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文革的背后
辛若水
（一）文革绝非妖魔
文革绝非妖魔，但亦绝非天使。妖魔化文革，显然是背离文革真实的；但是，真正奇怪地却是，为什么有些人居然成功地妖魔化了文革。这也许和我们对文革的回避，并不是毫无关联。我们回避文革，自然会忘记曾经的真实；而忘记真实，那记住的也就只有污蔑。其实，要祛除对文革的妖魔化，也并不难，只要直面文革的真实就是了。但是，直面文革的真实，又是谈何易啊。因为在文革中，有太多的怪现象，让人无法面对；虽然有无法面对的怪现象，但是真正的历史的精神却是贯彻在文革中的。冷眼旁观文革，是无法把握其真谛的；只有投入文革，让自己的激情和它一起燃烧，才清楚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文革的高尚动机，让它远离了妖魔。正因为文革有高尚的动机，所以它才不是妖魔，它才是可以理解的。在文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彻着一种伟大的历史精神。我们不是总担心，自己会与伟大的历史擦肩而过么？而文革却把每一个人，无论是圣贤还是恶魔，无论是孩童还是老人，都卷入到了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人都是伟大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在伟大历史中找寻到了自己的意义。我们不总是叹息渺小的个人，在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是微不足道的么？但是，当个人发现了自己在伟大历史中的意义，其欣喜为何如呢？也就是说，在文革中的进程中，始终贯彻着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应该说，伟大的献身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武库中，最有力的精神武器。我想，没有人会质疑这种伟大的献身精神吧。我们能说伟大的献身精神是妖魔么？这显然有背常识的。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献身精神是缺乏理解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梦见人类最壮丽的事业，我们也并不曾热心地期望全人类的解放。在我们的脑瓜里，是想象不出全人类的解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问题也许只好去问马克思吧。但是，我们年纪轻轻的，并不急着去见马克思；我们倒想希望马克思能够屈尊来见我们，好给我们解释一下他所做的美梦。当然，这也只是不恨我不见古人，只恨古人不见我的意思。如果一个人做人类解放的美梦，那倒也还罢了。偏偏成千上万，甚至世世代代的人们做同样的美梦，那就很值得研究了。你想，人类的解放，并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做到的，甚至也不是哪一部分人能够做到的，而这有赖于全人类的努力。一想到“全人类”，这个词，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大了，简直大的成了一种重负。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产生了，全人类的解放，要等到猴年马月呢？既然是遥遥而无期，那岂不会废然而叹。但是，全人类的解放，又是多么壮丽的事业，哪容你在那里意志消沉呢？于是，振作起精神来，“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既然“从来急”，既然“只争朝夕”，那就不免要开快车了。人类的历史开快车，一方面是好事，那惊人的速度，岂不让人羡慕死；另一方面，也是坏事，太快是很容易栽沟里去的；即便栽不倒沟里去，也很容易开到茄子地里、黄瓜地里。文革的速度，确实很快；可以说，文革的历史是压缩的历史，几千年才能走完的路，它在十年就走完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讲，文革之路就是解放全人类之路。只是，这条解放全人类之路，有点一厢情愿罢了。共产主义中国就如同好打抱不平的堂吉诃德，满怀激情满怀理想的去解放全人类了，可却并不想一想全人类要不要他解放。理想主义总不免有许多可悲的；理想主义的可悲，也只在于它忘记了现实。全人类的解放，大抵终古不过一个理想。解放全人类，自然要靠群体的力量，自然要讲伟大的献身精神；但是过分地强调这些，就会忽视个体的自由。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恰恰把个体自由视为神圣的。基于个体自由的神圣，许多未曾经历文革甚至胎毛未褪的毛头小伙子，把文革讲得不成样子，就如同妖魔鬼怪一样。也许，这也是另外一种天真吧，不过，这种天真是与无知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怎么可爱。文革绝非妖魔；这是最为基本的事实；离开历史事实，无论讲什么，大抵都是诬蔑的。我说过的，文革不是天使，但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文革却露出了天使般妖好的容颜。
（二）所谓的“妖魔化文革”
