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时代计划生育工作真相--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

揭秘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工作真相

——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许多事实证明，人类的记忆往往并不那么可靠，人类其实是一种非常健忘的生物，哪怕是刚刚发生过的，亿万人曾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也不例外，因此人类经常会重复地去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同样的错误。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再加上种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有人故意把水趟浑的话，在经过长期强大的反复宣传及暗示的情况下，更是这样。有人以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自己亲眼见到的总不会有错吧？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也不一定。例如千百年来，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边落下，因此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及其其它一切星球都是围绕着地球运转的，谁如果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在主张异端邪说。当然，我们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但纠正这个错误却并不容易，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并且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需要经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人们的印象中，毛泽东好像是不主张计划生育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市饲料公司技术员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就是其中的典型。这篇文章的标题确实雷人，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在看来，实行计划生育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既不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也不必考虑相关条件是否成熟，只需轻轻喊上几句口号就可以实现的，所以对马寅初一个人的批判，就导致了错误增加三亿人口的严重后果。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为国内外许多报刊所转载和引用，成为社会中广泛流传的名言并影响至今。当时我本人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思辨能力的高中学生，也曾经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因为事实似乎非常明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口确实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很大，大大超出了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样一种思维，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不过，如果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也采取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判断，则未免显得过于草率、过于肤浅、过于片面、过于武断，过于荒唐，也过于不负责任了。由此而推导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很难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朱相远自己后来承认，文章发表后，质疑的声音就一直不断。然而，所有这些质疑的声音，并没有能够影响该修正其观点，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报》再次发表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写在第十一亿位国民出生前夕》。这位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其实作为我个人，我倒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朱相远先生的观点能够成为现实，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控制人口增长将变得极为简单，就像拧自来水的开关一样，想要人口增长的时候，就把自来水开关打开，不希望人口增长的时候，就把自来水的开关关上，人口增长速度快了，就把自来水的开关拧小，人口增长速度慢了，就把自来水的开关拧大，哪里还需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付出及其惨痛的代价，造成社会严重的不和谐呢？可惜的是，愿望毕竟只是愿望，虽然比较美好，但它终究不是现实，人口增长自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不是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人口生产方面的复杂机理，不知道怎样去科学合理地应对复杂的人口形势。比如，我们在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之后，在尚没有完全富裕的情况下，却突然遭遇了严重的人口老化危机，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甚至一百多年的人口老化过程，一方面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不孕不育症患者急剧增多，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百分之一攀升到目前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对上述这些问题，不知朱相远先生有何应对之策？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即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人口发展的艰难历程，只有了解了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人口发展情况，我们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

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世界各国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曲折的过程，先后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几个阶段。据考古证实，大约在二三百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我们知道，原始人类是没有计划生育之类的概念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就代表了全部的生产力，人口的多少、体质的强弱决定了氏族或部落的兴衰，因而原始人类最为期盼的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世界各地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生殖崇拜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食物极为匮乏，人类繁衍人口，期盼人丁兴旺的愿望长期不能得到实现。据学者估计，在约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晚期，中国人口可能已有一百万左右，夏禹时（大约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年），全国人口为一千三百五十五万，到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人口仍停留在一千三百七十一万人的规模上，一千多年的时间，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中国人口达到约六千万，此后经过一千七百多年的努力，在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一亿，达到一亿一千万。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从一亿二千万急剧增加到三亿，因而被一些清史学家赞誉为“康乾盛世”。

其实十八世纪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当时全世界都是这样。例如英国在十一世纪时的人口约有一百五十万，据一三七七年征收人头税的资料估计，此时的英国人口不过二百多万，一五〇〇年，增加到四百万，到一八一〇年发展到一千零五十万人，到一九〇一年更增长为四千五百二十三万人。从一五〇〇年到二〇〇〇年的五百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五十三点五倍，其中本土增长十六点二倍，远远超过了我国的人口增长。与此相适应，原来仅仅只是一种小小方言的英语，发展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语言。根据苏联人口学家拉尔乌尼斯的估计，全世界在公元初的人口是二亿三千万人，公元一千年有三亿零五百万人，一五〇〇年有四亿四千万人，一六五〇年有五亿五千万人，一八〇〇年增加到九亿五千二百万人，一八五〇年增加到十二亿四千七百万人，一九〇〇年增加到十六亿五千六百万人。可见世界各国人口都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先后起飞。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粮食生产的增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进入美洲新大陆以后，伴随着对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和在世界范围的掠夺与扩张，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红薯、马铃薯等产量极高、适应性极强的农作物也渐渐向全世界扩散开来。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玉米、红薯、马铃薯等农作物先后被引入我国。玉米的适应能力极强，并且容易栽培，不论是低于海平面的盆地还是高海拔的山区都能种植，单位面积产量居谷类作物之首，春玉米又比其它春播植物成熟早，易于填补青黄不接时候的空白，因此很快成为山区农民的口粮，后来逐渐扩散到平原地区。红薯更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红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同时红薯的种植，反过来又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可耕种小麦与水稻的土地。马铃薯是一种喜冷凉的植物，能落地生根，对环境要求不高，凉爽湿润即可，非常适合寒冷的高海拔山区，产量极高，可达到谷物的二至四倍。随着这些农作物在我国的引入及渐渐推广，过去相当大部分因无法种植小米而一直保持蛮荒状态的丘陵和山地被充分利用了起来。新的农作物的引入，不仅开发出了大量过去无法耕种的荒地，并且这些新的作物还可以与原有的小麦，水稻等其它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不仅丰富了中国原有耕作制度的内容，而且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光热和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同时，混种和间隔种植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此外，这种耕作方法还有助于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保障农业的稳产和高产。 所以有人说，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玉米、红薯、马铃薯这些农作物的功劳，而这是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引入中国的，只不过由于当时落后的交通以及信息交流的困难，再加上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大大延缓了这些新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待到康乾时期，凑巧赶上了这些新作物的普及而已。实际上，在整个满清统治时期，除了鸦片战争以后的被迫开放以外，自始至终奉行的都是闭关锁国和愚民政策，这一时期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不繁荣，思想更是停滞不前， 工商业受到政府的极力遏制， 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的景象在此时已经大为衰退，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著增加了，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康乾盛世”。事实上， 清朝的落后挨打正是在这个所谓的盛世时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国科技、经济与西方不相上下，军事上也可与西方抗衡。而经过了这个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就远远的落在了西方的后面，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了。当玉米、红薯、马铃薯这些新作物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人口再一次进入缓慢增长期。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二千万，而到一九四九新中国成立时，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人口也不过发展到五亿四千万。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一次不很完整的人口调查，从那时起，四万万同胞就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中国人头脑中的人口数据也就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新中国建立之初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摸清人口状况，了解我国基本国情，成为开展新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九五三年，全国开展了第一次普选，而选举各级人民代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准确的人口数据。普选使第一次人口普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普查结果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零一百九十四万，这个数字刷新了多年来沿用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这个估算的数字。根据普查数据，最终确定一九四九年中国人口数量为五亿四千一百六十七万。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口的一个新的发展点。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人口突然开始了爆炸式的增长，人口增长曲线突然变得比过去任何“盛世”时期都要陡峭得多，由开国时的五亿四千万迅速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九亿六千万，二十九年间增加了四亿二千万，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八。由于这一增长发生在毛泽东时代，所以有人将其形象地称之为“毛泽东阶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次的人口增长，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是在面临西方世界严厉封锁，中国连续进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的恶劣环境下出现的，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有效地进行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如果剔除这些因素，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无疑将更加惊人。就世界范围来说，这一时期在工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同期整个世界的人口在中国的拉动下也才增长了大约百分之四十。由于“毛泽东阶跃”，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由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九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现在则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二十，预计到二〇五〇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十五点三三。当然，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中国的人口越少越好，人口越少，自己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会越多，所以中国人口的增加不仅不是毛泽东的功绩，而是毛泽东的罪责，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口增加了，这些新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有限的资源，从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光明日报》发表的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报》再次发表该的文章《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写在第十一亿位国民出生前夕》。其实，朱相远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七六年去世，总共只有二十七年的时间，即使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毛泽东时代真的“误增”了三亿人口，那么承担抚育这些“误增”人口负担的，主要也还是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这些“误增”的人口从整体上说还未长大成人，按照中共中央公开信的说法就是：在他们不能干活以前，就会多用钱，多用粮，影响生活的改善。当然，这些“误增”人口影响的只是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要将这些“误增”人口抚养成人，“就会多用钱，多用粮”，还需要进行教育等其它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需要二十年左右才能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恰恰在这些“误增”人口由负担和包袱转化为新的经济力，从而可以加速改善生活水平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离开了人世。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抚育和培养之后，这些“误增”的人口已经成为今天各行各业的骨干领军人物，是他们撑起了共和国的天空。说起来，我们更应该的是感谢毛泽东，而不是对毛泽东横加指责。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由于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新增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高，人口总抚养比持续增长，到一九八二年已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点六。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毛泽东时代出生人口的不断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人口总抚养比持续下降，到二〇〇七年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八，下降幅度约为百分之四十，年均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期。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翟振武教授的测算，由于实行计划生育，给我们带来了四十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共节约抚养费约十七万亿元。这个人口红利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不是，主要还是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只不过当收获这些人口红利的时候，毛泽东已离开了人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然是前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前人不是心存感激，而是动辄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浅薄的观点，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

