，我们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坦白，在我们之间，坦白说出你的活动，方便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接着，哈欣副警监忽然提起十二年前的事，那时，他和我一起以私人考生身份参加高等剑桥文凭考试。我们当时双双都已经有了工作，他任警官，我是《马来前锋报》的记者。那之后，他就不曾再见过我。“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赛。”哈欣说。我只是听着他所讲的故事。

然后，哈欣副警监企图套我：“赛，你知道吗，林清祥已经招出你的全部活动的情况。你就不用那么辛苦躲躲藏藏了。”

我听到他讲林清祥的名字时，真想纵身大笑。可我却忍住，只是向哈欣说：假如林清祥真的已经那么做，还要从我这儿知道些什么？“就相信林清祥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吧！”我说。

“我们要你合作。”他加重语气，“要你回答所有有关你的活动的问题。”

我再一次重复：“就相信林清祥所讲的吧。我干嘛要跟抓我的人合作？”

哈欣不再多说。他避免跟我谈他要求我给予合作的话题。当天早上的盘问在午餐时间左右结束。我被送回单独牢房吃饭，饭渗着沙，加咖喱咸鱼，咖喱水淡而无味，一杯奶茶，好像是雨后的河泥水。

但是我得要有气力，得吃饭，我心底对自己说。于是我念祷文歌颂伟大的真主，我把渗在饭中的沙检出放一旁，饭吃下肚。吃完了我再念祷文感谢真主。茶水也喝干了，当作是很美味的样子。才要把头躺在石床上休息一会儿，辜加警察已打开牢房门，叫我到审问室去作下午阶段的盘问。

哈欣没来。那天下午只有勒加普盘问我。他由一位二巡警察陪同。我想他会再用林清祥的名字来叫我合作。其实却没有，有关林清祥的谎言已经曝光了。

勒加普问我在新加坡及1961年末被禁进入马来亚时跟印尼大使馆的关系。他问我1958年访问该共和国时做些什么，以及我为什么那么“亲苏加诺”。他说他有照片显示我跟几位记者在一块，其中一位是印尼共产党人，等等。

我很轻易地回答他的问题。作为《马来前锋报》的编辑，我全心全意继承《马来前锋报》长期以来支持印尼人民斗争的传统。那时候，印尼正全力实现其独立。印尼人民正在西伊利安清理荷兰的残余势力。同时，当时正值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苏加诺、尼赫鲁、纳塞、西哈努克亲王和周恩来一起致力领导亚非民族奋起，争取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解放出来。

1957年底，马来亚庆祝独立时，联合邦政府邀请几位印尼记者到马访问。我身为马来亚马来记者协会会长，在吉隆坡一家餐馆设晚宴，招待印尼的记者们。他们包括阿当-马力克、莫达-如比斯、利思汉-安华、乃巴贺和哈欣-拉曼，都是印尼主要大报，包括《印尼火炬报》、《大印度尼西亚报》、《独立报》、《人民日报》和《东方之星报》的主编，另外还有当时由阿当-马力克为首的安达拉新闻社。阿当-马力后来出任印尼外长和联合国主席。

勒加普所指的那张照片是一位印尼记者所摄，照片中我跟阿当-马力克、印共喉舌报《人民日报》主编乃巴贺、《东方之星》主编哈欣-拉曼、墨兰-阿都拉和其他一、两个人。

诬赖为“外国特务”

“我认识大使馆内的几个官员。”我回答。

“基于什么事务？”勒加普警长再问。

“我作为一名报人的工作需要。”我回答。

“你曾经从印尼大使馆取得金钱付款吗？”

“有。”我回答。

勒加普坐着的身子猛然一震。他听到我的答复后感到吃惊。（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被安上拿外国钱当特务的罪名。）

“你真的从印尼大使馆拿过钱？”勒加普重复问题，似乎不相信那个答案。

“的确是真的有。”我坦白说。

“你一共拿了多少钱？做什么用途？”他接着问。

他脸很严肃地等待着我对那最后一道问题的答案。他给我看一张大约只有平常护照照片大小的一半的小照片。那是黑白照，里头的人根本看不清楚。“你认得他是谁吗？”勒加普警长问。

我拿过照片仔细看。“不，我不认识。”把那张照片还给了他。

“你怎麽可能不认识他。他说他认识你。我们已经抓到他了.”勒加普警长继续说。

“很多人都会说认识我。在被捕之前，我也认识很多人，一些是外国人，像来自伦敦、加拿大、德国和日本，自称是作研究的作家而要访问我的。这照片中的人我不认识。”我解释。

“他说他给过你钱，是这个人给你钱吗？”

勒加普显然在听到我对从印尼驻新加坡大使馆拿钱的解释后，感到非常失望。我对他说，印尼大使馆给我一张志银新币250元的支票，是支付一百本小书的费用。那本名为《西伊利安——肉中之刺》的小册子是我写的，他们跟我买一百本。

我写那本书，是要表达我支持印尼人民要收复还在荷兰统治下的西伊利安，使它回到印尼共和国怀抱的斗争。听过我的答复，勒加普警长不要再谈这件事了。

在按计划要飞往雅加达出席亚非新闻从业员秘书处会议的前一天，我把那张250元的支票交给在新加坡亚太新闻社工作的好友陈加昌，跟他换现款。当陈加昌从另一位记者同僚获知我在原订飞往雅加达的2月2日那天清晨在“冷藏行动”中被捕时，着实吓了一跳。

1996年，当我跟陈加昌在新加坡会面时，他告诉我，那张印尼大使馆的支票使他感到失措。他不敢到印尼银行去兑现，只好收着那张支票，到我释放后还给我。谈起这张印尼大使馆的支票的波折，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当盘问围绕着我跟印尼的关系的话题时，哈欣副警监跑进来审问室。他们两人耳语一番之后，一起坐下。我接着再被盘问，除了西伊利安，还有我还在哪些方面支持印尼的政治。