我们所以讲“妖魔化文革”，那实在是因为文革并不是妖魔。如果文革本身就是妖魔，那就谈不上妖魔化了。妖魔化文革实际上秉承的还是文革的手段。在文革中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妖魔化文革呢，则是把文革当做牛鬼蛇神来横扫，想来，这是牛鬼蛇神翻身得解放的结果吧。文革并不是妖魔鬼怪的，它是有自身合理性的。现在，我们爱讲文革是民族的灾难与浩劫，其实，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所谓的灾难与浩劫，仅仅是对着文化界、知识界。因为在文革中，文化界、知识界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对于社会的其他层面，甚至包括经济，也并不就是灾难。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历史的观点，就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不错，我们现在不也讲西部大开发吗？当然，文革所以遭到人们的质疑，主要是由于它的“乱”，但是，对于这种乱，确有不同的理解。当时讲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后来，拨乱反正的时候，做出的结论是：哪里乱了敌人，分明乱了自己。但是，我们要深刻地理解所谓的“天下大乱”，应该明白所以乱的理由。所以乱，那就是用急风暴雨的群众革命来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的痼疾。是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而不是致力于消灭官僚主义的文革对社会主义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我想，即便是致力于妖魔化文革的人，也总不好意思给官僚主义大唱赞歌吧。然而，世界上的道理，全凭人的一张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譬如妖魔化文革的人，可以这样说，文革实际上是以官僚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其实，若细想想巴金在《随想录》中所反对的“官本位”，觉的还真有些道理。然而，天底下岂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样的谬论？文革是以群众运动来反对官僚主义的。不过，妖魔化文革的人，就更有话说了，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暴民专政。然而，群众运动和暴民专政又怎么是一回事呢？看来，这群众真是倒霉透顶。不是被当做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被诬蔑为暴民。不过，我还是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把由亿万群众参加的运动说成是灾难与浩劫，大抵是只能骗骗涉世未深的小孩子。难道文革只是灾难与浩劫？它分明地燃烧着梦想与希望。其实，真正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曾记的梦想与希望的。可以说，文革的梦想与希望，就是那种《国际歌》的精神。曾经激动亿万人的梦想与希望，是不会因为某些人的诬蔑、妖魔化，而失掉其固有的光彩。我以为，文革时代，人们的精神大抵是非常纯洁的。我何尝不知道，所谓的纯洁会遇到强有力的挑战？人们会把林彪的阴谋秘计和江青的祸国殃民拉出来，以此证明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野心膨胀到何等程度。但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还不清楚么？正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文革是有“阴谋家”，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便说文革中人人都是“阴谋家”。阴谋家只是一小撮，而且这一小撮，在历史的进程中，还落得个折戟沉沙的下场。阴谋家所利用的也就是当时人们精神的纯洁；当然，有人说了，精神纯洁有什么好啊，只会被人家利用。可我觉得，即便被人家利用，精神的纯洁也是非常好的。我只举简单一个例子吧，现在我们若把一个小孩儿丢在大街上，不出两个小时，大抵就被拐卖了；但在文革中，若是谁的小孩丢到大街上，周围的人会帮他找到父母，送回家去。这就是思想境界的高下。“天下为公”与“天下为私”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是不一样的。文革中所说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并不尽是吹牛皮，如果我们觉得那是吹牛皮，只能说明我们不了解那个时代精神的纯洁。也许，因为文革时代人们的精神太纯洁了，所以后来的妖魔化就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岂不闻：“皎皎者易污”。我觉得，只要文革的历史俱在，妖魔化文革，实在是不起什么作用的。苏东坡曾问一个和尚：“你看我像什么啊”那和尚说：“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又说了，“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当然想知道了”。“我看你像一堆臭狗屎”。和尚心里有尊佛，所以说苏东坡像尊佛，而苏东坡骂人家是臭狗屎呢，那不过说明他的心里有的是一堆臭狗屎。妖魔化文革的人，满心里都是妖魔鬼怪，牛鬼蛇神；而文革本身呢，不是阆苑仙葩，也是美玉无瑕。
