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
辛若水
（一）所谓青春之歌
其实，听完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之后，我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也就是说，在这里，是洋溢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精神的。如果要概括这种青春精神，我以为可以用其主人公陌小北的那句名言，即“我若为林，必欣欣以向荣;我若为草，必萋萋以摇绿”。当然，对于这句话我是太爱了，所以想专门写两篇文章来论述它;不过，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其实，在“官场无红颜”，还有另外一个名目，那就是“我的青春在官场”。我以为，在这里，很有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的精神。当然，在马克斯•韦伯，既讲过“以政治为业”，也讲过“以学术为业”。但是，很显然，我更认同后者，而对前者缺乏理解之同情。也许，这是由了我的偏见吧，不过，在这里，我就要走出偏见，对“以政治为业”抱有理解之同情了。我以为，“以政治为业”是很类似于古人所讲的“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当然，具体到“官场无红颜”这里，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理想。可以说，在“以政治为业”这里，是通过政治来确证人本身的尊严与价值的;而这就如同“以学术为业”，通过学术来确证人本身的尊严与价值。其实，无论“以政治为业”也好，还是“以学术为业”也罢，都是有那种专家意识在里面的。而在中国的传统，不尚专家，而更重通人。或者说，由“以政治为业”所导向的是政治专家;而由“士当以天下为己任”所导向的则是政治家。当然，我们还是回到青春的话题。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青春之歌。而这不同时代的青春之歌，实在彰显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官场无红颜》中的“青春之歌”，不同于杨沫的《青春之歌》，亦不同于王蒙的《青春万岁》。杨沫的《青春之歌》是革命时代的“青春之歌”。那是一个将个体无条件地交付给组织、社会、国家的时代，每个个体都是通过把自己交付出去，来确证自己的尊严与价值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组织、社会、国家，那就意味着思想的落伍、政治的落后。也就是说，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之中，所有的献身精神依然是激动人心的;因为在这里毕竟有崇高、伟大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知识分子道路的角度来考察《青春之歌》。不过，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地展开了。而在《官场无红颜》中的“青春之歌”，就具有另外的内涵了。一方面这里没有革命文化的圣坛，甚至中国革命已经成为遗产，在这里所有的是失落的珍宝;另一方面，在这里个体的价值以及个性本身得到了充分地尊重;虽然在这里也有献身精神，但是却不再要求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交付给组织、社会、国家。或者说，在这里，个人的选择是自由的、多元的;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切都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但是，“官场无红颜”，显然没有逃避现实政治，相反，它是切入现实政治的，并且在这里有着政治理想的表达。其实，“官场无红颜”与杨沫的《青春之歌》所以有诸多的不同，实在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时代精神的变化。“官场无红颜”继承了《青春之歌》的献身精神，却没有了革命文化的圣坛。当然，我们并不能够说革命文化的圣坛为虚妄，但是它本身确实是不尊重个性的。而在“官场无红颜”，不仅尊重个性，而且自由地发展了个性本身。如果在“青春之歌”之中没有个性的闪光，没有个性的张扬，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情。杨沫的《青春之歌》，就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遗憾。但是，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却弥补了这种缺憾。其实，“官场无红颜”中的献身精神，是以个性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在“我若为林，必欣欣以向荣;我若为草，必萋萋以摇绿”这里，打着鲜明的个性的烙印。青春是壮丽的，青春应该燃烧。那么，青春应该在哪里燃烧呢?当然，在这里所指示的道路是燃烧在官场。在这里，已经不再是逃避现实政治;相反，却是在拥抱现实政治。实际上，在拥抱现实政治的过程中，也造就了改造现实政治的可能性。
（二）我的青春在官场
其实，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还有两个名目，一个是“非常女领导”，另一个则是“我的青春在官场”。可以说，“我的青春在官场”，简直成为了《官场无红颜》的标语、口号;当然，在其中也深蕴着青春的精神。但是，坦率地讲，我们并不愿意把青春和官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一般的观念中，所谓的官场，更像一个大染缸，它会扭曲自然人性，让人本身为权力所异化，甚至沦为权力动物。当然，这样的观念，也未尝没有深刻的道理，但是，却不免以偏概全。实际上，即便官场真的就是大染缸，在这里依然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官场之中，即便不能够超凡脱俗，但是，洁身自好还是可以做到的。其实，“我的青春在官场”，不仅彰显着青春的精神，要绽放生命的光华，而且拥有着奉献的精神，也就是说在献身政治的过程中，确证人本身的尊严与价值。我说过，可以用“我若为林，必欣欣以向荣;我若为草，必萋萋以摇绿”来概括青春的精神。实际上，在这里就是要绽放生命的光华。青春是壮丽的，生命更应该闪光。记得在研究文革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永不褪色的青春”;也就是说，在这里青春本身是具有永恒的精神的。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青春，而且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拥有着并不相同的内涵;但是，这并不妨碍存在一种永恒的青春;这种永恒的青春在反抗着时代本身，所以也就具有了一种无时代性。