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深受新马各族人士敬仰和爱戴的
反殖爱国人士与杰出的妇运领袖
陈 蒙 鹤
石君-泰永编辑
1.她，作为新加坡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六君子之一
陈蒙鹤—Linda Chen
也许在文集中简介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先驱人物时，当中应包括一位女性。在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存在的首10年中，无可置疑地，陈蒙鹤是俱乐部的一名重要和活跃的会员。
在中小学阶段，她曾在中英文学校受教育。这说明她中英语文都掌握得很好。她走在时代的尖端，决定接受挑战，在大学攻读马来语文和文学。她的荣誉学位论文是对著名回教学者及知识分子Syed Shaykh al-Hady 的研究。一直到了 1999 年，她的专题论文才由吉隆坡的马来西亚社会学研究院重印出版。
她进入大学时便参加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就在这时期她遇到未来的丈夫，现在的陈成发教授。她对俱乐部的主要贡献，是协助俱乐部首届秘书长 Philomen Oorjitham 组织泛马学联。她也是与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系的重要桥梁。大学毕业后，她在莱佛士女中和中正中学执教。她也是早期维护新加坡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之一。她曾担任妇女联合会（妇联）首届主席。该会于1956年9月18日被殖民当局封闭, 她在当天未经审讯就被扣留。
1958年获释后，她再进入马大攻读文科硕士学位。她的论文〈新加坡早期华文报刊：1881-1912年〉，仍然成为我国华文报起源的标准版本。此专题论文1967年由马大出版社出版。论文最近被翻译成华文并于2009年在马来西亚出版。
陈蒙鹤于1963年2月2日的 “冷藏行动”中第二度被扣留。 获释后，她陪同去攻读专科课程的丈夫到伦敦。1967年他们返回新加坡后，蒙鹤被说服接手管理家族生意,也就是在吉隆坡设有分行的上海书局。
蒙鹤也是早期马华词典的编篡者之一。她的词典在1950和1960年代被广泛用来教导学习马来语。她也出版由华文译成马来文的儿童故事书。在晚年，她继续参与妇女运动，成为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的志愿工作人员。引用该协会在她于2002年逝世时的追悼词，为这篇简介结尾，再适合不过：
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向已故陈蒙鹤家人深表哀悼。她是一位典范人物，也是妇女战士先驱，我们向她致敬。她在青年时期为民族主义而斗争。虽然为她的信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她并没有动摇。她是本协会的一位坚贞志愿人员，长期担任辅导员。我们对她的服务，深表感激。我们会一直怀念她。她为自己的价值观而活，她的献身精神和坚定个性，将继续鼓舞着我们。
（引自《‘华惹’时代风云》一书第七章中文本第89-90页，：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
2.她，在著名马来新闻工和作家赛-扎哈利的眼中
马来语言及文学爱好者：琳达-陈梦鹤女士
当我在等待登记成为欧南监狱的新住客的时候，看见两位熟人：社阵副主席占姆斯-普都遮里和新加坡1950年代中著名的知识分子及左翼政治女活动家琳达-陈蒙鹤。
前天，我才在陈蒙鹤家里，跟她的先生陈承发博士一起喝茶。我跟蒙鹤和承发都很熟。
在冷藏行动前的好几个月里，我常常在新加坡大学的书店或食堂见到陈蒙鹤。我当时在新加坡大学上由格林教授讲课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在等着上课前，跟陈蒙鹤交谈。陈蒙鹤跟我同龄，我们都在1928年出世。她生于中国，一岁时跟家人移居新加坡。她在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接受教育，直到大学。她精通华语、英语和马来语。她进修马来语文系，曾经编纂马来文-中文词典，并把中国的儿童文学和民间故事译成马来文。
在政治领域，蒙鹤活跃于妇女运动，曾经领导反黄运动，抗拒当时在新加坡横行的黄色文化。她活跃于争取人民基本权益的左翼运动，使她在1956年9月被英殖民主义者引用内部治安法令加以扣留，在两年之后有条件释放。
蒙鹤也活跃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并因此结识陈承发博士。她们在蒙鹤被释放后不久结为夫妻。
国家文学家及诗人乌斯曼-阿旺在1950年代期间，曾经从这位普世人道主义者及积极进修马来语文及文化的陈蒙鹤身上，取得诸多写诗的灵感。她不计民族、语文和文化背景，广加结交，使到她与1950年代及1960年代的马来语文及文学泰斗成了知交，包括如克里斯-玛士、东革-华兰（即乌斯曼-阿旺）、阿瓦姆-伊尔-沙尔甘、马苏利和阿斯拉夫-哈芝-华合。陈蒙鹤本身则与林焕文、吴诸庆、杨贵谊、陈妙华夫妇等人齐名，属于马来语文及文学的爱好者，精通马来语文。
我在1961年被驱逐回新加坡之后，经常跟胡森-扎希汀找陈蒙鹤替国家翻译中心（National Translation Bureau，NTB）协助翻译工作，那是我们设立的翻译公司，收入作为维持前《马来前锋报》罢工工友的生活费。
陈蒙鹤是名和蔼的知识分子，对任何人都一样和蔼可亲。她从来不拒绝我们的要求，常常还用极为亲切的笑容回应。我真敬佩她那乐于助人，但却不望回报及赞美的作风。在跟她的交往中，我从她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而她不吝于分享她的经验。
至于我自己个人，为了建立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家庭感情和联系，在未征求她的同意下，我用她的名字琳达（Linda）作为我在1963年2月2日被捕之后三个月出世的最小的女儿的部分名字。我的妻子莎拉玛非常同意我所选择的名字诺琳达（Noorlinda）。
只有在1979年被释放及我们有机会重逢之后，我才跟陈蒙鹤和她的先生陈承发博士讲起这个取名的真相。
“赛，你和莎儿肯用我的名字，我感到非常荣幸。”陈蒙鹤开心地笑着说。当时，她是跟夫婿在我被释放的那一年来我家过开斋节。从此，陈蒙鹤和陈承发每一年的开斋节都来在合巴樟宜路住家的餐会。我每一年都办这样的餐会，目的是重新建立我们这些在冷藏行动下被捕之前的那份情谊。
1963年2月2日早上，在欧南监狱，陈蒙鹤跟占姆斯-普都遮里就在我站的地方不远之处的一张桌子在进行登记。他们同时用笑容跟我打招呼。我发觉，他们的招呼和笑容带有惊讶的神态，似乎是不太相信我会在那儿，跟他们拥有相同的命运。
我只能够向他们两人问好，得喊相当大声。他们两人都挥挥手，不说一句话。在我被指示向前进行登记时，占姆斯-普都遮里和蒙鹤已经被带走，不知是到哪里去。
(引自赛-扎哈利回忆录II《万千梦魇》中文本第四章第79页，译者赖顺吉)
3.一位友好关于她的新书推介礼的介绍
14/03/10
/来源：林友顺（15-2-2009）http: //www.yzzk.com
新加坡妇运先锋已故陈蒙鹤女士研究狮城早期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的关系，其著作中文版最近面世，成为人们了解华文报业历史的重要资料。
在一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许多早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学生相聚在吉隆坡的“隆雪华堂”楼上，这并不是同学的聚餐，而是出席曾在南大任教的活跃学运及妇女运动领袖已故陈蒙鹤女士的新书推介礼。虽言新书推介，更像纪念会，受邀上台演说的华团领袖及陈蒙鹤的弟弟陈蒙志与战友赛扎哈里没有对新书给予太多的评介，反而是追念陈蒙鹤一生中的点点滴滴。
陈蒙鹤于一九二九年生于浙江温州，三岁随母亲赴新加坡，一九五三年毕业于设立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一九五八年曾短暂出任南洋大学讲师。陈蒙鹤年轻时正值左翼运动蓬勃发展的大时代，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陈响应大时代的号召参与反殖运动，也因而两度被扣留，同时被当局禁止当教师，以致让她无法完成教师梦。她随后出任上海书局经理兼总编辑，二零零二年辞世新加坡。
华文报是马新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不过有关华文报对华人社会的影响的著作并不多见，“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年至1912年）”一书是陈蒙鹤在一九五四年修读硕士课程时以英文书写的硕士论文，并在一九六七年由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十一年后的今天，它被还原为华文，翻译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部主任胡兴荣。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报章是在一八一五年于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过该份报章是由传教士所办，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义，而且是以中国大陆子民为传教对象，因此它对马来半岛华人社会的影响不显著。陈蒙鹤跳过了这段历史，直接从一八八一年薛有礼创办的“叻报”作为研究的起点，至一九一二年中国国民党创立，深入探讨三十年间新加坡华文报业的演变及其所发生的社会背景。
胡兴荣在译者序言中指出，陈蒙鹤在书中不仅“描述了报纸的诞生及其来龙去脉，更多的是阐述了报纸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他指对个别报章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的前因后果所作的分析令人叹服，展现了其对社会境况的细致观察。
“早”书只有五章一百四十二页，着重谈论七家华文报，即“叻报”，“星报”，“天南新报”，“日新报”，“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报”及“中兴日报”。此书由也是南大毕业的缪进新写序，同时收录陈蒙鹤的弟弟陈蒙志感人的追思文章。胡兴荣指出，此书从介绍当时的政治，经济，民众的教育水平及华人人口的构成开始，引出华文报在新加坡诞生的原因，并且从经营者和主笔的生平事迹来分析报纸创刊的目的，最后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讨论报纸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
