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辛若水
（一）柔弱的外表
当然，在这里，我是借用《后汉书•范滂传》中形容范滂的话，亦即“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来形容《官场无红颜》的刘小殊先生。其实，在我们中国，本就有“以意逆志”的传统，也就是说“读其书，想见其人”。我们领略了作品的含义，也就可以推知的志向。《官场无红颜》不仅有着深刻的精神意蕴以及丰富的哲学内涵，而且在，是有极高远的政治理想以及政治抱负的，当然，这也就是我之所谓的“澄清天下之志”。刘小殊先生介绍自己的时候说：“在柔弱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一颗胸怀天下的心”。当然，这一点可以在“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里得到解释。所谓澄清天下之志，也就是说，让社会本身由浊变清；具体来说，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恢复伦理的正义。在，显然并不想只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相反，他是想着投入其中，大有作为的。当然，在也只是创造了极好的文学；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深刻地感觉到那胸怀天下的心。当然，在这里，我想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我并不打算重复老套的观点。我要看的是相反相成的两点，一则是文学的去政治化，二则是文学的再政治化。实际上，文学的去政治化，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展开的。也就是说，文学要脱离政治而独立，当然，这可以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得到解释；但是，在这里，显然割裂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本身，当然是独立的、自由的，具有独立自存的价值与意义；但是，它本身决不是和政治无关。一方面政治可以渗透到文学中去，而另一方面文学也可以对政治发生影响。所以，到九十年代，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当然，在这里，就展开了文学的再政治化的历程。也就是说，在这里文学和政治再次融合在了一起。文学不再追求脱离政治而独立，相反，它本身在谋求对政治的影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身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了政治中。其实，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是可以在文学的再政治化的历程中得到解释的；虽然它本身是真正21世纪的作品。刘小殊先生所讲的“在柔弱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一颗胸怀天下的心”，是有一种极大的反差的。也就是说，一面是柔弱的外表，一面是胸怀天下的大气魄、大境界。可以说，这种强烈的反差，是所有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我们当然佩服胸怀天下的大气魄、大境界；但是，我们要看的问题是，柔弱的外表，能不能够改变？也就是说，外表为什么不能够像精神一样的雄健呢？其实，在这里所有的实在是“为文所化”的悲哀。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为文所化”的过程中，不只失掉了精神的雄健，而且也丧失了生命的野性。其实，在我，是特别强调生命的野性以及精神的雄健的；不过，这也恰恰印证了我在这些方面的匮乏。那么，为文所化的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够恢复生命的野性，拥有精神的雄健呢？我想，这就要脱胎换骨了。但是，所谓的脱胎换骨，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艰难的；然而，这本身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就像《官场无红颜》的主人公陌小北，不就因为在西藏的锻炼，由一名文弱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坚毅的军人么？也就是说，改变柔弱的外表，恢复生命的野性，拥有精神的雄健是可能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在知识分子总难免要面对“为文所化”的悲哀。“为文所化”所以可以悲哀，也就在于它造成了外表的柔弱。其实，所谓的柔弱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不是有所谓的“柔弱胜刚强”么？蒋勋先生在讲宋朝的时候，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即宋朝那么弱，和外敌打仗，经常失败；但是，为什么这个王朝却可以积弱二、三百年，而不致于灭亡呢？当然，宋朝的武功，是没有办法和汉唐相提并论的；但是，它的文治却远在汉唐之上，也就是说，它造就了中国文化的顶峰。虽然柔弱同样可以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并不喜欢柔弱本身。我们真正喜欢的还是胸怀天下的大气魄、大境界；但是，为什么胸怀天下的大气魄、大境界，竟然可以隐藏在柔弱的外表的背后呢？
（二）胸怀天下的心