实际上，毛泽东在一生中为子孙后代做了太多的事情。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接手中国的时候，中国历经百年战患，千疮百孔、疮痍满目、国家民族贫困到了极点。一百多年来，中国遭受了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无数次的侵略和欺凌。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并没有招惹其他的国家，然而列强们却一次次地打上门来，将战争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欺凌，被逼迫着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不断的割地赔款，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国家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人民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解放战争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陕西、湖南、湖北各一部，台湾、海南等沿海岛屿，约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地区，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大规模的土改还未来得及全面铺开，匪患活动猖獗，水旱灾害频繁，人民饥寒交迫……不甘心自己失败命运的蒋介石，不仅席卷了一切可以带走的财富，摧毁了一切可以摧毁的设施，而且预先安排布置了大批的潜伏特务，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新解放区的基层政权尚未健全，已经建立的也还未巩固……经济方面，城乡贸易断绝，许多工厂停工，本来就不发达的铁路交通约有一半处于瘫痪状态。上海解放时，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仅够全区人民吃半个月，棉花只能维持纱厂开工一个月，煤只够烧七天。一九四九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国内连续出现四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波。以上海为例，批发物价指数以解放后的第一个月为一百，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已经达到二千零九十八，上涨了约二十倍。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想象，这个曾经是饿殍遍地、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绝大多数人口为根本不识字的文盲的“东亚病夫”，这个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以致于把煤油叫洋油，铁钉叫洋钉，火柴叫洋火，水泥叫洋灰，肥皂叫洋碱，缝衣针叫洋针，机织布叫洋布的极端贫穷落后的古老国家，居然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的严密封锁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形象的描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二十二年之后，当毛泽东告别人世的时候，中国除了拥有原子弹、氢弹、战略导弹这些尖端战略威慑力量以外，中国大地上奔跑的有驰誉世界的红旗牌高级轿车、解放牌汽车，天上飞的是自主制造的各种喷气式飞机，太空有围绕地球运转的各类人造地球卫星，海上游弋的有万吨远洋巨轮、核潜艇，工业上造出了万吨水压机，并且率先在世界上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在信息技术方面，一九七五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一〇二四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八千八百二十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农业方面，建起了八万六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培育成功并推广了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良品种。以北京为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北京周边是没有一座水库的，北京人喝的几乎都是“苦井水”，解放以后，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北京在周边建起了八十四座水库。北京建造的最后一座水库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开工，一九八三年六月竣工的白河堡水库。此后迄今为止，北京再也没有建造一座水库。现在北京可以使用的水库只剩下约三十五座，首都人的生命之源现在全仰仗“大跃进”时期建造的密云水库。当前正在紧张实施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从丹江口水库取水。丹江口水库原来也是没有的，是在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远景规划后，才在汉江水系上建造的。丹江口水库的建成，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取水一路北上，沿途经过的水库和人工水系，全部都是毛泽东时代建成的。如果没有这些毛泽东时代的辉煌成就，今天想从零开始搞南水北调，无异是做梦。当然，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远不止这些：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根除了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只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匪患在中国大地从此彻底绝迹；消除了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基本消灭了麻风、霍乱、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控制了血吸虫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地方病的流行，使淋病、梅毒为代表的主要通过寻花问柳之类不良性行为传播的性病在中华大地基本绝迹；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结束了中国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历史，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成就，其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更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可能；毛泽东在建国伊始就发表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提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这顶屈辱的帽子……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得比毛泽东还要出色，我们是不是觉得毛泽东一个人应该替我们完成掉所有的工作，然后让我们可以躺在上面坐享其成？有些人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一方面宣传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却要用比神还要苛刻的标准来要求毛泽东，这其实才是一种对毛泽东的神化。

我之所以认为“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样的观点毫无道理，并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符合事实，当时批判的只是马寅初的人口论而不是计划生育本身，更不等同于鼓励生育，那时一面批马寅初的人口论，一面主张节制生育。无论在马寅初遭到批判之前还是受到批判之后，中共领导人均发表有大量关于计划生育的精辟而深刻的谈话。实际上，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对人口问题有大量精辟的论述。早在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出了反对盲目生育的主张。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就说：“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设想：“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看可不可能？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在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当斯诺问到：“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的谈话中指出：“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同几个同志的谈话时表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再次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很难将它全部引述过来，从上述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到一丝一毫的忽视计划生育的表示吗？我们怎么可以将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的问题，毫无道理地完全推到毛泽东的头上？做人，总应该讲点良心吧？

