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毛主席决定派代表团
出席联合国大会
——回忆联合国恢复我国代表权始末
邹一民
曾于1956-1980年在外交部工作，其中多半时间在主管联合国问题的国际司（全称为“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司”）工作。
1971年10月26日是一个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激动难忘的日子。39年前的1971年10月26日中午11时25分（美国纽约时间为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由于众多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长期来，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想方设法阻挠联合国恢复新中国的合法权利和席位，还企图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这项历史性提案的通过是新中国外交斗争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这是联合国内一切维护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美国舆论也承认，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这标志着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此后，我国政府开始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1950年1月8日，周总理以外长名义再次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郑重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49年11月，苏联等东欧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不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合法性，建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崛起的亚非拉国家要求下，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并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成为每届联大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这场艰苦不懈的斗争终于在22年后见了分晓。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更加积极地冀望改善对华关系。1971年4月，毛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领导开展了中美“乒乓外交”。周总理说，“小球转动了大球”。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这年10月26日（北京日期），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终于成功地得到恢复。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重大胜利。这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美、日和台湾当局妄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阴谋的彻底失败。
当时笔者在外交部欧美司主管联合国问题的国际组（注一）工作。知晓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讨论该问题的全过程，之后荣幸地随中国代表团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现将联合国大会恢复我国代表权的经过和毛主席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情况简述如下，供有兴趣的人士参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台湾当局占据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自1950年9月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以来，除1964年十九届联大由于财政危机，联大瘫痪，未讨论恢复我国合法权利问题外，联合国大会年年辩论我国的席位问题，质疑台湾当局的合法性。在美国的操纵和阻挠下，自1950年至1960年，联大决定“不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即不予讨论。自1961年至1970年，美国变换手法，将“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定为需要三分之二多数会员国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 （注二）。台湾当局借此才得以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达22年之久。
1965年是转折性的一年。第20届联大虽然继续通过了美、日等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但随后大会就阿尔巴尼亚、柬埔寨、阿尔及利亚等12国提出的关于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承认她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提案进行表决时，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均为47票，20票弃权。这是自联大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以来的一次重大突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70年中国代表权问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年10月，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表决关于要求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提案（简称“两阿提案”）时，支持的有51票，反对的有49票，25票弃权。这是二十年来联合国历次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时，投赞成票的国家第一次超过反对票。表决结果一公布，掌声即从会场各角落响起。由于支持的票数不足三分之二，“两阿提案”未获通过，但投票结果表明，多数国家已经站在中国一边，预示着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指挥棒失灵了。这是对美国企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政策的一次沉重打击，也预示着美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的做法走到了尽头。
这种突变形势使美国和台湾当局极度紧张。台湾当局的周书楷“外长”在其回忆录中说，1970年11月23日，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来到台湾“外交部”，对于投票结果表示“失望、悲痛、烦恼、愤怒”，并“和我们针对每一变更投票立场的国家，检讨其改变的原因”。12月22日，台湾“外交部”召集有关单位的决策人员“举行检讨会，研究来年除使用过去的策略外，还有何新策略可采用”。
美国眼见在联合国再难以掌控多数票，预感到它长期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正在接近终点，于是开始策划在联合国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
1971年，美、日决定调整政策，在继续提出“重要问题”提案的同时，抛出了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接纳我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同时保留台湾国民党集团的席位。
美国态度和手法的转变引起台湾当局万分紧张、着急、惊恐但却无奈。周书揩回忆说，谈起每年联大“保席位的困苦”问题，他不胜感慨。为了拉选票，他们“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低三下四地向他国代表打躬作揖，拿出追、盯、缠、磨等手法，乞求支持，以致一些国家的代表极为反感。每年联大9月到11月是他们出席联大代表最感头痛的事”。1971年他们的日子更加难过。