我说过，柔弱的外表与胸怀天下的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们在这里要看的问题是，为什么柔弱的外表背后，可以隐藏一颗胸怀天下的心？实际上，在知识分子虽然拥有柔弱的外表，但是毕竟拥有着精神的雄健。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为文所化，并不曾深入骨髓；在知识分子，是可以恢复精神的雄健以及生命的野性的。我们看一下，究竟怎样理解胸怀天下的心。可以说，在这里有对超越的追求的。也就是说，人本身并不以狭小的自我为满足；相反，却在追求真正的大我，当然，这真正的大我，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家国天下。我们一般认为家国天下，是超越个人之上的。人本身要实现自我的价值，是不能够局限在个人的小我之中的；也就是说，人本身要在家国天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家国天下放置到自己胸中；亦即我们所谓的胸怀天下。如果我们能够把家国天下放置到自己胸中，那自然就拥有了一种大气魄、大境界。当然，要解释大气魄、大境界，同样是非常烦难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和小家子气做一下对比，那就不难明白所谓的大气魄、大境界了。其实，在大气魄、大境界这里，是有那种大无大有的精神。我们知道，曾经有人用“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来形容青年毛泽东。实际上，在这里，就是有那种大气魄、大境界的。在这里虽然身无半文，但并不妨碍心忧天下。也就是说，他已经把天下放入了自己胸中；而正因为心中有天下，所以就不再计较自己的一文不名；当然，这也在真正意义上超越了一文不名。其实，我们所谓的大气魄、大境界，虽然胸怀天下，但却是以自由的审美为归宿的。当然，我们在“超越帝王思想的天地境界”中已经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兹不赘述。刘小殊先生那颗胸怀天下的心，是可以在他创作的《官场无红颜》中得到印证的，一方面他深切地关注中国当代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并且在这里不乏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所塑造的主人公陌小北，不仅胸怀天下，而且致力于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其实，在这里的思路是很明确的，一则是开发落后的农村，让农民过上富足的好日子；二则是重拳出击打黑，恢复伦理的正义。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澄清天下之志，也不过这两点。就社会本身而言，首先是经济发展，其次是公平正义，再则是和谐稳定，最后是个体自由。重视经济发展，这绝对是正确的；当然，也有人把这视为庸俗的“吃饭哲学”。其实，吃饭哲学，并不庸俗；不让人吃饭的哲学，才是真正可怕的。在中国当代社会，要求公平与正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这本身恰恰根源于伦理正义的缺失以及人性之恶的嚣张。当然，我会在“中国当代底层社会的风俗画”详细地展开论述，兹不赘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当然是具有压倒性的，但是这本身决不能够以公平正义的缺失为代价；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和谐稳定，而牺牲了公平正义。如果没有公平正义作为基础，那么和谐稳定，必然是不牢固的。我们再看一下个体自由。实际上，把个体自由放在经济发展、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后面，是大有道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个体自由不重要；而是说，个体自由实在是经济发展、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结果。所以，在这里，个体自由本身实在具有了终极的内涵。当然，在以前，我们强调胸怀天下的时候，往往忽略甚至要牺牲个体自由。但是，在《官场无红颜》这里，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可能性，亦即在胸怀天下本身，同样是可以成就个体自由的。我们知道，《官场无红颜》的主人公陌小北，既胸怀天下、一身正气，又玩世不恭、有对个体自由的执著。也就是说，他在胸怀天下、以政治为业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失掉自己的个性，反而成就了自己的个性。当然，他的个性，有很强的斗争性，这可以在全新的斗争哲学中得到解释。我并不否认，在胸怀天下与个体自由之间会展开深刻的二律背反；也正是这深刻的二律背反，让以政治为业具有了无比的丰富性。但是，无论在任何的情形下，我们都没有理由抛掉个体自由；因为个体自由本身是具有终极性内涵的，它可以确证人之尊严与价值。
（三）士当以天下为己任
实际上，范仲淹所讲的“士当以天下为己任”，比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以政治为业”，虽然未尝没有献身精神，但是，却没有那种大气魄、大境界。而在“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里，显然拥有着那种大气魄、大境界。有人讲，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范仲淹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这本身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在这里我却要明确一点，即胸怀天下和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境界，是具有不同的内涵的。所谓的胸怀天下，所着眼的现实政治，可以说有积极入世的精神；而在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境界，所崇尚的则是自由。实际上，在知识分子本身，恰恰是需要儒道互补的；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有胸怀天下的心；而另一方面则要有个体的精神自由。所谓的胸怀天下，要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中得到解释；而所谓个体的精神自由，则要在道家的思想中得到解释。我一直比较认同朱光潜先生所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所谓的儒道互补，献身政治的热情才不会和个体的精神自由发生冲突。当然，在以前，我们往往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批判知识分子，或者古代所谓的“士”的。孟子曾经讲过，有恒产者，有恒心；相应地，无恒产者，就没有恒心了。但是，在孟子又讲了一例外，即在“士”，或者说知识分子，实在是无恒产而又有恒心的。因为无恒产，所以“士”或者知识分子，实在是无根的阶层；当然，这本身也造就了“士”或者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我们常讲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无恒产的知识分子，却是有恒心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亦即，知识分子实在承担着天下兴亡的责任。