（三）醉翁之意不在酒
可以说，妖魔化文革确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用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别有用心。妖魔化文革，要否定的不只是文革，更有中国。也就是说，妖魔化文革只是打开一个缺口，它的根本目的在妖魔化中国。我们中国人当然知道中国不是妖魔，但是知道文革不是妖魔的人，就不是很多了。我们几乎众口一词的讲，文革是灾难，是浩劫，但是又几个人明白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文革几乎让所有的理论都破产了，所以也就没有任何一套理论解释得了文革。我们自己都处在云里雾里的时候，最好不要轻言什么灾难与浩劫。诚然，文革在文化的范围内，确实存在着灾难与浩劫；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是，知识分子的范围确实太小了。我们应该看到更大范围，更大的范围是什么呢？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嘛。难道这也值得揶揄吗？文革过后，是知识分子翻身得解放的时代。既然翻身得解放了，那不免要讲自己的辛酸经历，这辛酸经历，自然鼻涕一把，泪一把，而这自觉不觉的就把“全国山河一片红”给抹黑了。我们知道，舞文弄墨的只有知识分子，而占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也懒得动笔。工农群众，什么想法，谁也不知道，而后人看到的却只有知识分子的斑斑墨痕、泪痕、甚至血痕。我们不只会被谎言欺骗的，有时候也会被真实欺骗。因为所谓的真实，不只多种多样，而且有大有小。谁不说自己讲的是真实呢？在鲜血面前，也是最容易撒谎的。我总觉得，对研究文革来说，那些老先生们的文章，一方面固然极有价值，另一方面却不免用血泪掩去了更大的真实。无论读巴金的《随想录》，还是看季羡林的《牛棚杂记》都不免怀着一种极其矛盾而又复杂的心情。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际，固然是值得同情的，也没有人怀疑他们是在扯谎，但是，他们所讲的就是文革的全部真实吗？他们虽然挨批挨斗，几乎被历史本身撞得粉身碎骨，但并不清楚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眼泪、同情、哭泣，对于说明历史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当然，有人可能指责这样讲没有良心，没有良知。巴金、季羡林式的哭哭蹄蹄，自然可以视为最大的良心与良知；如果哭得最痛，便有良心，那谁不会哭呢？鼻涕子一把泪一把地说是那是灾难，那是浩劫；难道那就是灾难，那就是浩劫？把历史情感化本身，就会歪曲历史。其实，人的良心与良知，也并不可靠。因为在利欲面前，良心与良知还是泯灭的居多。文革的历史中，虽然有知识分子的血泪；但是，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在更高的意义上，并不就是灾难与浩劫。良心与良知，虽然欺骗不了我们，但是也无助于我们认清历史的真实。我们何尝不知道，历史的真实会被历史的意义糟踏。我们既然否定了文革的意义，又怎么去接近文革的真实。我们为了论证一个观点，自然去找正面的东西；但若为了反对一个观点，当然去找负面的东西。文革中是有很多冤假错案的，而冤假错案的制造，就是用的这种逻辑。拨乱反正，冤案平反，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在平反冤案的时候，是否想过，又制造了另外一个冤案呢？这个冤案就是全盘否定文革。用知识分子的血泪去否定由亿万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文革究竟有没有合理性，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文革是作为反面教员存在的；但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我们突然发现，反面教员具有了正面的意义。因为文革这个反面教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腐败问题的。如果官僚主义、权力腐败，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那还没有什么。如果无限制的蔓延开来，那可就关系到生死存亡了。也许，只有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才可以在真正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理解他一生事业的顶峰——文革。全盘否定文革和妖魔化文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全盘否定文革，是一个政党对自身缺点、局限的克服，在当时，大抵还是对的；但是，妖魔化文革，则是敌对势力干的好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敌对势力总不免拿文革来说事，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文革究竟怎么回事。我总以为，哲学的思辩是可以接近历史的真实的；而接近历史的真实，首先要走出污蔑。
（四）走出污蔑
