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6你向何处去
辛若水
（一）所谓“你向何处去”
《你向何处去》是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我对这部长篇小说并没有太过浓厚的兴趣;相反，我对它提出的问题，即“你向何处去”非常感兴趣。当然，这不只是在叩问一个人向何处去，更是叩问波兰民族向何处去。不过，对我来说，波兰民族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太过遥远了;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向何处去。其实，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就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这个问题是有两层内涵的，一则是个体的人或者青年向何处去，二则是中国向何处去。我是把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视为当代中国的青春之歌的。也就是说，在这里洋溢着青春的精神。青春要燃烧，青春要绽放，青春要奉献。其实，青春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褪色的。即便青春终将逝去，但是，青春的精神却是永恒的。我们的青春亦会被毁灭，甚至在青春本身也毁灭过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依然不妨碍我们礼赞青春。我以为，《官场无红颜》最为出彩的地方，就是彰显了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当然，这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恰恰是以青春为背景的。如果要问青年向何处去，我们完全可以用陌小北那句名言来回答，即“我若为林，必欣欣以向荣;我若为草，必萋萋以摇绿”。其实，这本身就是指向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的。我知道，当代的青年更看重个体的自由;在我自己，即是如此。我们甚至赋予个体自由以终极的内涵。但是，所谓个体自由，和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并不矛盾。或者说，我们同样能够用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来确证个体自由本身。实际上，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既是以个体自由为起点，又是以个体自由为归宿的。在献身精神，既不能够也不应该取消人之主体性;亦即，在人本身，是不能够在完全意义上把自己交付出去的。其实，在传统的献身精神，就太过强调把自己交付出去了;相应地，这也蔑视了人之主体性，同时也取消了个体自由。而在这里，我们所讲的则是崭新的献身精神，亦即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亦即，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不仅尊重人之主体性，而且强调个体自由。实际上，只有拥有个体自由的人本身，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献身于群体;或者说，献身于群体，是能够彰显出个体的价值的。当然，在这里献身于群体，也并不是让群体把个体给淹没。如果那样的话，就又回到传统的献身精神了。在传统的献身精神，固然能够导向道德的崇高，但却是泯灭了个体的自由与价值的。我们明确反对以个体的自由与价值的泯灭为代价，来成就道德的崇高。相反，我们应该在个体自由与价值的基础上来成就道德的崇高。其实，对于“你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我并不打算给出一元的回答。这一元的回答，所有的是意识形态的思路。诚然，走向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甚至在这里还有道德的崇高在里面，但这却并不是惟一的选择。亦即，在“你向何处去”这里，是可以有多元的选择的。正因为可以自由地选择向何处去，所以，人本身的自由与发展才是可能的。或者说，面对“你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够给出答案，或者做出结论;相反，我们只想深入地展开问题本身。亦即，我们不是在给人指路，相反，我们要的是各自探路。我们常说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意义的真理，但是，却意味着大部分的真理。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呢?我以为，最关键的就选择一条正确而又适合自己的道路。所谓正确的道路，也就是不背离伦理正义的道路;所谓适合自己的道路，则本之于“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一方面我们是从兴趣出发的，另一方面我们又量力而行。其实，在“你向何处去”这里，既要求选择现实的道路，亦不拒绝形而上的思考。也就是说，在“你向何处去”这里，同样是要求形而上的思考的。亦即，人本身的终极归宿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是虚无，是死寂;也可以说是天堂，是地狱;但是，这在真实意义上不过是一个“坟”。或者说，只要我们在形而上的层面思考“你向何处去”，就不得不面对压在心头上的坟，正所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二）中国向何处去
在“四•五”运动的时候，就曾经有人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可以说，这既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尖锐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并想以自己的方式做出解答。当然，在不同的时代，这个问题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可以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提出，恰恰表明了中国历史到了转折的关头。而我们由这个问题，自然想到了由文革到改革的转变。实际上，这个转变，是可以印证我在历史哲学中的一个基本的观点的，即历史本身是在颠倒中前进的。原来认为神圣无比的东西，被打倒在地;而原来被打倒在地的东西，又被认为神圣无比。实际上，这本身是可以在“大道如转轮”中得到解释的。正因为有颠倒，所以历史本身才会有发展。当然，在这里，我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当然，李泽厚先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师法鲁迅，从另一个方面展开了问题本身，即知道了中国不应该向何处去，也就知道了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李泽厚先生，一方面警惕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另一方面又反对走唱红打黑的道路。实际上，在这里，所有的依然是告别革命的思路。