在撰写这篇论文花了不少功夫，她不仅到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国家档案局寻找资料，也飞到伦敦大英博物馆查寻当年的报刊;此外，也寻访逾十名当时尚健在的人物，这包括学者，报纸的创办人和主笔，使此书内容丰富，成为人们了解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的重要资料。
历史学者李业霖表示，随着马来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的繁荣进步，人口的不断增长，教育事业的发达等各种因素，马来半岛华文报业的发展有过两次的历史高潮：一次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另一次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下半期即二战后至冷战前。当时报社业务规模扩大，趋向企业化，不断充实设备，人才荟萃，报人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出版事业蓬勃发展，蔚为大观。他指出，从历史和问题两方面出发研究此书：一方面从显微胶卷和文献中搜集大量有关华文报刊的第一手资料，又从前辈和报刊创办者的后人，取得罕闻的活鲜资料和数据。有关历史问题的资料，几乎给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建立严谨的分析框架，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史料中所反映的不同发展形态和内在联系，理出一条基本的历史线索，从而兼有历史分析和问题分析的两大特点。
（转引自《新加坡文献馆》）
4.她，陈家的好儿女，我们的好大姐
14/03/10
/来源：郑昭贤（09年10月1日）
http: //southeastasiachinese.blogspot.com
原标题：陈蒙鹤是陈家好儿女
新加坡上海书局经理陈蒙鹤著作“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 – 1912）”新加坡的中文版今早（2009年11月1日）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推介礼早期中文报刊。
陈蒙志在推介礼上致词，赞扬他的姐姐是：陈家的好儿女，我们的好大姐。
陈蒙志说，陈蒙鹤生长于新马地区为摆脱殖民地统治，掀起波澜壮阔的独立运动大时代。他的姐姐像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被卷入历史的潮流中，造成她丰富多彩的一生。
他认为，陈蒙鹤一生的成就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活动;第二是学术方面。
在社会活动方面，陈蒙鹤主要是推动妇女运动，争取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平等地位。
当年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是个摇篮，造就了不少反殖运动活跃份子。陈蒙鹤参加了“社会主义俱乐部”，投身反殖活动，结识了许多当年的新，马反殖运动领袖人物。1956年，陈蒙鹤积极筹备成立妇女联合会，并成为妇联会的主席。可惜只有短短半年时间左右，妇联会就遭政府封禁，陈蒙鹤被捕入狱。
过后她积极参与新加坡的“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知道），妇女运动是她终生的事业。长期来，她坚持为知道的“求助电话”（帮助 – 线）义务服务。
陈蒙志说，陈蒙鹤一生坐过两次牢，一次是因组织妇女联合会，另一次是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被捕。
在学术方面，陈蒙志说，陈蒙鹤精通三种语文。她能看，能写，能应用华，英，巫（马来）三种语文。
1957年，她在马大念硕士时，是以英文写硕士论文。这篇论文就是目前出版的这本书。
1963年，她被捕入狱，在牢中她与另3位朋友联合编写“华马大辞典”。她是这部辞典的主要编写人，因为其他3人只是业余参与工作，陈蒙鹤却是在狱中全职工作。这部辞典显示她在马来语文上的成就。
1990年，上海书局庆祝65周年纪念，要出版一本纪念刊。陈蒙鹤为纪念刊以中文写了一篇“65年来华文书业在新加坡（1925年至1990年）”。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学术文章。
谈到陈蒙鹤为了写她的硕士论文时，不辞劳苦到大学图书馆细心搜寻过去华文报资料，结果她在图书馆楼梯下发现尘封多时的宝贵史料。她在莱佛士图书馆（今天的新加坡国家历史博物馆）内不为人注意的角落发现一批19世纪末的旧华文报，让这批珍贵史料得以重见天日。
陈蒙志说，由于这批史料是置放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才得以保存下来。不然在日本时期，早就被日本人毁掉。
陈蒙志说，陈蒙鹤引用这些珍贵史料，写成硕士论文发表。外国学者才知道新加坡图书馆有收藏这些重要资料，并希望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提供给他们。外国学者研究东南亚社会民情和华人社会下层状况时，极需这类华文史料，当时英文的史料都是反映上层社会的情况，少涉及中下层华人社会。
他说，于是新加坡图书馆把陈蒙鹤发现的这些史料制成缩微胶片，卖给外国学者，赚了一笔钱。
对于陈蒙鹤的一生，陈蒙志总结道，她是一位朴实平凡的普通人，但她非常努力，也很勇敢，为她的信念奋斗，坚持到底，从而留下绚丽的人生片段。
（转引自《新加坡文献馆》）
5.她，为纪念上海书局65周年留下了难得一遇的好文章
65年来华文书业在新加坡
（1925——1990）
陈 蒙 鹤
A．1925年之前华文书业的状况
1.中华、商务与早期的华文书业
人们谈起新加坡的历史时，往往从1819年开始，那一年是新加坡开埠的日子。当时，它还是一个荒凉的小岛，它能够发展成为今日的新加坡，靠了许许多多有利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华人移民。今天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占总人口的七十巴仙左右。本文的题目是65年来的华文书业在新加坡，它的时限是1925年至1990年，在进入正题前，描述一下1925年之前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及华文书业的状况，是必要的。
从1819年至1925年是106年，这一百多年对新加坡华人的祖国——中国说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代。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戍维新、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这些运动和战争反映了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对中国不断欺凌，和中国人民在不同程度上的反应和反抗，另一方面，这些运动和战争也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不断地恶化，导致民不聊生，造成千千万万的华人出洋谋生。少数华人远走美洲、澳洲和纽西兰，可是大多数华人流浪并定居在南洋一带。当时的“南洋”指的是今日的缅甸、泰国（暹罗）、老挝、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东马和西马）、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地。这些地方自十八、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分别沦为英、法、荷兰及美国的殖民地（泰国是唯一的例外）。各殖民地政府为了迅速地开发当地的资源，在不同程度上鼓励和接受大量移民。于是被迫离乡背井的中国人也在这种情形下大批涌入“南洋”各地。19世纪的华人移民多数是男性，许多还是卖身和半卖身的“猪仔。到了20世纪初，华人移民中有许多逐渐定居下来，少数娶了当地的妇女，接受殖民地宗主国的教育如英文、法文、荷文等，绝大多数自认为“华侨”，他们虽然也定居下来，有些回乡娶亲后，再把妻儿带回来南洋居住，也有些把妻儿暂时留在中国，单身先来南洋，已找到栖身之所，就把妻儿带过来；但是这大多数的华侨，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他们在海外的人数日益增加，他们需要中国来的物质供应，他们也需要中国来的精神粮食。
新加坡，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英政府的比较开明的政策，自开埠一来就成为南洋华侨的中心，当新加坡华人人口日益增加后，华文教育，最初是书塾，然后是学堂，最后是现代化的小学和中学，渐渐有了个系统。这华文教育系统是华侨自己创办，自己管理的。它的课程和师资则是从中国来的，随着来的是华文书业。最初的书店，现在已无法寻找，相信是小小的文具店，兼卖一些线庄书、古典小说、武侠小说、连环图和通书等。以新加坡来说，最早南来的而且具有现代化规模的书店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这两间都是在中国上海创办后，来新加坡开分馆的。在中国，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还比中华书局早15年，商务印书馆创始于1897年，它的创办人是夏瑞芳等，都是上海教会学校毕业生，他们后来在教会办的报馆里当排字工人，累积了一些钱，便商量自立门户。当时耶苏教会在中国各地办了很多小学，需要教科书，这几位创办人把当时英国通行的课本译成华文，由他们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后，果然销路很好，商务印书馆于是有了很好的基础(注1)。1899年，商务印书馆聘请张之济为总编辑后，更是大展宏图，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虽然在中国发展得很快，可是由于主持人比较保守，他们在香港的分馆于1914年才设立，而新加坡的分馆是1916年成立（注2）。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是陆费达。他在1908年进商务印书馆工作，1912年离开商务，自办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于创办后的第二年就在香港与新加坡设分馆（注3），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是中国当时一流的出版家，他们先后选择香港和新加坡开设分馆，不但说明了他们有魄力和眼光，也说明香港和新加坡在中国书业系统里的地位日益重要，尤其是新加坡——它是南洋华侨的集中地。
2.“五四运动”的冲击