“比如说，你对苏加诺的‘指导民主’有什麽看法？”勒加普问。

我说：“‘指导民主’可能是当时印尼政局中最适当的统治制度。”

下来，他们问关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万隆宣言》，以及关于《五大原则》。我毫不犹疑地表示我全力的支持。然后，他们看来已经没有再追问我跟印尼的关系的本钱了。哈欣副警监然后告诉我说晚上会有一位政治部高官要见我。

“赛，你好好想清楚。如果肯合作，就可以很快释放。今晚，你就有机会这么做。”哈欣副警监说。

第30章   枪杀威胁

阿末-克罕盘问

阿末-克罕是新加坡政治部的副总监，巴基斯坦裔人，据说曾在英国M15情报局任职。我不知道他是什麽时候来到新加坡担任政治部的副总监。他是以擅长“反共”事务的情报员而闻名。在新的审问室中，阿末-克罕给包括哈欣和勒加普在内的六位官员夹在中间。他的右边坐着哈欣，勒加普坐在左边。

“我听说你不肯合作，”阿末-克罕开始他的说教，“我希望你改变态度，为你自己的好处而跟我们合作。”

看到我没有反应，阿末-克罕继续他的说教，讲了种种关于共产党的危险性，他自称共产主义正威胁着新加坡和马来亚。“我们需要你的合作来克服共产党威胁。”他说。

“我跟共产党无关。我在毫无理由情况下被捕，然后给加上各种荒唐的罪名。我要求即刻无条件释放我。”我回答。

“没那麽容易，赛先生。我们有很多关于你参与颠覆活动的证据。”阿末-克罕声称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按法律控我上法庭？”我挑战他。

“我们不需要控你上法庭。我们要你跟我们合作。”他回答。

我接着重复我对哈欣和勒加普讲过的话：“为什么我要跟抓我的人合作。”

“因为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阿末-克罕打断我的问题。

我保持沉默，不想跟这个阿末-克罕对答。

“赛先生，你是个明白人，有头脑，会想，你应该知道如何为自己和家庭着想？如果肯合作，你可以很快获得释放。”他说。

我无反应。他恼了，先转向哈欣，然后再看向勒加普，他对他的下属官员说：“这个人很顽固。”

“好啦！既然你那么顽固，不要合作，你会面对后果的。你可能给杀掉，你懂吗?我们可以在半夜把你送去其他地方。半路上，把你推下车，做到好像你企图逃跑，然后用枪从后面射死你。”那位曾经担任英国特务的阿末-克罕威胁我。他的六个随从，都是马来官员，都静静地听着他对我的生命所作出的死亡威胁。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现场证人，都亲自听到要杀死我的威胁。我望向哈欣。他低下头，不敢看我。

（那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向律师知知拉惹投诉，问他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对付阿末-克罕。知知拉惹说：“赛，别再提了。不值得对这些懦夫采取什么行动的。”我同意，过后就不再提它了。）

我听了那项威胁感到是被挑衅了，于是我回答：“是的，我知道你可以这样杀死我。殖民者和他们的特务不久前在刚果和非洲的确像你刚才讲的那样干下那些勾当。”

阿末-克罕注视我的脸好一会儿。然后，他一话不说，站起来离开审问室，那些在审问过程中一言不发的官员也跟着出去了。一位辜加警察进来押我回到牢房去。

烦躁不安之夜

那晚上我烦躁不安，很难闭上眼就寝，总是想着阿末-克罕的恐吓和要胁。每一回辜加警察从牢房的“偷窥洞”监视我，我都被惊动，赶忙坐在床上，等待看他们是否会在三更半夜打开牢房门，把我送到另一个地方去。我脑海出现幻影，自己好像被押着离开牢房，离开扣留所大楼，然后到大路上，然后感到有人用手在我身后一推，我逃跑。“砰!砰！”枪声响了。我还来得及回头一看，阿末-克罕正把手枪指着我。

我从幻觉中醒过来，大力敲着牢门。辜加警察再来洞口“偷窥”，我对他做手势表示要上厕所。他回去守卫室拿锁匙，回来打开门。当我重回牢房时，看辜加警察的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第二天一整天，我不再受盘问，没有人来看我，再下来一天也没人来。第三天，我感到很寂寞，已经有三天没讲话了。那时刻，我真想有人来“盘问”，管他是谁，只要是有人来跟我说话。我尝试跟监视我上、下午各十五分钟运动的辜加警察讲话，可是，他却对我的问题和谈话不理不睬。我一直讲个不停，讲故事，问这个问那个，尝试跟把耳朵和口都封到密密的辜加兵开玩笑。我还是感到满意，至少可以跟又聋又哑的对象谈话。

这就是我首五、六个星期被单独监禁的经历。那是从来未曾梦想过的经历。踏入第二个月，盘问很少了。经过第一轮的震撼后，我也已经能够适应牢房的糟透情景。我也接受必须学习在石床上的粗纤维垫褥上的黑破床单上睡觉的事实。当我发现垫褥满是跳蚤，就让它立靠着墙，睡在石床上。每天晚上，我都跟跳蚤展开大战。久而久之，给蚤子咬到都麻木了。在囚房中，我分辨不出白天和黑夜。房间或许是用5瓦特的电灯泡照明，光度总是一样的。过后，我学习用运动的时间来估计时间，上午那段是八时至八时一刻，下午的是三时半至三时三刻。

过后不久，我也发觉同僚胡森-扎希汀其实是关在隔壁房。他完全不声不响。我还以为第十号房是空着的。我关在九号房；沙拉胡汀-高斯在八号房。还有一位朋友，《南洋商报》的傅超贤也关在“顶楼扣留中心”，但却不知道是哪一个房。陈蒙鹤也一样。那之后不久，胡森-扎希汀被移去樟宜监狱；傅超贤获释，后来成为李光耀总理的新闻官。

第31章                  樟宜监狱

“E座监房”