当然，李泽厚先生是讲了革命的许多好话的，譬如革命带来了社会的正义以及平等的观念。但是，同时，他又激烈地反对暴力革命，因为那会造就社会的动荡。其实，这本身是以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为前提的。我非常欣赏李泽厚先生对文革所持有的理性态度。也就是说，即便对于被全盘否定的文革，依然应该进行辩证的分析，譬如在文革本身就有非常崇高的动机。当然，关于文革，我们早就详细地展开过，这里不再重复。在李泽厚先生是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当然，在我，也认为无政府主义所造就的不过一场噩梦。其实，在激烈的暴力革命中，是很容易出现一种短暂的无政府状态的。在这种无政府状态里，混乱、无序成为常态，甚至任何人可以杀任何人，而没有法律的约束。我比较认同一个观点，即一个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强。其实，在无政府主义的噩梦中，是不存在“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可能的，相反，只有消除天下大乱，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如果要问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可以明确地讲，是不能够回到文革那条路上去的。或者说，中国是应该在改革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当然，改革同样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完美无缺，那也就不需要改革了。也就是说，在改革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贫富分化的严重、社会公平与伦理正义的缺失。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却是以社会的飞速发展为背景的;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在社会的发展中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现在的背景下，恢复社会的公平与伦理的正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依然要在改革的框架内解决。关于新左派与自由派的纷争，我是关注过的。我发现自己既不同于新左派，也迥异于自由派。当然，在我，是能够识得异量之美的。新左派值得敬重的地方，是他们执著于社会的公平与伦理的正义;而自由派有价值的地方，则在于对个体自由的强调。实际上，在我是想着兼美的，亦即既要伦理的正义与社会的公平，也要个体自由，我以为，自己是不能够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虽然史学研究强调了解天下大势，但是，把天下大势纳入胸中，又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啊。如果要我勉强回答的话，也只是走自己的路，或者说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我并不认同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中国问题却是存在的。当然，中国模式与中国问题是相对应的;至于中国模式，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其实，个体人的“你向何处去”与民族国家的“你向何处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我们的现在更强调个体的自由，但是，却不能够丢掉献身国家的热情。当然，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我们还是回到肯尼迪所尖锐提出的那个问题，即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那么，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呢?我想，就是让个体自由成为可能。你又为国家做了什么呢?当然，这就要求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了。
（三）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肯尼迪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在这里，我们恰恰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实际上，这里的答案并不复杂，即国家让个体自由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没有国家，个体自由几乎成为可能。我们早就讲过，在无政府的状态，任何人可以杀任何人;在这里，别说个体自由，就是生命本身都是没有保证的。人们所以要建立国家，那实在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个体。当然，人们所建立的国家更类似于霍布斯所讲的利维坦。或者说，它在保护人们的同时，也会奴役人们。当然，具体到这里，就是国家与个体自由的冲突。虽然国家让个体自由成为可能，但是，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个体自由。也就是说，在国家与个体自由之间，会展开深刻的二律背反。其实，无论国家也好，个体自由也罢，都不具有绝对性。如果国家具有绝对性，那它就很容易取消个体自由;当然，在这里所有的就是国家至上主义了。如果个体自由具有绝对性，就很容易走向取消国家的道路;而这又难免回到无政府主义的噩梦。所以，我们不能够在绝对的意义上理解国家与个体自由。相反，我们要在有限的框架内展开国家与个体自由的二律背反。当然，在这里，就引申出了两个命题，即“国家为个体而存在”与“个体为国家而存在”。在“国家为个体而存在”这里有着对个体自由的执著，甚至在这里个体自由具有了终极性。而在“个体为国家而存在”这里，则有着伟大的献身精神，而且这种伟大的献身精神，难免以取消个体自由为代价。其实，人们更容易用“不是，而是”来连缀这两个命题，而且在这里有两种连缀方式。一种连缀方式是“不是个体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个体而存在”，可以说，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而且这种自由主义的观点拥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另一种连缀方式，则是“不是国家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个体为国家而存在”，而这所导向的则是伟大的献身精神，并且人本身在这种献身精神中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崇高感。不过，在我，并不赞同用“不是，而是”来连缀这两个命题。也就是说，这两个命题都是成立的。“国家为个体而存在”，这并没有错处，因为再大的国家也要落实到个体;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个体的国家。如果国家失掉了个体，那不过一个空壳子或者形而上的虚幻。