不过，在我看来，这无时代性，依然要在时代中得到解释。在官场绽放生命的光华，这未必是一种全新的选择，但却具有着积极的精神。实际上，把青春献给官场，或者在官场绽放生命的光华，同样可以造就改变官场的可能性。如果认为官场就是大染缸，漆黑一团，没有任何的希望，那就很容易悲观失望，甚而至于逃避政治本身;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恐怕就真的不可为了。我讲过，刘小殊先生是有一颗胸怀天下的心的;或者说“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那么，怎样才能够澄清天下呢?“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或者“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显然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实际上，要想实现澄清天下的高远之志，必须融入现实政治，而不是逃避现实政治。可以说，在“我的青春在官场”这里，就是融入现实政治，并且想着用青春的精神来改造现实政治。其实，在用青春的精神来面对现实政治的时候，有两种基本的取向，一种是对净水世界理想的执著，所谓的“澄清天下之志”即可以印证这一点;另一种则是要求伦理正义的实现。当然，这两种基本的取向，也就造就了改造现实政治的可能性。其实，在以前考察青春的时候，我们注重最多的是它负面的东西，譬如为青春所毁灭的东西，而忽略了它正面的内涵。而在这里，我们就多讲它正面的东西。其实，青春本身即意味着激情的燃烧，而且这种激情的燃烧是很难在理性中得到解释的。也就是说，激情的燃烧属于非理性的范畴;所以，我们通过理性是很难把握它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用理性的精神来制约激情的燃烧呢?我想，这很难。因为只有在激情燃烧过后，才可能有理性精神的觉醒。其实，在人本身处于激情燃烧的状态的时候，是可以完成非常的事业的;甚至处于激情燃烧的状态的人本身，就是所谓的非常之人。由激情的燃烧，很容易就引导出献身的精神;而且在这里献身的精神，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由于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我的青春在官场”这里，同样有政治理想的表达的;或者说，它要以青春的精神来改造政治本身;即便这一点无法在完全意义上做到，但是，它毕竟给政治本身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实际上，在“我的青春在官场”这里，是找不到那种沉沉的暮气的，所谓的“吸引暮气，与梦为邻”，早就被一扫而空;相反，在这里所有的是青春的朝气，很有那种少年中国的精神。在我们，恰恰是需要这种少年中国的精神的。当然，由“我的青春在官场”，很容易想到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但是，由“以政治为业”所引导出来的是政治专家，或者说技术官僚;而只有“以天下为己任”，才能够引导出真正的政治家。
（三）以政治为业
其实，将青春奉献于官场，与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是有很多类似之处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都有那种献身的精神，甚至这种献身的精神，可以在崇高的责任伦理中得到解释。不过，在这里，我想先考察一下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与“以学术为业”。当然，我们往往从献身政治或者献身学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其实，在这里是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那就是以政治为业，并不首先指献身政治，相反，它首先指的是通过政治来谋生，当然，这也很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同样地，以学术为业，并不首先指献身学术，相反，它首先指的是通过学术来谋生，亦即龚自珍所谓的“著书都为稻粱谋”。也就是说，只有首先解决了谋生的问题，才谈得上献身政治或者学术。如果无法解决谋生的问题，那是谈不上献身政治或者学术的。我并不否认，在“以政治为业”与“以学术为业”这里，都是有理想的表达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是这种理想是否具有现实性的基础?也可以说，高远的理想是由现实利益支撑起来的;虽然高远的理想强调对现实利益的超越，但是它本身却不得不回到现实利益。我讲过由“以政治为业”，往往很难引导出真正的政治家;相反，它更容易引导出技术官僚或者政客。也就是说，在这里，政治本身成为了一种专业技术;相应地，它本身也失掉了高远理想的支撑。亦即，在“以政治为业”这里，同样会展开深刻的二律背反，亦即现实利益与高远政治理想的二律背反。不可否认，在政治本身，就是要计利谋功，或者说维护现实利益;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政治本身要成为现实利益的奴隶呢?如果政治本身成为现实利益的奴隶，那么它就很容易造就政客，而不是拥有高远理想的政治家。在政客，所要追逐的只是权力与现实利益;在这里，是无所谓原则与理想的。而为了避免由“以政治为业”引导出技术官僚或者政客，我以为很有必要强调董仲舒所讲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到而不计其功”。可以说，在这里就有高远政治理想的表达，虽然它本身是迂阔的。当然，董仲舒的话，也是需要改造的。亦即，我们一方面要强调高远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忽略现实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要把高远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利益统一起来;既要正其谊，也要谋其利;既要明其道，也要计其功。或者说，我们是要由“以政治为业”引导出具有实干精神与高远理想的政治家。一方面，政治家不是说空话，而是要干实事;另一方面政治家要有高远的政治理想，或者说“澄清天下之志”。亦即，政治家是能够很好地把思想与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当然，思想与行动，在很多情形下，会处于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有所谓的“能言不能行”，亦即“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另一方面又有所谓的“能行不能言”，当然，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刚毅木讷”之人，他们是拙于言而敢于行的。