我们说过，这时期的华人，除了少数完全接受殖民地宗主国的教育外，绝大多数还怀着浓厚的乡土观念，他们其中有识之士，由于亲身尝到民族歧视的滋味，比在中国的华人更渴望中国强大，对中国的状况非常关心，他们具有的是中国的意识，他们所理解的政治，也是中国的政治（注4），因此，1919年在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不但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里，也起了非常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列强于1919年5月1日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但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要求，竟全然被拒绝，反而把德国战前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消息传到中国，激起中国人民的共愤。首先，北京大专学院的学生在五月四日举行游行示威，接着，中国各大城市里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北京政府被迫罢免亲日本的官员，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政治因素。可是，为了救中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时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借以反对中国的封建思想和蒙昧主义。因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便在中国兴起了，最先受这“新文化运动”影响而后又推动和传播这新文化运动的是中国的书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中国各地出版了许多新书、新什志，这些五花八门的新出版物的涌现，给长期封闭的中国风气为之一开（注5）。中国书业界出现的新现象，免不了就在海外引起一定的反应，在新加坡，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就这么说：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内忧外患频仍，人民颠沛流离，当时知识分子新思潮便应运而生，上海、北京、汉口诸地，出版了许多新文化书刊、什志，受到国内国外许多读者欢迎，我在1923年正月间南来新加坡。1924年担任中华商店经理，往来星马各埠时，很多朋友都向我提出想购阅新文化什志新书的困难问题，因当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不经售外版图书，其他数家书店，仅卖线庄古书与旧小说类书而已。我乃与王叔旸等数人筹组上海书局于水仙门大葛街十三号中华商店内进楼上。1925年12月1日开始营业，颇受各方文化界教育界及知识青年读者欢迎与支持。……”（注6）
B．1925-1941华文书业蓬勃发展
因为中国社会的巨变，导致南洋华人人数的激增，海外华文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直接间接地促进南洋华文书业的进展。这时期的特征是：
1.新加坡的华文书业还是中国书业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支流。上面说商务书馆与中华书局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出版商，他们的出版物除了教科书外，也有许多工具书和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他们的总公司设在上海，新加坡的分馆则在大坡一带。当时在中国的商务与中华竞争得很厉害，即使是在新加坡也是不免（注7）。上海书局虽然在新加坡创办，可是为了方便进口中国各地的新书和新什志，也在上海设办事处称为新加坡上海书局申庄。另外一间与上海书局同时期创办的华文书局是世界书局。它的前身是正兴公司，在1924年设立，创办人周星衢。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和上海书局，一方面因为创办历史较久，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连续不断营业至今，更因为上海书局与世界书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一样地出版和供应学校本地化的教科书，因此，多年来，他们享有新加坡四大华文书局的美誉（注8）。
2.当时的新加坡华文书业的活动范围不限于新加坡，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在南洋一带的华人都是“华侨”，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歧视，都渴望祖国（中国）早日富强。而当时中国的情况先是军阀各据一方，国民党北伐后又是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再加上日本军阀的侵略。这一系列的事故，使海外尤其是南洋一带的华侨不得不关心国家大事和家乡的人民生活。各地华侨都急着从中国来的新书和什志中得到新的讯息。正如当时在新加坡上海书局工作的温平说他对当年的工作回忆是：“图书如潮涌，读者接蹱至”。上海书局迅速地在南洋各地设立分行和代理处。1926年底在吉隆坡，1928年在爪哇泗水，1933年在椰城（即雅加达，注9）。它的代理，也分布了南洋各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包括了几乎南洋所有的大城市（注10）。总之，虽说当时的交通没有目前的发达，可是当时新加坡华文书业的服务对象，倒不是拘于新加坡一小岛上，而是面向整个“南洋”，它的读者是南洋各地角落的华侨。
3.就这新加坡四大华文书店来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首先，他们的主持人都是三江人（注11），南洋一带的华侨主要来自中国的福建、广东两省。三江人是少数，而且三江人是后期来的。这些后来的三江人大多数在家俱、建筑、餐馆等行业外，不少人也从事教育工作。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包括教育体制，都急速地改变，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改革的步骤更快，南洋各地的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都是华侨(主要是各同乡)自己办的，课程和内容主要来自中国，师资也是如此，因此，大多数的华校就有这么一个现象，如果该校是广东人、福建人（或广东省的客人、潮州人、海南人或福建省的福清、福州、同安、南安等）创办的，董事会的成员当然是该同乡会馆的理事，但是，该校的校长和老师则不然，因为校长和老师大多数是董事会聘请的，任期短的一、两年，长的三、五年不定。这些校长和老师便有许多是三江人。据说，请外江人的好处是：一来他们刚从中国出来，对中国的新文化、新知识，（尤其是语文和教育方面的）比较有认识，教学方法能够创新。二来由于他们和学校董事会各成员没有密切的关系，不会轻易卷入派系的纠纷。由于南洋华校分布得很广，新加坡自然而然地成为南洋华侨信息的集散地，新加坡的四大华文书店也成为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尤其是三江人）南来时歇脚的地方。书店是他们的“职业介绍所”，是他们找朋友，交换信息的最方便的地方。同时因为他们的工作关系，三江人的流动性很大。在新加坡的华文书店相对的比较稳定，便成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文教人士的重要的联络站（注12）。这些不断流动的文教人员和读者对当时书店的业务也很重要。他们带来南洋各角落的信息和各地对教科书、工具书及新书什志的需求，他们也尽量把新加坡从中国进口的各类新书籍、新什志介绍到南洋各地去。
4.这时期的华文书业面对的困难也很多，但是它却能排除万难地迅速发展。在经济上，虽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中国过来的分馆，有总馆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国本身动荡不安，每次中国有了什么事变，总馆业务受到影响，有时甚至分馆也不能免。如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当时日本侵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它属下的东方图书馆和尚公小学都被炸毁，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被迫停业（注13）。新加坡分馆受波及也被迫关闭。到1940年才复业（注14）。又如新加坡上海书局虽然在1927年在爪哇泗水设立分局，可是遇上1929-1932年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泗水分局也不得不结业。
在政治上，华文书业受到的压力也很大。由于中国近代史的动乱原因是封建制度的崩溃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思潮高涨。南洋各地政府对这股浪潮有不同程度的恐惧，所以当时华文书刊进口受到很严格的检查。在泰国，由于当时日本人势力可以左右泰国政府，他们对华文书刊的进口更加仇视。1931年，泰国曼谷的中华书局从中国进口了一些书报，由于在检查时拿到了一些宣传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传单，泰国警察以这为藉口，把该书局的经理驱逐出境，迫该书局不得不停止营业（注15）。这类事件在当时是不断地在南洋各地发生，而南洋各地的华文书业界人士对华文书报必须通过不良刊物组的检查，手续是很熟悉的，他们对当局施行的“驱逐出境”的法令也一样熟悉，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的条件下华文书业，为什么又能排除万难，迅速发展呢？首先，当时从中国南来的华文书业的工，与南洋各地大多数的华校校长、老师一样，在中国也是吃尽了苦，离开中国是迫不得已，他们怀了很大的理想和期望离开祖国，他们把南洋的华侨子弟看成自己亲人一般，为了开拓南洋侨社的文化教育工作，他们是不怨辛劳，不怕万难的，其次，他们生活虽然清苦，但是他们从中国的亲朋的讯息中，从南洋各地读者的反应中，得到最大的鼓舞和慰藉，因此，他们不寂寞，他们物质生活贫乏，可是精神生活是紧张和丰富的。1938年当中国局势发展到国共停火，全面抗战时，他们更加兴奋，更有干劲。新加坡上海书局在这时间的发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注16）
5.南洋华文书业还有一个特点是它和文具业是分不开的，书店兼售文具是一般书店都有的。但是书局除了进口和批发图书什志外，同时也进口和批发文教用品，却是南洋华文书业的特征，这也说明了华文书业不容易单靠卖图书什志而生存。