最后，经过三个半月的单独监禁，我也被送去樟宜监狱。一直以来，我只是从外头看樟宜监狱，看到的是那道又高又厚的墙。现在，我要成为里边的居民了。穿过了八道铁栅门，这儿拐那儿弯的，门开了又关，那沉重的敲击声几乎震破我的耳膜。最后，我来到称为“E座监房”(E Hall)地带的大门。

门开了，我踏步进去，受到较早时送来“E座监房”的同志的欢呼和欢迎。我抵达的那天，“E座监房”已经住着七十多位政扣者，包括几位自1956年以来就被扣留的，其中有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和中学联领袖孙罗文。林福寿医生、马哈迪哇、甘绍仪、胡森-扎希汀、胡容芳和几位我忘了名字的职工会领袖，都是我的老相识。

那一大批政扣者认识我，主要是因为我是领导1961年《马来前锋报》工友罢工，而被东姑政权逐回新加坡的前《马来前锋报》编辑。他们也知道我跟他们的领袖来往甚密，在政治思想上属于同道，因此接受我为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E座监房”的底楼有20间牢房，每间有一张床，抽水马桶，也有洗手和洗脸盆。楼上则是一个大礼堂。我住底楼20间房的其中一间。其余的扣留者住在楼上厅堂，每人一张床，像军营或病搂的摆列。在这里，扣留者可以自己煮食。所有煮食材料由营方供应，按照所选择的食物，包括中餐、马来餐和西餐。

西餐最为丰富，除了牛肉，每天一个人有四粒鸡蛋，还有牛油。中餐和马来餐都没有牛油和鸡蛋，而肉类也不是每天都有。我发现有超过一半的扣留者选择西餐。“E座牢房”的确很特别，因为以前只是用来关白人罪犯。

第一天在“E座监房”跟胡森、高斯、马哈迪哇、比尔列和几位选马来餐的华人扣留者一起吃饭，比起“顶楼扣留中心”真是差别很大，简直是天渊之别。我没想到胡森和高斯都是煮食能手。

与此同时，监狱外的政局风起云涌。人民行动党政府抓了百多位社阵、新加坡人民党、工团和南大等领袖后，开始忙着筹备大选。

在竞选宣传中，人民行动党动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电台、电视、传媒，更动用了政治部警察来恐吓和威胁选民，阻止他们支持被人民行动党指为马共代理人的社阵和人民党候选人。选民害怕，人民行动党于是胜利了。社阵只取得13席，人民党惨败。

人民行动党是那麽的害怕社阵，两名中选的社阵议员巴尼和李思东被捕。另两位受通缉的侥幸逃脱，躲了起来。过后，几位落选的社阵候选人也被捕，他们包括陈仁贵和以社阵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南大学生王发祥等。

选举那天，“E座监房”充满着对选举成绩的猜测和预测。“E座监房”的政扣者，绝大多数是活跃的政党或工团的干部。他们组成新加坡左翼的骨干，人民行动党对他们怕得要死。李光耀知道他们的才干。

人民行动党能在1959年大选中大胜，靠的是这批人，他们那时候支持人民行动党。如果不是因为这批人和他们的领袖，尤其是林清祥和方水双，人民行动党不可能胜利，甭说在1959年6月组织政府。如果那时没有这批人和林清祥，李光耀根本不可能当上总理。

他们预计和猜测社阵会胜利。他们深信大多数人民会支持社阵。他们有信心，在外头的领袖有能力汇集人民的力量来投票支持社阵。报章的竞选新闻，显示成千上万的人民涌向社阵主办的每一个群众大会，这已经足够证明社阵将取得胜利。他们期待着胜利和社阵在大选后组织政府。

我也跟大伙儿一样兴奋。我不想作出预测，但我真的希望社阵会胜利。因为我们将被释放，可以重新活跃政坛，为建立自由、公正和民主的民族和国家贡献力量。我们不要预测会失败。干嘛要预测会失败呢？因此，我们准备在“E座监房”举行庆祝会，要准备吃大餐。

当大选成绩要开始公布时，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厅堂听新加坡电视台的大选成绩。可是，当一项又一项的成绩显示都是人民行动党胜利时，开始时那种高涨的希望逐渐冷却、冷却。

无论如何，当社阵候选人胜利时，大伙儿还是欢呼，只是，喊声越来越弱，因为胜利的席位比所预测的相差太远了。当最后一项成绩报告完毕时，社阵只赢得13席，礼堂是一片沉静，连稍稍耳语声都听不见。我们都发呆了好一阵子。在被叫到楼下吃夜宵时（已经是准备了很多食物的），很少人有胃口吃了。大伙儿都直接上床睡觉。

第二天的一整天，“E座监房”的气氛一直很沉。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这项失败。大家开始提出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玩臭。悲伤化成了愤怒。林福寿医生跟另外几个人觉得有必要开会讨论大选成绩，以尝试了解情况。所有的人都失望，但成绩已经是事实。那天下午，我们再次在厅堂集合。

林福寿和另两三个人先讲话，尝试解释他们认为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一致指人民行动党玩臭，用肮脏的手段恐吓选民。然后，林福寿医生请我发表一些看法。

我还记得，我说人民行动党确实是经常玩臭，它的政治从来未曾干净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大选前被关起来”。李光耀知道，如果我们都不被捕，“人民行动党根本就不可能赢。”威胁和恐吓选民也是人民行动党所干的勾当。人民因此害怕把票投给社阵候选人。然后，我吁请他们不要绝望。我请他们大家继续奋斗，不要灰心，不要举手投降。只要维持这样的战斗精神，我们最后一定会胜利。

几天之后，“E座监房”的牢民增加了。落选的社阵候选人，包括王发祥，和其他约40位南大学生在残暴的“维护内部治安法令”下被捕。其中的一些，包括林源德和王发祥进来“E座监房”。

与此同时，几位旧扣留者如孙罗文已经获释。但是“E座监房”早已爆满了。但是人民行动党政权显然要逮捕和扣留更多的政治对手。于是，他们在樟宜监狱内再建一座扣留营。

我们过后被搬去那新建成的“E座牢舍”（E Dormitory），由三座长形牢舍组成，内各设20间有门的牢房。那之后不久，来了另一批新扣留者，包括了一位社阵领袖谢太宝。

