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岂能颠倒？——读《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
望之
原载：《中华魂》
近日从《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上读到署名尹振环的《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一文，把普列汉诺夫捧到了九天之上，把列宁贬到了九地之下，实属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党的影响所及的刊物上所罕见的奇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还是让我们来把它共同剖析一番吧。
帝国主义战争还是国内革命战争？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德、奥、意等组成的“同盟国”集团同英、法、俄等组成的“协约国”集团之间展开的一场战争，先后卷入这场战争的有全世界36个国家。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以重新分割殖民地、瓜分国际市场、争夺世界霸权为目的的非正义性质的战争。早在1912年11月，面对战争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第二国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参加了这次大会），揭穿了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强调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提出：“大会要求世界各国工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威力来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相抗衡。”一旦各国政府这些战争“疯子”胆敢燃起战火，那将“迫使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采取极端行动”，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者却公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巴塞尔宣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外叫嚷“保卫祖国”，积极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对内打着“国内和平”的旗号，诱使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合作，放弃革命斗争，从而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按：沙文是拿破仑一世手下的一名士兵，此人因狂热鼓吹和积极支持拿破仑的侵略扩张计划并在战争中多次负伤而受到奖赏，因而人们把宣扬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的人称为沙文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这时竟然也背叛了《巴塞尔宣言》，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中十分卖力的一员。他不仅在言论上为“协约国”进行的战争辩护，而且在行动上竭力为此搜罗炮灰，拼命煽动那些住在国外的俄国侨民踊跃参军。与此同时，他竭力反对各国人民国内的革命斗争。
与此相反的是列宁所持的态度。他主张“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409页）。这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自身解放的唯一的康庄大道。它当然不免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但不是单纯使本国政府遭到失败，让外国来奴役本国人民，而是要利用战争造成的革命危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争取真正的持久和平。他在批驳普列汉诺夫之流所谓“实际问题只有一个：是本国胜利还是本国失败”的论调时，尖锐指出：“是做一个盲从的懦弱的奴隶，死于奴隶主的战争中呢，还是冒生命的危险，举行奴隶之间的‘联欢’以推翻奴隶制呢？”“事实上这才是‘实际’问题。”（《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9页）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列宁主张的正确性。由于列宁的正确主张占了上风，随着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相继发生，苏维埃俄国在处理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上也可以从容应对。1918年苏维埃俄国同德国侵略者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尽管这个和约在当时看来是“丧权辱国”，但这是新生的红色政权赢得喘息机会的迫切需要。由于赢得了时间，随后国际政局发生了改变，布列斯特和约便成了一张废纸，苏维埃俄国实际上并没有损失什么，相反地，却站稳了脚跟，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便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正确主张的伟大胜利。
在时过近一个世纪以后，我们面前的这位论者竟然还要来翻历史的铁案，硬说列宁的主张是错的，正确的是普列汉诺夫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主张。这位论者甚至拿我们中国来作比较，说列宁的主张“正像1937年的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要中国人民不去抗日，而要‘无产阶级’发起反对国民党的‘坚决斗争’一样的不顾民族大义的荒唐。”这个拟不于伦才真是荒唐，乖谬已极的荒唐！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的抗日战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因而正确的方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与此相反，俄国当年参与的则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争夺领土和财富的战争，是侵略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是要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相互残杀的非正义战争，因而正确的方针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手中，从而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这二者岂能相提并论？论者竟然把二者等量齐观，这除了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坠入了不可救药的谬误深渊，又能说明什么呢？
庸俗生产力论还是历史唯物主义？
论者搬出普列汉诺夫当年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陈词滥调，认为搞社会主义是“十足的极其有害的空话”，“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有以下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高度发展；（二）国内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普列汉诺夫振振有词地宣扬的是十足的迂腐论调。列宁对此曾给予义正词严的驳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能有这类改变的呢？”（《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778页）历史是有情的，又是无情的。历史的发展生动地证实了列宁的论述的正确性，同时也无情地证实了普列汉诺夫的滥调的乖谬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要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这是确实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水平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标准，因为经济固然是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影响历史进程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其中十分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动员程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与睿智。正是在这些方面当时俄国的条件远比欧洲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优越。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紧紧依靠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及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开天辟地的伟大成功，在地球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宣告了庸俗生产力论的破产。
在时过近一个世纪以后，我们面前的这位论者竟然还要来翻历史的铁案。他断言，苏维埃俄罗斯确实“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组织的只是饥饿”，“还有暴政、经济的停滞、落后与人民生活贫困”。为此，他不惜夸大事实，捏造数字。例如说“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劳改”，“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64319亿元的1／10”。这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许多学者对当年镇压的规模做了很多研究。历史学家泽姆斯科夫得出：从1921年到1953年，被判刑的人数为400万，其中处死刑的为80万人。历史学家佩哈洛夫得出的数字与此类似：这些年中因反革命罪和叛国罪被判刑的总人数为406。3万人，其中处死刑的为79。9万人。（参见张捷《如何认识百余年来俄罗斯走过的历史道路》，载《中华魂》2010年第2期）至于断言苏联解体前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1／10，那也绝不可靠，果真如此，美国就不会视为心腹大患，美苏争霸世界亦属子虚乌有。相反，历来统计的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占美国的60％，则庶几近矣。如此任意做数字游戏，怎能令人采信？此等学风当为一切正直的学者所不取！