C．1941-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8年中国实行全面抗战后，东方的日本一方面加紧进攻中国，一方面与西方的德国、意大利加强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与英法对立。1939年德国突然袭击波兰，接着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先后被德军占领，法国虽然抵抗了一阵子，最终还是投降，只有英国靠了空军的优势和美国的支援，没有被德军打垮。同时，意大利侵略南斯拉夫和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各国，1941年6月希特勒又不顾一切进攻苏联，同年12月，日本也乘机南进，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占领了泰国、香港、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在日本人手里有三年八个月。日治时期，新加坡被日本人改称为“昭南岛”，新加坡人民，尤其是华人，受尽日军的欺凌。1945年，以英、美为主的盟军在西方联合苏联、法国击败了德国和意大利，在东方联合中国击败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在这三年八个月里，新加坡的华文书业完全停顿了，有些书店勉强开门营业，可是也只敢售卖文具和旧书而已，华文书业人士也多疏散，主要的负责人都躲了起来。
D.1946-1965新加坡独立前的华文书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政府回到新加坡，那些没有被日本人杀害的华文书业界人士，也各自回到各自的岗位，重振业务。但是战后的情况和战前大不相同，战前，在新加坡的华人，除了极少数与宗主国认同的“峇峇”、“娘惹”外，绝大多数的华人把自己看成华侨。战后，由于中国局势的鉅变，更由于本地区民族运动的兴起，这时期的华文书业受到不同的冲击和挑战，也不得不作出各种不同反应和适应。它发展的特征有下列几点：
1.教科书的本地化：这讲起来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南洋各地的华人从战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还自认是中国侨民，华校又是华侨自己出钱出力创办的，教学的对象也是华侨子弟，为什么华文教科书比其他语文更早走上了本地化之路？就其他语文教科书来说，英文和淡米尔文教科书的本地化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独立后的事。在这时期，英文教科书主要从英国或印度进口，淡米尔教科书则全部由印度进口。华文教科书的本地化，是有它客观的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局势的鉅变，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五强之一”，其他的四强是英国、美国、法国和苏联。她站起来了，她的英勇抗战，使她洗尽过去的耻辱和懦弱。但是，她自己内部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战胜日本而解决。1946年，中国的内战爆发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把当权的国民党驱出中国大陆，并在中国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国民党政府则迁居台湾。届时，以英、美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与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发生摩擦，渐渐进入“冷战”时期，便对北京的中共政权抱着很（深）的恐惧。战后的马来亚、新加坡与南洋其他地区的华侨正在庆幸祖国战胜日本，荣升“五强”之一的地位时，却又得到中国内战的消息，心里是很不好受，不过，三年八个月的磨练，使华侨中有识之士，包括华文书业界的人士，理解到如何在动荡中争取生存和发展。以当时新加坡的四大书店来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主动权在总馆，比较难有作为，但是，其他两家，上海书局与世界书局，再加上1935年创办、以售卖教科书为主的南洋书局，就预感到中国局势的变化会影响到华文图书和教科书的供应问题，为了解决图书的供应，上海书局和世界书局在香港设立了分店，为了解决教科书的供应，上海书局聘请战时流亡南洋一带，熟悉南洋情况，和战后因为内战暂时居留香港的文化界、教育界的精英如胡愈之、夏衍、宋云彬、吴瑞英等人组织编辑和出版一套“南洋化”的“现代版”中、小学教科书，由于当时人才济济，这项巨大的编纂工程只历时三年半。出版后不但畅销马来亚、新加坡，此外还畅销印尼、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注17）。世界书局则出版了世界版和联营版教科书，南洋书局也出版了南洋版教科书。
2.新加坡华文书业逐渐失去“南洋”市场：战后，南洋（也称为东南亚）各地的民族运动高涨，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哈达的领导下，打败了荷兰殖民政府的军队，成立了共和国，菲律宾从美国的手中获得独立，缅甸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三国：寮国、柬埔寨和越南也为争取独立与法国进行游击战，这些地区的华人由于人数上所占的比例很小，面对当地的政治情况，他们如不谋求同化，便只能作为外国人在当地生活，最后还是得回乡。不少华人面临这选择时，不得不向现实低头，谋求同化，就泰国来说，当泰国政府给予泰国的华人很优厚的同化的条件后，绝大多数泰华接受泰国的公民权，受泰文教育，取泰文名字，如果他们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华裔泰国人呢！因此，新加坡的华文书业战前是为“南洋”华侨服务的，战后就只能为新加坡、马来亚和北婆罗洲的华文读者服务了。
3.这时期的华文书业在新加坡还是幸运的，由于新加坡的华人占总人口约75%，战后的华校逐渐接受了政府全部津贴，一改战前独立自主的但也是贫困的经济状况，校长和老师的生活比战前有保障，学校设备也有了改善，结果华校学生人数也日益增多，到了1956年南洋大学成立时，华文教育在新加坡的发展可说是到了顶峰，受华文教育的人多了，意味着华文读者的增加，也意味着华文书业的蓬勃发展，有一位读者在回忆当时的华文书业时就这么说：
“记得在战后初期，现在的奥迪安戏院原址是一个舞厅，后面则是兵营，在舞厅之旁，有上海书局，上海书局的隔邻有间非常热闹的咖啡店叫月兰亭，这间咖啡店就是现在启信街的路口，过了启信街口，靠左边朝密驼路方向走，书店一间紧接一间。先是中学书店，然后是大众书局、青年书局、黑猫图书文具公司、中央书局、星华文具社等……。从中学书局沿启信街走去，还有一间学生书店……。
中学书店的历史有点特别，它原来是一间杂货店，店的少东先是在店边的骑楼下摆了一个书摊，没想到书摊的生意很好，他就在骑楼墙壁装置了书架，摆满了各种中文图书，俨然是个街边书店。这位青年老板神通广大，不知道从那儿弄来了很多在别的书店不容易买到的新书。在50年代中期，新加坡华校学生朝气蓬勃，有很大的抱负，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有一股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如饥似渴地看书，尤其是新书。所以，那个骑楼下的书店，经常门庭若市，特别是在周末，许多南洋大学的学生离开云南园到市区来逛书店，免不了也到那个‘骑楼书店’选书，后来这个书摊扩充业务，把原来的那间杂货店改成了书店，正式取名为中学书店……。
其他的几间书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当年大众书局除了卖一般书籍外，还卖很多杂志、画报。大众书局与世界书局是同一老板……。
我印象较深的还有青年书局，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它出版了大量本地作家的文艺著作，对本地文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功不可没。……”（注18）
以上所说的是集中在小坡一带的书店。在大坡一带，华文书店更多了，除了中华、商务和世界书局外，还有远东文化公司（注19）、胜利书局（注20）、南洋书局、星洲书局、新亚书局、新生书局、友联书局（注21）、胜友书局（注22）、太平洋书局（注23）等。这些书店，一般上都兼营文具和学校贩卖部的业务。
4.马华文艺和搞好国语（马来语）——战后的民族运动的蓬勃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使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认识到他们不再是“华侨”。由于东南亚各国的情况不同，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人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由于这新的现实，他们一方面必须肯定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肯定多元种族的共同语言——国语。这新的认识和觉悟在华文书业里最明显的表现是马华文艺和马来语（国语）的出版工作上。
1965年之前，虽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步骤并不一致——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新加坡是自治邦而砂捞越、沙巴还是殖民地——但是，新加坡与马来亚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星马一家”也是大家心目中认为迟早的事，大家预料不到的是：新加坡于1962年加入马来西亚后，1965年又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
50年代中期开始，著名的马华文艺史家方修就从事马华文学史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他的著作很多大部头的，交给世界书局出版，短篇的则交给后期的出版机构如万里文化企业、烘炉文化企业等。除了世界书局外，另外一间对马华文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青年书局。青年书局创办人陈孟哲是上海书局创办人陈岳书之长子，他于1955年创办青年书局，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推出《南方丛书》（12本）、《新马文艺丛书》三集36本、《新地文艺丛书》5本、《新马戏剧丛书》5本，还有其他史地丛书，南洋民间故事丛书等。
随着马来亚独立，新加坡参加马来西亚的客观条件的推动下，50年代与60年代是一个“学习国语”的高潮时期，华文书业在这方面应时应景地也出版了不少有关马来语的工具书、参考书和翻译、对照等读物。上海书局与世界书局，由于他们在新加坡和马来亚都有联号，对这方面的出版和推销更是不遗余力（注24）。
E．1966-1990华文书业的多元化