毛泽东不是一个只会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空谈家。除了上述这些精辟而独特的论述之外，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更是扎扎实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效果。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代表中央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刘少奇明确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一九五五年二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检讨了卫生部以前对节制生育问题的消极态度，提出了整改的意见和办法。三月一日，中央对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这是迄今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同意和提倡节制生育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中央在批示中说：“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九五六年八月，卫生部《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中不仅对于党和政府支持群众避孕和节育的目的讲得更为清楚，而且进一步指出“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并规定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阐述节育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我国正式公布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一九六三年十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把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列为会议主要内容之一。一九六四年一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卫生部妇幼卫生司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此后，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并在卫生部门专设办公室，配置了专职干部，部分市、地、县也设置了相应机构和人员。同年五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计划生育专业组，统一组织协调全国的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工作。为从经费上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一九六四年四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预算科目中增设“计划生育支出”一款，列在卫生部卫生事业费项目中，专款专用。一九六四年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城市不论是出生率还是自然增长率，都远远高于县及县以下地区，这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要远远优越于农村居民。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城市出生率为年平均千分之三十九点八，县为千分之三十二点三四；城市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千分之三十一点三，县为千分之二十。一九六四年之后，城市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开始低于县及县以下地区，而且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当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以致落后于农村居民，它透露出来的是城市居民的人口生育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生存条件也得到了快速的改善。如上海市的人口出生率在一九五四年高达千分之五十二点七四，居全国首位，一九五七年出生率降至千分之四十六点〇，仍居全国首位，到一九六五年便降低到千分之十七点〇，退至全国最末一位。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城市出生率递减至千分之三十二点一七、千分之二十六点五九和千分之二十点八五，县出生率则高达千分之四十点二七、千分之三十九点五三和千分之三十六点七一；城市自然增长率降至千分之二十四点九〇、千分之二十点九〇和千分之十五点二六，县则高达千分之二十八点一〇、千分之二十九点七四和千分之二十七点二四。这表明，一方面，中国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城市效果极为明显，另一方面，农村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虽然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与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太大，这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里，要想真正取得控制人口的实效，除城市之外，还必须把农村的计划生育也普遍搞起来。早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多次提出：“计划生育必须在抓城市的同时，以抓农村为重点。”六十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以城市为主，对农村主要是在城市郊区和少数人口稠密的县有所开展。进入七十年代，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教育广大群众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以晚婚、晚育、计划生育为荣的新风尚，使计划生育工作做到家喻户晓，进而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宣传实行“晚、稀、少”政策。所谓“晚、稀、少”是指：提倡晚婚，推迟头胎怀孕年龄，第二胎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严格控制多胎生育。由于把计划生育普遍推行到广大的农村，各省、直辖市的计划生育工作部门都把抓农村和基层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因而出现了一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典型。在农村逐渐形成了以赤脚医生、妇女主任和“大嫂子队长”为骨干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队伍。当时的公社卫生院大都培训了能做简易节育手术的医务人员。国家为一大批卫生院装备了放、取宫内节育器和做人工流产术所需要的器械。各城市还组织了大批医疗小分队，下乡开展节育知识宣传、技术指导等活动。七十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收到显著效果。人口出生率从一九七〇年的千分之三十三点四三降至一九七八年的千分之十八点二五，自然增长率由千分之二十五点八三降至千分之十二，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六点〇一降至二点九七。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出生率下降更快，一九七〇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九二，一九七二年为千分之二十点一〇，一九七三年为千分之十八点〇九，一九七四年为千分之十五点〇八，一九七五年为千分之十五点二一，一九七六年为千分之十三点六四，一九八〇年更降为千分之十左右。一九八〇年，我国公布了新婚姻法，对结婚年龄的控制有所松缓，转而采取进一步限制生育子女人数的办法。由于实际结婚年龄的提前及早婚的出现，同时也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导致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的出生率均保持在千分之二十一左右的高位。此后，尽管采取了极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但一九八六年的人口出生率仍高达千分之二十点七七，一九八七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〇四，一九八八年为千分之二十点七八，一九八九年为千分之二十点八三，并不比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出色。毛泽东时代增加的几亿人口尚可以归咎为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那么八十年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该找谁去负责呢？要知道此时马寅初早已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九七九年九月，当时已经九十七岁的马寅初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后来又先后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而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技术和经济水平又远非毛泽东时代所能比拟。对此，不知道朱相远先生又将作何解释？

我们已经知道，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表明，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期，比近三十年狠抓计划生育的时代下降得还要快得多，这实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效果如此显著，并没有因为对马寅初的批判而放弃对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新中国的人口还是大量增加了呢？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影响人口增长变化的，除了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对群众的广泛宣传发动之外，还有居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医疗卫生条件、人均预期寿命、头胎生育年龄、控制计划生育的技术手段、传统的生育观念等等许多因素，并不是少数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事情。认识一个问题，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有一个过程，更需要必要的时间，特别是对于计划生育这一关系到子孙后代千家万户民族存亡兴衰的大事，更是如此。首先，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处于一穷二白的状况，除了丰富的人力，几乎没有其它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怎么可以在建国伊始，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决定实行计划生育？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新中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人口数据，中国人头脑中的人口数据也就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这就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几乎停滞不前，当然就没有控制人口的必要了；其次，多子多福是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更是数千年来中国医疗条件恶劣，婴幼儿成活率极低的现实给逼出来的，要想改变这一观念，需要时间，更需要改善整个中国的医疗条件、文化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婴幼儿成活率，而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只有最无知、最浅薄、最幼稚的人才认为只需轻轻地喊上几句空洞的口号就能改变别人几千年、上万年形成的生育观念。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国革命主要是依靠农民才取得最终的胜利的，中国农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极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得政权之际，就立即贸然要求农民改变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剥夺农民这一并不算过分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是绝对做不到的，是对人民的极端的不负责任。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绝不可能在人民还不理解、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就草率地采取简单野蛮粗暴的计划生育方式，比如像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该扎不扎，株连八家，该流不流，拉猪牵牛；喝药给瓶，上吊递绳这样的计划生育方式，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第三，在建国之初，当时并没有有效的控制计划生育的手段，中国既不会生产避孕套，也没有可靠的口服避孕药，还不懂得结扎这一有效的避孕方式，中国拿什么去开展计划生育？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当然，人工流产比较有效，但当时会做这种手术的医院并不多，而且传统的吸宫术、钳刮术痛苦较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医生的经验来完成，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子宫穿孔、大出血等情况，危及孕妇生命。人工流产是一项创伤性的手术，即使在医学发达的今天，仍然会不可避免地损伤到妇女的子宫内膜以及其它器官，何况是在几十年前？即使手术成功，也容易为以后的生育留下隐患，造成终身不孕不育的严重后果。另外，人工流产这种方式，的确不怎么人道，不太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同时还容易给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采取这样的计划生育方式。