1971年4月7日蒋介石召见周書楷。他对周書楷无奈地表示：“勿需过度介意，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受加入联合国，我宜停止出席，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宣布的侵略者，依‘联合国宪章’，我之地位不容更动”。事后周書楷对他的同僚分析说，蒋介石雖担忧“重要問題案”朝不保夕，但仍然认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国家应不致於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认为只要美国把关，仍可維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
蒋介石于1971年4月23日在台湾接见美国尼克松总统“私人代表”、退休“大使”墨菲（Robert Murphy）。墨菲表示，由于国际情势急速变化，如仍坚持使用过去保护台湾代表权的方案，两年之内必遭全面失败；美方考虑准备提出“双重代表权”方案替代“重要问题案”，以双重代表方式（大陆中国代表和台湾代表）代表中国，而不明确规定何方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墨菲说，这一方案将避免触及安理会席位，使台湾仍能维持原有的席位。
蒋介石指出，此实为法律问题，“重要问题案”应为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主要工具，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业经联合国裁定为联合国的敌人，所以任何试图使其入会之举，自应视为一项“重要问题”。蒋介石认为此一议案必须再予提出；如需另提新案，则该案必须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席位。蒋介石认为，“美国如不中止对大陆的让步，则大陆必将进入联合国”。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会谈时，他告诉周总理，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周总理立即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会谈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时，毛主席明确而坚决地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早在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在北京同印度尼西亚阿哈默德·苏加诺总统讨论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曾经想过，不参加（联合国）也不坏。”“我们觉得慢一点好。”
当苏加诺总统想详细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时，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公开说要参加，朋友们也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毛主席还说：“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1961年6月13日，毛主席再次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又说，“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
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后增为23国）驻联合国代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并再次提出提案，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中驱逐出去。
周书楷在回忆录中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蒋介石左右为难，有苦难言：同意美国方案吧，有违自己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吧，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肯定不保。因此，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一些国家向国民党驻美“大使”询问自己国家应对“双重代表权”提案持何态度时，得到的答案竟是请他们根据本身的判断投票。1971年7月25日，蒋介石核准周书揩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是：一、“政府”已修正过去若干年使用重要问题案保护代表权的主张；二、同意美国与日本的“重要问题案”，即任何排除一个创始会员国的提案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问题”，三、美国应运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
1971年7月26日，美国罗杰斯国务卿约见国民党“驻美大使”沈剑虹和“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刘锴时，他问道，倘若联大通过“双重代表案”，台湾立场将如何？刘锴答道：“我方将奋斗不懈，只要环境许可。”（We shall fight on as long as the circumstances permit）。
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声称：“美国将在今秋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美国的方案是：一、将提出“变化的重要问题案”（Important Question Variation即排除台湾为重要问题，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二、另提双重代表权案；三、至于安理会席位将由何方担任，由大会多数意见决定。
8月6日，台湾“外交部”召开“使节会议”，通报有关情况。蒋介石要求他们返任后能全力推动。
根据罗杰斯声明的精神，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老布什，后来的美国总统）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正式提出“双重代表权”提案，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而同时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美国此举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双重代表权”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
针对美国这一企图，8月20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它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基辛格秘密訪华后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將于1972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当局预计到联合国內的美国阵营将势必动摇和分化，第26屆联大表决结果将会發生重大變化，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联大前夕，台湾当局高层研究是否组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权衡利弊得失时，他们意见歧异。多数人不赞成去，认为若表决失利，会丢丑难堪。周书揩等人主张去作“背水一战”。蒋介石采纳周书揩的意见，委派他率团出席联大并授权他视当时表决情况自行决定何时“退出”联合国。
9月11日，台湾当局“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召见他们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周书楷并作出三点指示：“一、应探明美方是否有助我诚意；二、对于苏联动向要密切注意；三、我们的立场是，如美方（“双重代表权”）提案通过，中共因我在联合国而拒绝前来，我应坚守阵地；但倘阿尔巴尼亚（驱蒋）提案有通过迹象时，应先主动退会”。9月18日台湾当局“国家安全會議”祕書長黃少谷又奉命通知已抵美国的周书楷，明确指示，如两阿提案“通過成為定局時，可断然主动退出联合国”。
9月21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在纽约开幕。9月22日，美国伙同日本拉拢一些国家向联合国抛出所谓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两项提案。一项是认为驱逐蒋介石集团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的所谓“变化的重要问题”提案。另一项是主张既“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而又“确认”蒋介石集团“继续拥有代表权”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