1965年对华文书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这年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共和国。从此，华文书业在新加坡与华文书业在马来西亚走上不同的发展之路。在新加坡，由于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组织，使她走上“面向世界”的政治、经济路线，国语（马来语）不用说是名存实亡，华文和华文教育也逐年走下坡。相反的，英文成为官方的和民间的通用文字和语言，它在学校是第一语文，在商业和贸易上也是第一语文。
1980年，当南洋大学正式并入新加坡大学，成为南洋理工学院时，新加坡的小学、中学也不分华文源流、巫文源流或淡米尔源流，新加坡学校只剩下一个英文源流。学生进校后，从小学起就以英文为媒介语言进行各科的学习，只有在上华文课或其他一些不重要的科目时，以华语为教学媒介，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情况既然这样，她的华文书业的处境又是如何呢？它在这时期的发展也有几个特点：
1.60年代和70年代的华文书业还是蓬勃的，除了传统的华文书店继续出版和售卖华文读物外，另外还增加了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来自官方，另一股来自民间。1967年，教育部属下成立了教育出版社。它的创立目的在于出版价廉物美的教科书和图书，也出版十几种定期什志。它成立之后，十多年来，出版的图书和什志以华文为主。由于它是政府属下的机关，在推销这些华文图书和什志，比私人机构占优势，因此，它的设立，直接（注25）间接也推动了华文书业。
另一股力量来自民间，主要是南洋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年青而且有干劲。他们之间有许多文艺爱好者和写，有了他们，新加坡华文书业添了不少的生气，较突出的有万里文化企业公司、风云出版社、国际图书私人有限公司、洪炉文化企业、美雅书局、大地文化事业、草根书社、新亚出版社和东升出版社、文学书屋等。万里企业文化公司除了搞出版外，也搞了一个门市称万里书局，国际图书私人有限公司则主要代理香港的图书什志。除此之外，还有一间胜友书局。胜友书局在70年代开始出版儿童简体字图书，到了80年代投入推动华文文学作品的行列（注26）。此外，胜友书局自84年来每年搞一次华文书籍展，藉此推广华文阅读风气。
2.华文书展——书籍展览作为介绍和推销的活动相信早已有了，在新加坡，由全国书业理事会主办的一年一度图书展览始于1968年。开始时规模很小，参加单位主要是英文书代理商和出版商，华文书商参加的也只有一、两个。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华文书商为了增加声势，联合参加，但是，过了几年，由于主办当局改了条例，华文书商只能各别参加，因此，华文书商就有自己要搞一个规模较大的华文书籍展的意思。1979年，八家书局即上海书局、中华书局、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大众超级书局、友联书局、世界书局和胜友书局参加了南洋商报（新加坡当时两间主要的华文报之一）主办的“1979年书展”，成绩不错。1980年上海书局为了庆祝创办55周年，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80年书展”，这次的书展由于请到海外著名女作家於梨华参加，效果很好，之后，由于华文教育日渐式微，华文水准也逐渐降低，年轻的华文读者越来越少，书展更是书商不可缺少的促销活动，只有书展才能把华文书籍广泛地介绍给公众人士和成人读者。1983年新加坡两间大报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1984年他们开始与书业界配合搞大规模的华文书展。目前，一年一度的“世界华文书展”展览期间，一方面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出版物济济一堂，另一方面是精彩的中华文物展和文艺营、“金狮奖”写作比赛等活动，真是热闹非常，对华文书业的宣传帮助很大。此外，新加坡的文艺研究社和华文中学教师会，为了推广阅读风气，也从1982年起联合各书局举行一年一度的“华文书籍展”。就全国书业理事会主办的“书展与书籍节”来说吧，近几年来，由于代理台湾出版物的友联书局和代理中国大陆和香港出版物的商务印书馆拿的摊位也增加了，华文书在“书展与书籍节”的展览厅里也很有声势。
3.新加坡华文书业的企业化和多元化——新加坡的华文书业这65年来，走了一段漫长、艰辛、可又是多姿多彩的路。它的根扎于华人社会，为这个族群服务，也随着他们在不同时期的需求和变动而改变它的业务形式和内容。以最早来新加坡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来说：它们目前还是中国大陆和香港出版物的总汇，中华书局兼营中国的书画和文房四宝，商务印书馆兼营中国的邮票。它们和中国及香港的总馆性质一样，是股份公司，是已经企业化了的机构。友联书局也是如此。上海书局与世界书局目前还是私人有限公司，但是他们早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华人族群里扎了根，只要接班人对股权和经理权能做出适当的安排，使业务企业化和多元化，是很有前途的。胜利书局和太平洋书局则已经走上了企业化和多元化之路，它们经售的英文书种比华文书还多（注27）。太平洋书局除了经营图书和课本外，还经营纸张（注28）。教育出版社于80年脱离教育部成为私营公司后，在87年被国立印刷厂买去，成为它的子公司。它的业务也转向英文图书和课本的出版与贩卖了。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华、英报业的合并，原来是华文报的图书出版部也不得不并入英文系统的时报集团属下的联邦出版社。这样，联邦出版社除了出版英文书外，也出版华、英双语和华文书，它的营业方式与传统的书（华）文书业的营业方式有点不同，它与外国或地区合作出版英文书、华英双语书和华文书后，又把这些书或其版权卖给世界各国或地区。这种经营手法，仿佛是回到战前以新加坡为点，以南洋（东南亚）为面的做法。不过，由于它的组织庞大和资金雄厚，它的活动面非常广泛，在它的总营业里，华文书的营业可能只占很小的部分，虽然如此，这规模也可能是新加坡传统的华文书商望尘莫及的。
F．总 结
新加坡的华文书业是在20世初随着大量华人侨民南移而来的，当时的华侨分布在南洋一带，身在外乡可是心向祖国。因此，新加坡是华文书业在南洋一个重要的点，它为南洋各地的华校和华侨各界人士服务。由于当时也正是中国多事之秋，中国来的书报，尤其是新书、新什志，对海外华侨更显得难得和需要。华文书业便在那种风风雨雨的状况中成长和壮大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新加坡的沦陷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日本人的南侵，暴露西方殖民国家的弱点和推动了南洋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战后，在各国的民族运动的冲击下，南洋各地的华侨必须作出去和留的选择，那些选择留下来的华侨，也选择了当地的公民权，“南洋华侨”成了历史名词。新加坡、马来亚的华文书业迫于战后的新形势，开始走上本地出版的道路，为新、马的读者服务。
新加坡的独立，给新加坡的华文书业带上一个与马来西亚华文书业不同之路。由于新加坡人口少，华文在学校里是第二语文，年轻一代的华文读者越来越少，华文书业如要发展的话，必须走向多元化和企业化。许多传统上以卖华文书为主的，现在华文书越卖越少，英文书越卖越多。一些企业化的书局，除了出版华文书外，也得出版英文书，并考虑同时出版泰文、土耳其文、希腊文、日文等。话说回来，这多元化和企业化的结果，华文书业到底还能不能保留以华文为主的地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注：
（注1、2）《商务大事记》及《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
（注 3） 《中华书局成立70周年纪念刊》1982年香港出版。
（注 4） 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P.244
(注 5) 李业霖:“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百川汇海》。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
1990年P.15
(注 6) 《迎接五十周年》新加坡上海书局出版。1975年P.7
(注7、8) 王振春“根的系列”《新明日报》18-6-89
（注 9） 陈岳书:“上海书局40年”《迎接五十周年》P.7-8
(注 10) 温 平:“难忘的培育和鼓励”，《上海书局创业六十五周年》P43-49
(注 11) “三江”指江西、江苏、浙江三省，但也广泛地指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以外的外江人。
（注 12） 王振春：“根的系列”，《新明时报》18-6-89
（注 13） 《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1987年。
（注 14）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P.385
（注 15） 冬英：“泰国书业文具业先驱——南美公司总裁陈式金”《现代中国》第五期北京 1990年5月P.55
（注 16） 《迎接50周年》上海书局出版。香港 1975年 P7-8
（注 17） 温平：“难忘的培育和鼓励”，《上海书局创业六十五周年》P.43-49
(注 18) 丘文华: “25年前的书店区”《联合晚报》 19-6-1984
（注 19） 远东文化公司是香港什志最大的代理商，它后来从大坡迁入小坡百胜楼。
（注 20） 胜利书局创立于1935年，它同时也是胜利文具社。它于70年代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企业公司。
（注 21） 友联书局创立于1955年，它的负责人是从台湾过来的。它当时代理的《友联活页文选》很受各中学的欢迎。
（注 22） 胜友书局成立于1963年，经营学校课本、参考书、文具、邮票等。它于70年代后迅速发展。
（注 23） 太平洋书局成立于1965年，它于70年代后迅速发展，现在是一间公共公司并在新加坡的自动报价股市上挂牌。
（注 24） 从上海书局45周年的图书目录里看到“学好国语”部分的图书目录，抄录一些如下：工具书《华马大辞典》、《简明马华辞典》、《马华学生小辞典》、《马英小字典》、《马华英国语小辞典》、《马来同义词词典》等等》。语法：《马来语语法读本》、《马来文章缩短示范》、《马来谚语》、《马来旧韵文》等等；巫华对照补充读物：《马来民间故事选》、《中国民间故事》、《马来寓言》、《中国成语故事》、《马来亚历史故事》、《马华名人传》等等；还有马来著作的中文译本、巫文课本、唱片、巫文彩色图书等等。
（注 25） 南洋商报1979年6月2日“1979年书展”特刊里的介绍，教育出版社当时出的华文定期什志有《学生文艺》、《新加坡儿童》、《少年月刊》、《展望》、《欢乐儿童》、《新加坡美术》等等。1980年后，多数华文定期刊物不再出版，少数改为双语版，华文部分越来越少，语文水准也调低了。
（注 26） 这部分的资料来自刚出版的《新加坡华文书刊1965-1990》。魏维贤博士编，南洋艺术学院出版，其中杨松年的“文学”P.75-98，陈彦的“儿童文学”P.37-46，讲得讲得很详细。