    实际上，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悄然为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正式颁布施行，对结婚的最低年龄作了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这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都是提倡早婚的。比如，后周武帝规定，男子十五、女子十三，为娶嫁之期；唐朝开元年间规定，男十五、女十二以上，听婚嫁；清《通令》规定，男十六岁、女十四岁以上，可以娶嫁；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篇婚姻章，虽然在形式上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结婚，但实际上对于早婚现象，从未加以制止教育。因为婚龄降低，不仅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还可以增加劳役人员的人数，所以他们提倡早婚，甚至强制早婚。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受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早婚的恶劣习俗也熟视无睹。以许多人推崇的节制生育楷模马寅初为例，马寅初同时拥有两个妻子，养育成活了七个孩子。马寅初在与第二位妻子王仲贞结婚时，王仲贞当时年仅十三岁，属于标准的未成年幼女，而马寅初此时已有三十五周岁，比王仲贞整整大了二十二岁。马寅初还曾在美国留学十年，接受西方教育近二十年，而且娶第二个妻子时还在担任北大教授，尚且如此。由此可知早婚现象在中国社会的普遍和严重。新中国在建国之初，首先颁布施行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由于《婚姻法》的施行及其大张旗鼓的宣传，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早婚的陋习，这不仅有利于大大降低人口出生率，更体现了对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保护，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其实，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生率并不高于解放前，也不高于同时代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生育率为例，一九五〇年中国为五点八一，印度五点九七；一九六五年中国六点〇八，印度六点二三；一九七二年中国四点九八，印度五点五九；一九七五年中国三点五七，印度五点三五；一九八〇年中国二点二四，印度四点九五。所以“批马寅初导致鼓励生育”的观点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的太少，是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的飞速跃升造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如果我们一定要将现在中国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能怪他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降低得太多了，只能怪他将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得太快了。人均寿命预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有效的指标，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均寿命的大幅提升。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实现了大跃进。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中国社会飞速进步，人均预期寿命从三十五岁提高到六十五岁，而同时期的世界人圴寿命预期只从四十七岁提高到五十八岁。一九八一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六十八岁，接近于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当时的印度只有五十四岁，要知道，在印度独立的时候，人均预期寿命是四十一岁，比中国还要高。中国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比韩国短五点四岁，可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超过了当时的韩国。一九八一年以来，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四岁，印度增长了十岁，尽管印度在跑步追赶中国，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能够达到中国在毛泽东逝世时的水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然而在当代中国，如果还要继续沿用这样的说法，则更多表现的是幽默。以当代已经故去的最著名人物为例，邓小平及其夫人卓琳均活了九十三岁，叶剑英八十九岁，陈云九十岁，李先念八十三岁，杨尚昆九十二岁，彭真九十五岁，薄一波九十九岁，王震八十五岁，肖克一百零二岁，马寅初一百岁，巴金一百零一岁，费孝通九十五岁，季羡林九十八岁……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的确是人均预期寿命飞速提高和居民生存条件得到改善的结果，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是失误、错误甚至是罪恶的话，我倒是希望这样的“失误、错误甚至是罪恶”来得更猛烈一些，更多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做人要厚道，不能没有良心，我们不能一边享受前人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给我们创造的成果，一边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去咒骂我们的前人，抱怨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在中国积贫积弱、一穷二白、任人欺凌的情况下，在一夜之间赶上并超过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好让我们毫不费力地去享受享受最发达国家的现代生活。实际上，毛泽东远远地超额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带领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昂首挺立在世界的东方；他领导中国摆脱了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被动挨打、任人欺凌的局面，以强大的姿态、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人面前；他率领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的封锁打压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我们不能一方面宣传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却要用比神还要苛刻的标准去要求毛泽东，这其实才是地地道道的神化。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本身是非常残酷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按照人们的喜好和愿望来发展。通过了解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人口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人类文明史，其实也可以说是人类同饥饿反复较量的斗争史，凡是食物充足的时期，人口数量就能得到快速增长，凡是人口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于快速下降的时期，肯定是食物严重短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实际上是饿死的，即使是在食物较为丰富的现代，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历史的阴影，我们之所以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不就是担心物质生产的增长跟不上人口数量的发展吗？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在生下来以后被活活饿死，另一个则是在没有出生之前就被人们给计划掉了，从而为已经活着的人腾出资源和空间，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我坚持认为，不论从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看，人口增长和寿命延长都是盛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最过硬的硬指标。今天，人们取得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繁荣、丰富得多的物质生活，除了科技进步的因素，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石油、煤炭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源，千万不要随意将其浪费糟蹋了。

    如今，毛泽东已经整整逝世了三十三周年，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已经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时光的流逝，尽管卷走了许多记忆的浪花，但也使我们有可能客观地审视新中国的人口发展历程。随着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工作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时代不但不存在什么“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反而是人类有史以来在人口计划生育方面做得最为成功、最为合理、最为科学同时也是最有人性的时代。毛泽东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继续沿用了他擅长的群众路线，耐心的、循循善诱地反复启发群众的觉悟，帮助群众培育计划生育的意识。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放松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开发，从而使大规模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可能，再加上配合采取“晚、稀、少”这种更科学、更人性、更持久同时也更容易为群众接受的计划生育方式，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八年的千分之三十五点五九逐年持续快速下降。一九六九年为千分之三十四点一一，一九七〇年为千分之三十三点四三，一九七一年为千分之三十点六五，一九七二年为千分之二十九七七点，一九七三年为千分之二十七点九三，一九七四年为千分之二十四点八二，一九七五年为千分之二十三点〇一，一九七六年为千分之十九点九一，远远低于一九八七年的千分之二十三点三三。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摆在这里，我们很难相信，毛泽东时代后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竟然如此出色，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快速下降，居然超过了近三十年狠抓计划生育的时代。更令人吃惊的是，面对如此急剧快速下降的人口出生率，整个社会竟然风平浪静，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以致于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后人们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毛泽东是不搞计划生育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我国计划生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政府改变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注重群众思想工作以及“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转而采取严格限制生育子女人数的办法。然而，由于实际结婚年龄的提前以及早婚的出现，再加上其它一些复杂的因素，极端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并没有维持人口出生率持续快速下降的局面，反而造成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一九七九年的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十七点八二，一九八〇年回升至千分之十八点二一，一九八一年进一步回升至千分之二十点九一，一九八二年竟高达千分之二十二点二八。此后，尽管采取了极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但一九八六年的人口出生率仍高达千分之二十二点四三，一九八七年为千分之二十三点三三，一九八八年为千分之二十二点三七，一九八九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五八。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实在有点令人不可思议：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实行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宣传教育为主，在不知不觉之中竟然轻松实现了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国家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极端的计划生育措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整个社会弄得鸡飞狗上墙，结果换来的却是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的客观数字，人们是无论如何也绝对不会相信这样的结果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如果认真回忆一下历史，其实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在八十年代前期，虽然国家采取极端强硬的计划生育的措施，整个社会的弦绷得很紧，但由于早婚早育现象的回潮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计划生育的努力。当时，为了减少出生人口，各地相继出台了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土政策”、“土办法”，像“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该扎不扎，株连八家，该流不流，拉猪牵牛”；“喝药给瓶，上吊递绳”这样的计划生育口号，大多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然而，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逐渐解体，原来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些保障措施、医疗卫生体系等也随之消失，农民不得不通过更多地生育这样的方式来试图维持自己的保障，人口出生率自然也就居高难下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与高压下，再加上经济、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演化以及相互作用，中国居民，包括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念悄然发生改变，妇女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年，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五点八，一九七二年下降到五点〇以下，一九七七年进一步下降到三点〇以下，一九八〇年达到二点二四，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这种情况表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效果非常显著，应该继续保持。然而我们仅仅看到由于人口惯性增长所造成的一九八〇年千分之十一点八七的自然增长率，不懂得这只是人口在停止增长之前强弩之末的表现，以致于惊慌失措，匆忙采取极端强硬的计划生育措施，只不过由于其它因素的抵消，这种极端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立即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快速回升，一九八一年回升到二点六三，一九八二年进一步回升到二点八七，直到一九八七年仍然高达二点五九。一九八七年以后，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再次开始持续下降，到二〇〇〇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甚至达到惊人的一点二二，已经远远低于二点三〇这一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这是一个危险的超低水平，只不过由于人口惯性增长的假象，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危险的信息，二〇〇〇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保持了千分之七点五八的惯性增长。种种情况表明，我们现在这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然而八十年代后期，我国政府继续推行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过这时基层政府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同时由于分级包干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基层财政普遍陷入入不敷出的窘迫境地，为了广辟财源，一些地方开始将计划生育罚款视为第二财政，有的基层干部不惜采取默许、纵容、甚至鼓励的方式，千方百计鼓动农民超计划生育，以期取得更多的罚款收入。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虽然同样实行计划生育，但城市的计划生育效果和农村的计划生育效果是不一样的，城市居民一般有单位约束，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是要被开除的，因为多生育而丢掉饭碗，这样的代价实在过于沉重，因而在城市居民中敢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多。而农民不存在被开除的问题，无非就是罚点款，正好可以缓解基层财政的压力，因而受到了一些基层干部的欢迎，所以农村违反计划生育的现象很普遍。有人不明白这里面的玄机，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民存在生育二胎甚至三胎的现象，就以为农民特别喜欢生孩子，于是张口闭口指责农民的素质低下，实在让人感到好笑。

