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艾巴山

序言

为什么同样从事政治活动，一些人会被人们鄙视地称为政客，而另一些人则受到人民尊敬爱戴，被人民永远缅怀纪念，称他们是伟大的人？

一位哲人说：政客和政治家想的不一样。政客考虑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则考虑下一代。

只考虑下一次选举的从政者叫“政客”。这种人只会为自身利益或所属政党打算，算不得政治家。

相反，忘却了自己和所属政党，一心一意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从政者，才叫“政治家”。

政治家把梦想寄托在未来，思想超越现代，是有远见的理想主义者。

政治家所订的百年大计，往往影响到死后的世界。因此，真正的政治家在世上始终是凤毛麟角。

笔者要说的是，政客和政治家根本的分水岭在于，为公，还是为私。政客想的是个人升官发财和家族利益，而政治家关注的是人类未来与民生幸福。

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伟人，堪称为民谋百代幸福的伟大政治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属于凤毛麟角。

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自己所属政党，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直至夺取全国政权付出的心血和牺牲比任何人都多，但他却采取为他的多数同僚不能理解的，几乎是毁灭这个党的方式，发动了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把对党的要求概括为八个字：立党为公，不谋私利。

“为公”者，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私利”者，并非不考虑正当的个人利益，而是要求制定的路线政策不能从小团体、小宗派的利益出发，不能从个人与家族的私利出发，而要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与最高利益为出发点，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正所谓“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六朝何事，只为门户私计？”

毛泽东不满意自己缔造的这个党，他多次提醒全党：“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指出彭德怀历史上不“左”即右，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跟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毛泽东说：

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可以参加，这是我们党内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毛泽东说彭德怀、洛甫（张闻天）“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这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指的是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

毛泽东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进一步指明“党内有党”。

有人总是说，毛泽东为了权力才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果真如此吗？

从一九六九年召开九大，迄今为止，风起云涌的文革大潮可以说已经平息了四十年。经过四十年漫长岁月的沉淀，回过头去审视文革历史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分明：文革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权力之争，而是思想政治路线之争，治国方针之争。如果只是为了权力，毛泽东以他在全国全党的崇高威望，实际上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掌握了，从领导人的调整已经达到了目的。既然如此，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巧得很，邓小平也是在七十三岁时第三次复出，并且开始所谓“邓小平时代”的总设计），为什么还要通过红卫兵运动，通过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用“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史无前例的方法搞得天翻地覆？这必然有更深刻的原因，必然有更长远的战略考虑。毛泽东多次说，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又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若干年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又讲：“要使全国知道。”显然，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要达到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让人民群众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依靠人民群众解决问题，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也可能变质，共产党内部潜伏着变质的种种因素，党内一些人同共产党的声明与宗旨背道而驰，有一天可能形成一个脱离人民压迫人民的官僚资产阶级阶层，用他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最终再次被人民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他诉诸群众，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人民揭发共产党内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黑暗面，用天下大乱，重新建党的方式继续革命。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同夺取胜利相比较，巩固胜利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去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英明的预见到“不拿枪的敌人”的极其危险，以及“糖衣炮弹”对执政党的严重腐蚀，针对性的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此抵制“不拿枪的敌人”和“糖衣炮弹”的进攻。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是一出大剧长剧开始时一个短小的序幕。能够这样看待自己革命事业的人必定是伟大的，杰出的，具有远见的。

那么，这一出长剧的高潮在哪里？无疑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多年过去，观察和思考这一改天换地的大事件，笔者可以肯定地说，改变人类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伟大革命迄今只有三件：一七九三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一九六六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正是文化大革命避免了中国的大分裂大动荡，避免了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或灭亡，提高了共产党建国后融入国际社会的执政能力，使中国成为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给人类的和平进步发展增加了新鲜的活力。

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和国内的反毛派互相呼应，对毛泽东的非议和攻击集中于文化大革命，这只能说明毛泽东作出了正确的判断，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打中了反对者的要害。

鲁那说：“当人们处理一件伟大的事情时，常识通常是一个很坏的审判者。”

鲁那这句话引发另一位哲学家的感慨，他说：

伟人常常超越常规。他们做的事情，世人很难理解。

伟大的事件也是如此。

常识代表的是你我的观点，它没有个性，也不崇高。

用常识区分判断的世界，是一个卑俗的世界，然而卑俗的世界不一定愚劣。在我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凡人，没有资格批判常识和常识的世界。

常识成为那九十九个人的行为准则，只对剩下的那一个人不适用。

“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毛泽东就是“常常超越常规”的伟人，他对中国革命的规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设计，都超越了常规。缩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超英赶美”的设想，跨越式发展的规划，都抛弃了“常规”。

毛泽东是那一个站在最高处的人，世俗的规则束缚不了他。

这位哲学家说“凡人”即普通人“没有资格批判常识和常识的世界”，这有点“天才论”和“英雄史观”的味道，值得商榷。毛泽东历来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天才，就是比别人聪明一点。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发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壮语，当他投身革命的时候，他就一直抱着这样的信念：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毛泽东的事业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天起，就时时刻刻与人民大众紧密相连，毛泽东与人民的血肉关系，他对蕴藏在群众中的伟大力量和创造性的认识，仅举三篇文章就可以看出。

一篇是《〈湘江评论〉发刊词》（这是新民学会的会刊），毛泽东大声疾呼：“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篇文章提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观点。

到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写了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运动的兴起，毛泽东欢呼道：“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在毛泽东早期著作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人民创造历史”观点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毛泽东“占山为王”通过割据搞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方针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

还有一篇文章，认真说来是毛泽东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也非常有意思。这些按语是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写的，毛泽东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写的按语说：“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接着以大量的事实说明：“‘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他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民党右派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毛泽东为“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的贫苦农民的革命行动喝彩。

二十多年后，在合作化运动中，富裕中农讥笑“穷棒子”成不了气候，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鸡毛确实要上天，鸡毛一定能上天。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年后，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如何对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大是大非面前，历史又重复了过去的故事，大批工人、学生、教师在工作组制造的白色恐怖中被打成反革命，蒋介石、张静江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伎俩被一些人用来对付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断然纠正了这些错误，要求打破一切框框。对上海一月风暴夺权，毛泽东用一句俗话表明态度，他说，不要以为离了张屠户，就要吃混毛猪。

在毛泽东时代，鸡毛确实飞上了天，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孙玉国等工人、农民、士兵的代表进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参与管理国家大事。

回顾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这样说，群众仅以朴素的感情追随自己的领袖是不够的，他们应当在实践中加强学习，从理性方面理解领袖，把一时的热情变成自觉的持久的行动。

中国因为有毛泽东的引领而走出了黑暗。世界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将变得更文明，更和谐，更富有生机与活力。

毛泽东是世界的。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蒋介石、宋美龄与毛泽东、江青

早期参加共产党的，多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熏陶和洗礼，许多人曾经在西方留学，思想开明、开放，表现在婚姻和男女关系方面，他们大胆反抗几千年来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呼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砸烂“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抛弃“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压迫束缚，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很有点性解放的意味。刘英所说的她与张闻天的结合没有什么仪式，“志同道合，互相爱慕，环境许可，住在一起就是了”，这正是婚姻的革命性的表现。

这些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共产党人，和蒋介石﹑宋美龄豪华的婚礼相比，谁更值得称道呢？即或是建国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状况，毛泽东仍然以勤俭节约严格要求家人子女和亲友。毛岸英﹑李纳和被一些人称为“太子”的毛远新，哪一个的婚礼又不是朴朴实实﹑简简单单的呢？哪一个又不是平民化呢？

叶永烈先生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地吹捧蒋﹑宋的时候，他忘记了一条根本的区别，就是：西安与延安的区别，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别。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蒋介石、宋美龄与毛泽东、江青是根本对立的。不弄清根本上的区别，就难免陷入不辨是非的尴尬困境，甚至堕落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泥坑中难以自拔。