甚至我们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是一切人自由与发展的条件”来论证“国家为个体而存在”。但是，仅仅认识到“国家为个体而存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另外一点，即“个体为国家而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但是却是以一切人的自由与发展为目标的。或者说，我们没有理由把个体的人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当然，我也反对把个体的人置于一切人之下。我们知道，在国家政治，总有一种功利主义的目标，那就是谋求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这种功利主义的目标，是很容易牺牲少数人的幸福的。而个体的人，可谓是少数中的少数了。那么，这少数中的少数，能不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幸福牺牲一己的幸福呢?当然，如果强调道德崇高，或者献身精神，我们很容易认同这一点;但是，若强调个体自由，我们不免有所犹豫。有的时候，我也在担心，所谓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会成为理论的虚幻，而没有实际的内容。即便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可能的，它依然要落实到个体。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没有理由忽略少数人。或者说，只有在真正意义上重视少数人，个体的自由与幸福才是可能的。“国家为个体而存在”与“个体为国家而存在”，都是具有真理的性质的;但是，在这里所有的却是片面真理;而只有我们把这两个命题和谐统一起来，才能够在相对意义上达到真理之大全。那么，“国家为个体而存在”与“个体为国家而存在”的和谐统一，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常讲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这里，一方面国家落实为个体，所以它不再是形而上的虚幻，而具有了真实的内容;另一方面个体亦献身于国家，当然，在这里就克服了自私自利。实际上，我们是明确反对把自私自利伪装成个体自由的。
（四）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面对“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就强调献身精神。实际上，人本身是可以在献身精神中领略到那种巨大的崇高感的。或者说，献身于国家本身，即意味着道德的崇高。当然，在这里，是个体献身于国家，但是，个体较之于国家来说，毕竟太过渺小。即便个体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巨大的国家面前，不过是大海之一滴。有限的个体，消融在无限的国家之中，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么?可以说，我们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个体可以献身于国家，但是依然要保存自己的个性，拥有个体的自由。或者说，在个体，同样要走自己的道路，活出真正的自己。所以，在这里的问题就是如何调和献身于国家与个体自由的矛盾。当然，在这里，我们的思路也很简单，那就是造就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在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并不是像传统的献身精神那样，把自己交付出去，就失掉了自己的主体性与个性;相反，它在把自己交付出去的同时，依然保留并张扬了自己的主体性与个性。当然，关于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我们已经做过详细地阐述，这里不再重复。如果说国家让个体自由成为可能的话，那么个体自由亦成为了国家的基石，而生活在以个体自由为基石的国家，则成为了自由之民。我觉得，还是探讨一下黑格尔所讲的的问题，即中国人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人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而只有日尔曼人知道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在这里，我们暂且抛开民族的偏见不论，而只关注一个问题，即是否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中国人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当然，这个人所指的就是皇帝。但是，在皇帝本身，是否拥有完全意义的自由呢?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否则，也就不会有“贵为天子，不得自由”的讲法了。也就是说，即便皇帝也不能够随心所欲、任意而为。如果皇帝随心所欲、任意而为，也会破国亡家的。希腊人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当然，这一些人指的是贵族，但是，在贵族又何尝拥有完全意义的自由呢?如果贵族随心所欲、任意而为，也难逃“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运。日尔曼人知道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却不曾认识到，这所有人都有不自由的一面。我觉得，还是回到卢梭的那个命题，即“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处在枷锁之中”。虽然并不是人生而自由，因为自由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天生的或者天赋的，但是，人本身却无往而不处在枷锁之中，却是具有真理的意义的，或者说，它洞见了本质。人生下来被裹在襁褓之中，死后则被钉在棺材里;可以说，从摇篮到坟墓，无往而非枷锁。人是自由的，但又有不自由的一面。也正因为人有不自由的一面，所以要去争取自由。当然，我们还是回到讨论的核心问题，即“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要看的是，在讨论这一点的时候，国家会不会成为自由的枷锁。虽然国家让个体自由成为可能，但是，它本身也会压制甚至取消个体自由。这就如同专制会为天才的发展造就条件;但是，它同时也会扼杀天才本身。国家与个体自由会展开深刻的二律背反;而在现实意义上，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在二者之间压跷跷板。就终极价值而论，国家与个体自由是同其神圣的。但是，因为所处现实情境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强调不同的方面。其实，中国的近现代史，都是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背景下展开的。也就是说，我们更多地强调国家，强调献身精神，而忽略了个体自由以及个体价值。所以，在现代的背景之下，我们就要特别强调个体自由以及个体价值。一方面我们把个体自由作为国家的基石，即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是一切人自由与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国家亦应该把实现个体自由作为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同样是具有终极性的，甚至这本身并不亚于一切人的自由与发展。我说过，我们要把“国家为个体而存在”与“个体为国家而存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而一旦我们完成了这种统一，我们就会有一种崭新的眼光来看待国家与个体。我虽然明确反对歌功颂德的思路，但是，却深刻地认识到一点，即我们确实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