进入九十年代，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再次转入持续下降的轨道：一九九〇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〇六，一九九一年为千分之十九点六八，一九九二年为千分之十八点二四，一九九三年为千分之十八点〇九，一九九四年为千分之十七点七〇，已经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一九九五年继续下降到千分之十七点一二，一九九六年为千分之十六点九八，一九九七年为千分之十六点五七，一九九八年为千分之十五点六四，一九九九年为千分之十四点六四，二〇〇〇年为千分之十四点〇三，二〇〇一年为千分之十三点三八，二〇〇二年为千分之十二点八六。二〇〇二年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始终稳定在千分之十二的超低水平，估计在二〇一〇年之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将进一步下降，将长期保持在千分之十以下的更低水平。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既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都已经远远低于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并且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多年，那么为什么我国的人口总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仍然在继续增长呢？这一问题涉及到人口增长的独特现象——人口惯性。所谓的人口惯性是指在出生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后人口继续保持增长的现象。由于以前年代的高生育率，造成人口的年轻化，也就是低龄组人口较多。随着低龄组人口逐渐生儿育女，出生人数增加，虽然整个社会的生育水平低于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但由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在人均预期寿命快速提高的情况下，人口仍然会继续增长数十年。但随着低龄组人口年龄的继续增大，死亡人数将逐渐增加，以致于赶上甚至超过出生人数，至此人口才开始进入负增长。因此，在人类生存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不论采取怎样严格甚至残酷的计划生育措施，要使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接近，大约需要经过两、三代人或五十至七十年的时间。人口问题是一个长周期事件，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过人智慧和长远规划，容不得急功近利只顾眼前暂时需要的短期行为，关于人口问题方面的决策，不论正确与失误，都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见到效果，等到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恶果的滋味的时候，已经是追悔莫及了。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整个民族的利益才是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自己这一代人的享受而断送子孙后代的幸福，在这方面，小个子思维是要不得的，鼠目寸光也不行，只顾自己一己之私、只顾自己眼前暂时需要更是要坏大事的。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人均预期寿命提升最为迅速的时期，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升和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造成了一个时期内人口的快速增长，这是社会进步和人类生存条件改善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这也可以算作是毛泽东的错误的话，我们只能说毛泽东不应该提升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应该改善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因为如果中国依然保持“东亚病夫”这一称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始终维持在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五岁的话，中国人口的数量怎么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多？如果这样的话，哪里还需要八十年代那样惨烈的计划生育行为？哪里还有现在这样多的麻烦？如果你毛泽东一定要为中国人谋幸福，一定要提升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一定要改善中国人的生存条件的话，那也得等到中国在计划生育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了再说嘛，等到中国老百姓把几千年形成的多子多福传统观念改变了再说嘛，这样大概就不会造成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了。当然，假如毛泽东真的这样去做的话，这肯定又会成为毛泽东新的、更大的罪状。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大智若愚”，其实，如果反过来理解也可以说是“大愚若智”。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对世界政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连他的对手和敌人都不否认的，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无人能及的。然而就世俗的观点来说，毛泽东又确实是很难让人理解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的缔造者，毛泽东及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献出了多位亲人的宝贵生命。在毛泽东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所面临的艰难和险阻，经历的挫折与痛苦，承受的压力及危机，是我们现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毛泽东多次在危急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作为在全党、全国、全军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最高领袖，完全有理由适当享受一下。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他的个人生活，简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毛泽东常年睡的是木板床，穿的睡衣，一直舍不得扔掉，总是补了又补，先后补过的补丁多达七十多个，以致于面目全非，实在无法再补；毛泽东的拖鞋同样穿了很多年，由于经过多次修理，已经破旧得不像样子；吃饭的时候，偶尔掉了几粒米，毛泽东也舍不得浪费，总要捡起来放进嘴里……毛泽东的求知欲极强，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工作、学习和思考，就在去世的前一天，毛泽东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由工作人员用手托着文件和书，一共看文件、看书十一次，时间共二小时五十分钟。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是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时间长达三十分钟。