在解放妇女，争取妇女权利方面，自辛亥革命以来，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最彻底的，这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属性所决定。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所作的十四件大事，第七件就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因此，毛泽东对妇女是十分尊重的，这既表现在他与江青的结合上，也表现在女儿们的姓氏上。江青曾经是一名演员，羞辱她的人轻蔑的称之为“戏子”，而戏子在旧社会是被划入下九流的。仅从这一点看，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于封建等级门第观念的鄙视，他这种独立不倚﹑蔑视习惯势力﹑“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魄，贯穿其一生。直至晚年，他还对可能变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大官们发出警告。

在笔者看来，蒋宋结合，并不象叶永烈先生描写的那样完美无瑕，而是有点不伦不类。首先从文化教育来看，宋美龄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洋化了，崇洋媚外应在情理之中。宋美龄是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自称“除了面孔和头发以外，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姑娘”。这就是说，除了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等中国人（从人种学分类，正确的称呼是黄种人）的生理上的外表特征，她在精神上，在灵魂深处，以及习俗饮食方面已完全西方化了。她一口一个“达令”称呼蒋介石，虽然被一些人引为时髦来效仿，却让中国人觉得这个长着黄种人模样的女人有点怪怪的。而蒋介石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耳濡目染，深入骨髓。他崇拜王阳明﹑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孔教徒。他搞新生活运动，提倡用礼义廉耻忠诚志勇来教育和培养部属的效忠精神，就是最好的注脚。在文化传统方面，他始终坚持用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写作和批阅公文。从服饰上也体现出蒋介石的民族情结。他一生几乎不穿西装，便服经常是长袍马褂布鞋；有时也穿中山服；之所以一身戎装到处挂威风凛凛的大元帅像，这与他的军旅生涯有关，更与他企图以军队维持统治的目的相吻合。蒋介石信奉基督教，不过是虚应故事罢了，目的很明确，取悦于夫人和宋氏家族，多一个结合点。蒋介石至死信奉的都是儒教，儒家学说。

蒋﹑宋为夺取和巩固对中国的统治权缔结姻缘，而政权又使他们可以谋取更多更大的家族利益。

宋美龄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流利的英语，懂多国语言，她风姿优雅，才华出众，这都是正确的评价。但作为政治人物，人们评价他时只注重根本的一点，即：他制定的﹑推行的﹑执行的政策为谁（或为哪个阶级）谋求利益？他的政治活动本质上为谁服务？对哪一个阶级有利？他为国家民族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历史上已有定评，即或今天不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眼光评判，也不能说他们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吧？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二年，战争连绵，灾难迭起，军阀割据，混战不休，使人民在动荡和分裂中处于水深火热，使中国长期积贫积弱。何故？原因固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为极少数人谋利益。傲慢的﹑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和笑容可掬﹑举止优雅的宋美龄，是站在云端俯视着四万万草民贱民，他们自认为是上流人物，天之骄子，很少替饥寒交迫中的百姓着想。他们和人民之间有巨大的距离。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夫人宋美龄陪同下，蒋介石在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成了世界政坛巨头。但蒋介石这个巨头只是神气十足的泥足巨人，徒有其表的稻草人。他一旦违背民意，悍然发起内战，覆灭的日子便来临了。在四年解放战争中，他的八百万军队，被毛泽东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摧枯拉朽，一举击败。这位狂妄的军事家，愚蠢的政治家，自诩深谙中国国情的所谓“政坛巨头”，最后的结局是滚到几个小岛上凄凄惶惶，苟延残喘。天意乎？抑或人意乎？毛泽东的红军将士，打败了黄埔高材生，几百万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的农民（不是李自成﹑洪秀全的起义军，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新型军队），打败了穿着皮鞋，挎着美式装备耀武扬威的国军。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遗训，由朝气蓬勃﹑全心全意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人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代英杰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人的精神，使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共产党夺得政权，是历史的选择，归根结底，是民心向背的选择。

宋美龄究竟对蒋介石的政治决策有多大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对于四大家族统治的崩溃她在政治上有多大“贡献”，这一点现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蒋家王朝的覆灭带给她的永久的耻辱。流亡海外，寄寓美国，锦衣玉食，珍馐美味，靠搜刮的民脂民膏延长了寿命（有点象逃亡国外的中国大陆贪官），但政治生命的提前终结带给她的是内心的空虚，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限凄凉，是“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永久悲哀。一具行尸走肉，一个饭囊酒袋，何乐之有？何美之有？

毛泽东为中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叶永烈先生在比较江青与宋美龄时，也说了一句中肯的话，即江青是靠着自我奋斗，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才出人头地的，她的付出比宋美龄多得多。但她说江青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毕业，叫人不敢苟同。研究过江青历史的叶先生可能忘了，江青考取过山东实验剧院戏曲学校表演系，主要学习话剧和京剧；又半工半读上过三年青岛大学，选修过闻一多﹑沈从文等人的课程；在上海工人夜校当过教员，还在上海大学当过旁听生；进入延安后，在鲁艺担任教员，在中央党校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不论怎么说，不会是个小学毕业吧？论文学艺术修养，论才艺，论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还有摄影﹑书法，我想宋美龄是远远比不上江青的。江青亲自抓过多年的现代剧改革，主要是称为国粹的京剧革命，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一流的戏剧专家，由她亲自指导的样板戏（包括钢琴伴奏《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唱腔﹑曲谱﹑器乐（配器）﹑服装诸方面的改革创新是前无古人的，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杰作﹑奇迹，一枝永不凋谢的奇芭，更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艺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一座巍峨的丰碑，必将载入辉煌的史册。

毛泽东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缔造了一个党，一支人民军队，建立了新中国，奠定开天辟地的千古伟业，党内外不是还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无耻之徒嘲笑他只是个中专生，是个没留过洋﹑没吃过面包﹑没喝过洋墨水的土包子吗？在这方面，厚颜无耻的所谓“毛泽东的秘书”李锐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李锐著文说：“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际，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没有直接接触。”李锐甚至断言，“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李锐为了达到攻击毛泽东的目的，把“负效应”强加给毛泽东，然后立论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自己也数典忘祖，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摆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姿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下的结论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在李锐的心目中，只有张闻天这样留学三国，“直接接触”了资本主义，懂得日语、英语、俄语的“红色教授”才配当马克思主义者，而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浸染的毛泽东则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按李锐的推理，为了维护张克思、刘克思那一套“剥削有功，造反有罪”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中国该怎么办？要不要再来个“焚书坑儒”，搞一场李锐发动的“大革文化命”，把“从根本上说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付之一炬，如此斩草除根，从源头上消灭掉毛泽东思想？已经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和汉语学校是不是也该撤掉，以免产生的“负效应”熏黑了“西方的月亮”？看来自称“毛泽东秘书”、“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水平，并不比“大理论家”陈伯达高明到哪里去，他们既不懂辩证法，也不懂唯物论，而这两位“天才明白”的秀才，一个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跟随彭德怀、张闻天栽了筋斗，一个在一九七0年的庐山会议紧跟林彪鼓吹“天才论”翻了车。毛泽东当年指斥“新儒学大师”梁漱溟根据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胡说什么“九天九地”，以此指责共产党建立的工农联盟是班门弄斧，是亡党亡国的理论，而在张闻天那里拾得几句教条的李锐，竟然步“新儒学大师”梁漱溟的后尘，同历史巨人毛泽东较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真正是蚍蜉撼树，头脑膨胀，妄自尊大到了极点。