（五）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
我们是不是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呢?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确信的。孟德斯鸠曾经讲过，中国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天下太平。而我们，恰恰是处在太平盛世的。古人讲，“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和平时代。当然，这样的太平盛世，同样有许多的问题，譬如伦理颠覆、人欲横流、社会公平与伦理正义的缺失，但是，这并不妨碍一点，即我们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我们一般强调理想社会的彼岸性，甚至有人认为人类社会是永远不会进入彼岸世界的;实际上，这却忽略了理想社会的此岸性。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是可以进入彼岸世界的。我们可以颠倒兰波的观点，即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生活在此岸。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审视理想社会或者乌托邦呢?我以为，最好把理想社会或者乌托邦看做一种工具，亦即改造现实社会的工具。所以，最重要的并不是理想社会或者乌托邦能不能实现，而是人们利用理想社会或者乌托邦改造了现实社会。其实，一旦人们利用理想社会或者乌托邦改造了现实社会，那么就会抛掉理想社会或者乌托邦;当然，走出乌托邦或者告别乌托邦的思潮即可以印证这一点。既然我们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那么，对于现实本身，我们就应该有一种宽容。或者说，以激烈批判的态度面对现实社会，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当然，我们曾经分析过两种社会批判，一种是向心力的社会批判，《官场无红颜》本身即是如此;另一种则是离心力的社会批判，譬如阎连科的小说。其实，在我是主张把向心力的社会批判与离心力的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在激烈的社会批判之外，是否还有另外的道路可走呢?我想，还是有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以宽容的态度来面对现实社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实社会是完美无缺的。完美无缺的现实社会，是不存在的;否则的话，现实社会也不会向前发展了。或者说，即便我们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但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依然是有缺憾的。当然，这种缺憾，也可以成为推动现实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就会有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懊恼。但是，对于这种“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却有别样的看法。虽然我们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但是，我们却不希望自己的生活为别人的梦想所绑架。其实，“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就印证了一点，即我们自己的生活为别人的梦想绑架了。亦即，即便我们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但是，依然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梦想，那就不会为别人的梦想所绑架了。实际上，生活在别人的梦想中，我们是很难获得那种深刻的幸福感的。在这里，纵然有幸福，恐怕也是与我们无干的。或者说，只有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中，才能够获得那种深刻的幸福感。因为在这里梦想是自己的，所以幸福也是自己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中呢?其实，在这里所面对的就是理想社会彼岸性的问题了。从终极意义上讲，我们是不可能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中的，因为我们无法进入彼岸世界;但是，在现实意义上，只要我们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并用梦想改造了自己的现实人生，那就是生活在梦想之中了。还是回到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即“你向何处去”。我说过，这个问题具有两层内涵，大而言之，是中国向何处去;小而言之，是个体的人向何处去。关于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回答是走自己的路，摸着石头过河;关于个体的人向何处去，我们的回答，同样是走自己的路。当然，在这里，我会特别强调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其实，这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就把“国家为个体而存在”与“个体为国家而存在”统一在了一起。当然，如果用诗意的语言来表达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那就是“我若为林，必欣欣以向荣;我若为草，必萋萋以摇绿”。其实，个体意义的“你向何处去”与国家意义的“你向何处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了国家向何处去，也就知道了自己向何处去。其实，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确实面对着“你向何处去”的抉择。那么，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在这里，还是划一个问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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