学习华语

（此节略）

思想意识的论争

    （此节略）

第32章                  隔墙传话

1971年，我再度调回“顶楼扣留中心”去，开始新一轮的单独监禁和精神折磨。这已经是残暴的人民行动党政权第三度以惨无人道的手法对付我。当我从樟宜“中等监视扣留营”(Medium Security Prison,MSP)搬回扣留中心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应该预期到有什麽后果了。

这地方没什么新的东西，只有辜加狱卒是新的。那位曾经教我几句辜加话的好心狱卒，并不在两个七人站岗组之中。我相当失望，但也是几天而已，因为，在新的狱卒中，我很快就跟其中一位二十出头的辜加狱卒建立起友谊。

学习跟战友通讯

    这一回，我也还是学到了新东西，那就是怎么样跟隔邻和对面的8，9，10和11号房的扣留者通讯。我关在6号牢房，同排的是4，5和7号房。比起第一次关在这里，现在的牢房好一些，因为新牢房的光线较亮，有厕所和洗脸盆。两排牢房隔着一条小巷，一端连接守卫室，另一端连接着审问室。

这一回在“顶楼扣留中心”的第一晚，获知我隔邻的两个房关着两位女扣留者。我获知这项信息的情形是：当天下午六时，我到建筑物尾端，即4号房过后的浴室洗下午澡。我感到惊异，因为看到水喉头下端壁上有几个用黑炭写的华文名字。在名字上端，则是写着;“欢迎你，同志！”，跟着是很简短的便条。

我很轻易读出墙上的名字和便条内容。那两位女扣留者是在几个星期前从樟宜监狱调来“顶楼扣留中心“。我受促涂掉她们的名字，然后用藏在浴室内墙角一个小洞内的小火炭写下我的姓名。我很快照做，写上我的中文名。我其实也很担心过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运气差，被狱方知道这件事，就肯定会被调去前座的牢房。幸好没有一位辜加守卫是懂华文的。

第二天洗澡时间，我发现同一片墙上出现了新的指示。难友要我在墙角的那个小洞找东西，我照做，找到一小摺用塑胶纸包着的小纸。在成功取出小纸后，感到很满意。我赶忙擦掉墙上的字，匆匆冲了凉，然后赶着回牢房。辜加狱卒问我怎么今天冲凉这么快。我假装发抖，一面说：“很冷，很冷！”他笑了。我赶紧走回牢房，在辜加狱卒关上门后松了一口气。

浴室便条

吃过晚餐，我小心翼翼打开小纸条，读着用中文写的内容。

“赛同志，”便笺开始写道，“很高兴能够认识你。我和隔壁房的另一位战友不久后要回中国去了。回到那里，我们希望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出贡献。因此，在此期间，让我们更好的互相了解，通讯方法如下：躺近墙壁，用牙刷对墙轻击。字母‘a’敲一下，‘b’两下，‘c’三下，‘d’四下，以此类推。我们就用简单的英文。开始通讯，我会敲三下，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回话，就回敲三下。”

读完字条，我无法控制不安的感觉。我佩服隔壁房战友的创意。我奇怪她是从哪里找到那块火炭和怎么想到她所建议的那套通讯方法。同时，我也对于跟她联系感到迟疑和担心。在那样的情况下，她却那么热切的要跟我联系，用意使我大惑不解。

她们并不是首批自愿选择回去中国的政扣者。我们政扣者多数不同意，更不鼓励扣留者接受政治部遣送回中国的献议。我觉得，我们的祖国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因此，我们的献身，虽然只是很小，应该是投身入建设一个民主和独立的马来亚。因此，至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斗争和牺牲都必须以马来亚为先。只是，却有一小批扣留者，像我们隔壁的两位战友一样选择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路。另有一大批则被强迫遣送回中国，因为他们不是马来亚国民。

我们曾经严肃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却记不起我们是否曾经作出最后的结论。但在原则上，我们不同意和不鼓励扣留者接受被“放逐”回中国。我本身则从更深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一项关于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我们对这个主义的信仰、奉献和献身，以及这个主义在我们的国家马来亚的发展取向。我怀疑那些选择这条道路和这个主义的人，是否是真正了解他们所做的种种意义和影响。

他们可能在群众之间，造成人们对我们的怀疑。或者，有人认为，在新加坡面对着无限期的扣留，而扣留者的待遇则是一年比一年残酷，回中国或是解脱之路。因为，无条件获释的机会渺茫，甚至是完全没有。于是，有人就像我隔邻的两位战友，选择了更容易的出路：回中国，或多或少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用意虽好，方法却错了。

我认识几位跟我在1963年2月2日同一天早上被捕的女扣留者，包括陈蒙鹤，著名左翼活跃分子及我好友陈成发博士的妻子；曾梅蓉，工会领袖，获释后跟新加坡大学学生领袖黄金宝博士结婚；黄翠云，工会领袖，1968年释放后跟林清祥结婚；及陈丽英，工会领袖，过后跟方水双结婚。其中我认识的几位，当时还在扣留中，但我并不认识住在隔邻的两位，因为她们是在过后几年才被捕的。

隔墙通话

由于很想了解情况，我于是同意跟隔邻的战友隔墙“对话”。收到字条的第二晚，我准备好牙刷，等待隔邻牢房的讯号。时间好像是过了几个小时，我最后才听到对墙传来三响击墙声，三秒钟后又重复。我回敲三下，然后开始长达数小时的艰辛“对话”，开始只是互相问好和互问健康状况，然后才继续谈政治。试想想，单单一句“很高兴能认识你”得敲279下。“你好吗？”是141下。然后，你得全神贯注地听，以便能算敲击的次数，对应每个字母，后组成词句。试想想你得听数千击响以听清楚对谈。例如：“对于你在反对李光耀——拉曼帝国主义政权斗争中的坚强斗志和牺牲，我向你致敬。”另敲数百下以传达毛语录：“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社会主义万岁，马来亚人民万岁！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跑腿——拉曼和李光耀！”