当时在欧美司国际组工作的同志们虽看到联合国内的形势发展对我国越来越有利，但我们仍认为，今年两阿等23国向二十六届联大递交的提案的内容和去年一样。去年得到的赞成票是51。一年来同我国新增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9个，比利时很快就要同我国建交，将增加10票，总共会有61票赞成“两阿提案”。要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票仍有困难。我们估计本届联合国大会不可能通过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想过中国政府将派代表团去联合国参加会议，也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
自1971年10月18日（星期一）至25日（星期一）（纽约日期），联大就恢复中国席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那年联合国共有131个会员国，马尔代夫没有派员参加大会，实到国为130个，其中的74个国家代表参加了辩论。
美国和日本等国代表在发言中竭力为他们合伙炮制的两项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进行鼓吹、辩解。但是他们的欺骗宣传和荒谬论点遭到了大多数代表的有力揭露和驳斥。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发言批评美国长期以来的反华政策，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立即归还给7亿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把非法窃据这一席位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坚决反对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他们在发言中指出,美、日炮制的这两项提案的实质,都是为了在联合国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以便长期分割中国领土、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省,因此是不能接受的。他们的发言清楚地表明，美、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得人心。
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这届大会要进行表决的提案共有3个：
第一个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两阿提案”）。23国明确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是既维护《联合国宣言》也有利于联合国的事业。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的代表驱逐出去。
第二个是由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变化的重要问题提案”。这个提案规定要从联合国取消“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就是所谓的“变化的重要问题案”。
第三个是由美国、日本等19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但“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
根据国民党钱复（时任台湾代表团发言人）在回忆录中说，1971年10月23日为星期六周末，美、日、蒋积极活动拉票，几乎废寝忘食。24日是星期日，他们的代表碰头对130国的投票意向进行估算。美方最乐观，认为是58比57，15票弃权；日方认为是57比60，7票弃权，7票动向不明；台湾是58比60，12票弃权。美国认为，他们的两个提案肯定可以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大陆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
10月25日（星期一）上午、下午和晚上，在马立克主席（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主持下，大会辩论和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三个提案。这天在联合国历史上是辩论最漫长的一天，是举世瞩目的一天。
辩论到了那天傍晚6时许，大会即将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时，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代表欲为美国再争取一天时间去说服一些仍在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要求大会暂停24小时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同时还建议会员国考虑沙特阿拉伯的一项新提案，称“台湾保持在联合国的席位，直至台湾人民能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复决或公民投票，以决定未来将成为一中立的独立国家，或与中国大陆组成邦联”。沙特阿拉伯的这一手法以53票赞成、56票反对、19票弃权被大会拒绝了。
美国随即动议要求先表决他们22国的所谓“变化的重要问题提案”。经过一番辩论到近8点钟时，大会主席裁定先就美国的程序性动议付诸表决。结果61比53，15票弃权，获得通过。对立双方又继续辩论到9时48分，大会主席馬立克宣布表决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所谓“变化的重要问题提案”。此时会场气氛极为紧张。出人意料，投票结果是59票反对、55赞成、15票弃权。美国、日本等22国提案被否决。当表决结果在会议大厅主席台两侧庞大电子计票牌显示出来时，会议厅里顿时欢呼起来，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此时“两阿提案”的23国代表们看到胜利在望，热烈鼓掌欢呼。
等到热烈欢呼声稍停，阿尔巴尼亚代表要求马上表决“两阿提案”。美国代表布什又跳上讲台,作最后的挣扎, 建议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决议草案中删去“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一段。随即又引起一轮冗长的辩论。在代表们的反对声中，大会主席马立克裁定，这项建议不合议事规则。此时为深夜11时15分，台湾当局代表团团长周书楷见到所有可以抵制“两阿提案”的伎俩均已被用尽。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了挽回一点面子，他马上在大會主席將“两阿提案”提付表決前，即以程序問題为由跑到讲坛上要求发言。他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不再參加本屆大會”。他随即率领他的部下黯然地退出了会场，并在会场外过道上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事先准备好的一项声明，“宣布退出联合国”。
接着大会表决“两阿提案”。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大会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铿锵有力地在主席台案桌上重敲了一下，一槌定音，宣布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通过。
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国在联合国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組織及其所属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联合国决议以明白无误的语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项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于是，大会主席马立克宣布美国、日本等国所提的“双重代表权案”成为废案，不再付诸表决。此时是1971年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纽约时间）。大会主席随即宣布散会。会议大厅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持续两分钟之久。坦桑尼亚代表首先离开座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提案国的代表纷纷起立相互拥抱，拍打桌子，热烈鼓掌，全场一片欢腾，“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厅。