我们知道，在知识分子，无论外表多么的柔弱，都有一颗胸怀天下的心。亦即，在他们是有高远的政治理想与远大的政治抱负的。那么，他们如何实现高远的政治理想与远大的政治抱负呢？其实，就是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当然，我在批判考试制度的时候，讲过“学而优则仕”的毒瘤。其实，“学而优则仕”，并不只毒瘤那么简单；可以说，在这里是有知识分子的执著与痛苦的。其实，由“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并不能够导向所谓的“以政治为业”。有位外国研究者半开玩笑地讲，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处于业余水平。其实，这并不是对业余精神的礼赞，而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专业精神的揶揄。诚然，无论中国的学问也好，中国知识分子本身也罢，都不怎么重视专业的精神；相反，在这里是要“求其会通”的。中国学问的最高境界是通学；而我们也往往把能够融会各门学问的人，叫做通人。虽然我们也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是我们在这里所重视的并不是专业的精神，相反，却是最终的“闻道”“悟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另外一点，即所谓的“以政治为业”，与“士当以天下为己任”比较起来，毕竟太过狭小、局促；也即所谓的“以政治为业”并没有那种大气魄、大境界。如果政治本身成为一门专业技术，那么它就很容易失掉高远的政治理想与远大的政治抱负。在“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里，政治本身并没有沦为一门专业技术，所以它可以表达高远的政治理想与远大的政治抱负。最后，我想思考一下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其实，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形容知识分子的依附地位，是有一种深刻的偏见在里面的，即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知识，是具有原罪的内涵的，所以必须进行改造，当然，在这里我们就不深入地展开这一点了。我要说的是，在知识分子，还是安于边缘地位的好。当然，许多知识分子还梦想过所谓的中心；但是，这些早就为现实本身所粉碎。实际上，我们所谓的中心，在真实意义上是否存在，都是很成问题的。或者说，所谓中心，不过一个理论的假定，而在真实意义上不过无所有的。如果我们执著于中心，那就很容易出现“剥尽玉葱不见心”的情形。实际上，哈贝马斯所讲的去中心化，是大有道理的。既然本就无所谓中心，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安于边缘呢？
（四）所谓澄清天下之志
其实，在澄清天下之志，是有许多迂阔的；或者说，这是在表达高远的政治理想。就现实政治本身而言，是有许多污秽的，或者说它本身实在是泥沙俱下的。在这里，即便是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都非常不容易；更何况是改变污浊的现实政治本身。在屈原，曾经表达过美政的理想；但是，这些理想却无可避免地落空了，而在屈原自己也投江而死。实际上，要改变“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情形，并不那么容易；可以说，这本身是需要凌厉的政治手段的；而怀抱高远政治理想的人，往往没有这样的政治手段。迂阔的政治理想，当然是带有悲剧性的；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珍视迂阔的政治理想；因为在这里不只彰显了高尚的道德品格，而且造就了改变现实政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便现实政治，有许多的污秽，甚至泥沙俱下，但是，这本身却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知道，在社会本身是有自净功能的；当然，在现实政治同样拥有这种自净功能。其实，执著于高远的政治理想本身，就造就了改造现实政治的可能性。当然，在这里，我们所谓的改造现实政治，一则是要恢复伦理的正义，二则是打压人性之恶的嚣张。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当然，打压人性之恶的嚣张，较之恢复伦理的正义，更为困难。因为在人性之恶本身，会展开疯狂的报复。当然，在《官场无红颜》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这里就不再枚举了。我说过，澄清天下之志，是迂阔的政治理想；而要实现这种迂阔的政治理想，恰恰是需要凌厉的政治手段的。我们要看的问题是，如何来解释凌厉的政治手段；就凌厉的政治手段而言，会不会背离迂阔的政治理想？我以为，是不能够用伦理的善恶来解释凌厉的政治手段的。在凌厉的政治手段，并不具有伦理的内涵，相反，它本身实在是超越伦理的。亦即，凌厉的政治手段，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或者说，它本身实在是无善无恶的。当然，我们所以强调凌厉的政治手段，那实在是为了打压人性之恶的嚣张。或者说，在这里会展开尖锐的对立，而我们是不能够从情感出发来对待这种尖锐的对立的。在《官场无红颜》的主人公陌小北，在一开始对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缺乏清醒的认识的；相反，在这里所激发最多的是人道的温情；但是，后来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之后，终于明白了斗争的残酷性，不再那么软弱，相反，却有了一股狠劲。其实，要打压人性之恶的嚣张，恰恰是需要那股狠劲的。如果不能够打掉人性之恶的嚣张气焰，那么，人性之恶本身就会反噬。实际上，打压人性之恶的嚣张，就是为了给恢复伦理的正义造就前提条件。当然，在这里，我们是要谋求一种统一的，亦即迂阔的政治理想与凌厉的政治手段的统一。我知道，许多人会想到诗人与刽子手的联合专制；不过，二者之间并不拥有相同的内涵。迂阔的政治理想，是可以在道德崇高中得到解释的；而凌厉的政治手段，则是要把迂阔的政治理想变成现实本身。我们在这里的问题是，迂阔的政治理想能够变成现实本身吗？其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否则，所谓的澄清天下之志，便无法得到解释了。