我感到轻松，因为两位女扣留者几天后就调离扣留中心。我不知道她们什麽时候离开，因为刚好被带到楼台上晨运。那天下午冲凉时，墙上写着要我在同样地方找纸条。那是告别便条，是写给“赛同志”的，然后是鼓舞我“坚定立场，续为人民而斗争”的语句，以及更多的毛语录，其中一些是我蛮喜欢的。

12年之后，在1983年，我以香港道琼斯公司和新加坡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英文《亚洲研究杂志》(Asia Research Bulletin)编辑的身份访问香港，获知那两位女邻居是身在香港。她们抵达中国后，基于大家都不愿意谈的原因设法离开中国到香港。戴渊，选择被遣回英国殖民地香港，而不是回中国的前扣留者，在我访问时设晚餐招待我。

在晚宴上，碰到好几位离开中国到香港来的前政扣者。有十多个人出席晚宴，大家都开心地回忆着在樟宜监狱被扣留的日子。我偶然问起我的两位邻居。在被告知她们结婚，生儿育女过着幸福生活后，感觉很开心。如果有机会跟她们及家人碰面，谈起当年扣留中心单独监禁的经历，或许应该是更开心的事。晚宴那晚，我问起怎么样能联络到他们，却被告知由于时间太过短促，要联络相当困难。

第33章                  多格劳斯-海德

在中等监视扣留营

中等监视监狱的范围相当于五个足球场大，周围就只用篱笆网围起来。在这儿，刑事罪犯关在几座单层建筑屋内。政治扣留者则关在其中一个角落的小建筑物中，靠近主要办公楼。扣留者称这儿为扣留营。这座小建筑物可容纳约20人，但是，据我所知，它从不曾同一个时候关着超过10位扣留者。在这个扣留营，政扣者可自己煮食，包括早、午和晚餐，煮食材料每天由营房供应。

经过五年被扣留在樟宜监狱，三度在中央警署的“顶楼扣留中心”单独监禁之后，现在是被送来“中等监视扣留营”。

我很高兴发现，扣留者当中，有一位我所认识的战友热烈欢迎我这位新客。他是傅树楷医生，在1963年2月2日被捕前，他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家庭医生。过后我了解到，傅树楷不只是医生，而且是已经成了营内的厨师和种菜专家。

有一天，早餐过后，我跟傅树楷医生、汪永祥、吴静明和刘文霖一起看《海峡时报》、《每日新闻》、《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等报纸，一位狱卒进营来，叫我准备好去“面试”。通常，像这类的“面试”意味着国内安全局有重要的东西要向某个扣留者查问。自调来这儿两年后，我已经有过多次的这类“面试”。只是，这一回的“面试”却比较特别。面试本身无关紧要，但却很特别，因为，到来面试我的是一位“洋大佬”。

反共心理专家的面试

在这之前，我的案件的面试和盘问都是由一位国内安全局的华人高级官员处理。但是，那天我踏入审问室时，看到的却是一位英国人。看到我走进来，他站起来，笑着伸手跟我握手，但没有表明他的身份。

我跟他握手，问道：“你是谁？”

“哦！我是多格劳斯-海德(Douglas Hyde)。赛，近况如何？好吗？”

“多格劳斯-海德？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看看你。”

“为什么？”我问他。我听过多格劳斯-海德这个名字。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做出这么样的反应，或许在他心里是在骂我讲出没礼貌的话。无论如何，他始终保持冷静。

自从离开英国共产党和被褫夺《工人日报》的总编辑职位后，多格劳斯-海德这位年纪已经相当大、和蔼可亲的老者开始投身新的领域，成为反共和心理战专家。他是在替好几个反共的亚洲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府工作和服务。我听说他被东姑和李光耀政权所雇用。

可是，那一天，在“中等监视扣留营”，多格劳斯-海德有一件任务要完成。所以，他控制着他的情绪，就算是被骂，被冷嘲热讽，也要忍气吞声，保持冷静。保持着笑脸，多格拉斯-海德请我坐下。一位官差捧来两杯奶茶，放在桌上，一杯在他面前，一杯在我面前。

“赛，你喝茶吗？”多格拉斯-海德很有礼貌地请我喝茶。

“如果可以的话，我比较喜欢咖啡。”我回答。

多格拉斯-海德重新叫那位官差进来，要他给我换成咖啡。那位卷着头巾的印裔官差用奇怪的眼色看我，然后捧起那杯茶。他一面向着我眨眼，一面走出去。他知道我是很喜欢喝茶的，因为，在我被其他内安局高官“面试”时，大多数是由他招待饮品的。几分钟后，他捧着杯热咖啡进来。

“谢谢。”我微笑着对印裔官差说。然后，我转向多格拉斯-海德，“海德先生，你干嘛到这儿来看我？”

“赛，近况可好？好吗？”他重复较早时我故意拒绝回应的问候。

“我很好。谢谢。海德先生，你怎样呢？”我反问他，这回是带着笑容。

“我也很好。谢谢。赛。“他高兴地回答。多格劳斯-海德不习惯从他要“面试”的“共产党人”得到这么热情的问候。他告诉我说他所会见的共产党人中，从来没有一个向他问好，从来就不热情融洽，特别是在开始阶段。

多格拉斯-海德在新加坡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他在此之前是在马来西亚。他在这一带执行任务一年左右。在新加坡，多格拉斯-海德已经会见相当多名被政府套上红帽子，指为是“地下活动”重要人物和马来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扣留者。起初，内安局会鉴定那些政扣者需要由这位前英共份子来“洗脑”。接着，就一一把有关政扣者送到特别扣留所，方便多格拉斯-海德进行“思想清洗”的任务，那就是连串旨在协助扣留者丢掉“共产思想”和“共产活动”的说项。