正如同文革本身有着非常高尚的动机一样，对文革的污蔑同样有着非常高尚的动机。污蔑人家，还有着非常高尚的动机，这可能么？然而，这又怎么不可能呢？污蔑文革的时候，完全可以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嘛。我们是追求自由的，可文革中没有丝毫的自由可言；我们是追求民主的，可是在文革中民主受到了践踏。文革仿佛成了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当然是好的。但是，文革的历史只是小丑，只能被漫画化吗？我们现在说，文革是由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许，这一切已成为历史的结论，至于是否为历史所判明，那也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我们只简单地考究一下这个结论。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那什么叫做错误发动呢？如果说文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祸国殃民，那叫做错误发动。可历史是这个情形么？文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为了红色的政权永葆革命的精神，也可以说就是为了红色江山万万年。所谓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虽然有很多的悖谬，但它的终极却始终是“天下大治”，而“天下大乱”毋宁说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文革的动机是非常高尚的，如果高尚的动机都是错误的，那么什么是正确的？难道是祸国殃民倒是正确的？当然，在历史学上，自有理论为祸国殃民辩护，不是讲“最大的恶属于更高的善”么？有人说了，我们也不能只看动机啊，还要看客观效果。文革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的严重灾难嘛！所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实在用好心办坏事。然而，如果毛泽东这一辈子，是好心办坏事的话，中国革命的胜利几乎是不可以想象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好心办坏事，而是几次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文革同样不是好心办坏事的。有的知识分子可能讲了，那当然，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好的居心。而这呢，把文革的高尚动机也给否定了。我们看一下，所谓“严重灾难”是在何种意义上讲的。被文革打倒的人，当然要说文革是一场灾难了，而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也确实是一场灾难。对反动派来说，中国革命也是一场灾难么，因为反动派，在中国革命中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而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永远的希望；而对于那一部分人来说，也确实是永远的噩梦。我们可以明确地讲否定文革的人，也就是被文革打倒的人。把人家狠揍一顿，还要人家说你的好话，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否定文革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家有怨气，有怨气就要出嘛。但是，你出怨气就出怨气吧，没有必要打着客观公正的旗号。否定文革的人，会掩盖文革的真实，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被文革打倒的人，不是很多；如果所有的人，都被文革打倒了，那它就没有任何群众基础了。文革所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那就在于它打倒的只是一小撮人。中国什么都不多，就是人多；这一小撮人，撮到最后就给撮没有了。在文革以及被文革打倒的人中间，存在着相互颠倒的关系。如果文革是正确的，那被打倒的人就罪该万死；如果被倒的人并不罪该万死，那文革就大大的错了。那么，被打倒的人是不是罪该万死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被倒的人戴了许多高帽子，但大多是好人，甚至是最优秀的人。甚至许多人，形成了这样的思谁定式，凡是被打倒的，都是好人。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确实惊人，但是，当被冤枉、被打倒的人，平反昭雪，翻身得解放之后，他们能够认清文革的真相吗？对此，我是表示怀疑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也只有两件事，一是念念不忘，一是血泪控诉。然而，这却造成了另外一个事实，知识分子的血泪被用来否定由亿万群众参加的文革。“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我不知道这是为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结论，还是某些人的理论臆想。中国历来的老例就是“成王败寇”，“在天之灵”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毛泽东最为担心的就是身后事，他也只能担心，而很难施加什么影响。中国革命的顶峰，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如果这真的是历史事实就好了，那我们就不用走出污蔑了。