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即超越了伦理善恶的凌厉的政治手段，会不会背离迂阔的政治理想？我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而且这本身恰恰印证了目的与手段的分离；但是，在凌厉的政治手段本身，同样可以表达迂阔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凌厉的政治手段与迂阔的政治理想实在是具有同一性的。如果迂阔的政治理想，不能够为凌厉的政治手段所武装，那么，它终古不过一个理想。我并不主张从伦理道德出发批判凌厉的政治手段；相反，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来深刻地理解凌厉的政治手段。我们知道，在范滂，是有澄清天下之志的；然而，由于缺乏凌厉的政治手段，而终至于不可为。实际上，只有把澄清天下之志，与凌厉的政治手段结合起来，才能够大有作为，并实现政治理想本身。当然，我们所谓的大有作为，是有高远的政治理想的支撑的。
（五）真正的大有作为
当然，说到大有作为，我们很容易想到孔子所讲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其实，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性的。但是，在这深刻的悲剧性里面，却有一种不悔的精神。实际上，要想真正地大有作为，是需要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也就是说，在这里看重的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有为的过程，亦即，在这里是通过有为来确证人本身的尊严与价值的。当然，我们所谓的大有作为，同样需要独立思想的支撑。我们不是常说“敢想敢干”么？只有拥有了独立的思想，才能够大有作为。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拥有了独立的思想，就一定能够大有作为。我们是见过“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也可以说，大有作为是需要现实的能力的；而所谓的独立思想，所提供的则是创造性的思路。谋求现实能力与独立思想的统一，并不那么容易。当然，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思辩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大有作为，是以大气魄、大境界为支撑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一方面有着高远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又有极强的现实能力；当然，极强的现实能力恰恰是在现实的作为中磨练出来的。或者说，在大有作为，一方面在仰望星空，有高远之志；另一方面又足踏在大地上，有那种务实的精神。当然，在《官场无红颜》中，我们是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那种大有作为的精神的；而且这大有作为的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中最有震撼力的声音。也就是说，青春必然地与奉献联系在了一起；只有奉献过的青春，才是真正无悔的。当然，我曾经强调过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或者说，在献身精神本身，同样是可以确证人之主体性的；不过，在这里却有人之主体性对献身精神的改造。我们可以说，恰恰是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让大有作为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可能。当然，在这里作为支撑的，并不是“以政治为业”，相反，却是我们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虽然“以政治为业”未尝没有那种献身的精神，但是，它本身却把政治变成了一门专业技术，而由之所造就的也只能是技术官僚，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我们并不反对政治本身的科学性，但是，我们却反对把政治本身变成一门专业技术，因为这不仅漠视了人的主体性，而且泯灭了政治的复杂性。在真正的政治家，是不会把政治本身看做一门专业技术的；相反，在他们是有胸怀天下的心的。其实，胸怀天下的心，并不能够在任何政治技术中得到解释；或者说，政治技术在“技”的层面；而胸怀天下的心，已经上升为“道”了。当然，在庄子曾经讲过“进技于道”；实际上，在这里，是有一个基本的预设的，那就是“道”高于“技”。实际上，在胸怀天下的心这里，就有根本的政治之道。其实，在政治之道是有一个基本的特点的，那就是在“人往高处走”的情形下，选择“水往低处流”。我们知道，有一个说法，叫做“地低成海，人低成王”。当然，在这里所有的是政治哲学的隐喻。实际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政治家是如何做到胸怀天下的。当然，我们可以引用李白的诗，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其实，登高壮观，只是胸怀天下的一个层面；而在胸怀天下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放低自己的状态，为天下谷。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做到胸怀天下，必须把自己放到最低点。因为只有在最低点，才能够做到海纳百川。然而，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即便把自己放到最低点，他依然是站着的，而不是跪着的。也就是说，政治家在献身政治的过程中，同样可以成就独立的人格以及超越的精神境界。实际上，在政治家本身，就是处于一种超越的状态的，一方面他们超越了一己的狭隘，真正地胸怀天下；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超越现实政治本身，达到自由审美的境界。其实，所有的澄清天下之志，不都以自由审美的境界为归宿么？当然，这也正是孔子“吾与点也”的真正缘由。或者说，自由审美的境界，不只表达了政治的理想，而且成为了政治本身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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