毛泽东没在日本﹑德国上过军校，没在保定﹑云南上过讲武堂，谁敢说他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军事家？谁敢说他不是世界一流的大政治家？他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他起死回生，使党和红军从绝境中崛起，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他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他强调以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教育全党全国人民，打破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批判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以跨越﹑跃进的方式突破并占领“两弹一星”的高科技领域，使中国彻底摆脱落后挨打受气受压的局面，最终扬眉吐气，让中国登上联合国的舞台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使中美关系解冻，向西方，向世界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为继承者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凡此种种，难道能够否认吗？王明一类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招牌的政治骗子倒是住过洋房子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只可惜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中国的问题一窍不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没有任何贡献，反倒从外部和内部不断地制造分裂，挑起事端，设置种种障碍，并且妄图以移花接木偷天换日的手法混淆视听。历史的事实和结论篡改得了吗？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中华民族在精神方面的滋养和培育影响巨大而深远。可以这样说，正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如凤凰涅盘一样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使被污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不但在体魄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方面健康起来，在洋人的面前挺直了脊梁，使中华民族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试图贬低毛泽东的一些所谓学者、学术权威和知识精英们总是口口声声说什么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西方文明胜过东方文明，蓝色（海洋）文明胜过黄土（黄河）文明，并且由此得出可笑的结论，说什么正因为毛泽东没有走出国门，没有到老大帝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留学考察，因此不知现代文明为何物，思想保守狭隘，导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落后。

事实果真如此吗？

远的不说，辛亥革命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大多都有留学西方（包括日本）的经历，几十年的奋斗结果如何呢？失败、失败再失败，在绝望中终于有了武昌起义的成功，但辛亥革命的成果又随即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囊中。后来依靠苏联，在列宁的建议下，重新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此获得新生和转机，才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革命成果很快又被蒋介石窃取。中国共产党也有一大批革命家到英、法、美、德和日本考察学习，十月革命后到苏联取经的更多，结果怎么样呢？——毛泽东的道路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被西方人羞辱为“东亚病夫”的中国，第一次取得了抗日战争反击外国侵略者的胜利，建国后，又在朝鲜战场迫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坐在谈判桌上签订停战协议。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年的历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六十年，看看中国周围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毛泽东时代的水平。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毛泽东的治国方略确实高人一筹，毛泽东不仅懂政治军事，也懂得经济建设，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毛泽东是把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结合得最完美的伟大的宏观经济学家，遍数中外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治理中国这样的落后的农业大国，没有一个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超过毛泽东。不论是马上打天下，还是下马治天下，文治武功，毛泽东都当属古今中外的一流人物。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出国留学的呢？

早在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就开始组织湖南的出国勤工俭学运动，他的朋友、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李富春等一大批人，就是他经手筹集经费送往法国学习的。对于出国留学，在一九二0年三月十四日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就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在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太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说到国外留学回来的“好的实在太少”。胡适是留美生，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是毛泽东认为学有所成，为国家、社会作出了有益贡献的“好的”留学生中的代表之一。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新青年》杂志对自己的影响，毛泽东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关于留学问题，对自己的看法是否妥当，当时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的毛泽东专门请教过胡适，想听听他的意见，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并且作了一篇文章《非留学篇》。

毛泽东讥讽一些人成了出洋“迷”，遗憾的是每个时代都有赶潮流弄时髦的角色，他们的留学只是为了镀金，为了穿一身洋装，口吐“蜜斯”“达令”的洋话显摆显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他们是漠不关心的，关心的只是由此带给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把外国与中国的方方面面综合考察，寻找切实的方法使国家富强。

中国共产党内最具代表性的出洋迷是张闻天，他有留学三国的经历，到过东洋日本，也到过西洋美国，还进过留法预备班准备去法国但未成行，后来进了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他学了些什么拿回来贡献给国家社会呢？一脑子崇洋媚外脱离国情的洋迷信，一麻袋生吞活剥狗屎不如的洋教条。对于中国革命的见解，张闻天如果仅仅是“糊涂”还好，问题出在他的“莫名其妙”，按图索骥，削足适履，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而又自以为是，自以为高明。“糊涂”一时还有清醒明白的时候，而张闻天至死都带着花岗岩脑袋，中国，外国，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外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一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如果说王明、张闻天一伙“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搞清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至死不变的“苏联中心论”与“莫斯科情结”。作为被“二十八个半”的同伙吹捧为理论素养最好，中国党最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张闻天囫囵吞枣，死搬硬套，不懂得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终于是呜呼哀哉，无可救药。

毛泽东没有留洋，没有吃过面包，这是事实，但洋人的总统和首相却因为毛泽东，纷纷飘洋过海来中国用中国的筷子，吃中国的菜肴，听中国的京戏，习中国的书法。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了，英国首相希思来了，日本的田中角荣也来了，他们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中，来拜会伟人中的伟人，巨人中的巨人毛泽东，希望能聆听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这难道是一时兴起吗？正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才为之一振，为之一变，为之一新，中国才打开国门融入了世界，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因为毛泽东的中国参与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毛泽东确实没有留洋，没有喝过咖啡，但留过洋的大文豪郭沫若，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以及邓稼先、李四光、华罗庚等大知识分子都信服他，连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也不愿意寓居国外而向往新中国。据统计，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国以来，到一九五七年前，在外国留学的专家学者有三千多人毅然返乡报效国家，这是为什么呢？一些人污蔑毛泽东不信任、不重用知识分子，甚至迫害知识分子，这难道是事实吗？当然，由于毛泽东为了达到各阶层之间人的真正平等和思想感情的沟通，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提倡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坚持干部适当参加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确实“迫害”过高贵的所谓知识精英和达官贵人，“迫害”过工厂的管理人员，让他们觉得和工人农民一样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是丢了身份斯文扫地，甚至是降低了人格。但这不正好证明这些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事业，没有理解毛泽东革命的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观，也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吗？不正好说明他们津津乐道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还有什么“人类之爱”、“普世价值”，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派谎言和一张遮羞布吗？

毛泽东：正在复活的一个幽灵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

   大约七十年后，这个徘徊在欧洲大陆的幽灵变成了阿芙乐尔巡洋舰上呼啸的炮弹，开始轰击俄国沙皇在彼得堡的冬宫。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处打开了一个缺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震撼了全世界，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小国家、民族和人民起来革命。俄国革命成为榜样，成为灯塔，克里姆林宫顶的红星照亮了黑暗的世界。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这样评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共产党宣言》发表约一百周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三十二年后，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二十世纪初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件，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建立。具有讽刺意义的，也是令人感到莫大悲哀的是，二十世纪末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大事件，同样又发生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几乎在一夜之间，东欧的社会主义小国与苏联这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纷纷崩溃易帜。真正是“其兴亦勃焉，其亡亦忽焉”。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一十八周年之际，毛泽东毅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这样的判断：“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残酷的事实，终于验证了革命导师毛泽东高瞻远瞩的预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逝世。十月六日，毛泽东夫人江青被逮捕并公开审判、杀头（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正如毛泽东在文革之初《给江青的信》中预言的那样，他被一些自称是“学生”、“战友”的人打的粉碎。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人民公社被推翻，社会主义公有制千孔百疮，私有化浪潮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共产党的灭亡气势汹汹席卷而来。

毛主席逝世，寒凝大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六十年后，在中国，在世界，仍然有一个幽灵在徘徊。这个幽灵就是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思想。官僚资产阶级，垄断金融寡头，形形色色的剥削者，权贵资本主义的拥戴者，大大小小的吸血鬼和寄生虫，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毛泽东逝世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他仍然使这些人感到恐惧，左顾右盼，寝食难安。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彭德怀配合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行动，反对唱《东方红》，说《东方红》是搞“个人崇拜”。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巴金老人，代表这些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每当他听到样板戏，就觉得大受刺激，心脏就受不了。苏叔阳立即响应道：“最好让样板戏绝迹”。而一些人听到《东方红》的歌声，就神色黯然，失魂落魄，犹如万箭穿心。样板戏，东方红，使他们神经过敏，立即联想到毛泽东，毛泽东的幽灵在他们的头顶盘旋着，锐叫着，毛泽东的预言在他们的耳畔如霹雳炸响，惊醒了他们纸醉金迷的美梦，使他们寝食难安惊恐万分。

   在国外，一些人反复鼓噪着，说二十世纪最大的三个独裁者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在国内，有政协委员行使参政权，提出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经济建设的议案，马上有人抛出奇文《毛泽东搞经济大外行，毛泽东经济思想是误国害民》（其实要说的心里话是，毛泽东应该彻底打倒，毛泽东思想应该彻底否定），在网上大骂毛泽东是“历史罪人”、“恶魔”，声言要“进行审判”，疯狂的巫师们上窜下跳，咬牙切齿地大念咒语：“天灵灵地灵灵，中国送走大瘟神。天煌煌地煌煌，人民告别独裁狂。”