毛泽东不被人理解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毛泽东时代兴修的大量水利工程。一九五〇年夏季，新中国刚刚宣布建立不久，战火硝烟尚未完全平息，解放战争实际上还在继续进行，朝鲜战争的阴云又渐渐袭来。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尚未来得及彻底根除，国内连续出现多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波，国民党退出大陆时安排布置潜伏下来的大批土匪特务四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纷纷发动暴乱……就在这样一个百废待兴、重大紧急事件频频发生、工作头绪纷繁杂乱、时间异常宝贵的紧急时刻，处于重重压力之下的毛泽东，居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去督导治理淮河，原因是当时发生的淮河水灾给淮河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灾民们的惨状深深刺痛了毛泽东的心。修建水利工程当然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例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兴建，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成都平原的水患，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川西平原因此而成为“天府之国”。不过，修建水利工程虽然是功德无量的善举，但是工程花费浩大，工期往往较长，工程效益更多地是体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上，属于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遇到鼠目寸光、数典忘祖、极端自私、没有良心，只会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白眼狼，不仅不会感恩，反而还会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而肆意指责。因此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遗留下来的类似都江堰这样的水利工程，实在是屈指可数。然而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勒紧裤带集中力量，先后对淮河、黄河、长江、运河、辽河、松花江、珠江等水系进行规划治理，整修、新修河堤、圩垸、海塘等堤防长度十六万五千公里，修建水库八万六千多座，农田灌溉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二亿九千九百三十八万五千亩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六亿七千四百四十七万五千亩，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点二九，大大提高了我国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发挥了减灾防灾的巨大效益。在历史上，黄河曾经是三年两决口，给中下游流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然而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黄河大堤却做到了岁岁安澜，至今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决口。类似这样由自己这一代承担所有的一切苦难，并且无怨无悔，然而却泽荫子子孙孙、千秋万代的事情，毛泽东还做了很多。新中国一成立，党和政府很快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文盲始终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状况。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倾注全力，以极大的热情去普及教育。一九四九年，中国在校学生人数总计不过二千五百七十七万六千人，到毛泽东去世的一九七六年，中国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到二亿零九百六十七万五千，增长了七点一三倍。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了粉碎帝国主义者的预言，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国家在大力兴修水利的同时，高度重视种子改良工作，于一九五〇年制订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良种评选和串换调剂活动，到一九五二年，全国良种种植面积就比建国前扩大了十一倍。随后，农业部设立种子管理局，实行行政、技术、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各地也建立起相应的种子机构，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体系，推动了种子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原来种植水稻、小麦的技术比较落后，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友好国家都曾向我国传授过这些作物的种植技术。然而随着以杂交水稻、杂交小麦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良种子的培育成功，我国水稻、小麦种植技术逐渐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而这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开始并取得突破的。粮食种植离不开肥料，所以有“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样的说法。然而自然界中的肥源是十分有限的，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都会清晰地记得过去冬天大清早拾粪的事情：不管天气多么寒冷，北风如何肆虐呼啸，都必须早早起床，因为肥料实在宝贵，如果起得稍迟一点，粪是会让别人拾走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肥料问题，需要大力发展化肥工业。然而要发展化肥工业，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化肥的生产与国家化学工业的水平、工业化的程度密切相关，化学研究不深入，工业规模不提高，化肥的批量生产也就不可能。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大力发展小化肥产业，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年间，全国共建成小型氮肥厂一千二百二十五个，到一九七九年，全国小型氮肥厂总数继续增加到一千五百三十三个，绝大多数的县都建立了化肥工业。尼克松访华以后，我国抓住时机花费四亿美元立即进口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二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一九七三年，国家批准引进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十个烷基苯工厂、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五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六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五十一亿四千万美元。利用这些引进的设备，再加上技术上的消化吸收改进和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二十六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二百亿元。我们知道，项目建设是需要时间的，特别是对于特大型的项目，更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等到这二十六个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已经是一九八二年了，毛泽东此时早已告别人世，没能等到开花结果的这一天，他为之呕心沥血的操劳，也全部成为了别人的功劳，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还被指责为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因而也是不堪回首的年代。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印象中，毛泽东时代的粮食生产是乏善可陈的，毛泽东时代就是饥饿，就是贫困，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过，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实际真相并不是这样。在毛泽东时代，伴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粮食生产的增加恰恰是中国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远远超过了后来改革开放时期。一九四九年，全国粮食产量为一亿一千三百一十八万吨，一九七六年增长到二亿八千六百三十一万吨，二十七年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二点九七，其中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革浩劫中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八；改革开放以后，二〇〇八我国粮食产量达到五亿二千八百五十万吨，与一九七六年相比，三十二年的时间仅增长百分之八十四点五九，居然大大低于毛泽东时代的增长幅度。其实这样的计算，对毛泽东已经是非常的不公，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确定的“四三方案”到一九八二年才全部建成投产，也不是说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八万六千多座水库以及庞大的配套设施，而是因为标志改革开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才闭幕，改革开放的起步其实还要更晚一些。实际上，直到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央召开各省第一书记会议时，反对包产到户的仍占绝对多数，只有内蒙的周惠、辽宁的任仲夷、贵州池必卿三个人坚决支持，以致于会议无法继续进行，杜润生只得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巧妙地改写文件，才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七十五号文件，但是并没有能够说服大多数，只是在广泛地采用组织手段之后，才最终保证了包产到户政策的全面推行。湖南是顶得最久的，直到一九八四年才分田。由于很多人思想不通，包产到户的政策推行得并不顺利，直到现在，仍然遗留有几千个继续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其中包括江苏的华西村、北京的韩村河、窦店、山东龙口的南山，临沂的沈泉庄、河南的刘庄、南街村等等。这些村庄，一般都远远地超越周边的其它村庄，同样也远远地超越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兵安徽凤阳小岗村。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沈浩在参观学习南街村后题词：“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如果综合考虑上述这些因素，毛泽东时代的界限似乎以一九八二年或一九八四年划分更为合适。如此，则毛泽东时代的粮食产量增长幅度是三十五年时间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九点八八，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四年时间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七五，即使按一九八二年划线，则毛泽东时代三十三年时间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一十三点二二，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六年时间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〇八，联系到即使在文革浩劫中粮食产量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八的事实，这样的数字无疑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尽管我们非常不情愿接受这样的结果，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尊重事实。我们常常讥笑毛泽东不懂经济，但毛泽东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给我们留下了今天仍在继续受益的八万六千多座水库以及庞大的配套设施；给我们留下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毛泽东结束了中国有史以来不识字的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为我们培养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具备基本文化素质的劳动者，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毛泽东改变了中国各民族相互对立的历史，各民族之间空前团结，民族凝聚力、国家认同感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被誉为是世界上环境保护做得最好的国家；毛泽东时代的卫生事业，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赞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今天，当我们面对有限的矿产资源被破坏和浪费，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社会风气严重败坏，治安形势日趋严峻，贪污腐化不断蔓延的形势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我们讥笑毛泽东的时候，是不是还能笑得那么坦然、那样自信？是不是还能笑得出声？