（五）走向真实
我知道，写出这题目，有一种非常痛心的感觉。其实，我对文革是怀着非常复杂的感情的。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文革就是灾难，就是浩劫，这是确定无疑的，巴金，季羡林式的哭哭啼啼就可以提供佐证。血泪不应该被漠视，难道这还值得怀疑吗？但是，知识分子的灾难与浩劫，就是全民族的灾难与浩劫吗？别人不知道怎样，至少我不敢这么说。知识分子的苦难只是文革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是相渺小的。中国有句古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记得我在两个班讲课的时候，曾问学生：“你们说，大家会记住沉没的那条船啊，还是记住过去的千帆呢？是记住病倒的那棵树啊，还是记住万木春呢？”结果两个班的回答恰恰相反，一个班说会记住沉舟、病树；另一个班则毫不犹豫地说：记住的当然是千帆过、万木春。这确实有点让人莫衷一是。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大抵都是沉舟、病树；但是，其它的方面是不千帆过、万木春么？恐怕现代的人们，已经很难认同这一点了。因为文革已经被否定了，所以在我们的想象中，也只能是严寒的冬天。没有严寒的冬天，又怎么衬托后来百花争艳的春天呢？从隐喻的角度来讲，大抵是没有人喜欢冬天的，人们总是满心盼望春天的到来。但是，人们虽然不喜欢冬天吧，但也少有人就对冬天进行全盘否定。有句农谚说的好：“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也就是说，冬天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因为春天的生机是在冬天孕育的。很不幸的，文革是冬天；既然要讲春天的故事，那在冬天，除了斗寒的梅花，就别无所有了。否定文革，只是在历史的转折点做出的结论。其实，在历史的转折点，也只能否定文革 ；如果不否定文革，那就不叫历史的转折点了。中国没有沿着文革的路走下去，这是事实；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文革的路全然荒谬呢？如果全然荒谬，那为什么又走了十年之久。那些否定文革的人，在文革中，又做什么呢？想来也只是挨批斗，蹲牛棚罢了。否定文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让我们永远远离文革的真实。我们并不需要知道文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要知道它已经作为灾难与浩劫否定了，就行了。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所书写的文革史，与文革的真实进程，必然是颠倒着的。文革在发动的时候，决不会讲，它将带来灾难与浩劫；它只能坚信自己的正确；正是因为坚信自身的正确，文革才会浩浩荡荡地推行下去。其实，在文革中，也有肯定文革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却有很强的维护文革的意志；正因为这种坚强的意志，所以文革后期的历史有很多反复。文革是对还是错，这成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甚至这个问题将影响中国的命运。也就是说，肯定文革，还是否定文革，根本就不是历史学的课题；而是政治的斗争。因为是政治的斗争，所以，历史的真实本身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政治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很显然，最终是否定文革的力量胜利了，而他们胜利的前提或者说基础，只是毛泽东成了在天之灵，而他所定的接班人又人脉不望。在文革中，官方从未以任何形式否定过文革；这大抵因为毛泽东还握着他的权杖。我不知道，是权杖重要，还是历史的真实重要。历史的真实，也许只有对历史学家有真实意义吧。只有历史学家才去追求历史的真实；可历史的真实，究竟是什么？谁又说得清呢。世界上真有历史学家所谓的真实吗？大抵没有的，因为历史的真实总被历史的意义再造。从不同的意义去重塑历史，那真实本身岂不会成为随便涅的面泥。文革的真实是什么？这只能成为一个疑问，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文革的真实已成为一个禁区。所有对文革的描述、阐释、研究，几乎都成为了盲人摸象；而文革的大象，早就支离破碎了。虽然我讲走向真实，但是文革的真实，还是永远尘封的好。文革本身，就是一个谜团。也许，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试图破解文革之谜，但是，只有一个人知道文革的谜底是什么，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把一个巨大的问号留给了中国；那中国会用什么来回答这个问号呢？当然，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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