开始时看来相当担心的多格拉斯-海德，现在看来比较轻松了，时时露出笑容。

“赛，这儿的生活怎么样？”他问。

“你问监牢的生活怎么样？这可就很难说了。你得自己来住住，才能了解滋味，…”我说。

多格拉斯-海德把身子移前靠近桌子，把两只手放在桌面上，说：“可赛你看来还是很健康，神色焕发和兴高采烈，……,你还能开心地笑……。”

“如果只是因为被扣留，我不曾哭过，也绝不会为此而哭。”我说。

多格劳斯-海德的用意

多格拉斯-海德开始解释他那天到来见我的用意。他讲述他身为共产党人和担任《伦敦工人日报》总编辑时的生活故事，直到他最后是如何因为对共产主义绝望而离开。然后，他劝我即刻当机立断，放弃共产主义。他也同样劝告过林清祥和林福坤。福坤是我的好友林福寿的弟弟。

然后，他谈起他跟我两个人作为报人和编辑的生涯和事业。他还说他和我都是因为政治理想而失掉工作。但是，我要回头还不会太迟，多格劳斯-海德是那麽认真的忠告我。

一如所料，这位前英共份子并不热衷于跟我讨论我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课题。我不想浪费时间，跟他讨论和争辩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我郑重地告诉多格拉斯-海德，我根本没有什么思想意识必须“丢弃”，而我是在无理的情况下被扣留和囚禁，政府虚构罪名，对我做出充满恶意的虚假指控。我和多格劳斯-海德之间的对话也就结束了。

“你说我是共产党人，只因为是你相信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权的说法。我不是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曾成为共产党员。我有什么样的共产主义要放弃？我要求无条件释放或在公开法庭审讯我。”多格劳斯-海德仔细听着我的讲话。他句话不说，而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做。

再经过一些意见的交流后，多格劳斯-海德从椅子站起来，再度跟我握手。开始时他不说什么，但后来却带着迟疑地问我有什麽要求。

“赛，你要提出什么要求呢？”

“有的，叫他们无条件释放我。”我回答。

多格拉斯-海德最后一次对我笑笑，慢慢放开我的手，挥手跟我说再见。

第34章                    库德曼爵士的信函

年复年的继续扣留

1968年，在中央警署顶楼扣留中心单独监禁约四个月后，我被移去“中等监视扣留营”，这是开放概念的监狱，犯人可在没有围墙的监狱范围内四处走动。“中等监视扣留营”的其中的一个角落用来囚禁一小批政治扣留者。

抵达“中等监视扣留营”时，我受到傅树楷医生和四、五位未认识的扣留者迎接。那是我们双双被扣留长达五年以来，第一次见到傅树楷。由于是开放式，我们在“中等监视扣留营”可在本区内自由走动。我们跟刑事犯的区，只是以篱笆和岗站分隔。我们一起睡在大厅，可以自己煮食，可以种花种菜，养鱼和养鸽子。

对于刚从四个月单独监禁出来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甚至是比我第一次单独监禁后，被移到樟宜“E座监房”时的变化还大。

时间继续前移，我的扣留继续延长，两年又两年。虽然新扣留营提供比较舒适一点的生活，监牢纪律有些放松和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可是，监牢终归还是监牢。白天，我们像同一个大家庭的兄弟一样，谈天，游戏，讨论和玩笑。但是，这样的时间有限，过得也非常快。白天好像很短，太阳公公似乎是急着要在天空中消失。我们都曾经在叹息：白天可是那么的短暂啊！

一到晚上，我们就跳入各自的天地。我们钻入各自床位的蚊帐内。躺着望蚊帐顶，偶尔看见一、两只蚊子在蚊帐内，在找吃。当大厅灯熄时，黑暗中忽然感到孤单寂寞，思念的情怀开始扑来。脑海中想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或是家中的妻子儿女，或是情人良伴，或是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别离了那么久啊！最难过的是如果眼睛拒绝盖上。像这样的夜晚，往往是无尽头的漫漫长夜！

这个时候，监狱当局正忙着建筑专用来关政治扣留者的新监狱：明月湾扣留营。1970年5月4日，全体政扣者都调往这个新的扣留营。

库德曼爵士的信函

1978年8月初，一位内安局的高官忽然来见我，他交给我一封志明由新加坡总理署转交的信。由总理机要秘书长林祥源签署的简短信函只有两行字：“库德曼爵士要求转交所附的函件予阁下。”

库德曼爵士（Lord Goodman）是当时英国牛津大学的院士。我当然不认识他。因此，收到他的信感到奇怪，更怪的是他不是把信直接寄到樟宜监牢给我，而是寄到总理署去。我只能假设，那封给我的信是先寄去总理署照会李光耀的。

库德曼爵士在那封信中写道，国际笔会（国际诗人、剧作家、编辑人、散文家和小说家协会）要求他联络李光耀，提出我在新加坡继续被扣留的问题。库德曼解释说，只是因为我“refused to renounce violence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拒绝放弃以暴力作为政治工具”)。

如果是真的，库德曼爵士继续写道，他要劝我能重新考虑李光耀总理所提出的“拒绝放弃以暴力作为政治工具”的立场。很显然的是，当库德曼爵士写信给李光耀和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告诉他关于我被扣留超过十六年的真正实况。

当库德曼爵士给我忠告时，我一点也不怀疑他是出自善意、真挚和诚意。因此，我相信当他知道我在李光耀政权被捕及扣留那么久的真正情况之后，一定会同意我的立场。

我从未被指运用暴力作为政治工具，也没有计划要通过暴力来达致政治目标。在组成扣留我的理由的控状中，根本就没有哪一条说我曾经在政治上使用暴力。我被扣留这么久以来，“放弃暴力”从来都不曾成为释放我的条件。

为什么等到1978年，李光耀才说我拒绝放弃暴力？好心的库德曼爵士如果无法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情有可原，而李光耀则绝不可能诚实和清楚地作出回答，因为他已经用那么残暴的手段对付我，以及新加坡许多跟我一样命运的政治扣留者。

