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被老混混”的廖伯康--“四川饿死1000万人”纯属编造 -

疑似“被老混混”的廖伯康

转型时期（特别是类似中国这样向“新自由主义”的“极端类”转型）之一大特点，就是总会有一些人要掀起一股子“历史颠覆狂”：过去说“正确”的，现在一定是“错误”的；过去肯定的，如今一定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你说秦侩、吴三桂、汪精卫是汉奸，我就要说他们是大大的爱国者；你说毛*泽*东是伟人，我就要说他比希特勒还要坏十倍……而且，这种“颠覆狂”又是名利双收的一个好商机，不仅使一些“高级文化流氓”卷入其中，例如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颠覆了“五四”历史的张鸣，就因其“颠覆业绩”显著，被国外封为了“中国百大公众知识分子”之一；而且一些“低等文化混混”也趁机大揩其油，比如一位在职校教书的小教员袁腾辉，凭着从野史上拾来的渣滓，就连撅带骂地“戏说”、“京骂”中国历史，如今也成了《南末》的头版名人，估计离“洋封侯”也为时不远了。不过，这场“历史颠覆狂”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则是出了一位“老革命”廖伯康，也“被加入”到其中。　　

说其“被加入”，是因为事出并非廖伯康自己的署名文章，而是《文摘周报》2008年2月27日一篇“疑似”采访文章，其标题为《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以下简称《1000万》），考虑到时下报刊“娱记化”，种种“采访”后往往有被采访者指“造谣”，况乎廖公身高位重，必言谨行慎，所以，这篇《1000万》的漏洞百出（后面要讲到）似不会为其所为，故按“国内惯例”暂言其“被加入”。　　

在《1000万》中，有如下一段娓娓动听的“被（廖伯康）讲故事”（略有删节）：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这个故事颇具诡异色彩，所以很容易使人相信是干过“地下党”的廖伯康所言，加之其他当事人多已辞世，死无对证，于是，《1000万》使得“廖伯康”这个名字，与“四川饿死1000万人”这个震撼世界的宏论，几为全世界所瞩目，除了没有被“洋封侯”外，廖伯康与《墓*碑》杨*继绳，享受到了完全一样的“饥荒史权威级”待遇。　　

平心而论，笔者以为，这个“故事”中不乏真实成份，例如廖当时确实找过胡耀邦、见过杨尚昆等，就像是《围城》中那位“见过罗素”的“哲学家”，可能有些“风”可捕“影”可捉。但是，无奈四十多年前的中国，毕竟已经不是《手机》中说的那个“进京赶考三年，回来说啥子都成立”的农业社会，尽管当事人多数已然不在，但这个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不仅有“正史”记载，还被诸如原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一类的“好事者”，以种种方式做了存留。结果，对照各类史料人们会发现，《1000万》中漏洞实在是多得有些令人捧腹喷饭：　　

——漏洞之一：廖怎么可能不知道四川死人较多的最直接原因？1960年底四川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通知了中央要求四川调粮，下面要求省委向中央反映四川的困难，省委书记廖志高对大家公开解释说：“我们已反映了，而且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多调一亿斤粮，多死多少人，中央还要调。”（见附图1）注意：这个会议是在重庆开的，廖志高的话各地、市委书记都知道，身为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知道很多机密（连安徽有人写信给中央引起毛*泽*东注意的“省外机密”都知道）的廖主任，断不可能不知道廖书记这番话。既如此，还要搞出这样一个“爆料”去对政治局委员李井泉加罪，岂不是要自找一个大大的“不自在”？　　

——漏洞之二：杨尚昆怎么居然也不知道四川死人多的原因？既然是四川省委已告诉中央调粮要大量增加死人，而且发生过在北京只有三天存粮时中央急调川粮一事，所以在高层，此事应该是“内部公开的秘密”（大概除了胡耀邦这位一贯比较喜欢“务虚”而不喜欢“务实”者可能不知情——所以他要“秘密安排”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杨廖会晤”——之外），身处中办主任中枢地位、向来消息灵通、本人又是四川人的杨尚昆，怎么可能不知道此事？　　

——漏洞之三：60年代何来所谓“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廖计算“四川死1000万人”，他自己说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来的，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文章，建国后第一本《中国统计年鉴》，是1981年年鉴（见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TJ198205001.htm），第一份人口年鉴出版更晚。这就是那个被称之为“封闭时代”的特征，那么，廖又是如何“穿越时空”、把中国统计事业改革开放提前了四十多年的？（见附图2、3、4）　　

——漏洞之四：杨尚昆掌握的统计资料会比廖伯康还少吗？拙算廖说“统计年鉴”是 “内部统计资料”之口误，如果连一个重庆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都查到了可以推算出四川死人数字的资料，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那样地急于了解四川死人数量的杨尚昆，就更容易查到，何必一会儿去折腾民政部，一会儿又去骚扰公安部？又何至于一听到廖从统计年鉴中推出一个“1000万”后，便有“拍大腿”之“惊叹”状？　　

——漏洞之五：“杨尚昆特意找廖个别了解四川情况”是否戏剧化了一点？笔者恰巧认识一位老红军赵XX，原重庆XX公司总经理，杨尚昆的亲侄女婿。1959（或1960）年，赵回家乡（川陕老区）了解到一些农民生活困难情况，便写信给杨，而杨则直接转给了李井泉，赵后来被划为了“右倾”分子，降职到成都某厂任厂长。这样一位政治上极其谨慎小心的中办主任，当时会请廖伯康，“个别”去对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说实情”（而且被写成神怪鬼异的“密请”），实在让人大费猜详。　　