尽管我国的计划生育已经开展了五十多年，但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人口学仍然属于幼稚学科，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即使是联合国对于人口方面的预测，也从来就没有准确过。毛泽东不是人口专家，他虽然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逐步采取了计划生育的措施，但他也没有完全弄明白人口在演变发展方面的机理，更不知道后来人口学家们总结出来的理论，反映在行动上，就是对计划生育工作异常的慎重、格外的谨慎。毛泽东不像有的人，胆子大得出奇，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也不进行充分的论证和研究，仅仅根据肤浅的表面现象，凭借自己的想当然，几个人拍拍脑袋就匆匆忙忙决定这一涉及亿万人的性命，关系到子子孙孙、千秋万代的命运的大事。对于自己不懂，没有把握，或者没有完全考虑成熟的事情，毛泽东历来是非常慎重、谨慎、谦虚的，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主要是根据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整理出来的。在正式发表讲话之前，毛泽东先后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二月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会议和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等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会议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听取反映之后，然后才在一千多人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即使这样，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又先后五次召开各方面人士座谈会，一方面回答大家的提问，另一方面征询各方面人员的意见。为了更进一步征求意见，自三月十七日起，毛泽东又先后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接连做了四场报告，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毛泽东四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后来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了。三月二十一日子夜，毛泽东到达杭州，又连续多次召开会议，一边听取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等方面的汇报，一边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继续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更加丰富。曾经直接聆听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ｐａｕｓｅ（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五月七日，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毛泽东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五月八日上午，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五月八日晚十时，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五月九日和十日，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改出用来征求意见的第二稿，要求在更大的范围里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等；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的第四稿；五月二十八日，改出征求意见的第五稿，要求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六月一日，在几位“秀才”的参加下，毛泽东又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形成征求意见第六稿；六月九日凌晨，他又改出了征求意见第七稿；六月十四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六月十六日，改出第九稿；六月十七日，又做了一次修改，这已经是征求意见的第十稿，加上毛泽东最初三次“自修稿”，共十三稿。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终于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都全文刊载。关于这篇文章的修改，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到六月十九日为止，前后共五十五天，毛泽东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不厌其烦、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其耐心、其细致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多次有关计划生育工作妙趣横生的原始讲话，在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之后，在最终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时候还是被忍痛割爱了，这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工作这一关系到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命运的慎重和极端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考确实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科学体系，毛泽东不太愿意公开发表这些尚不成熟的意见。不过，毛泽东这个人就是英明、他的唯物辩证法的确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虽然毛泽东并没有能够完全弄清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没有能够把计划生育的设想完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他凭借着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渊博的知识，带领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其力度和节奏都掌握得恰到好处，这实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奇事情。如果我们抛弃成见，其实不难发现，毛泽东时代其实是人类有史以来在人口计划生育方面做得最成功、最合理、最科学同时也是最有人性的时代。只不过由于人口惯性增长的缘故，虽然在毛泽东时代后期，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中国的人口数量仍然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人口增长曲线比过去任何“盛世”时期都要陡峭得多，由建国时的五亿四千万迅速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九亿六千万，以致于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毛泽东阶跃”。不过大家不必过于担忧，这样的人口增长，是没有持续性的，在释放完惯性能量之后，最终还会稳定下来。例如，一九六九年，尽管我国人口出生率仍然高达千分之三十四点一一，然而此时由于计划生育技术已经取得突破，中国具备了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因而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积极配合下，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仅仅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到一九七六年就降到了千分之十九点九一，基本接近了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这一事实，证明了毛泽东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同时也说明，“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之类的观点是非常浅薄的，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当然更不符合历史事实。说句实在话，就咱们现在这些人的智慧和能力，这些见识水平，怎么能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党员干部一比高低呢？能把精神领会好也就非常不错了，偏偏咱们还能得不轻，一会儿创造个理论，一会儿出来个思想，再不就更新个观点，总要变个法子来显示显示自己，好像自己真的比毛泽东还要高明得多。其实，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真正能够创造出完善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实在是屈指可数，理论创新这个东西并不是随便谁都能玩得转的，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知识，更要求丰富的实践积累，还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漏洞百出、庸俗肤浅、一驳即到、脱离社会实际的东西是不能算数的。

五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为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而感到担忧，八十年代以来更采取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极端的计划生育措施。然而，九十年代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兴奋，更多的是不安。这是因为，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已经大大超出了合理的限度，远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需要，这哪是什么计划生育，简直就是急性的民族自杀！伴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又出现了人口老化这一新的情况，而且我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出人意料，老龄化现象来势迅猛，呈现未富而先老的窘态。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四点四；一九六四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六十五岁以上人口为三千八百一十七万，下降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六；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四点九；一九九〇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上升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五七，二〇〇〇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六十五岁及以上的人口为八千八百一十一万人，进一步上升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九六；二〇〇五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六十岁及以上的人口为一亿四千四百零八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〇三，其中，六十五岁及以上的人口为一亿零四十五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六九；二〇〇八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一亿五千九百八十九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中六十五岁及以上一亿零九百五十六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百分之八点三。中国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都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加速增长，远远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庞大的“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对于人口老龄化，国际通用标准是一个国家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七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采用的标准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过程，发达国家大多用了半个世纪到一百多年的时间，而我国却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并且将长时期保持很高的递增速度，人口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中国尚不富裕，却已经迫不及待的跨入到老年社会的行列，并且是所有老龄化国家中最穷的一个！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尚处于黄金时期，人口老化问题已经如此严重，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再过三十年，不仅中国人口会持续下降，而且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纪录，也是一个使人窒息的纪录，眼下是九个劳动人口（十八至六十四岁）对应一个老年人口，我们已经感受到人口老化的压力，三十年后将是每个劳动人口对应两个老年人口，简直就是天塌下来了！现在这些正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年轻一代，有相当部分是在溺爱中成长的，曾被形容为家庭的小皇帝，没有经受过任何风雨的考验，是非常脆弱的一代，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代人，却要承担有史以来最为沉重的抚养重担，他们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重负吗？也许有人认为，自己可以乘着年轻力壮时多多积攒点钱财，等到自己年老以后，完全依靠社会来安度晚年。当然，对于现在的老年人来说，采用这样一种养老方式，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当前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尚处于黄金时期，有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人口来承担这一工作。问题是，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可能永远保持黄金时期，三十年以后，当现在的壮年劳动人口全部进入老年状态以后，年轻力壮的劳动人口将显得极为稀缺，极端严重的人口超老龄化问题将把整个社会压得喘不过气。到那时，谁来抚养我们的老年人口？展望这样的前景，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享受到了计划生育好处的人，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造成的恶果却要由几十年后的人去承担。追究责任吗？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决策者早就不在人世了，能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鼓励生育吗？社会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增加生育无疑会雪上加霜，何况把这些新增人口养育成人，又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另外，强迫人们节制生育，通过铁心肠、铁手腕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人们自己不愿意生育的话，有没有办法强迫人们去生育？有没有办法强迫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地养育后代？反正我是想象不出来。实践证明，养育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这里面的酸甜苦辣，只有养育过孩子的人才能体会，所以才有“不养儿不知报母恩”这样的说法。当整个社会的生育意愿下降之后，当人们普遍体会到少生育甚至不生育孩子的快乐、幸福和好处之后，再想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鼓励人们增加生育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西班牙、比利时、乌克兰、智利、中国台湾地区等等，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鼓励女性结婚并生育，但至今收效甚微，没有出现一个成功的例子，低生育水平不但没有升高，反而普遍继续下降，但愿将来的中国会成为唯一的例外。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在人口方面遇到的麻烦并不仅仅只是人口加速老化这一个问题。九十年代，在中国人口快速老化的同时，我国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也在急剧攀升，七十年代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一，八十年代中期虽然上升到百分之三，但在全世界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以冲刺般的速度加速追赶，现在已经达到惊人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在这个冷冰冰的数字背后，不仅是一张张无助和焦虑的面孔，还有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命运。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出现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急剧攀升，原因主要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在现代社会，人造化工产品得到广泛的应用，其种类和产量都在不断地增加，人类实际已经难以离开这些化学制品，在居家休息、交通、饮食、服装、休闲等日常最基本的活动中都不可避免地大量接触它们，天长日久，这些化学制品渐渐在人体内不断积累，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质量。有研究表明，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男性精子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每年还在以百分之二点一的速度减少。环境污染使男性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患者明显增加，精液质量评价各个指标均能达到优良者还不足百分之五，各项指标能达到正常标准下限就已非常不错了。一九九九年，科研人员在北京郊区的驻军中，随机选择十八至二十五岁由外省市入伍的农村战士，要求入伍时的年龄在十六七岁，在部队生活一年以上，青春期后无不洁性交史，在采集精液后进行精液质量的评价。结果与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城区男性数据相比较，精子数目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 ，每次排射精子总数下降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精子活动率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优秀和良好前向运动的精子活动力下降百分之三十以上，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精液量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精液质量的下降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此外，另一个导致育龄人群不孕不育比例上升的重要原因，是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的精神压力。在当代社会，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由于突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了毛泽东时代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代之以冷冰冰的令人眼花缭乱望而生畏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种层出不穷花样日益翻新的考核指标，在国企改革中，一味强调用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去砸职工的铁饭碗、铁工资，加之就业形势紧张，保障措施缺失，所有这些，都加剧了人们的心理压力，造成人们的焦虑情绪，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同时，现代性观念的转变，性生活年龄的提前，女性人流次数增多，这些都是造成不孕不育比例急剧攀升的罪魁祸首。