   在国内，×××、李锐之流东拼西凑一些乌七八糟的材料呼应配合，来证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无法无天”、“好走极端”，论证毛泽东是什么“秦始皇”、“斯大林晚年”。他们最初给毛泽东的结论是：功勋盖世（建党建国），罪恶滔天（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先还假意说毛泽东搞政治行，搞军事行，马上打天下行，治国经邦搞经济建设不行。后来又自打嘴巴（实际上是终于露出了真容，脱掉了面具和伪装，说出了憋在心底压抑多年的真心话），毛泽东政治、军事、经济统统不行，最后按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说法统一口径，毛泽东的文章、诗词也很差，简直是一无是处，并且剽窃了秘书田家英和胡乔木的思想和诗词文章，而王若水则撰文胡说八道，拿出萤火虫与太阳比光亮的勇气，“论证”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是抄袭了列宁的。

   《建国以来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一生功过是三七开，作为参加者，×××、李锐是举手同意了的。但他们会后却把这个新的历史决议完全抛弃另搞一套，把另一个历史决议也抛到了太平洋，以谣言和诡辩为武器，使用夸张、夸大、伪造、栽赃等小人伎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扩大三分错误，最终使三分变为十分甚至十二分，简直是一团漆黑。

  他们所采取的一切策略和行动，都只为一个目的，企图阻挡毛泽东的复活。

毛泽东颠覆了几千年的官僚政治法则

×××像训孙子一样训斥陈永贵，说什么“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这是公开的论资排辈，剥夺工人、农民、士兵和小官们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利，取代林彪、张春桥，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人，垄断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把毛泽东当作永远闭嘴的泥菩萨，摆放在积满灰尘的香案上。

×××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不知道他的“最有资格”以什么来衡量？如果以加入中共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入党的，此时还有三个党龄比他长，历史上职务比他高的人活着，这三个人是李维汉、聂荣臻、彭真。如果以在共产党内的职务高低而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李维汉的职务高于他，陈云的职务更高于他。在七大以前，一九二五年入党的陈云，在党内的职务比×××高得多，一九三一年，陈云就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七年，成为政治局常委。在遵义会议上，陈云作为政治局委员具有发言权、表决权，而×××呢？直到八十年代经过考证（值得存疑），才证明他参加了遵义会议，并且只是列席的书记员，一九四五年七大才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国后的八大，×××由于毛泽东的提携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陈云是党中央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排名中，×××在陈云之后。一九五八年五月，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顺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陈云还活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又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就敢于说他“最有资格”，确实咄咄逼人。如果以走资派的资格，因为刘少奇在一九六九年病故，“最有资格”的当然非×××莫属。

毛泽东在批判×××的时候曾经指出，×××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怕他，不敢同他说话，没有一点民主作风，这是个大问题。毛泽东又说，×××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帝国主义，还是白猫黑猫啊。从×××对陈永贵的蛮横态度，我们可以说他没有一点民主作风，对工人、农民、士兵没有感情，动不动就训人，作为一个自吹是“最有资格”的共产党员，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因为他从根本上反对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维护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私利。×××把政治神秘化，认为只有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和所谓大官僚、大知识分子，富人和所谓有教养的王族和贵族，才有资格谈论政治，而小人物、泥腿子，工人、农民和士兵是不配议论和管理国家大事的，因此他要依靠所谓“精英”来治理和管理。

那么，政治究竟是什么？按书本上的解释，政治就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

简而言之，政治就是对国家事物的管理和治理。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就是对民众的统治，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民的压迫。孟子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的话中，所谓“劳心者”，主要指的是统治阶级中的官僚，可以说把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政治的本质揭穿了。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天经地义的普遍原则。

这是赤裸裸地鼓吹“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谬论！它潜在的命题就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昧”的大多数人应当认命，服从少数“英雄”、“精英”、“官僚”的统治、压迫、剥削。

对陈永贵的被驱逐出中央，×××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听听这位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共产党高官的这番悲天悯人的话，再看看“××××”的政治设计，提拔各级官员，以“官本位”为核心，论文凭，看职称，比学位，什么“博士”“硕士”，结果呢？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头顶都罩着一层光环纷纷堕落下去。林彪集团结成死党靠“诱以官、禄、德”，×××、×××就是按照“官、禄、德”三原则来夯实复辟的社会基础。卖官买官，权钱交易成为官场的和商业的行为准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为了金钱、权力和美色不择手段，而贪官们头顶上的“先进”“模范”的桂冠也是权力和金钱换取的。老百姓说：“×××的干部百万富翁”，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标准，后来随着“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社会上不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吗？“百万元不叫富，千万元才起步。”现在已经进入新世纪，标准早已经提升到“亿万”啦。

对于干部的提拔和使用，毛主席提出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放在首位。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并且指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敢于制造“约法三章”这样弥天大谎的×××，在使用干部时会正派吗？

×××从根本上反对巴黎公社的原则，而巴黎公社原则的核心正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打破政治的神秘化，打破阶级、阶层、知识水平的界限，颠覆了几千年来统治阶级的政治法则，让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掌握政权。

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实际指向的是幕后黑手林彪。这篇文章，重点批判的是“天才论”。针对“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毛泽东警告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称这些人是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

×××对陈永贵说：“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又说“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公开垄断了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同时自己“号称懂得马克思”。

×××的用人之道与毛泽东的干部路线是根本对立的，实际上是英雄史观，是精英政治，官僚政治，把大多数人排除于政治之外。×××打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旗号，提出选拔干部的标准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鼓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结果呢？到后来革命化不见了，以“官本位”为核心，只有文凭、职称、学位起一点作用，再发展下去，关系最重要，也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门路、靠山、出身门第，“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直到后来金钱铺路，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成为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彻底蜕变为屈服于权力和金钱。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政治观就是实行民众（通过他们的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说只有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真正的英雄是人民群众。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号召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叫官员们想一想“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其目的就是克服官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对于历来被统治阶级视为神圣深奥的哲学，毛泽东说，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走出来。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毛泽东号召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并且举例说，大队的支部书记、连队的指导员，他们总结工作的时候有分析有综合，这就是具体运用了哲学。

在企业，毛泽东推广《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与管理，克服骄娇二气，密切干群关系，从群众中吸取集体智慧搞技术革新，巩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对于蔑视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官僚，对于摧残、压制和窒息来自底层的天才人物的政客，列宁毫不客气地指出：“凡是识字和有识别人的本领、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天才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陈永贵一班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可以把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搞得有声有色，成为中国自力更生改变山河的一面旗帜，他就是人民群众在生气勃勃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杰出的组织家、政治家。而×××则认为陈永贵这样的大字不识几个的“泥腿子”“大老粗”只配埋头拉车，不配过问国家大事，更不用说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了。

在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议论人间的沧桑变化，王朝的更替兴衰时，毛泽东说，跳出周期率，保持政权要靠民主，并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什么？就是民选民治，官员接受群众监督，政府的全部活动在阳光之下。

被×××嘲笑为“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幼稚可笑的“永贵大叔”，可能这时候才醒悟过来，明白×××的唯生产力论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打着抓经济、抓生产的幌子，举着“四个现代化”的旗帜，实际上想干什么，要干什么。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的主谋、国防部长叶剑英曾经问李德生，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李德生想了想，回答说抓组织重要。叶剑英满意的微微点头。

陈永贵辞职后，向已经下台的“英明领袖”华国锋辞行。他含着眼泪动情地说：“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作为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是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从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是从中华大地最深厚的土壤中，是从无数志士仁人呐喊的生命和先烈们流淌着的殷红的血浆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坚忍不拔，无私奉献，毛泽东的故事就是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就是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他顶天立地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古老传说的总和。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仲尼是孔夫子的字。其实，对于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来说，对于弱小民族与弱小国家来说，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人间的公平正义就得不到伸张，这个世界就很难变得更和谐更美好。毛泽东是在底层艰难生活的民众的神，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毛泽东思想是弱势群体的护身符，更是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损害的人民大众维护自己权益的斗争武器。