（注27） 胜利书业集团属下有五间子公司，即胜利出版、胜利书局、胜利实业、胜利出版（马）和胜利出版（香港）。他们的出版物至今有600多种，除了自己的版本外，也和海外各大出版商联合出版。在100多种儿童读物中，好些英文版已译成华文、马来文、泰文、土耳其文、希腊文、法文、日文和印尼文等等。它的董事白振华，最近中选国会议员，是少数用华语发言的国会议员之一。
（注 28） 泛太平洋书籍公司最近印行的召股书30-3-1990印行，P.5
6）她，走了，虽死犹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2年岁杪，著名的反殖爱国人士和杰出的妇女界领袖陈蒙鹤，在睡梦中安详地走完了她那波澜起伏、艰难曲折而又不平凡的人生道路。她的一生，紧紧地与20世纪大动荡的战乱年代，尤其是二战后新马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大时代联系在一起。她一生中两度身陷囹圄，一次是在林有福傀儡政权当政的年代，另一次就是在李光耀政权1963年2月2日进行的镇压左派反殖爱国人士的所谓“冷藏行动”的大逮捕。
但是，她在顽敌淫威面前始终坚定不渝、誓不低头的高尚品格，她在平时各个方面尤其是发扬中华文化和推广马来语运动方面的卓越贡献，她在日常生活中善于和各族人士打交道、乐于助人、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石君一家是在2003年1月才惊悉蒙鹤大姐已经不幸逝世的噩耗，于是立即强忍着泪水，写了以下一封信，寄给大姐的先生承发兄，表示深切的哀痛和慰问：
致承发兄的一封信
承发兄:
您好！惊悉蒙鹤姐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痛。虽说生老病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自然规律，然而她毕竟走得太突然了，走得太快了。愿她安息，愿她走好，望您节哀顺变。我们没有送她最后一程，但我们将永远怀念她。
我们一家跟蒙鹤姐可以说很有缘分。我和她一起饱尝了殖民者的铁窗滋味，她教我们英文，是我们许多难友的英文老师。她在统治者淫威面前，没有低下头。她毫无知识分子的大架子，跟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妹妹们打成一片，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度过了那难忘的岁月。我们都非常尊敬她，爱戴她，亲热地称她大姐。后来我们的孩子学马来语，也得益于她写的《马来语语法》。数十年后大家重逢，她还是那么热情可亲，精神烁烁，不失文化人的风范。
现在，我们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过去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不过，今天国内医学专家说：“人活百岁不是梦”，所以我们应该积极面对人生，面对困难，面对疾病。只要想开些，乐观些，放开烦恼，享受我们的余生，您会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值得留恋。“活着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放弃。对待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放松心情，积极治疗，同时注意饮食健康，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适当活动活动，晒晒太阳，能走点路更好。
其实，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特别是下一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跟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大差异。他们的经历，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更加急功近利，更加重视物质方面的享受，甚至把金钱看成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的东西。有时甚至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做人的ABC，失去了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的优良美德，变得异常贪婪。为了争夺财产，兄弟之间不惜反目成仇，在法庭上，在家庭里，面对着有亿万人收看的电视节目的摄影机，互相辱骂，互相揭对方的“老底”，只是差点没打起来。双方都骂对方在演戏，都拿出自己的“绝活”欲置对方于“死地”，上诉一次不服再上诉，非斗个“鱼死网破”不可；结果，胜者洋洋得意，大言不惭；败者死不服输，毫无愧色。这些人不是“凡夫俗子”，而是受过教育的“体面人家”，其中一个还是到过日本镀金的博士。在他们那里，什么“兄弟情深”、“血浓于水”早已付诸东海，丢得精光了。香港最近不也上演着一台“小甜甜”（龚如心）和她的家翁为争夺数百亿遗产而对簿公堂的丑剧吗？钱财也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它，不能生活，不能办事，不能发展。可为了它，有些人就此沉沦，腐化，堕落，人格丢尽；有的甚至天良丧失，做出种种骇人听闻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等等，等等。有人说，这是因为没有“法”的观念，不知诚信为何物；可我们觉得这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亡。钱财本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取之有道，用之得当，应该是好东西。如果利字当头，利欲熏心，那就会害人害己，遗憾终身。人们往往忘却了奋发向上，刻苦耐劳，自强不息，奉献社会以及其它精神上的追求，才是我们应当时刻不停地努力的方向。我们越来越觉得精神上的富足，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宝贵的财富。这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不过，我们的这种想法也许已经落伍，有的人会嗤之以鼻，不屑一听，那也不奇怪。毕竟存在着现代人爱说的“代沟”。看开一点就是，该帮的就帮，能帮的就帮，反正您和大姐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牺牲，不值得再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和牺牲了。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很好。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很享受。只是岁月不饶人，小毛病总是难免。不过，我们很乐观，很愉快，学会了保持心态的平衡，自己开解自己。凡事看开一些，看远一些，与时并进，永远年轻。我们闲时看看报，看看电视，读读书，听听音乐。冬天天气好就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夏天天气热就到泳池游游泳。有病就积极去治。总之抱着积极的态度面对一切，生活还是过得蛮有意思。
大姐先我们走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古道热肠，宽容待人，乐于助人的形象，以及为发扬光大中华文化作出的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最后，祝您新春吉祥如意，心想事成，身体早日康复！有空而且方便请来我们这里玩玩，散散心。
您永远的朋友，
石君及家人
2003年1月18日
附：1.、《带林清祥与李光耀认识的经过》一文里的有关章节：
……
1956年下半年，林有福政府在英国主子的命令下，在外国势力的一片叫好声中，出动大批军队和警察，对新加坡工会组织、妇女联合会、中学联等发动了突如其来的疯狂镇压行动，强行解散、封闭这些合法组织和团体，野蛮逮捕其领袖和负责人，包括已是人民行动党立法议员的林清祥，人民行动党执委、工会领导人方水双以及蒂凡那、兀哈尔、普都遮里，还有妇女界领袖陈蒙鹤、家长联谊会主席吴采唐及其儿子农民协会副秘书方小浪等，学生方面则有郑敏娜，我也未能幸免。
谁知这一抓，未经审讯，就把我投入欧南路监狱，令我饱尝殖民地铁窗风味达二年之久。幸好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牢狱生涯中，有众多志同道合的难友相伴，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誓把牢底坐穿。蒙鹤姐当时也跟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
小妹妹们关在一起。她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她虽然是出身于书香世家，而且受英文教育，但平易近人，毫无大知识分子的架子，跟我们相处融洽，还抽出宝贵时间教我们学习英语和各种有用的知识，让我们得以在逆境中比较轻松地度过那令我终身难忘的难熬岁月。
……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除了有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华校生积极投身于反殖爱国运动，在他们之前实际上就有不少优秀的马来族知识分子和英语界人士投身于这一运动，如《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编辑沙末.依斯迈、阿都拉.苏丁，在伦敦的林丰美、约翰.伊峇、新加坡教师公会主席沙玛以及接受他影响的蒂凡那、普都遮里、兀哈尔，还有余柱业（前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的同窗）、傅树楷医生、林福寿、陈蒙鹤等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历史的重任本应由他们担负，可惜的是，由于殖民当局的镇压和迫害，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被驱逐，
就是被逮捕，有些甚至被迫出逃，流落异乡。
……
2、《地下航线解密》一文里的有关章节：
……
记得，翌日，我就和黄明强联系上。他通常都会约我到郊外比较偏僻和人少的地方碰面，而且，边走边谈。由于是处于地下斗争环境，我们的碰面，首先第一条，就是必须提高警惕，注意有没有“尾巴”；其次，一定要准时赴会；再其次，就是要长话短说，言简意赅，把话说清楚，把任务交代清楚，把下次碰面的地点和联络办法约好，便立即分手道别。因此，这一次也不例外，他简单地告诉我，第一个要撤退的干部，是陈蒙洲，至于其他问题就按情况处理。
