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初，中国共产党筹备成立时期，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队伍，毛泽东踏破铁鞋，四处募集资金。他与章士钊的密切关系，就是因为当时章士钊为他募集了3万元助学款项而逐步建立的。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资金仍然十分紧张，毛泽东在得知王平将军的部队里有4000块钱后，就与王平协商，想借来一部分给延安使用。
可见，毛泽东当年对金钱的渴求是强烈的，对金钱的作用理解也是深刻的--“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
因此，毛泽东在生活方面养成了一个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吃的方面不铺张
延安时期，党中央为照顾毛泽东的身体，偶尔给他炖个猪蹄，但他一个猪蹄吃两顿，吃玩肉后再把骨头熬一遍喝汤，觉得把骨头里的营养丢掉太可惜。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连续昼夜工作，感觉头脑发闷，就和卫士长商量，能不能给他弄一碗红烧肉，意思是补补脑子。但在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卫士长觉得毛泽东日夜指挥战役，一定很累，就自作主张，为毛泽东做了一碗红烧肉，但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对于毛泽东来说，一碗红烧肉讲就是他最大的享受，但在全国绝大多数人吃不上红烧肉的时候，自己不能总搞特殊是他的原则。
毛泽东一生不主张为自己祝寿，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在吃喝方面的浪费。几次过生日都是自掏腰包，以很简单的家庭宴会形式进行，他还把生日宴会当成调查研究、沟通感情的场所。
在平时吃饭时，毛泽东一般不要求厨师做什么，而是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力求不浪费一粒粮食，甚至把掉在餐桌上的饭菜还要捡起来吃掉。在毛泽东看来，“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穿的方面不讲究
毛泽东对衣服不刻意讲究，他那件补丁连补丁的睡衣就是最好的例证。能穿就穿，不能穿了修补一下再穿，给他添置新衣服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延安的冬天十分寒冷，而毛泽东的毛裤已经破的不能再修补了，于是，身边工作人员要为他织件新毛裤，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以至于他的毛裤被洗后，只能围着棉被在窑洞里办公。毛泽东还有他的理由，那就是“旧的穿着舒服”。
从西柏坡进京后，毛泽东仍然穿着他的旧衣服。开国大典前夕，为了体现新中国形象，工作人员才临时为他赶制了一套新服装。
在接见外宾时，毛泽东也不要求自己穿新服装，他认为只要衣服干净整齐就好。
直到毛泽东逝世时，他身上穿的仍然是他穿过多年的旧衣服。张玉风在回忆这些事情时，总是感到格外心酸。
钱的方面很认真
早年的毛泽东很理解金钱的重要性，钱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钱可以改善人们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作为亿万人民的领袖，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工资差别缩小到最低水平，而且自己不再摸钱、花钱。房费、水电费、伙食费、工作人员工资等开销都由工作人员掌握，从他的工资中扣除，有时候出现拮据现象，不得不从稿费中列支。
毛泽东很关心那些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人，对于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总是挂在心上。60年代初，章士钊因伤住院，毛泽东特意送去500元帮他疗伤，章士钊很是感激，后来章士钊见到毛泽东后说：“你送我500元，我不敢受，我要还给你。”毛泽东说：“这点钱算什么，作还你钱的息金还远不够呢。”由此说明，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40年前“借”钱的事情。再后来，章士钊家里的生活出现困难，毛泽东就要求工作人员每年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部分款来还章士钊的这份“债”，其实毛泽东还“债”并不是真意，真意是帮助章士钊解决生活方面出现的困难，因为章士钊筹备的3万元也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款。
毛泽东的稿费一般用于资助急需帮助的人或团体，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民众成立了一个民众剧团，毛泽东就从《论持久战》的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剧团购置设备。搞有奖征文、援建医院、捐资助学、慰问教师、赈济灾民等，毛泽东都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
对于自己的家人，毛泽东很仔细地使用自己的资金，直到最后，他把大量的稿费留给了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笔重要政治遗产。（文：安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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