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中充满深情地说：“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

×××这样的大官不能完全理解毛泽东，倒是陈永贵、王铁人、雷锋、焦裕禄、董加耕、邢燕子等等这样的小人物，能够深刻地理解毛泽东的事业，同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更能体会毛主席爱人民，“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深厚情感。

人们总爱这样说：只有度过寒冬的人，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温暖。其实这句含有哲理的话应当这样说：只有感受过春天温暖的人，才能更深切地感到冬天的寒冷。当伟大领袖毛泽东离开我们的时候，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一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彻底抛弃的时候，当贪官污吏横行霸道是非颠倒的时候，当几千万工人家庭面临破产分裂，亿万人被抛进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为了生存“自由”地挣扎的时候，人们怎能不怀念人民当家做主的毛泽东时代，怎能不怀念激情燃烧热火朝天大干社会主义的岁月。只有通过极端的对比，我们才深切地感受到没有毛主席，人民大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们才知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确实是人民的幸福线，是人民共和国的生命线。

每当笔者的脑海中反复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想起毛主席对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殚精竭虑，深谋远虑，既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认为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又不无忧虑和担心。毛主席逝世前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人，特别谈到祖国统一收回台湾和文化大革命，他说：“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读到毛主席的话：“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笔者的耳畔仿佛交响乐一样，从历史的深处回荡起《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捷克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充满深情的一句话。面对着纳粹的屠刀，仰望深邃的天空，伏契克把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箴言铭刻在人们的心扉：“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熄灭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中苏两党、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关系正常化。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成果巨大，成果喜人，真正是突飞猛进。

但公告的墨迹尚未干，一九八九年年底，东欧巨变发生了，狂风暴雨摇撼着整个世界。戈尔巴乔夫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播下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种子，犹如一剂发酵剂，终于很快便开花结果了。“民主改革”的浪潮汹涌而来，以柏林墙的倒塌为起点，整个东欧各国的政局此起彼伏，动荡不止，苏联在东欧的小兄弟和卫星国纷纷发生了动乱，民主德国（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更是爆发了大骚乱，示威者高呼“自由”、“打倒专制”的口号，同一排排手持冲锋枪的军人发生冲突，最后升级为流血的暴乱。首都的驻军司令下令逮捕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成立“救国阵线委员会”，发动武装政变。双方经过三天交火，数万人在这期间丧命。齐奥塞斯库夫妇终于被逮捕，并且迅速交法庭审判被判处死刑，执行处决的枪手们使用冲锋枪把子弹雨点般射出，夫妇二人周身被子弹打出来的窟窿如同蜂窝一般惨不忍睹。

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实力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东欧事变如何看待？就在罗马尼亚发生武装政变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就按照“多做实事”的承诺，发表声明支持“罗人民的起义”，承认“救国阵线委员会”，之后又发贺电给罗马尼亚政变领导机构称：“罗马尼亚爱国者为把祖国从专横和恐怖势力下拯救出来，为在自己的土地上确立真正的民主秩序而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对军事法庭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戈尔巴乔夫则表示“这考虑到了罗马尼亚人民的意愿”。

苏联对东欧事变采取“不干涉”，甚至于推波助澜的“诚意”，得到西方国家的齐声喝彩，有六十二年评选当年新闻人物历史的美国《时代》周刊，在一九八九年年底慷慨地把八十年代的新闻人物的称号授予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以“新思维”的方式促进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主改革进程带来的巨大变化予以褒扬和肯定。

但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接二连三的颜色革命， 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等三国共产党多数派相继宣告脱离苏联共产党而独立，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倒塌效应，终于引起苏联的地震。对准苏共打响第一枪的是昔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中获得大多数选民支持而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他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公开声明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耐人寻味的是，这反倒使他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大幅提升。总统叶利钦上台不久，就颁布了俄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使苏共失去对苏联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叶利钦的“非党化”命令和立陶宛等三国更换国名、国徽，废除苏维埃社会主义宪法，成为苏共解体和苏联崩溃的先兆。为了避免走向灾难的深渊，莫斯科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企图挽救苏联亡党亡国的命运。但在生死存亡的时刻，这一事件的领导人的行动，非但没有得到一千五百多万党员的响应，也得不到工人阶级的支持，群体的沉默，冷漠，麻木，迫使发动“八·一九”事变的领导人最后以自杀终结一切。八月二十三日，叶利钦发布禁共令。当天下午，位于莫斯科中心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大楼被俄罗斯当局查封。二十四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已经被叶利钦下令禁止活动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职务，同时很知趣地建议苏联共产党解散，作为对叶利钦的禁共令的回应。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独立国家首脑会议正式宣告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十二月二十五日晚，苏联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只有一年时间），伟大的改革家戈尔巴乔夫，神色凄凉地通过电视广播，被迫宣布停止执行总统职务。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给江青的信》中的预言，二十五年后经受住了实践的验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警告在苏联的崩溃中由理论批判终于变成残酷的现实。×××之流一直用谣言和诡辩，歪曲毛泽东为了防止“和平演变”，而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进行的批判，说这是把发展生产与保持颜色对立起来的荒谬观点。苏联和东欧的教训能不能使×××清醒过来汲取教训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呢？

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历史走向，坚持认为美、苏联合，主宰世界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据此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中间派，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和非洲、拉丁美洲同属第三世界，叫做发展中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巨变，印证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正确性。

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理论，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谋略，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终于把具有七十四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苏联”的名称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霹雳一声，以俄为师，世界掀起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潮流，二十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共产党的灭亡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谷底。自赫鲁晓夫以来推行了四十年的现代修正主义及其改革路线，终于以苏联的土崩瓦解和苏联共产党的灭亡为标志宣告彻底破产。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同苏联共产党展开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也终于有了结论，虽然这个结论惊心动魄，异常残酷。

“不打枪，不打炮，但见城头换旗号”。曾经以电影《列宁在十月》、《攻克柏林》、《革命的摇篮维堡区》，和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青年近卫军》熏陶了中国几代人，激发起人们的革命精神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之情的苏联；曾经以明快优美的歌曲《喀秋莎》、《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激荡人们理想情怀的苏联；曾经在莫斯科城下，在斯大林格勒浴血奋战，为最终打败法西斯德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苏联，就这样在世界上消失了。目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崩瓦解，眼看克里姆林宫出现的天崩地裂的一幕，人们不禁会想起《红楼梦》里的一句判词：“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星熄灭了。

已经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内的官僚资产阶级失去信心的苏联人民，对于社会制度的巨大转变可以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但经过毛泽东思想哺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的内心，却被十月革命的故乡发生的这一切强烈地冲击和震撼。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中国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事？看似不可战胜的庞然大物，为什么犹如恐龙一样会刹那间轰然倒塌消亡？谁看见了预示寒冬即将来临的第一片枯萎的落叶？使千里长堤溃决的第一个蚁穴又是哪一只蚂蚁钻透的？

中国的改革，最先引入的就是东欧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同苏联的修好，本意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没有想到东欧和存在了七十四年的苏联却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又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地结束了过去。未来呢？方向呢？这正是：人算不如天算。

寡廉鲜耻的王明集团

笔者遍览中国革命的历史，对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王明及其核心骨干张闻天、×××、×××等人的颠倒黑白、恬不知耻、忘恩负义和顽固不化总是想不通，无论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些人好像总是头着地、脚朝上在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并发表他们的高见，明枪暗箭，用最恶毒的言辞诬蔑毛泽东。

倒是有一位外国人，在他的书中写下了中肯之言。这是位美国作家，曾担任过《纽约时报》的记者，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作了两年的准备收集资料，又两次来华，采访了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一代革命家及党史专家（其中包括杨尚昆、朱仲丽和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还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从南昌出发，乘吉普车、骑骡马、步行，沿着当年的长征路线走了一遍，然后在一九八六年写出了《长征秘闻》（直译为《长征——没有说过的故事》）。