由于我们长期片面的计划生育宣传，对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有调查显示，北京地区一九七九年十五至三十岁青年农民愿生一孩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九二年有子女妇女愿生一孩的比例升至百分之二十九点八，到九四年则已达到一半以上；想生三孩的比例则一直在下降，七九年的青年尚有百分之四点五，九二年已降为百分之一点二，九四年则基本无人愿生三个孩子了。二〇〇三年上海市十八至三十岁年轻人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受调查者打算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一点一〇，较二十年前的二点〇四明显降低。北京的情况也是这样，据有关机构调查发现，与一九九〇年相比，北京三十五岁以下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已明显降低，一九九〇年一半的育龄女性在二十五岁时就有孩子了，到二〇〇六年这一年龄已提高到二十八岁；而在三十五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中三十五岁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一九九〇年时的百分之四点〇八上升到二〇〇六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七九；另外，在允许生二胎的独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曾对江苏省六个县的近两万名育龄妇女做过问卷调查。按照当地的政策，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或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的都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孩子，调查对象中符合二胎政策的约占百分之二十八，平均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一点二八个孩子。但是，调查得到的已婚妇女的实际生育子女数平均为零点九九个，不仅低于政策要求的生育率，更远远低于群众所认为的平均一点四五个孩子的理想子女数。虽然在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中，有百分之四十五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最理想，但她们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而且大部分都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要孩子了。上述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少数地区，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全国范围来说，有大量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放弃了生育第二胎指标。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计划生育就是“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其实计划生育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当人口出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就要采取措施，将过低的人口出生率提升起来。然而在我国，计划生育却演变成了单纯的强制节制生育，并且一实行就是几十年，也不管社会情况变化了没有。现在不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吗？怎么在计划生育方面却表现得如此僵化、如此教条，怎么就不改革、不与时俱进了呢？由于长期负面的计划生育宣传，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还出现了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养的丁克一族。丁克来自于英语中的“DINK”，其全称为“Double income no kids”，即双收入无子女，它形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稍后传入中国。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批宣称自愿选择不育的育龄青年，出现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里，从此，“丁克家庭”的数量稳步上升，据统计，中国“丁克家庭”的总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已经突破六十万。二〇〇二年上海市妇联一项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结了婚却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四一。负责此项调查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中欣对媒体说，“如果只选取二十岁至四十岁年龄段的样本，丁克家庭的比例会更高。”造成我国生育意愿以及实际生育子女数量持续低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现在养育孩子需要花费的成本太高，需要投入的精力太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二〇〇五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而人民银行二〇〇四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依次是“养老”、“买房装修”和“预防意外”，比例分别为百分之十八点九、百分之十四点一、百分之十一点八和百分之十点七。据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二〇〇五年的研究，在上海市徐汇区养大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父母平均要花掉四十九万元。当然，在全国其它地区可能要低一些，但养育孩子已经成为奢侈的行为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高的养育门槛，不知扼杀了多少可能的生命。此外，由于享乐主义的泛滥，只顾自己眼前享受，不顾未来的国家民族利益的风气在年轻一代中渐渐弥漫，这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养育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养育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刚刚出生的婴儿，是非常脆弱的，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从吃喝拉撒睡到头痛脑热、发烧感冒，处处都需要成年人的精心呵护，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孩子慢慢长大以后，需要父母操心的事情就更多了：孩子会调皮，有自己的个性，会有逆反心理，还会形成所谓的代沟……做父母的除了关心孩子的身体，更要操心孩子的学习、孩子的工作；孩子长大成人了，要准备孩子娶妻或出嫁的费用；孩子有出息了，会飞的远远的，连见上一面都非常困难；孩子没出息的，成天围在自己身边，看见又让人窝心……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如果大家都这样精明，这样斤斤计较，都只顾自己而不生养孩子的话，我们还有未来吗？我们民族还会存在下去吗？我们国家还会继续发展吗？我们不是就要亡国灭种了吗？

本文写到这里，确实应该收笔了，我原来没有想到会写得如此之长，然而一写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无意为某个具体的时代唱赞歌，也不想谴责那些已经过去的人们，我只想通过尽可能完整地揭示毛泽东时代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真相和相关领域的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回顾我们在人口计划生育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从而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人口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根本问题，离开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说起。同时，人口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过人智慧和长远规划，容不得急功近利、只顾自己一己之私、只顾眼前暂时需要的短期行为，我们不能等到感觉渴了再去掘井，这样肯定是来不及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优秀民族，历史上曾经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然而凭借着中华文明中顽强的生育文化，我们一次次度过难关，最终延续了下来，而其它的文明古国则早已消亡。当然，今天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但还没有达到最危险的关头。不过，人口问题是一个长周期事件，关乎国运兴衰、民族兴亡，需要从长计议，我们不能等到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去考虑改变这一政策，真正到了那时，一切都已悔之晚矣！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幸福，让我们抛弃一切个人成见，忘却所有的私人恩怨，共同为我们民族的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