说起陈蒙洲，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他是英帝悬赏一万元叻币，要通缉的重要人物。印象中，他的赏格是英帝在新加坡要通缉的人物当中，名列榜首；大名鼎鼎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5000，“全权代表”方壮璧2000，律师林建才5000，至于有没有后来居上者，我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这次要转移的是英帝出了那么高的赏格要捉拿的重要人物，黄明强和我都不紧张。他放心地告诉我，你不用去带路，他会自己上门来找。其实，陈蒙洲也是华中生，比我高两班，1950年我上初二，他已上高一，所以不用特别介绍，我也认识他。不过，在校时，彼此之间甚少接触，只知道，他长得不很高，肌肤特别白皙，架着近视眼镜，一副风度翩翩的书生样子。
还记得，他按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旅店，我也早就站在楼上楼梯口处等候，只见他头戴礼帽，一只手拿着一罐555牌香烟，神态自若，由楼下拾级而上，大家一见面，相视而笑。于是，我们就随母亲一起坐驳船前往停在防坡堤外的KPM轮船。
可以说，他这次转移不但达到“安全标准”，而且是一次惬意的旅途……。
七、一心一意 肝胆相照
话说，当年母亲和我非常顺利地掩护蒙洲上到停在新加坡防坡堤外的KPM轮船。记忆中，这艘KPM轮船名叫“Bauld”（？），那时我也没去深究这个名字的意思，不过，据我日后所见所闻，这艘船是行走于这条航线的KPM船中较新的一艘。这些KPM船的吨位都相差无几，有的3千多吨，有的2千多吨，而且都是既可载客，又可装卸货物的两用船。
母亲这次给我们买的是三等舱船票，按等级比统舱高一级，平时三等舱是六个人一间房，像集体宿舍，睡的是帆布床似的床铺。不过，出乎意料，上船后才知道，我们不是睡在普通的三等舱，而是睡在母亲给我们争取到位于船尾甲板上
单独的一间三等舱，里面有仅供两人睡的舒适床位。我们自然喜出望外，因为这样一来，这个船舱，就成了我们俩一个自由的小天地，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因此，当轮船的汽笛声发出三次沉重的巨响，开始往马六甲海峡的公海方向缓慢地航行时，我们便把房门一关，神侃一通。
要知道，当年我们还是20未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在他面前，我是“学弟”，他作为“学长”,又是受英帝出那么高赏格通缉的重要人物，他没有“等级观念”，而又很健谈，因此，作为“学弟”的我，自然乐意聆听他讲话，向他学习。就这样，我们俩天南地北地谈个不停，直至用晚餐时才中止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的谈兴。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聊了什么，已无印象，只有两件趣事却始终难忘。第一件，就是上文提过的当他独自一人大摇大摆地走到华商旅店和我会合时，手上拿着的那罐50支庄的555牌香烟，那天下午就给我们抽光了。当然，主角是他，我是陪衬。第二件，是那晚我们还获得机会上到头、二等舱走走、参观。谁知走到头等舱的酒吧间时，他酒兴大发，建议进去饮两小杯免税洋酒（没记错的话，不是Johnny Walker威斯忌，就是白兰地）。记得，他一杯下肚，不够喉，还想来第二杯，而我才喝半杯，就不胜酒力，当时他告诉我，喝烈酒要慢慢喝，不能大口大口地喝，但是，我实在不能再喝了，便把喝剩的给他。结果，他喝了那么多，却若无其事，我则头脑发晕，眼前突然一黑，站都站不稳，要由他一路扶着我，缓慢地走过二等舱的走廊，回到自己在船尾甲板上的舱位。
说起来，也有点怪，这样的机会偏偏给他碰上了，随后撤退的干部，为了安全起见，差不多是“闭不出户”，不随便在船上四处溜达，在许多情况下，连吃饭也是母亲通过相熟的茶房送进来，或是由我去打来。这也许是一种人们常说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意”吧！
由新加坡开往棉兰的船只，如果是下午开船，经过一夜的航行，翌日中午之前，便可抵达勿老湾港，而往来于新加坡至雅加达的船只，一般需经两夜的航行。抵达棉兰后，我们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回先达老家。此后约两年（即至1955年），蒙洲以及随后由母亲和我掩护撤退到印尼的画家（洪平汀），都在我家落脚，跟四弟、五弟一起住在阁楼，虽然睡在漆皮铺的地板上，不过，上面都放有一张褥子，主客不分彼此，同样待遇。小妹、小弟跟外婆睡二楼，堂弟睡楼下，堂姐到兰都不拉八（苏北一城市，靠近亚沙汉）教书去了。后来，蒙洲通过他父亲陈岳书和舅舅王叔旸（他们俩是上海书局的创立人）在棉兰的熟人的关系，经棉兰的华总介绍他们到先达的一所华侨中学执教。
按照明强的指示，画家、蒙洲和我组成一个小组，画家为中心，这可说是流亡队伍在印尼的第一个党小组。我初期走水回到老家，就和他们一起过组织生活。不过，地下航线撤干的任务，依旧是明强自己负责。记得，我们小组第一次过组织生活，就是根据组织早先的一个决定，举行悼念斯大林逝世的仪式，地点就在我家二楼临窗的地方。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正是1947年中旬荷兰殖民军进攻先达时，误以为隔壁店铺门前印尼人摆放的一堆褥子为印尼人民军的防御工事，于是，猛向这个方向开炮，结果，隔壁二楼临窗的墙壁，因为是用木板搭建的，整个被轰倒下来，我家这个地方则被打了一个大洞。所幸，当时我们还在学校上课，母亲和外婆都在内间做事。
为了给蒙洲搞一份真正的身份证明文件，母亲特意到离先达好远的一个乡下，找我的叔母（即前面提到的堂姐和堂弟的生母），请她认蒙洲为干儿子，替他出一张出生证。叔母欣然答应。就这样，蒙洲的出生证跟叔母姓刘，对外则一直跟我们姓张，当作是我们的堂兄弟。
蒙洲是一个非常豪爽、慷慨、讲义气和“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的人，对钱财不像一些人那样，把“一分钱看得像牛车轮那么大”，尤其是后来他生意场上春风得意，组织上有需要，只要说一声，没有一次说“不”。对于曾认他为干儿子,使他得到一张真实出生证的叔母，当他知道她家有困难，需要帮助时，他也慷慨解囊，帮她们度过难关。对于父母亲，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但非常尊重，而且母亲走水时，资金周转一时有困难，他也乐意把流亡到印尼时，他家里给他的一笔防身之用的钱先借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内发生巨变，母亲和弟妹们先后来到香港，举目无亲，无处容身，又是他伸出援手，把自己在上环永乐街租用的一处唐楼，让母亲和弟妹们居住。母亲和弟妹们对他在患难时所给予的宝贵援助，一直没齿难忘。
至于我个人于公于私都用了他不少钱。如今事过境迁，不怕坦白说，我回国的路费，有部分也是靠他帮助，尽管当时我已是《觉醒周刊》的实际负责人，但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我的经济状况，恐怕远未能说明问题，而他当时在生意场上，也刚刚起步。当然，除了他，在这方面，给我提供帮助的还有好几位朋友，包括小李叔叔——鹏叔和夫人。更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友人得知我结婚的消息，竟然把200块人民币当作礼金留在广州，通过有关方面转给我，名字却不愿留下来。事后，经我多方了解，才猜到是哪个好心人。另外，9-30事件发生后，“觉醒”的一位友人紧急回国的费用，也是他一手相助。
于公的方面，1959年底，《觉醒周刊》被勒令停刊后，为了顺应形势发展，在萧玉灿先生建议下，我们把“觉醒出版社”（Penerbit Sadar），改为“觉醒文化基金会”（Yayasan Kebudayaan Sadar），注册时由萧决定，请一些政界名人担任主席和理事，其中一位还是印尼党(Partai Indonesia，简称Partindo)主席威尔多约（Werdoyo），跟苏加诺总统有亲戚关系。其时我们都乐得干实事，当“无名英雄”。那时候，我们还有数十位职工，一个也不裁，我们决定一部分人，应萧的要求，到《共和国报》（Republik）帮忙，搞经理部和发行部工作（有个别人到编辑部当记者），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文化图书出版事业。不料，没过多久，《共和国报》跟首都几家报纸被禁止出版，于是，我们把《觉醒》所有员工集中一起，全力搞文化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我们的图书出版工作，在很短时间内，越办越大，出版的图书（特别是连环画），不仅种类越来越多，发行量也越来越大（第一次印刷都在一万冊）。
在这种发展势头的情况下，单靠向政府申请用纸，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这时候，蒙洲经营的出口贸易生意，有了很大发展。按印尼政府规定，有关公司必需将所得部分外汇用以进口印尼市场上需要的物资。就这样，蒙洲应我们的要求以及市场上的需要，进口了大量的纸张。可以说，我们出版的图书几乎是用他进口的纸张，每次向他要多少都没问题，有时，甚至到了他要求我们把公司所有存货赶快搬光，免得他要为这些存货伤脑筋。
大约在1965年新年前后，他公司进口了一批好的布料（好像是的确凉），打算拿部分发给公司职员，但他公司员工有什么好处，他永远不忘分给《觉醒》员工一份，就这样，那年过节，《觉醒》上下几十个同事（包括印尼员工）喜气洋洋地分得两套布料。另外，9-30运动发生前后，他公司又进口了一大批优质的斜纹布（或叫卡嘰布），他又给了我一批。我把部分送到西加给砂劳越友人，部分给流亡队伍的同志。这件事，后来老方有意见，认为大家都穿同一颜色和布料的裤子，容易互相暴露。我听了“无话可说”，就当“好心办坏事”吧。
还记得60年代初，有一次，老余告诉我，新加坡有一个美术家代表团要来雅加达，准备跟雅加达的著名印尼画家（包括人民文化协会属下的画家）见面，并且打算到日惹（Yogyakarta）和梭罗（Surakarta或Solo）参观和学习，要我请印尼著名华侨画家温悲鸥陪同和安排、照顾。此时，老温是《觉醒》出版的所有图书的封面设计者，关系很熟，自然愿意帮忙来自狮城的同行，但是此行的费用不菲，也是由蒙洲慷慨解囊。另外，约于1963年，我到西加活动的经费，包括后来在坤甸开书店的费用，也是他垫付的。这些情况，有部分《觉醒》的同事也都知情。
更难能可贵的是，9-30运动发生后，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共和国，他不但没有退缩、害怕，反而继续给我们大力支持。其中有两件，如果不说出来，恐将永远无人知晓，因为，囿于严密细则，许多组织的秘密，我连自己爱人或无关的上级，从来都不提及。
第一件是，其时，过去和我们往来的友人深陷困境，前来找我，要求给以他们一笔为数颇大的经济援助。我对他的要求，一方面不敢自作主张，另一方面，这笔钱的数目实在太大了，放在平时，也绝非小数目。何况，那时各方正是急需用钱之时，在经济上都很不容易。于是，我只好对友人说，让我想想办法，不料，他见我没有一下子答应下来，竟以为我“见死不救”，不满地说，你们华人华侨有问题（主要指发生排华事件）的时候，就指望我们出来说话，帮助你们，现在我们面对困境，你们就不想伸出援手。其实，友人虽然和我打了好多年的交道，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还以为我们是爱国进步华侨和华人商人背景，很有钱，很有办法。