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严峻形势，索尔兹伯里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没有一块地方是安全的。危险最小的地方是朱毛领导的赣南中央苏区。”王明离开危机四伏的上海，一去六年，住进莫斯科的红色保险箱，临走时匆忙成立了由他遥控指挥，由博古、张闻天掌权的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临时总负责人。索尔兹伯里说，博古、张闻天、×××和军事顾问李德“为了逃命而离开了上海，现在却控制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蚕食了共产党的地盘。苏维埃共和国越缩越小。到了一九三四年秋，共产党人失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地盘，只剩下六个县了。”这个美国人在研究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同毛泽东的冲突与斗争的历史时，也为毛泽东抱不平，说“主要由他缔造的革命运动，他和朱德创建的军事力量，他在五六年间开辟的共产党地区，在他主持下建立的整套机构，全已落入莫斯科共产国际所派来的神秘莫测的代表李德和阿谀逢迎的博古手中。毛泽东已被剥夺了一切重要的权力工具。政治局一致反对他。中央委员会也是如此。”

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按照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路线，在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方针指导下，红色政权在波浪式的推进中扩展壮大，建立了闽粤赣连成一片的中央苏区。王明、张闻天一伙人在充满风险的上海和其它中心城市呆不下去了，王明去了苏联遥控指挥，在莫斯科的红色保险箱里一呆就是六年，张闻天、×××等人也来到比较安全的中央苏区。他们不仅不尊重不感谢创造了中央苏区、建立了一支红军队伍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区域和安全保障的毛泽东，反而把毛泽东架空，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排除障碍，清洗毛派分子，极其疯狂地推行王明冒险主义路线，结果把根据地搞得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地下党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遵义会议不得不推举毛泽东掌舵来挽救危局，否则继续坚持王明、博古的那一套，红军将陷入灭顶之灾。没有毛泽东，张闻天、×××、×××这些人恐怕早已成了剿匪总司令蒋介石的刀下鬼抛尸荒野了。但他们对自己犯下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其实是对中国革命犯罪）非但没有深刻的检讨，反倒恬不知耻的自我宣传和自我吹嘘什么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泽东一票的伟大历史功绩，似乎全仗他们什么关键的一票稳定了大局，扭转了乾坤，在他们看来，不是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同时也保全了他们的性命，后来又使他们享受到革命成功的胜利果实，而是由于他们那神奇的一票成就了毛泽东。这就好比有一位蹩脚的建筑师，他认为人家建起来的房子不好，非要按他的思路重新设计，不听劝阻硬要利用职权强行拆掉房子，执意把所有住在屋子里的人统统赶到野外日晒雨淋，风吹雪打，苦不堪言。结果呢，这位蹩脚建筑师许诺的金碧辉煌的大厦怎么也建不起来，在怨声载道下，迫于压力，只好又把他排挤走的那位建筑师请回来。人还是原来那些人，材料还是原来的材料，高明的建筑师又建起一座比原来的更漂亮的房屋，得到人们由衷地赞美和拥护。这个时候，那位蹩脚的建筑师既不检讨他打击排斥高明的建筑师的错误，也不反省自己那一套设计的脱离实际，更不承认强行拆掉房屋造成的重大过失，反倒认为自己独具慧眼，是他的开明、民主、谦虚的崇高品德，让位于高明的建筑师，从而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知羞耻的人吗？——王明、张闻天、×××、×××一伙人正是那个蹩脚的寡廉鲜耻的建筑师。

千回百折，历尽磨难，经过二万五千里史无前例的长征，毛主席把中国未来的革命大本营选在了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对万里长征，毛泽东不仅写下了豪迈的七律诗，讴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还在文章中以诗一样的抒情语言指出它的伟大历史意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当年在革命摇篮井冈山，当许多人和林彪的悲观情绪一样，看不到革命的前途，怀疑红旗到底打得了多久时，是毛泽东站在黄洋界上，俯瞰如浪涛奔腾起伏的群山，发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这个预言在红色区域的扩大中得到实现。

现在，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的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实际只有八万六千多人），突破四道封锁线到达遵义时，还有三万多人，一年后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毛泽东认为这些千锤百炼的老战士是骨干，是火种，是种子，只要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红军必然会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革命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二十八个半”的目光短浅的“蓬间雀”们，对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发出了不屑的嘲笑声，认为老毛又在吹牛皮，放大炮。结果如何呢？毛泽东胜利了。二十多年后，面对中国人民的大跃进，这伙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们又吹毛求疵故伎重演，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在庐山发难。在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面前，他们碰得头破血流。

当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根据地在扩大，人民军队在壮大的时候，祸从天降，王明六年之后，于一九三七年底乘飞机从苏联飞到了延安。这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钦差大臣，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是来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的，而且志在必得。没有挖土栽培，没有选种育苗，没有施肥灭虫，没有流血流汗，开花了，结果了，王明来采摘桃子了。天下有这样的美事，有这样的好事，有这样不要脸的人吗？王明、张闻天、×××、×××这些人，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没有领导过工人罢工，没有农民运动的经验，没有搞过起义暴动，就凭着在中山大学读了几本马列的书，更凭着斯大林、赫鲁晓夫把他们当着“自己人”看待的优势和优越感，只好虚名，不干实事，时时刻刻都想着篡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如果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按照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办，革命的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欺骗国内和国际舆论，为了有时间从容地准备内战以消灭共产党，摇动橄榄枝，开动宣传机器，施放和平谈判的烟幕蒙蔽国人。这时候，刘少奇、王明又做起了在国民党主导的所谓联合政府中当官发财的美梦。

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经过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政权已经处在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到了一触即溃的地步。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蒋介石又玩弄和平谈判的花招，假意下野隐退在幕后操纵，让李宗仁代理总统出面周旋，斯大林也打来电报向中共施加压力，并且提出以长江为分界线划江而治的方案。这时候，王明、刘少奇又企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想用搞南北朝的方法，不惜国家分裂，同蒋介石妥协。毛泽东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出了“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进军令，号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没有毛泽东气贯长虹、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没有杨尚昆之流所谓毛泽东“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坚强性格，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就没有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分明是王明、×××一伙对斯大林顶礼膜拜、惟命是从，把斯大林不好的作风学到了家，在建国前是这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错不纠），建国后也是这样（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仅以军队为例，从建制到服装统统学苏联），但他们却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之后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好像在一九二八年就给斯大林当过翻译并以此为荣为资本大肆炫耀，一直在斯大林庇护下的他们与斯大林的错误毫不相干，反过来，却给一直受到斯大林怀疑，受到共产国际打压的毛泽东扣上“秦始皇”“斯大林晚年”的帽子。他们伙同赫鲁晓夫，过去无原则地大吹大捧斯大林，现在又全盘否定斯大林，按照张闻天“机会主义的动摇”的乐曲跳舞，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倒是从来没有得到斯大林信任，被斯大林怀疑是半个铁托的毛泽东，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

事实只能是这样：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单纯依靠苏联的经济援助，中国不可能建成现代工业基础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如果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国不可能打破帝、修、反的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不可能战胜三年自然灾害，不可能有“两弹一星”的跨越式突破在短时间内占领高科技领域。

×××之流制造流言恶意中伤，唠唠叨叨的说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人，是毛泽东的政策不当犯下错误。这是栽赃陷害，血口喷人。从一九五九年起刘少奇就担任国家主席在一线主持工作，有什么理由要叫退居二线的毛泽东负责？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方案，刘少奇接受了吗？没有!他要当秦始皇，坚持按自己的办。这怎么能嫁祸于毛泽东呢？

帝、修、反的政治经济封锁，偿还苏联的债务，加上百年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没有人民公社这种体制作为基础支撑，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中国很难渡过这个艰难时刻。