据美国通讯社报道,对于美国在联合国遭到的这样一次“最惨重的失败”,美国政府人士“感到吃惊”和“表示极为失望”。据西方报刊报道,为了在联合国大会上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寻求支持。美国在数十个外国首都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布什大肆活动,在联合国内外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美国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进行贿赂或露骨的威胁；美国某些参议员甚至扬言:如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美国将削减联合国的经费,以此进行要挟。日本也加派要员配合美国大肆进行拉票活动。但是美国和日本尽管使出了各种手法并费尽了一切心机，它们旨在分裂中国神圣领土,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识破,最终遭到严重的挫败。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缅甸籍）向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飞發來电报，称：“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權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联合国邀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后半部分会议。
此时此刻，国民党代表离开了非法占据22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虚席以待，已空着没有人了。摆在我国外交部面前的问题是，派不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提案被否决的消息于26日午前传到了外交部。外交部上下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外交部党组姬鵬飛、乔冠华、李耀文、韩念龙、马文波等领导着手研究对策。
当天下午一上班，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就召集国际组的五位同志开会，要我们研究提出“不马上去联合国开会” 的“理由”。当时章文晋司长仍想着毛主席7月份讲过的话，“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我们的意见是，联合国为美苏两霸操纵，我们又没有准备，所以我国暂不宜马上前往联合国。我们想出的具体点子有：
一、50年代初期我国抗美援朝时，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污蔑我国为“侵略者”，并“制裁”我国。之后联合国还陆续通过一些诬蔑我国所谓“强迫劳动”、“西藏难民”、“大陆难民”等一切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我们要求，联合国应先撤消所有一切诬蔑我国的决议、恢复我国的名誉后，我们再考虑派代表团去联合国。
二、联合国决议明文规定“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当时联合国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九个专门机构。我们要求在这些机构中凡有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都被驅逐出去后，我们再去联合国。
三、从我们内部的准备工作来看，说实话，我们根本未作任何方面的准备。此时我们有畏难思想，认为联合国大会已經進行了近兩個月，联大除全体会议外，还有七个委员会要开会，代表团将参加讨论政治、经济、社会、非殖民化、法律、财务、预算、行政等方面的一百多项议题。代表团还要随时准备出席安理会会议。我们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各项议题的背景资料和对策。今年去开会我们来不及作准备。
章文晋司长认为我们提出的理由不够充分，不够以理服人，要我们继续思考和研究。
10月26日晚7时半，周总理召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总理助理熊向晖等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来电，讨论中国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问题。
总理问：现在联合国会不会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中华民国”能不能再进联合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在联合国有没有市场？外交部领导同志回答总理不会发生那些情况。
总理听后表示满意，同时指出，美、日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我们还要保持警惕。总理又提出，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
外交部领导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联合国大会开了一半，去不去无所谓。主要是安理会，一年到头开会，一有了新问题，随时召集开会，没有周末和星期天。现在要尽快选定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进行准备，过了年再去联合国。
总理说：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讨论过程中，外交部礼宾副司长王海容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打来的电话通知，她随即向总理报告说：“毛主席起床后，看了外交部送去的材料，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于是周总理带领与会同志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游泳池住处。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所以，外交部党组一致的意见是，目前决定暂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没等周总理说完，毛主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
毛主席笑着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不是几个人去探路，而是派一批人去开会。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他还风趣地说：“这次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去的”。
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我都没有想到”。
在大家欢声笑语中，毛主席拿起外交部送呈的关于联合国大会表决情况的简报，边看边说：“131个会员国，赞成票76，弃权票17，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总理解释说，在会场上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毛主席接着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不过是一篇吊丧文。”“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不但要去，而且要快去。”毛主席手指乔冠华说，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周总理说，让黄华任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毛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毛主席讲了很长时间的话。他说：“现在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战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注三）。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慨”。毛主席讲这篇发言应包括，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支持我国的）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要讲点世界历史，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辱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还接着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赞成票的53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这一席谈话，为代表团团长的发言稿敲定了基调，为代表团在联合国的活动指明了方向。随后外交部成立《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周总理挂帅，成员有乔冠华、熊向晖、唐明照、章文晋、凌青等。
