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大冤狱之一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外孙——傅树楷医生

强烈谴责李光耀政权野蛮迫害反殖爱国志士的罪行

编译者: 张泰永

前言

傅树介医生和他的新书

2009年11月中旬，沉寂多时的前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助理秘书长傅树介医生的大名，突然纷纷出现在新马各种文字媒体上，一时间吸引了新马广大读者和关心他的新知旧雨的眼球。原来，他和陈仁贵、许赓猷主编,记录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马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坚定地与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先是反对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之后与背叛了反殖斗争的李光耀人民行动党反动政权进行不屈不挠斗争历史的著作：《“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于吉隆坡问世了。

也许是机缘巧合，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学联”时代，由于“5-13事件”，我们就认识了傅树介医生。犹记得1954年5月13日那一天，新加坡华文中学生为反对英殖民当局强行实施国民服役法举行和平请愿遭到残暴镇压。许多同学被捕后，被控以不服从警方命令、蔑视法律等罪名，并被判罪名成立，其中八名同学甚至被判监禁三个月的徒刑。同学们不服，要求上诉，使我们想起成功打赢《华惹》被控“煽动罪”官司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同学，希望通过他们的介绍，认识李光耀并通过他邀请有“共产党人的同路人，牙尖嘴利”之称的英国女皇律师布里特为我们上诉。因为这样，还在中学念书的一批华校生，就和他以及他的同窗林福寿、拉惹古玛（Rajakumar）、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 ）、奥吉淡姆（Philomen Oorjitham）、兀哈尔（Sydney Woodhull）、陈蒙鹤等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跃分子有了来往。

这些大哥大姐们受的是英文教育，又是大学生，思想上不但没有被“殖民化”，充当英国人的鹰犬，相反，他们利用自己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掌握的语言和专业，通过出版杂志、举办讲座和俱乐部的各种活动，不断揭露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亚洲的侵略和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支持并投身于新马人民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并且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华校生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反殖爱国学生运动紧密配合，并不吝对我们的工作和斗争给予许多宝贵的支持、帮助和意见。而在和他们的日常交往和接触当中，他们表现出来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热情洋溢、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他们不愧是坚强的反殖斗士，也是令我们尊敬的前辈。

有关他们为新马人民反殖争取独立运动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以及他们一生中如何至死不悔地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如何终身不渝地贯彻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宗旨，为此又如何遭到英殖民主义者和李光耀政权的打击、报复和迫害，《“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一书中，已有多篇读了令人感动至深的生动描述和深刻揭露，在这里就不用赘述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傅树介医生很少以大名鼎鼎的陈嘉庚的外孙名义自居，我们是在后来的进一步接触中才知道，站在我们面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瘦高身材、温文尔雅、笑容可掬、谦恭有礼的年轻马大生，原来是陈嘉庚的外孙，一位富家子弟。亲历了这半个多世纪云谲波诡的风云变幻，时间和历史证明，外表文弱的他，有着一副铮铮铁骨，李光耀政权长达17年不经审讯的无理拘留以及种种难于承受的折磨和迫害，都没能使他屈服和保持沉默，就像他的外公陈嘉庚，身为巨富，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并没有被日本法西斯的淫威和追杀、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威逼利诱所吓倒那样。

下面就是他在《“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一书推介礼上，先后在两个不同场合发表的讲话中，对李光耀政权野蛮迫害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反殖爱国志士的罪行提出的强烈控诉：

一．2010-1-24日在槟城新书推介礼上的讲话

朋友们和同志们：

谢谢大家前来参加新书推介礼。

今天，我想谈谈我被监禁期间的一些事。这些事，在新书里并未提及。

在长期监禁期间的一段短时期内发生的一些事

我被关押在明月湾中心有好几个年头。它是一个拘留中心，位于樟宜监狱的背后，里面有一批由高墙间隔着的双层牢房。这些牢房分为三种类型，有三个囚室、五个囚室和八个囚室的。这些囚室和冲凉、如厕的地方，都设在楼上，排成一字长蛇阵。乒乓室、吃饭的地方和监狱的看守室，都设在楼下，占据了半个牢房的长度。活动的空地，为15英尺高墙围住，宽约25英尺，长30-50英尺，视牢房面积而定。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早上6点，囚室的铁门打开去洗脸；7点，到楼下吃早餐，吃完早餐，又回到楼上囚室关押。午餐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之后又返回囚室。下午4点喝茶和活动，5点又上楼，6点再下楼用晚饭。晚上7点被关进囚室直至第二天早上6点。

有一个时期，我被单独监禁在一个有八间囚室的大牢房达一年之久。然后，一天早上，用完早餐后，被命令“收拾东西”(“angkat barang”马来语)，并且允许我上楼收拾。我的barang只有两件背心，两条短裤，五本书和一条“祝君早安”洗脸巾（也用来当冲凉巾）。我跟随狱卒离开牢房，走入有盖的长廊。问狱卒要把我带到哪里，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没有被告知，狱卒是不会回答的。我们经过通往其他牢房的侧门，通往会客室的大门、行政楼的大门、官员喝茶和接待室、监狱主任办事处和关押女人的牢房。最后我们终于来到这条长廊的尽头，狱卒打开通往一个有五间囚室的牢房的侧门。这个牢房位于监狱大院的一个最尽头的地方。从这里，一个人的叫声是难于传送到其他牢房的。据传说，这个牢房是用来关押那些死硬和顽固的拘留者的。我可以向诸位保证，我不是顽固分子，我是非常讲理的人。我的那些难友也和我一样。直到现在，我并不知道把我关押在那里的原因，也不知道这所牢房在这个中心的名声如何得来。