——漏洞之六：廖说的“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是否有受人以柄之嫌？的确，就廖所说的一些局部而言，1962年“四川饿死人”确实存在。但是有一点廖也应该知道：作为地、厅一级领导而非普通老百姓，你提出一个重大结论，就要做全面考虑，否则，在幸运的情况下，别人会说你是“看问题片面”，而在那个“运动”层出的年代，就有人要怀疑你居心叵测了。这里，廖拿四川与全国的变化做比较，就绝对水平而言，四川当时确实还不如全国（此为调粮所致，但也已接近正常），而就变化速度看：与1961年相比，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率急降了50.3%，而同期全国降幅为29.6%；出生率四川上升了137.2%，全国则是105.4%。显然四川的变化大得多。而且，廖是在杨尚昆这样的中央一级的领导干部面前，谈顶头上司李井泉的“错误”，如此言出草率急切，是否还有其他“隐情”？　　

——漏洞之七：廖伯康的智商是否受到了折辱？廖是国民党时期“中央大学”经济系学生，当不差数字分析基本功，既然他看到了“国家人口统计年鉴”（或曰“内部统计资料”），无疑也就看到了当时全国的人口数字，从上例看，廖又是喜欢拿四川与全国比较的，这里他只要稍加推算，就不难发现一个怪异现象：1958-1961年，四川减少人口总计1248万，而同期全国减少人口总计1348万，四川人口为全国约1/10，而总计减少人口数，竟然与全国的如此相近？！此种怪像，至少需要费许多解释工夫，比如说，“四川饿死的人可能占了全国的多数”，或是“全国一些地方的人口猛然大增”，再或是“盲流人口带来计算误差”，再再或是“国家统计局造假”，等等（不过，按照杨*继绳的说法，显然至少不会有“李井泉自我毁誉”这种情形），总得有个说法再下结论吧？廖作为一个重要市（当时重庆市委是“准正省级”，其书记任白戈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而西南各省委第一书记皆为同一职务）的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民国时代经济学本科毕业，对于重要数字既不分析又不比较，就悍然拿去“状告”，如果不是怀抱个人恩怨，就只能说是被《文摘周报》等媒体狠狠地折辱了一下智商了。　　

——漏洞之八：经历过“文*革大爆料”后的廖伯康为何还要说谎？本来，作为毛*泽*东想“揭露党内阴暗面”的运动，“文*革”掀起了一场党内机密“大爆料”，当时四川造反派获得的大量“揭发材料”都证明，在饿死人问题上，“李井泉代国家受过”是一个事实，廖伯康“文*革”中多数时候是自由身，不可能看不到这些“揭发资料”，为何还要说谎？　　

——漏洞之九：最可笑、也是最意味深长的一点，是“廖伯康告状”发生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会否使人们猜疑甚多？七千人大会是范围很大的一次会议，重庆市委领导、其周围的区（县）委书记、大型厂矿领导等许多人，都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上，为了调粮死人的事，“李井泉流泪”，“邓*小*平代中央表态承担部分责任”，当时都是四川中高级干部人所共知的事（见图5、6），所以，前述都发生于七千人大会之后的“杨尚昆对四川无知”、“廖伯康告状”，甚至该文中后来说到的“邓*小*平调查四川问题”，等等，就都显得有点“画蛇添足”。对此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廖在回忆时对这段历史“失忆”，要么是又是“另有隐情”。　　

《1000万》的漏洞还有很多，此不一一而足。　　

勿庸讳言，在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与全国一样，确实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死亡人口，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失误，有着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而四川当时发生的“舍己救人”而导致的特殊困难，更是令人感慨万分，难以一言以蔽之。对此，邓*小*平有过多次讲话，包括从七千人大会起就专门讲到此事，都说明四川问题与调“过头粮”关系很大，中央（包括邓*小*平自己在内）的责任也是很重的，所以并不能说某人（例如李井泉）要负特别大的责任。因此，对于这样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位眼下已位居执政党“正省级”高官身份的廖伯康，就绝不应该像某些偏见甚重的坊间野史那样，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巧装妙饰，及至胡编乱造，“剪接”出一部难以自圆其说的“历史大片”。据此，对于这篇低级漏洞多到无以复加的《1000万》，使人断难相信是“老革命”廖伯康所为。于是笔者坚信：这一定是某些媒体的“阴谋论式”的行为，再加上杨*继绳之类“246史学家”推波助澜加以“恶搞”，才成就了此等“奇文”。　　

于是，笔者原以为廖公一定会对此“有话要说”。但令人奇怪也失望的是，两年多过去了，始终不见此公对该文有任何异议。袁腾飞“戏说”历史，尽管是茅坑激浪、尸房煽风有加，但毕竟他还是一个缺少历史体验的年轻人，所以亦不妨说是“少不更事，童言无忌”，至多算是史学界“街头打手”类的一个“小混混”而已（就此而言，《南末》为之奉献头版头条，实在像是“文*革”中“到监狱中找造反派”的翻版）。而年过八旬的廖伯康就不一样了，他对那段历史有过亲身体验，又是“知识型老干部”，要是真的说了谎，那就不能埋怨要被人指为“皓首匹夫，老脸无耻”了，也真是要把自己降格为一个愚不可及的史学界“老混混”了。如果说，廖当年“挨整”或许还有某种“正义性”，那么，要是他真堕落到了“历史造假商”的份儿上，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令人惋惜地多了一位晚节不保的“老革命”。　　

鉴此，尽管晚辈还是愿意相信廖公确实是“被老混混”的，但在这里不知道该不该“恳请”一下该老：就是替自己的子孙着想，为人还是要厚道一点，万不能为老不尊啊！　　

附注：因版面所限，有关附图请参阅宋文彬文史资料http://blog.sina.com.cn/u/12193086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