如果中国革命和建设按照王明、张闻天、×××、×××的路线去办，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面临几次历史转折点：第二次国共合作，王明路线可能彻底断送中国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和平谈判将变成国民党的天下；一九四八年年底的和平谈判为了苏联的利益中国将分裂；建国后将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屈辱地生存，由西方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成完全的新沙皇的附属国，并且在某一天随着苏联的崩溃而解体为七八个国家（台独教父李登辉已经把他设想的分裂中国的蓝图公诸于世）。中国会有“两弹一星”吗？中国能够进入联合国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吗？很难设想。

毛主席在听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消息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充满感情的话。他说，不要忘记，是亚非拉的朋友，是第三世界的小国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针对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横行霸道的行径，毛泽东让中国代表团在联大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正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战略布局，使中国得以打破封锁走向世界，有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这一点，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显得格外清楚。如果按照×××目光短浅的“三和一少”与完全依靠苏联的路线去展开外交，那无疑是饮鸩止渴，中国的前途危乎殆哉。难道苏联和美国会慈悲为怀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吗？会大发善心让中国强大起来同他们平起平坐吗？事实上对于中国，他们一直采取打压、遏制的战略，软硬兼施，偶尔采取怀柔政策，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遏制。

严重的腐败已经危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毛泽东在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说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一个过程。人们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共产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属性的认识，也必须经过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反复，比较，鉴别，才能够透过现象揭示出本质的东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过了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包括华国锋主政的三年），又经过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年的风雨历程。毛泽东逝世后，×××、×××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他们在地下，在幕后，在密室筹划了多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蓝图拿出来实施。他们用政治谣言来歪曲毛泽东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低产，不要资本主义的高产”，污蔑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穷过渡”，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是“铁饭碗”，吃“大锅饭”，养懒人，“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在反复中，人们也必然有一个比较鉴别再认识的过程，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接受的过程。

对于×××之流的真实面目，同样也有一个通过社会实践被人们再认识的过程。当他们认为天下是他们的了，只有这时候，他们才会彻底脱下“共产党员”的伪装，让人们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认识到他们一直深深地掩藏起来的本质：原来他们是一伙彻头彻尾的剥削者和吸血鬼。他们比被中国人民已经打倒的老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更疯狂更贪婪，他们一直企图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中国，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他们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说什么没有物质基础怎么限制？事实是他们根本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了物质基础更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公开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在改革和改制过程中，他们人为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所谓红色资本家，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而这些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和前苏联一样，是从体制内生长起来的，大多数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企业里的总经理、党委书记。这伙蛀虫先是采取巧取豪夺、贪污盗窃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掏空，然后又由所谓经济理论权威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以企业的亏损来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冲突，论述公有制管理的“落后”，最后开出的药方是：私有化（美名其曰，现代企业制度）。所谓私有化，说白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乎，我们这些早有准备的蛀虫们，和腐败的政府主管官员上下勾结（几十年的贪污腐败使他们不仅结下深厚的情谊，而且对如何化公为私具备了合法而又熟练的操作规范），那包跳到这包来，不费吹灰之力，不化任何成本，把人民群众数十年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财富揽入囊中。他们穷凶极恶地砸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铁饭碗”，掠夺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把工人沦为资本的工具和奴隶，用原始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铸就红色资本家的“金饭碗”、“钻石饭碗”；他们污蔑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是“大锅饭”，养懒人，“大家拿”，现在好了，利用资产阶级法权，通过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他们一人拿，几人拿，极少数人拿，养了一伙寄生虫、吸血鬼，而他们通过合法的、大量是非法的手段和途径积累的巨额财富，仅靠利息，就可以世世代代过上花天酒地、游手好闲、声色犬马、养尊处优的神仙日子。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就是产生了剥削阶级，食利阶层，产生了这样一批腐蚀共和国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寄生虫、吸血鬼。

在×××们的统治下，包括人格，尊严，一切都统统变成了商品，理想破灭，信仰沦丧，道德缺失，冷漠和算计渗透了一切社会关系，一切都可以折换成金钱，共产党似乎成了发家致富的股份公司。以金钱计算，中国官员贪污受贿的数目在增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元、几万元，直线上升到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随着腐败程度的加深，腐败的范围和队伍也不断扩大，一抓就是上挂下联，一串，一片，一窝。东北有一个城市，两百多个县团级干部卷入买官卖官的丑闻，以至于纪检监察部门都不能不高抬贵手，宣布涉案金额十万元以下的，只要主动坦白，一律赦免。

亿万富翁的人数在扩大。据胡润研究院二00九年四月十五日于上海发布的《2009胡润财富报告》排列的富豪榜统计公布的数字，中国有82.5万千万富翁，5.1万亿万富翁，中国每万人有六人为千万富翁。如果按十三亿多人口计算，中国千万富翁的人数达到八十万之多，掌握的社会财富有八万亿之巨。这个报告说，中国富豪最多的地区依次是北京、广东、上海，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北京富豪的数量居全国第一，分别有143000个千万富豪和8800个亿万富豪。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第一，这证明了权力和商品结合以后金钱以几何级数累积的效应，也符合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搜刮社会财富的特点。以前只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和江浙地区产生个别的亿万富翁，现在经过企业改制，东西南北中都有了亿万富翁，报纸上公布了统计数字，以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来炫耀。

富豪榜的制接受采访时称，在中国，他们关注不到的“隐形富豪”远多于上榜人数。这是特别值得严重关切的社会现象。这些没有浮出水面的“隐形富豪”为什么能深藏不露？为什么连胡润这样的专业“狗仔队”也难以探知到“隐形富豪”的真实状况？这些远多于上榜富豪人数的“隐形富豪”究竟掌握了多少资产？人们从胡润所说的这句话中，即“‘隐形富豪’远多于上榜人数”，可以感觉到、体会到什么呢？那就是中国大陆有陈水扁式的人物利用巨大的权力攫取巨大的社会财富，他们同浮出水面的国内外的千万富豪、亿万富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财富的公正性合法性经不起人们的质疑，他们害怕人们刨根问底，便利用权势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使胡润这样的专业机构也“关注不到”。而已经上榜的，起码从程序上审查，表面上是合法的。

中国富豪的产生也具有中国特色。从地域分布来看，财富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五省市。

从财富来源看，中国富豪的致富路线图特色鲜明，房地产成为中国内地富豪聚敛财富的最主要的来源，其次为资本市场。

《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范鲁贤在二00九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榜发布会上说，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前四百名富豪，发现“美国与中国的区别，是美国的地产商在富豪榜的前四十位基本已经消失，而中国有一百五十四位个人或者家族房地产富豪扎堆在这个四百名富豪榜上。”在福布斯富豪榜排名中，前十位富豪有五位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三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领域；前四十位巨富中，有十九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四成多的中国富裕家庭，是房地产、工业制造领域的企业家。

胡润说，在国外，挣一个亿的财富，平均要十五年时间。把一个亿变成十个亿，国外需要十年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三年。这也就是说，挣同样多的财富，中国富人的速度比国外富人快三倍，在同一时间内，他们获得的财富也是国外富人的三倍。

有一位研究者问：为什么土地、煤炭业等垄断资源在国外很少是私人致富的领域，而在中国却快速成就了一代财富者？

笔者也要接着问一句：土地、矿产等本来属于全民所有、国家所有的上天赐与人类的财富，在特色中国为什么会被极少数人巧取豪夺据为己有？

中国富豪财富积累的速度快时间短，充分暴露出其财富的来源与路径有问题。它的来源在哪里？权力。它的路径更传统：官商勾结。有一段时间不是流行厚黑学吗？不是把红顶商人胡雪岩奉为楷模吗？看来是富豪们化钱制造舆论，企图为自己非法的财富来源正名。

有一位经济学界的学者，多年关注和潜心研究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问题，他认为巨额灰色收入已经固化为既得利益，严重扩大了国民的收入差距，导致两极分化日益扩大。这位学者在二00七年发表过一项研究，推算了二00五年的灰色收入的规模。结果很让人震惊：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全国居民收入只有8.7万亿元，而经济学家的推算结果是可能高达13.5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出4.8万亿元。这些隐形的收入来自哪里？绝大部分来自高收入阶层这部分不愿意被人所知的隐性收入，竟然没有统计进国民收入，这说明其来源不正，应当归为灰色收入。