狱卒把侧门打开。门的另一边，迎面站着三位老战友，他们满脸笑容，非常高兴地欢迎我的到来。兴许他们已得到消息，知道我将会来和他们会合。我感到欢欣鼓舞。已经有好几年没和他们见面了。我们互相握手，并且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三位老友是何标、谢太宝和曾福华。

关于何标

何标受英文教育，但他的英文、中文和马来文都很好。他令我汗颜。

他出身于穷苦人家。父亲是一名海员。求学时，为了帮补母亲，他还替人补习来赚取一点钱。当他毕业于莱佛士书院等候大学学期开始期间，他又到海员工会工作。一进入大学，他就径直往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迅跑。他加入了，但由于海员工会工作太忙，使他未能在俱乐部积极活动。实际上，他的确是太忙了，甚至连一些课程都得割舍，以至最后连学年的年终考试，他都忘了参加。所以，他不得已告别了大学。

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何标和S.T.巴尼被派到以色列和英国，接受工会工作的训练。所以，他们是经人民行动党领导层挑选，并经政治部背书（同意）的人。换句话说，他们的政治背景是没问题的。当何标回来后，他也是在摩托车厂工人联合会工作。而当社会主义阵线成立的时候，也许是由于这种海外“高级训练”，或者是由于这种训练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都跑到社阵一边去了，而且很快就被标签为“颠覆分子”。结果，何标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被逮捕，并且被监禁了约十六年后才获得释放。

何标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在我们监狱举行的抗议行动中，他发出的谴责法西斯匪徒和英国人走狗的喊叫声，响彻整个监狱。他因此受到惩罚，就是罚他关在我们用监狱语言称为“ganji house”的囚笼里长达好几天每天24小时的禁闭。他的“ganji house”(囚笼)的位置，就在樟宜监狱厨房火炉的隔壁，不论白天和晚上都热得难耐。他的斗志从来没有减弱。他全身肌肤本来是浅色的，可是现在突然出现一片红斑。我会开他的玩笑说，这样的一种待遇，的确使你越来越红了。

我们如此亲近地在一起生活，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彼此的个性。我们每星期得用肥皂和清水冲刷和擦洗所有囚室、厕所、走廊和楼下一次。何标总是坚持要用刷子和挤压器洗刷干净满是肥皂沫的地板三次。在这方面，他是没有协商的余地的。我们三人只好洗了一次就退出，让他一个人继续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

他很需要通过声音带来兴奋，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对自己轻声唱起来。他还获准带进几只金丝雀。这些金丝雀被他关在乒乓室里的一个大鸟笼。每天的喝茶时间，他会去喂养它们，把掉下了鸟粪的报纸换掉，吹口哨逗它们，并且完全陶醉于金丝雀美妙的天籁之音当中。

获释后，他前往伦敦，在那里开设了一家盒式录音带厂。他在大约两年前离开人世。

关于谢太宝

太宝来自华文源流。他是南洋大学杰出的理科毕业生。毕业后，就在南大任教。在社会主义阵线被冷藏行动打成残废之后，他挺身而出，作为社阵的候选人参加了1963年大选，并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跟群众的关系非常融洽。这居然成为他被无理拘留长达32年之久的最大罪状和原因。作为一个政治威胁，他必须“被中和掉”，即把他关押起来，直至年老到身心衰歇再也没有精力从事政治活动为止。

他是于1966年在怡保发表一篇演讲后被驱逐出马来西亚的。他和他的马来西亚朋友在美国总统约翰逊访问期间发起了反越战的示威游行。他也要求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里就人民行动党决定退出马来西亚的议题作出解释并咨询人民的意见，因为人民行动党曾宣称，全民投票的结果显示，人民是支持（新马）合并的。他还要求知道，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同意签署分离协定的原因。

谢太宝是一个非常友善、沉默寡言、非常好学和用功的人。在牢里，他所阅读的书籍，主要是英文书和马来文书，结果他的英文水平和马来文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如今，他在荷兰一所大学工作。

关于曾福华

福华出身于柔佛（应是彭亨）一个富裕的橡胶园主家庭，因为这样，他的家人有能力送他进新加坡华侨中学住校读书。1954-1955年（应是1949-1951年8月）在华中求学期间，他成了学生运动的一名活跃分子。殖民当局来学校要逮捕他，他逃跑了。随后他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进行地下活动。1961-1962年，他溜到廖内群岛。他曾返回新加坡活动几次，有一次险些被捕，他趁着夜晚从后门逃跑。