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称，联合国通过23国提案是“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顽固坚持剥夺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破产，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友好国家，特别是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长期以来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同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鵬飛回复联合国秘书长吳丹26日的来电，通知他中國政府在近期內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26屆大会。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
11月2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鵬飛又将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名单和出席安理会代表、副代表名单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
由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提名，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团长为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副团长为黄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代表为符浩（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代表团秘书長）、熊向晖（周总理助理、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陈楚（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副代表为唐明照（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安致远（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海容（女）（外交部礼宾副司长）、邢松鷁（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张永宽（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
中国代表团由团长、副团长、代表、副代表、顾问、秘书、隨員、译员、机要员、信使、记者、医生、护士、司机、炊事员、勤务员等43人组成，其中有七位女同志，一位还是副代表。全部人员持外交护照。代表团定于11月9日启程去纽约联合国。只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作准备，大家极度紧张和繁忙。
11月3日晚，外交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感谢为恢复中国席位做出贡献的“两阿提案”的23个提案国。投票赞成23国提案的国家使节也应邀出席。
11月8日晚八時，代表团动身前夕，毛主席再次召见周总理、姬鹏飞、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以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和驻苏大使刘新权等。在谈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毛主席说：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生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了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办事，永远不能说话。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利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向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毛主席又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泽东还对周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毛主席谈兴很浓，一直谈到下半夜。
从毛主席的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十分高兴的，也是十分重视的。
随后，周总理又召集这些人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谈话到凌晨。总理说，由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次终于挫败了美国仍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阴谋，使决议得以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去是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是对他们表示支持。去了以后，你们要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
这是自1950年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之后，新中国代表团第二次踏上美国领土。党和国家对这次出席联合国大会非常重视和关心。1971年11月9日上午，北京机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声声。周恩來、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郭沫若等在京的党政領導人、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群眾以及代表团成员的家属等四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我国出席联大代表团。許多國家的驻华使節也到机场热烈欢送。九点半，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和随行人员来到机场。在周总理带领下，他们绕场一周，向挥动着花束、彩带的欢乐群众和各方面的负责人告别，向送行的人们致意。他们同前来送行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各国使节一一握手，感谢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作的努力。周总理等领导人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并一一握手后，喬冠华率领的36人的中国代表团登机。11时许，代表团乘坐中国民航专机飞往上海。黄华从加拿大飞抵巴黎同代表团会合。一个5人先遣组已提前两天离京赴联合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为一位副部长率团出国而举行的隆重盛大欢送仪式。
圖：周恩來（左六）、叶剑英（左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欢送喬冠华（左五）率团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屆大会。左二、三为陈楚、符浩，左七、八為唐明照、熊向暉，左十一为安致远。
中國代表团乘坐的专机下午抵达上海转机去巴黎。抵离上海时，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到机场迎送代表团，并在机场餐厅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吃当时非常稀罕的阳澄湖大闸蟹。11月10日傍晚，代表团离境出国。代表团人员乘法航班机途径仰光、卡拉奇、雅典、开罗等地机场时，途径国家的外交部有关人员都前往机场迎送。抵达巴黎机场时，我们受到法国外交部代表和我国大使馆人员的热烈欢迎。代表团未在机场停留直接乘车进城。我们下榻在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待所。有一大群外国记者一直紧追不舍地跟着我们。
