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曾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功过得失，历史自会作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本文试从文革期间胡耀邦的主题经历说起，希望对大家看待文革、看待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能有一点启发的作用。
胡耀邦12岁左右就开始接触革命事业，15岁加入共青团，长期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名符其实的红小鬼。建国初年，胡耀邦负责川东地区的全面工作，1952年他调往北京，经毛主席提名，接替冯文彬的团中央书记职务。从1952年9月起他一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总的说来，在青年工作中他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并提出了很多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式方法，他的工作能力是得到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可的。1959年他对批判彭德怀有一定的保留看法，但这并未影响到其地位。在60年代上半期，胡耀邦有两件事情是很突出的，一是1961年10月，他写了《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报告呈毛主席等，报告中肯定农村人民公社形势开始好转，对于包产到户则称为“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报告得到了毛主席这样的评价“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这个报告是在党的高层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具有危险性的材料之一。二是1964年11月起他担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书记（仍保留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1965年1-2月份，他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缩小了基层打击面，缓和了空气，纠正了四清《后十条》中搞繁琐哲学，狠整基层的错误。笔者之所以费篇幅介绍这两件事，是因为1962年和1964年中央高层出现的分歧是文革中路线斗争的先声(毛主席曾提到，62年的右倾和64年的“形左实右”)，而在这两个问题上，胡耀邦当时的观点都是认同或接近于毛主席的。
由于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对胡的纠正行为大加批判，胡在叶剑英等的帮助下不得不回到北京（可以补充一个细节，陕西省负责人当时揭发胡耀邦在纠偏中议论刘少奇，从中是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的：
http://www.hybsl.cn/zonghe/aaaaa/2007-09-05/3218.html），这个时期他在北京出席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等一些礼仪活动，但实际已不负责团中央的日常工作。文革前夕《人民日报》对胡耀邦的最后一次报道是出席1966年4月份团的九届三中全会并讲话。
文革全面发动后，根据上级统一安排，团中央向北京各中学派出了工作组。1966年7月底起，此事受到了严厉批判，团中央被认为不支持学生革命而被宣布改组，胡耀邦也被停职反省。在接受批判中，有些学生做出了打骂等激烈的行动。应该指出的是，打人武斗不是毛主席的方针，毛主席多次强调：要文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应批判提出者为主而不是揪住执行者不放。从1967年到1968年10月，胡被机关造反派批判，后来又被群众专政，但是，并没有被中央正式立案审查。 周总理曾指出，群众批判大字报上的意见只能代表大字报或某个红卫兵小队，正式的结论要党组织作。1968年10月胡耀邦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了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来又被推荐为党的九大代表出席了1969年4月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总理最初拟定的方案里，胡仍被提名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选，但是，他自己表示推辞，说自己对文革的意义认识不够，检查也不深刻，建议中央考虑他人（中央后来就考虑了和他资历极为相似的谭启龙，谭在不是九大代表的情况下当选为九届候补中委）。必须要强调的是， 群众批判，是为了促使干部觉悟，去掉不良作风，改正错误，让老干部重新焕发革命干劲，且群众的批判意见也只是组织结论的参考，如外交部的耿飚、黄镇，因为参与九十一大字报被外交部群众严厉批判，被说成是耿黄集团，可是这两个人双双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文革中真正被严厉处理的干部有两类，一是历史上被认为有问题的，另一类是被认为搞阴谋诡计的，其余受到一般批判的都逐步恢复了工作和原来的地位。（就象张霖之这样不幸丧生的，由于审查历史没有问题，便在1970年由国务院正式作决定恢复革命干部身份和名誉，1975年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1969年5月到1971年9月，胡耀邦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这个指示，是非常光辉和重要的，他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看待五七干校，也应该历史与辩证。实事求是的说干校对于机关干部革命化起了很大作用，当然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如干校办在疫区就不妥），存在着不少不足之处（如有些劳动强度偏大伤害了一些人的身体健康等），这些都需要恰如其分的总结，而不是一味否定。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的是，九届中央委员中的很多人，会后或下干校劳动（肖克、于桑等等），或去工厂参加劳动和政治学习（徐向前、李先念等等），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反修防修的措施之一，所以，可以设想，即使胡耀邦当选为九届中委，他去干校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干校，胡耀邦不同意军代表给他做的“三反分子”的结论（此时其他的团中央书记已全部解放），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见，军代表虽表示不满，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举动。1971年10月胡回到了北京。 1972年4月13日 他出席了陈正人追悼会，次日名字见报， 1972年9月30日 他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出席了国庆招待会。这一阶段，他参加了一些活动，如游园联欢，追悼老友等，名字照例都见了报。他的夫人恢复了工作，孩子也有从外地回京的。他利用这段时间的空闲看了很多的书籍，并与老干部及子女多有联系，从目前的史料看，那时他的活动好像没有受到压力和限制。后来，他进入了中央读书班。
主管组织的纪登奎曾在70年代初一个讲话中提到过胡，说像胡这一级的干部的职务安排需要毛主席的批准。1975年7月离开读书班的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10月份明确为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兼科学院副院长），在这个时期，他对科学院的工作发表了很多意见和看法，并主持提出了著名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对他和其他一些复出的老干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并建议他们参加会议，多多学习。毛主席指示：“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这个时期胡耀邦继续工作，包括接待外宾等，他1976年最后一次见报是参加了周总理追悼会。
从整个文革期间胡耀邦的经历来看，他基本上是过着以接受锻炼和教育、看书学习为主这样一种生活，教育和锻炼才是其生活的主题。（文革初年的过火行为，应该就是毛主席多次强调的“有所不足”）文革中像他这样的老同志还有不少，如胡乔木等等。他和像他那样的一大批人并没有受到俗称的残酷迫害，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在文革中是得到了贯彻的。
今天，我们应怎样看待这段历史？1979年１月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上曾这样讲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答复。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我听了这句话后，一夜没有睡着。我曾多次想找毛主席谈谈，想问一问这句话。我觉得毛主席讲这个话是意味深长的。———，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对待问题，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的确是马列主义的观点（这句话本身就是毛主席讲过的），但是，实践对于真理的检验，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任何真理都要不断的接受实践的检验，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是一样。时代已经到了21世纪，日历已经翻到了2010年 11月，面对迅猛发展、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建国61年以来各种探索实践，面对苏东剧变、外部压力激增的国际环境，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应该，也必须再上一个台阶了，如果始终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文革看法上不变（典型的做法是讲文革就只知道抄袭一下第二个历史决议），那未免就象毛主席讲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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