我不相信如果我写回信去一五一十地说明有关我被逮捕及扣留有关的实况，而那封信会到达库德曼爵士手中。因此，我只是写两句话向林祥源致谢，核实已经收到库德曼爵士的信函。

库德曼爵士信函的故事就这样结束。我没有复信，内安局官员也没来问起。我只是在那封库德曼爵士的来信上写下记录：“对不起，亲爱的库德曼爵士，没有回复你。”

第35章                  放逐乌敏岛

“想吃什么？”

收到库德曼爵士的信之后约两个月，我意外地被调往惠德里路的秘密扣留中心。一、两天后，我获知林福寿也调来这儿，但在不同座。

自从被扣留将近十六年以来，在新扣留中心的第一天，看管扣留所的狱卒破天荒第一次问我：“午餐想吃什麽？”

我吃惊，假装没听见，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是，那位狱卒重复他的问题：“赛先生想吃什麽，说啦，鸡饭，还是伯拉尼饭、海南面或是炒面，我去买。”

最后，我说：“好啦，给我海南面。”他又问要喝什么？奶茶、咖啡，还是甘蔗水？我要甘蔗水。感觉上，好像是在做梦。

吃午餐时，我尝试想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我预算着离开明月湾后会再一次送去单独监禁，因为一般上，“顽固和死硬头脑”的份子要一次又一次地塞进单人房去监禁，以进行精神折磨。我已经经过四次的类似折磨。我的这个新牢房不属于单独监禁，虽然墙很高，却有睡床、厕所和浴室。睡床前，有相当大的范围可运动，铺水泥，很干净。

然后，我尝试对库德曼爵士通过总理署寄给我的神秘函件寻求答案。看来，总理署已经成了牛津大学校长的“邮箱”。

最后，是关于食物。看管我的那位狱卒在第一天跟我提起的每一种食物，我一样样都尝过了。第一天尝过海南面后，第二天我要海南白斩鸡饭，下来要伯拉尼饭、炒面，好像很馋嘴了。当我向莎拉玛讲起食物的改变时，她以为我在幻想。那天，她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扣留所，她刚巧带来在樟宜路大兀餐馆买的伯拉尼饭。莎拉玛在我告诉她不用再带食物给我后，才相信我告诉她的话。

所有这一切，似乎在我进来这儿三星期后的某个早上获得了答案。我突然间被通知收拾所有的私人物件，准备离开秘密扣留所。又要离开？我心里想，到底去哪里呢？约一小时后，南里警长和沙阿利警曹来了。

“准备好了吗？”他问。

“到哪里去？”我反问。

“到时你就知道啦！”南里警长回答。

放逐乌敏岛

南里警长驾驶的车子往牙笼路的方向去，接着进入樟宜岛和樟宜路上段。哦，看来是回去明月湾，我心里想，但却默不出声。车子在樟宜路上段奔驰。靠近樟宜监狱时，我等着他把车子转进监狱范围的路段，但南里警长却直接驶向樟宜尾。这回，我真的迷惑了。

“我们到底去哪里？”我问。

“我们到乌敏岛野餐去。”

“野餐？”

“是的，你可以就住在乌敏岛。”南里笑着说。

我以为南里警长只是讲笑。他只是要在送我去明月湾前带我兜兜风。

但是，他把车子停在樟宜尾。在樟宜尾码头，我看见一艘载客渡船等着我们来。沙阿利警曹协助把东西搬上船，然后，南里警长领我上那艘在海浪中摇晃的船。我就坐在他旁边。那艘至少可以载30个人的渡船，今天就只有我们三位乘客：南里警长，沙阿利警曹和我。

我好像还是在梦中，虽然已经从五官感觉出自己是在一艘船上，身旁是坐着南里警长。海水的水花轻溅到我的手和脸，船的引擎声和海浪声在耳边响着。所有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可是我还是很难相信它，因为下来所真正发生的事，在我心中从来就未曾想象过。

我们启航约十分钟，当船正在樟宜尾和乌敏岛之间的海域上时，南里警长才开口说话。他说，从今天起，我在“中止扣留令”下限居在乌敏岛。过后，我获知，林福寿医生在同一天也被带离惠德里秘密扣留所，被带去樟宜尾码头，搭渡船到大德光岛去。我们各被“奖赏”一个岛，按照我的好友乌斯曼-阿旺的说法，李光耀已委任我为乌敏岛岛主。

从那一天起，就正如新加坡《海峡时报》的社论所指出的，我开始像拿破仑一样开始政治放逐的日子。

政治流放者

三个月之前，南里警长和其他几位内安局官员已经查过这个乌敏岛，以确保它适合作为政治流放的用途，尤其是从保安的角度。在确定适合后，他们买下一间岛上老居民所拥有的小破屋，进行改装。原本是亚答顶的板屋，改成半砖半板墙，亚答屋顶换成锌片，盖上天花板。我的这间新房子有一个睡房，够放四人沙发的小客厅，另外是厨房加厕所加饭厅。

那就是我在乌敏岛的新“岛主屋”。南里警长把我带到这间屋子来，那是他在离此不远的乌敏岛警亭把“终止扣留令”交给我之后。根据其中的命令，我必须住在乌敏岛32区，第98地段，门牌484号的屋子。没有内安局总监的批准，不得搬离该屋子。

事实是，我只是从小监牢搬到大监牢。以前是关在樟宜监牢，现在整个乌敏岛是我的牢房。我的地位还是政治扣留者，还是不自由，我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归还给我。

正当我检查和看看新居的四周时，一辆“德士”到屋子旁停下。我惊异地看到妻子和儿女们，罗斯曼、丽丝玛瓦蒂和诺玲达从沙阿利警曹驾驶的“德士”下车。他们冲进屋子，我们拥抱在一块。我感到似乎在梦中。