老实说，看到他们此时此刻的处境，我也于心不忍回绝。其时，老余还没被右派军人捉走，我只好硬着头皮向他请示：该如何处理。他也觉得问题很棘手，也很为难，因为跟组织全无关系。我说，找蒙洲帮忙如何，他不置可否。也就是说，如果蒙洲愿意，他也不反对。结果，我只好找蒙洲商量，把整件事告诉他之后，他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下来。友人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这笔来之不易的援助，但他始终不知道，这笔钱实际上是从一位流亡到印尼、受英帝出了很高赏格通缉的新加坡政治人物的腰包里掏出来的！！
第二件，是在9-30事件发生后，我转入地下，于1966年辗转来到丹戎槟榔（廖内）主持一个点的工作。当时，老方要通过一个群众走水，来往于廖内和新加坡，需要一笔约几万元新币作为经费。这笔钱也是由我在廖内写信给他要来的。不料，这位群众走水，“遇人不淑”，这几万块钱就像“泥牛入海无消息”，结果，追也追不回来。之后，老方要买一艘机动木船（约25吨吨位），行走廖内——新加坡，这笔买船的钱，约十数万元新币，也不用我亲自跑一趟，只需通知一声，他就立马汇过来。这一次，我“当仁不让”，非亲自抓这个工作不可，同时还要阿锦（即阿坤）随船当财政，而这位群众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也改变作风，认真工作起来。
蒙洲政治嗅觉敏锐，理论造诣、工作热情很高，而且，心胸开阔，不计较个人地位。1955年，他离开先达来到雅加达之后，参加了《觉醒周刊》的工作，此时，我已在《觉醒》工作一年多，他完全服从分配，负责撰写“专论”，受到好评。据阿英反映，当地华中学校老师对《觉醒》的评价很高，说《觉醒》文章都是出自大学生手笔。但他从不自满，从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修改不得，甚至也不要求修改过的稿件非他看过不可。所以，我们之间，通过工作，建立起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关系。不仅如此，我有篮球赛，他是必到的捧场客。
说起来，我和他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很投契，我们都喜欢“指点江山，藏否人物，议论时政”。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举世瞩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大肆抨击，全盘否定。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他还下令，把斯大林的坟墓，从莫斯科红场迁走。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反斯大林的恶劣行径，一向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国家，如获至宝，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共反苏的浊浪，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动乱，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一时间闹得周天寒彻，逆流滚滚。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宏文，对斯大林功过问题做了比较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评价，稳住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阵脚，解了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围。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话题，我们自然不会放过。
但他不满足于此，此时他那异常敏锐和灵活的脑袋，已经在深入思考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问题：即中共将来毛百年后会不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坦白说，像我们这样既无高深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年轻普通党员，实在无法回答这样重大的课题。当然，我们知道，中共夺取政权后，曾经发生过高饶反党事件，但是，我们当时相信中共中央，是经过长征和长期革命战争严峻考验形成的领导集体，今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后来的发展说明，我们的想法太简单了，毕竟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共内部高层发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事情的内幕。
另外，当我准备离开雅加达，转移到廖内之前，曾到他家话别。其时，印尼已是风雨如磐的岁月，反华反共势力气焰嚣张，印共遭到严重挫败，几已全军覆没，他问前路如何？印共有没有希望重新站起来？大家心情沉重，他和我可以说是从1953年3月一起，看着印共像浴火中重生的凤凰，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的，如今惨遭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尼右派军人集团的毒手，我们哪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呢？当时，我只好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坦白告诉他，经此挫败，非得有30年不可。如今，30年过去，印共虽未恢复元气，但发动政变、窃国夺权的右派军人集团头子——苏哈多，终于在1998年5月，被印尼人民把他用铁腕手段经营了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打翻在地。时间只差了2年，我想这件事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老余喜欢用“长袖善舞”来形容他，赞扬他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佩服他在很短的时间内，白手起家，凭着一些人际关系，就打开局面，而且，还提携了几个原来一无所有的合作伙伴。除了“长袖善舞”，我想，还可以加上“风流倜傥”来形容他。因为，他不仅才思敏捷，文章写得好，而且，也很会打桥牌，四弟、堂弟和我的桥牌，都是他教会的。另外，他的嗓子好，歌也唱得好，他不仅懂得如何运气，还知道如何气沉丹田。记得，他来到先达老家时，我就发现，他还会唱京戏。有一次，他一时兴起，吊起嗓子，唱起“四郎探母”里的著名片段：“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有翼难逃……”，老实说，他唱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不过，我更愿意用“一心一意，肝胆相照”来形容他。也许没多少人知道，60年代初，当他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他就给孩子命名“一心”，同时准备好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用“一意”命名，以表达他虽然不能像我们那样战斗在革命工作岗位上，但对党，对革命，对曾热烈追求的事业，他永远是“一心”“一意”的。当时许多自己人都不理解他，往往从表面看问题，以为像他这样的人，已是堕落腐化分子，其实对他内心世界并不了解。对我和他过从甚密，也认为是讨好资产阶级，丧失革命立场。
这些同志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方面，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一方面许多事不便公开出来，所以他们并不了解内情，而且，对统战工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根本就没有认识。试想想，不用说武装斗争，单说印尼流亡队伍以及我从事的各种活动和公开工作，有哪一样离得开“钱”，没“钱”简直就寸步难行。当然，我不是金钱至上者，但我以为必需正确处理“钱“和工作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上面所述，尽管蒙洲后来生活上有一些问题，但在政治上他是始终坚持不渝的，而且，在那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他还敢于提供那么多经济支持和帮助，给友人，给组织，仅此一点，在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遗憾的是，当我1970年代初北上，把他的关系交给组织后，似乎组织没人再去联系他，关怀他。
看看今天贪婪无耻、贪污腐化、见利忘义的黑心“企业家”、“共产党员”，想想蒙洲的见义勇为、无私付出，说他是“肝胆相照”的挚友，恐怕还不足于形容他的万一。思前想后，不是有“绝唱”、“绝响”之说吗！说他这样见义勇为，老是肯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出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不要求任何回报的生意人，已然“绝种”，是否更为合适？！我想。
最后，我想说的是，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继承了父辈优秀文化传统，兄弟姐妹当中，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他的二姐陈蒙鹤，也是新加坡著名的反殖爱国人士和杰出的妇女界领袖。1956年10月间，林有福傀儡政权，在英国主子的命令下，发动大逮捕，镇压新加坡反殖爱国力量。蒙鹤姐和石君在这次大逮捕行动中，被捕入狱，同时被关押在欧南路监狱。因为这样，她们成了同狱的难友，不仅如此，蒙鹤姐在牢里还成了石君等年轻难友的大姐和英文老师，彼此结下了一生都难忘的深厚感情和友谊。
1959年底，石君出现在蒙洲面前的时候，就因为上述原因，他一直以“蔡姐”称呼石君，虽然论年龄他比石君大，而且，自己是被英帝出了那么高赏格通缉的重要人物，但他从不自傲，不以为意。我一再要他改口，叫“阿蔡”好了，但他始终不改，直到最后，还是叫“蔡姐”。可以这么说，当时在我们的小圈子里，享有这个“殊荣”的，除老余爱人，我们称“阿B姐”外，只有石君，让他这样称呼了。就连老余，我们都叫老黄，至于他和我之间就更不用说了，他叫我“老张”，我叫他“阿忠”！”
(以上两篇附录原载于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深埋心中的秘密》一书，现在发表的文稿内容，除个别字眼经加以校正，与原文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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