那么，什么叫灰色收入呢？贪污和受贿。而获得灰色收入最多的是和公共资源有关的人和各种利益群体。这里，官员是主体。

灰色收入有哪些渠道？权力寻租，即人们常说的“化公为私”，用权换钱，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为自己和家人或者小团体谋利。灰色收入最丰厚的是土地和矿产资源，以及偷税漏税。

说到土地，被反毛派污蔑为不懂经济的毛泽东却十分关注，并且在读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在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的，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到了“新时代”，“人们千秋万代所经营出来的”土地，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极短的时间内，却变成了极少数人发家致富的聚宝盆，把全民所有的财富装入少数人的私囊。

腐败的花样也改革创新，层出不穷。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这些被中国人民所熟知的老的剥削阶级腐朽生活的代表人物，如果地下有知，对比现在的贪官污吏，也会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豪华酒店，空调宝马，美女香车，吃喝嫖赌，游山玩水，全部是公款报销。养情妇，包二奶（X奶），奸幼女，妻妾成群；看风水，拜神佛，求灵卦，升官发财。中国石油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海刚，贪污受贿两亿元之巨，而他每天“合理”地用于公款招待的消费则有一万元，一年就有三百六十多万元，真让老百姓大开眼界瞠目结舌。据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揭露，这位陈董事长还同原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杜世成沆瀣一气，在中石油征地建厂时慷国家之慨，由他俩共同的情妇（两姊妹）中间操作，左手（陈海刚操作）递给右手（杜世成操作），一次性就让这两姊妹从中捞取了一个天文数字：两亿元。天下女人，有谁不愿意作这样的权色交易？男人固然难以抵挡美色的诱惑，女人又怎能不被金弹吸引？中纪委不妨在全国进行一次民意测验，把陈永贵的俭朴与陈海刚的奢侈公布出来，看人民愿意选举谁来当公仆如何？内蒙古赤峰市管辖十二个旗县区，其中有九个是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旗县。但市长徐国元竟在任职的六年里疯狂敛财3200万元，年均敛财约533.3万元，月均敛财44.42万元，日均受贿达1.5万元。在大街上还有流浪者乞讨，城镇和农村还有亿万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的时候，共产党的官员通过“共产”即贪污盗窃社会财富，过上了康而又康的大康生活，这样的“共产党”能够维持政权得到人民拥护吗？令人更可怕和更可笑的是，据办案人员介绍，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期间，反而是徐国元受贿敛财的“高峰”。二00六年，徐国元受贿一套价值380多万元别墅的事情已经败露，有关部门根据举报已经对他进行案前调查。当领导找他谈话时，他玩弄两面手法，一边信誓旦旦地向组织表白他的清廉，一边毫不收敛地顶风作案：有人在此时送其30万美元和20万元人民币，徐国元照样“笑纳”。仅正在接受调查的二00七年，他就“进账”1000多万元，占他担任六年市长期间贪污受贿总额的三分之一。他和妻子李敏杰财迷心窍、贪得无厌，竟然胆大妄为到这样的程度：就在夫妇俩被逮捕的前一天，还在商量如何收取他人要送的一幅名画。徐国元的胆大妄为固然说明了人性的贪婪无度，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反腐败机制的软弱无力，或者方式方法存在很大问题，更证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从根子上深挖，不依靠群众的力量，不依靠人民的民主监督，反腐败的结果只能是越反越腐，最终使党和国家腐朽腐烂。

过去进行阶级教育，说“富人一顿饭，穷人半年粮”，现在呢，贪官和富人的一顿饭，可以是穷人的三年粮还不止，酒席上的一瓶人头马，一瓶窖藏的法国葡萄酒，或者穷人永远叫不出名来的什么皇家礼炮、路易十三，不知可以解决多少贫困山区失学儿童的学费。而中国官员每年三四千亿元的公款吃喝消费，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之最，世界之最。只讲享受不负责任的中国贪官群体，已经使“中国官员”整体蒙羞，中国官员成为世界上人们最羡慕的尊贵职业（官员“尊贵”的对立面必然是大多数人的贫贱），社会上流传的吃喝玩乐十大人生美事，就将“当中国官”作为最高理想来追求。梁漱溟说什么“九天九地”，现在官僚资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已经在“九天”之上了，梁漱溟们设计的社会理想终于实现了。过去我们所谴责的资本主义的罪恶，都在中国发生了，暴露出来的案例，比资本家更资本家，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法国更丑陋。广东、深圳沿海城市多年来存在的超工时、超负荷、超定额的血汗工厂，那一整套原始资本主义的操作规范传导到内地立即得到发扬光大。山西的黑砖窑童工事件，河南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不仅充分证明毛主席对共产党可能变质和资本主义可能复辟的预言是非常正确的，也证明他生前对“利润挂帅”的深刻分析和批判是正确的。血汗工厂、雇佣剥削童工、开胸验肺以及屡次发生的有毒食品事件，如此等等，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就是利润吃人，利润杀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资本的实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列宁则形象地比喻说，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千方百计从一头牛的身上剥下两张皮。为了利益与利润的最大化而铤而走险，杀人越货，不择手段，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昧了良心。这难道就是王明、林彪、×××向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民需要的吗？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能够维持它的统治吗？

我们要问：在中国，谁更快乐和自由？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思的话今天仍然有效，属于他们的只有：自由的贫困和贫困的自由。

市场经济其实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演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是西方人所谓“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而中国人则用宿命论来表达西方的“格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国现在的官僚资产阶级更聪明，把这一切极端自私自利的行为归纳为一句哲学语言：“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剥削有功”。

市场经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对未来的迷茫，是对明天生老病死的恐惧，人命危浅，朝不保夕。

我们看看报刊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和周围的贪官污吏腐朽堕落奢侈糜烂的生活，他们的飞扬跋扈肆无忌惮，对照下面这段话，不正是对今天中国贪官群体本质最深刻的揭露吗？“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点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这段话摘自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所谓“新资产阶级分子”，现在与国际接轨叫它“腐败分子”，这并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属性，即完全是一堆垃圾。

有人说这篇文章反映的是什么“张春桥思想”，不对！这是完完全全的毛泽东思想。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另一篇文章是奉毛泽东之命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写作的，完成后经过中央政治局的讨论，经毛泽东批准发表。

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来说，失去毛主席，失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护，就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这已经成为事实。当×××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的时候，中国人民就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它是人民的生命线幸福线。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的结尾充满信心地写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暴露出非常严重的社会弊病，在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下，社会在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毛主席、周总理生前通过“长沙决策”，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战略安排得到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极其严重的社会弊端也充分暴露。人民受到了教育（什么是社会主义），人民看清了问题（资产阶级在哪里），人民也必将以他们的智慧来解决中国已经产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在最高层面上用最好的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只能是：究竟是资产阶级给无产阶级做嫁衣裳，还是无产阶级给资产阶级做嫁衣裳，也就是毛主席多次反复讲过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宗派，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篡夺中共最高权力于三十年代初期，他们依靠苏联，散播一套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和影响，时起时伏地持续了八十余年。它的领袖人物，建国前是王明，建国后是张闻天（用民运领袖苏晓康的话来讲，张闻天是“中枢神经”），毛主席逝世以后，改革开放时期则是×××扛黑旗。王明、张闻天的本质都是隐蔽着的，他们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借助于前苏联包着一层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外衣进行欺骗，直到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爬上国家主席的高位，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这才彻底剥去了这个小宗派的画皮。我们同王明、张闻天、×××、×××的斗争，其实质就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的斗争。

中国六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经艰难曲折，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灵魂”，“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伟大，更深刻，也更艰难，前苏联的崩溃和共产党的灭亡证实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预言，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严重腐败，更证实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确实“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社会主义的航船在激流险滩中奋勇前进，也曾发生过触礁和倾覆的危险。我们克服了重重危机，意气风发地向前进。中国，仍然是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的中国。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的中国，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以上文章节选自长篇纪实作品《江青与毛泽东：“约法三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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