尤其令人困惑的是，论者如此宣扬庸俗生产力论，却还要挂出邓小平的旗帜来招摇撞骗，说是重温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对于肯定邓小平等领导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大力加深改革，防止走回头路，大有教益”。怪哉斯言！谬哉斯言！邓小平的言论彰明较著，岂容歪曲！邓小平说得好：“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223页）我们知道，考茨基也是臭名昭著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同普列汉诺夫可谓一丘之貉，同时他们又都是庸俗生产力论者，邓小平这里对考茨基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普列汉诺夫。如今卖力宣扬庸俗生产力论，吹捧普列汉诺夫而贬斥列宁的人居然捧出邓小平来，这岂非搬出照妖镜来自现原形！
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把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为幻想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活动来制造革命，建立少数人的专政，一步就跳到共产主义的布朗基主义（以其主张者法国人布朗基而得名）。这纯属拟不于伦。对此列宁回答得好：“谁只要肯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却明明是大多数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在这些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自然不会而且绝对不会陷入布朗基主义的泥潭。”（《列宁选集》第3卷第30页）按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主张，英勇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专政下展开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工作，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专政下从事伟大的卫国战争，战胜了席卷欧洲的穷凶极恶的纳粹法西斯侵略者，为世界人民在二次大战中的胜利作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这些胜利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无从谈起！
在时过近一个世纪以后，我们面前的这位论者竟然还要来翻这个历史的铁案。他声称：“列宁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用列宁的话说是‘几个人’的寡头专政，而斯大林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个人独裁，一个人的专政，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专政！”这种信口雌黄太不顾最起码的历史事实了，太不顾人们通常具有的最基本的常识了。这里需要弄清一个道理，这就是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相互关系。列宁说得好：“‘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列宁选集》第4卷第151页）我们面前的这位论者却硬是置起码的常识于不顾，置简单明了的道理于不顾，如此胡诌，夫复何言！
诚然，正确处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相互关系，不仅有个思想理论上的认识问题，而且有个具体实践上如何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要真正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这方面，列宁是做得比较好的，好些事例表明，即使在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情况下，但由于尚处于少数地位，他还是服从多数，等到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后来同志们觉悟了，他的意见赢得了多数，才作为决定付诸实施。其模范行为，令人感动，催人效法。斯大林在这方面要稍稍差些。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打败德国法西斯强盗，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建设足与美国抗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也存在某些明显的不足。例如，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时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这些必然给党和国家的工作带来某些损失，有的失误造成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但是瑕不掩瑜，失误与功绩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仍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他是“个人独裁”，“一个人的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纯属臆造，与历史事实相悖。论者之所以出此下策，其用意无非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在现代条件下，非此即彼，岂有他哉！
黑白岂能颠倒？如果按照普列汉诺夫的主张，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国内革命战争；坚持庸俗生产力论，背叛历史唯物主义；诋毁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其结果将是曾经屹立于世达80余年，叱咤风云、光芒四射的地球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梦中幻影、海市蜃楼，这是难以想象的历史悲剧！幸而历史并不是任人揉捏的一团面粉，它还是按照客观规律在发展着。诚然，由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免不了要走弯路，特别是由于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倒行逆施，终于断送了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使历史出现了令人扼腕叹息的倒退，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现象。这绝不是列宁主义造成的，恰恰相反，这是背叛列宁主义的必然结果。现在这位论者倒打一耙，把一切恶果都归之于列宁主义，以此来佐证他吹嘘普列汉诺夫、否定列宁的谬论，其立论之荒唐，手段之卑下，可谓叹为观止。正因为如此，这种论调要说服读者，赢得群众，不亦难乎！
话要说回来，普列汉诺夫此人，就其一生来看，并非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他在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庸俗生产力论的鼓吹者以前，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列宁曾经说过：“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列宁选集》第4卷第419—420页）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重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963年，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曾经确定三十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高、中级干部学习书目，其中就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三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但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后半生却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弃德而崇奸，舍美玉而求顽石，可悲也夫！
可悲亦复可笑的是，现在抬出普列汉诺夫来的人，例如我们面前的这位论者，偏偏看中的不是懿德和美玉，而是奸佞和顽石，对于普列汉诺夫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贬抑和亵渎。他如地下有知，是会感到委屈和不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论者在他的文章的开头，在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时，还特地强调：“何只检验苏联的实践？”十分明显，他用“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来做文章，对象“何只”是苏联？他是要拿我们中国来开刀呢！言在彼而意在此，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我想引用捷克的革命先烈、《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的尤利乌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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