11月11日上、下午，中国代表团分两批乘法航班机由巴黎横跨大西洋飞往纽约，全部人员都乘坐头等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听到喬冠华副部长將從巴黎飞紐約。他们派出一个由两名記者、摄影师、錄音师组成的四人采访组先飞到巴黎，购买了与中国代表团同一次法航航班的头等艙机票。待飞机起飞后，他们要求对喬冠华副部长进行独家专访。喬冠华满足了他們的請求。
11月11日中午12：30，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黄华副团长、代表和部分工作人员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一些国家的代表和联合国总部的代表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数百名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有近四百名记者前往机场采访。乔冠华团长在机场发表了简短讲话。其他随行人员于傍晚抵达纽约。我们都在纽约机场办理美国入境手续。全体人员下榻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麦迪逊马路四十三至四十四街之间的悬挂着中国五星红旗的《罗斯福旅馆》。
到纽约后，代表团团長、副团长和主要成員即忙于开展一系列礼仪活動，拜会联合国秘书长吳丹、联大第二十六屆会议主席馬利克以及一些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等。吳丹生病住院，喬冠华团长和黃华副团长11月14日到医院探望并向吳丹秘书长递交了中国代表团的资格证书。
11月15日上午10时半，被大会主席马立克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来到了。由联合国总部礼宾处处长陪同，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三位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偕翻译唐闻生（唐明照的大女儿）进入大会会议厅，在中国的席位上就坐。代表团的五位副代表和其他随行人员在会议厅的后部席位上就坐。中国代表团正式在联合国亮相，全体成员都穿中山装。这是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前排左起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符浩
后排左起唐闻生（翻译）、熊向晖和陈楚
就坐后，大会主席马立克致欢迎词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由于致欢迎词的代表很多，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六时四十分，历时约六个小时。各国代表都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亚非拉国家代表的致词热烈感人，他们都称赞中国重返联合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总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登台发言，其中有八个国家跟中国还没有建交。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
智利代表的发言。除表示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外，他还说：“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简朴的生活方式。”他表示：“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他还当场引用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匈牙利代表团团长竟然用中文说（联大）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笔者注）“纠正了一个存在已久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伟大中国的前进。”
长期顽固阻挠恢复中国席位的美国和日本的代表也不得不上台祝贺一番。美国代表布什发言一分半钟，说在中国来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希望中国将对联合国“协调各国行动的能力作出贡献”。日本代表中川融讲了一分钟，表示谨慎的欢迎，“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将有助于增强这个世界组织的机能，有助于更加现实和有效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期望进行密切接触，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最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抨击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他还庄严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他宣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新中国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了。乔冠华团长演讲持续了45分钟。他发言完毕回到中国代表团坐席后，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前来与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盛况空前。
顺便提一下。国民党在表决失败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向台湾民众发表《国家命运操之在己，坚忍奋斗不惑不摇》的文告，无奈地宣称，“吾人在风平浪静时，不松懈、不苟安、不骄情；在暴风雨来袭时，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10月30日周书揩返回台湾后即向蒋介石请辞，蒋介石表示“慰留”。随后的两年内近30个国家同台湾断交，人们称台湾当局的“外交部”为“断交部”。
1971年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中国同美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开始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方面的交往，赢得了1978年后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宽松的国际环境，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今天，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里都可以看到中国代表的身影。他们与其他会员国一起为联合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会费分摊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中国以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大家庭之中，成为加强联合国作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附注
注一：1949年外交部成立时就有国际司，全称为《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司》。1969年底精简机构时，国际司缩编为国际组，并入欧美司，司长是章文晋。国际司绝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外交部“五·七干校”。1971年底国际司恢复，司长是安致远。
注二：根据联合国大会的议事规则，大会对“一般问题”通过决议，只需简单多数；而“重要问题”的通过需三分之二多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日等西方国家为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操纵联合国的表决机器，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定为“重要问题”。
注三：1950年10月23日，中国政府决定应邀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问题。代表团由九人组成。伍修权为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龚普生（女）、安东、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和王乃静等7人为特派代表的助理人员。同年11月24日抵达纽约，12月19日启程回国，在美国共停留了2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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