我以奇异的心情看着莎拉玛和儿女们，似乎不相信我有这么大的孩子。我似乎不要接受这个生活的现实。我所想像中，孩子们都还很小：我被捕时，罗斯曼六岁，丽丝玛瓦蒂五岁。当时才三岁的诺尔曼没跟他们一起来，因为跟着他阿姨住在半岛。那是诺玲达吗？我开始时心里一直在问我抱着吻着她的秀发的少女是谁。当诺玲达用华语跟我交谈时，我感到惊喜，她还在中华女中念高中。

“那‘德士’司机不收车资。”莎拉玛说。站在我旁边的南里警长和沙阿利警曹听到，笑了。我大声笑。当我把南里警长和沙阿利警曹介绍给家人后，莎拉玛即刻道歉。

其实，在乌敏岛哪会有德士。但是，当他们抵达乌敏岛码头时，已经有一辆不能再用来载客的德士停在那儿等候。司机请他们上车，直接送到我的新家来。南里和沙阿利过后表示要离开，我跟他们握手，并表示谢意。

就剩下我们一家留在屋子里。莎拉玛带来中餐和糕点，罐装和盒装饮料，等等。他们在厨房忙着，准备午餐。我叫诺玲达跟我巡视屋子的四周。家人只能在周末才能来这儿跟我一起住，因为诺玲达还在念书，而妻则还在经营承办宴会伙食生意，罗斯曼和丽丝玛瓦蒂则从旁协助。

从那一天起，我在离新加坡本岛不远的小岛开始作为政治流放者的新生活。一心一意要我在“监牢中烂掉”的李光耀政权，一直不间断地进行报复性迫害。我发誓绝不要满足他们想看着我在“监牢中烂掉”的美梦，不管是在樟宜监狱或是在乌敏岛“大牢房”。我做好准备长期住下来，按照争取真理、公正和民主斗争的需要，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李光耀和他的监牢，管是什么样子或是在哪里，都不会叫我“烂在里头”。我发誓。

在乌敏岛上，国际特赦机构的代表来探访我。我也同时被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的“国际笔会”委任为终身会员或荣誉会员。在乌敏岛上首几个月，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很多访客，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外国。

乌敏岛本岛的华、巫居民，开始时对我敬而远之，渐渐也开始跟我熟络了。有些居民到我家拜访，带来各种土产，或是所种的青菜，或家鸡所下的蛋，或果园中的水果。他们的孩子，在我读书写作时到我家来“捣蛋”，帮忙我种花草种菜和收拾屋子。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在（乌敏岛）监牢中烂掉”。

在岛上的第一个斋戒月前夕，我跟几位马来邻居筹备在整个斋戒月期间举行诵经会。居民的反应热烈。每晚都有十至十五位男、女岛民来诵经。

斋戒月前夕获释

我已经准备好跟乌敏岛上的伊斯兰邻居一起欢庆开斋节。但阿拉真主却另作了安排。斋戒月第廿七晚，我们举行诵经完结仪式。第二天，南里警长和沙阿利警曹忽然出现。我以为他们是进行每一至两周至少一次的例常探访。但是那天早上，南里警长又叫我搬家。“这是最后一次了。赛，你今天被释放了。来，让我送你回去新加坡本岛去。”南里警长说。

我呆了一阵子。“今天吗？”我问，似乎不敢相信所听到的一切。“对，就是今天，现在马上就走，因为你的家人在等着。”

我赶到一、两家邻居去，告诉他们最新消息。他们都感到意外，但都表示感谢上苍，因为最后我终于被释放，自由了。

追溯往事

1963年2月2日，斋戒月的一个清晨，约凌晨四点半，年方27岁，正值怀孕六个月的爱妻莎拉玛跟我说珍重。刚年满34岁的我被哈欣副警监带走，他是在“保护公共秩序安全法令”下逮捕我，把我丢进李光耀政权的监牢中。

1979年8月22日，也是斋戒月，爱妻莎拉玛已经四十多岁了，而她所怀的胎儿，诺玲达，现在已经是16岁多了。罗斯曼已经23岁，丽丝玛瓦蒂22岁。他们在樟宜路上段租下的1065号屋子迎接我从同一个李光耀政权的监牢中回到家里。跟着他阿姨住的诺尔曼（20岁），当时正在伦敦念书。

我的年纪已经是51岁了。那位抓我的哈欣副总警监已经是身归故土。我是由南里警长沙阿利警曹带回家的。

我释放后两年，在1963年我被捕时才六岁的大儿子罗斯曼跟他自由恋爱的对象莎丽法-阿丝玛结婚。罗斯曼本来在吉隆坡一家私人学院念法律，唯却被迫半途停学，因为得回新加坡协助母亲打理承办宴席餐食的生意。过后，他在新加坡从事酒店和餐馆业多年，过后到马来西亚从事相同的生意。

我的长孙，罗斯曼的孩子在1982年12月10日出世，名叫思琳，第二个孩子莎乌娜则约一年半后出世。

在我坐牢期间，二女儿丽丝玛瓦蒂最勤给我写信。她在1985年在吉隆坡跟洛克曼-哈京结婚。丽丝玛瓦蒂婚前在新加坡一家日本电子厂当品质控制员。

诺尔曼由她的阿姨莎丽娅和姨丈拉惹-阿末-诺汀医生（现在是丹斯里—拿督斯里）送出国留学，起初在英国，后来到美国 。

最小的女儿诺玲达，那位在六十年代在新加坡幼儿园受教育时学习射下美帝飞机的小妮子，则在1989年5月嫁给莫哈默德-阿兹米-拿督-阿都-华哈。阿兹米是美国毕业的电子工程师。这个小女儿，我们一家都叫她为玲达，她在新加坡中华女中高中毕业后，选择在新加坡从事服装设计。

当我在1999年5月18日庆祝71岁生日时，已经有了十多个男、女孙儿。感谢上苍！

（第一部分完，节录自2001年正月出版的《人间正道》中文本“第四部：囹圄篇  十七载漫漫长夜”）

张泰永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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