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我们已经在“胜于思想的行动”中做过详细地思辩，这里不再重复。我们再看一下所谓的技术官僚或者政客。其实，在技术官僚或者政客，同样是“以政治为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通过政治来谋生，而且通过现实政治来获得最大的现实利益。当然，在这里，我们对技术官僚或者政客，所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因为他们失掉了高远的政治理想。我们在这里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技术官僚或者政客就不能够成为政治家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够要求所有的以政治为业的人，都成为政治家。更何况，即便是技术官僚或者政客，在大的政治系统中，同样有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把政治本身变成一门专业技术，虽然可能失掉高远的政治理想，但是，在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在我们，还是希望以政治为业的人，能够拥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正是高远的政治理想，让献身精神本身成为可能。当然，在以前，所谓献身精神，是强调把自身交付出去的;而在这里，我们则强调绽放生命的光华，活出生命的精彩。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献身精神是拥有着主体性的。
（四）崭新的时代精神
从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我们是可以分明地感受到崭新的时代精神的。那么，这种崭新的时代精神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或者说，我们凭什么说这种时代精神是崭新的呢?当然，这种崭新的时代精神是和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相比较得来的。在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所重点强调的是把自己无条件交付出去的献身精神;也就是说，在这里没有个体的地位，而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也没有得到真正意义的尊严。而在《官场无红颜》中所彰显的时代精神，则是后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当然，在后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并没有消解革命的崇高，在这里革命本身依然是一笔重要的遗产，虽然这笔遗产没有遗嘱;但是，在这里却实现了重心的转移，也就是说它把重心由国家、民族、集体转向个人、个体、个性。或者说，在这里是有那种个性解放的精神的。亦即，在这里不只有了个体的地位，而且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得到了真正意义的尊重。当然，在《官场无红颜》依然是强调献身精神的;但是，这种献身精神却是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也就是说，它不同于那种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没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其实，在革命时代，所有的就是那种没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在这里虽然未尝没有精神的崇高，但是却没有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事实上，个体的尊严与价值，是以对主体性的确证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了主体性，或者说主体性已经沦丧，那是无所谓个体的尊严与价值的。但是，在《官场无红颜》中所彰显出的献身精神，就积极的扬弃了革命时代的献身精神，亦即在这里，一方面强调献身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尊重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也就是说，在这里，虽然人本身要献身于某种伟大的事业，以政治为业或者“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就其本身而言，依然是一个独立的、有个性、有尊严、有价值的人。或者说，在这里我们完成了个性主义与献身精神的统一。实际上，对于所谓的“把自己交付出去”，我们是有所反思的。一方面“把自己交付出去”，意味着崇高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主体性的沦丧。我们为什么定要以主体性的沦丧为代价来成就献身精神呢?如果丧失了主体性，那么献身精神，就很容易被异化;也就是说在这里献身精神背离了自己的本质，而成为了奴役人本身的理由。其实，为了避免人本身被奴役，必须强调个体、个性以及自由，或者说必须恢复人之主体性。在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这里，同样有一个难题，即所谓的主体性会不会取消献身精神。我们要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强调主体性，即意味着“我是我自己的，我不能够把自己交付出去”;而强调献身精神，则意味着“我必须把自己交付出去，惟其如此，才能够确证自己的尊严与价值”。也就是说，二者是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所以，在这里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深刻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我们不能够通过把自己交付出去，确证自己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在真正的献身精神，又要求把自己交付出去，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崇高。所以，在这里，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是否可能，依然是极大的问题。当然，从表达理想的角度讲，这是可能的;但是，一旦回到现实，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深刻的二律背反。其实，在我很想把《官场无红颜》的主人公陌小北，作为有主体性献身精神的代表;但是，在这里，同样遇到了困境;也就是说，即便陌小北，同样没有在现实意义上成就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虽然他自己未尝不想这样做。当然，在深刻的二律背反中，他并没有走向精神的崇高，相反，在这里所有的依然是平常人的道德;然而，这也并不妨碍另外一点，即在这里有伦理正义的张扬。其实，刘小殊先生从未把陌小北放在神坛上;也正因为如此，他本身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有抱负的。当然，在这里，我们是在理想的意义上谈论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而回到现实，我们却发现另外一点，即在这里展开了新的轮回。第一个轮回，是由对国家、民族、集体的认同转向个性的解放;而新的轮回，则是由个性的解放转向对国家、民族、集体的认同。其实，历史本身就是在这不断地颠倒中前进的。
（五）青春无悔的岁月
其实，我们最爱讲青春无悔的。为什么青春无悔呢?就是因为生命本身曾经如此绚烂的绽放过。也就是说，在青春岁月里，生命本身绽放出了自己的光华。当然，在《官场无红颜》这里，实际上，把青春献给了官场;亦即在这里，青春本身是绽放在官场的。让青春本身绽放在官场，一方面给官场带来了青春的气息，而这也造就了改变官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春本身也在官场确证了自己的价值。其实，把青春献给官场，是有两种支撑的，一种是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另一种则是我们古人所讲的“以天下为己任”，或者说，在这里是有政治理想的表达的。其实，在由革命时代转向后革命时代的过程中，是出现过去政治化的倾向的。当然，对于这种去政治化，我曾经是认同过的。我曾经在“告别万岁”中讲过，政治不再笼罩一切的时代，才是真正自由与民主的时代。而我们就处在政治不再笼罩一切的时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可以不必参与政治或者逃避政治呢?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政治不再笼罩一切，让个体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保证;也就是说，人们完全可以在政治之外实现个体的自由。然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所以，我们要实现个体的自由，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亦即，在政治之外实现个体的自由，更类似于一个乌托邦。所以，在这里，也就剩下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在政治之中实现个体的自由。虽然去政治化曾经有过积极的意义，因为它让对个体自由的尊重成为可能;但是，要实现个体的自由，却必须回到现实的政治。也就是说，我并不迷信所谓的去政治化，虽然我非常认同个体自由，并以为个体自由带有终极性;相反，我们展开的是与去政治化相反的历程，亦即再政治化。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政治之中实现个体的自由。当然，我并不否认，在这里，同样会展开深刻的二律背反，亦即个体自由与现实政治的二律背反。但是，也正是这种二律背反，让对现实政治的改造成为可能。实际上，对现实政治的改造，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是保证个体的自由，另一个则是实现伦理的正义。当然，把个体的自由摆在伦理的正义之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中国人素来缺乏对个体自由的认同。或者说，个体自由，实在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很容易以更伟大的目标，譬如伦理的正义、国家民族的解放来牺牲个体自由。如果个体自由是牺牲的对象，那么所谓更伟大的目标，岂不太残酷么?其实，我们强调个体自由，并不是要取消伦理的正义;相反，我们是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伦理的正义。我曾经讲过，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其实，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伦理的正义，就拥有这种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在这里，个体自由所保证的是人之主体性;而所谓的献身精神则由伦理的正义所唤醒。实际上，在这里，我们依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在政治之中实现个体的自由，是否可能。其实，这本身依然是可能的。我们并不能够说完全没有超越政治的个体自由;但是，超越政治的个体自由，显然是脆弱的。也就是说，超越政治的个体自由，很容易为政治本身所取消。而在政治之中实现个体的自由呢，政治本身却成为了个体自由的保证。在个体，一方面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执著于伦理的正义，并要在现实政治中实现伦理的正义。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即所谓青春的精神，能否改造现实政治本身。其实，这本身不仅可能，而且不只一次地成为现实本身。不是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么?其实，在青春本身就拥有这种日新的精神。一方面，在青春本身有对净水世界理想的执著，另一方面它又热烈地要求实现伦理的正义。其实，也正是以这两个方面为基点，表达了所谓的“澄清天下之志”。其实，在青春这里，是没有什么“不可为”的;也就是说，它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至于，这些可能性，能否转化为现实，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其实，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的青春，永远都是无悔的;而一旦找寻到一条现实的道路，那青春的岁月也就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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