当他最终被捕时，政治部严刑拷打他。这样折磨他，不是因为要获取口供——政治部吹嘘对此已了如指掌，而是为了要从根本上打垮他的反抗精神，以便据实否则就捏造事实加害他的朋友。所以，他们企图使他在政治上“被中和掉”。

他告诉我，有一天他们非常粗暴地殴打他，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从坐着的凳子上站了起来，然后抓起凳子一只脚，准备朝第一个殴打他的敌人猛击下去。他已经有意去死，不过那些家伙并不想死。他们赶紧往后退，并且通知姓王的副监狱主任（我们戏称他为“上海王”，因为他是上海人，并且曾加入英国情报部门服务，随后被派来新加坡政治部）。他过来了，估量当时的形势。他了解到，企图用令人疼痛的措施来击垮一个人的斗争精神，对一个已经有意去死的人，完全是徒劳无功的。他终止了严刑拷打。后来，福华被送到明月湾中心。我就是在那个有五间囚室的牢房里遇见他以及太宝和何标的。

福华很善于交朋友。他爱和狱卒谈天说地。在活动时间，他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旁抽烟。最初，抽的是香烟，之后由于财政困难便改抽烟叶。他很少和我们一起锻炼。

不管晴天或雨天，（下午）喝完茶，我会在监狱里的空地上跑步，跑了一圈又一圈。何标和太宝最初有顾虑，不过后来也来参加跑步。他们认为，既然傅医生能在雨中跑步不至于病倒，那么他们也一样能做到。我鼓励他们参加锻炼，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克服我们大家都面对着的精神忧郁压力。我告诉他们，这个办法就是，跑完步，乘着身体还暖和，立即去冲凉，绝不可坐下来，让潮湿的身体吹风，以致着凉，这将增加得感冒的机会。

有一天，福华要求看监狱医生。值班医生Dr.Singh来了，不过是在过道的入口处见福华。福华投诉说肚子痛。他只是摸一摸福华的腹部，开了普通解酸混合剂（腹痛药），由下午值班人员送来。于是，福华服了一剂，临睡前又再服一剂。

我们像平时那样被关在自己的囚室。当天晚上约11点，他在呼叫我。我和他的囚室之间相隔着一间空置的囚室。不过，我能清楚听到他从过道里传过来的叫声。他说，他依然感到非常疼痛。吃下的药物并没能缓解他的痛苦。我实在爱莫能助。所以，我只好要求他强忍痛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再想办法，我还答应，第二天早上囚室的门一打开，就会去看他。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眠，他也一样。我可以听到他因痛苦发出的呻吟声。

当狱卒来把过道和我们的囚室的门一打开，我立即冲到他的囚室。囚室里漆黑一团。在我们的囚室并没有照明灯。光线是从过道里的微弱灯光照射进来的。在昏暗的亮光下，我用手触摸他的腹部。使我大为吃惊的是，他的腹部有一个又大又硬的肿块。这意味着他得了非常严重的晚期癌症。我站起身，一边思考着如何打破沉默，把情况说给他知道。他必定已感觉到有某种非比寻常的严重事情发生。可能是我的神色过于严肃吧。他说：“树介，我并不怕死。告诉我真话。”

那天早上，得到他的同意，我把他的诊断结果写了下来，同时请求监狱当局送他到中央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我清楚知道，他的病情预后非常糟糕，已经无药可救了。不过，我没有告诉他。兴许李光耀政权会把他从医院释放。这是我的希望。但是，结果并非如此。

第二天，他被送进中央医院的A外科手术室。几天后，他又被送回来，说是他的病无法医治了。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安慰他。翌日早上，要他迁移的命令下达。有关的狱卒带来了命令和轮椅。我们要求知道，福华要被迁移到哪里。我们获知是去樟宜监狱医院。

这跟在樟宜的普通医院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大家都清楚，这家医院的情况。它简直就不是一家医院。它只可说是一间宿舍，一个开放式的病室，两边各有一行的床位，左边的第一张床位和右边的另一张床位是被用铁栅围起来的牢笼罩着。因为这样，一个拘留者在这里是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的，不过，当那些男护士朝病室一暼的时候，却可以看见你。

何标第一个起来发言。他走近福华身边，并且轻声问福华，是否愿意去那里。福华犹疑不决。他不想去，但是如果他说“不”的话，他将造成拘留者和监狱当局之间爆发一场斗争，这种情况是他想避免发生的。太宝说：“福华根本就不可去那里。拘留者不应受到这种对待。”

福华望着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摇头表示反对。我们意见一致，完全团结在一起。于是，他下定决心。他叫那位狱卒返回去，告诉监狱主任他不打算去。

没什么事发生。也许我们所获得的言过其实的名声还能起一点积极作用。接着，几天之后，一道新的命令下来了。福华将被送回中央医院。我们仔细考虑这道命令。监狱当局会不会欺骗我们？对各个方面考虑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监狱当局是有诚意的，而且是认真的。我们和福华说再见，祝他平安。这时，我们已热泪盈眶，但我们还是强颜欢笑。我们一定要像他那样勇敢。我们清楚知道，这将会是诀别，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他。

福华的确是被送到中央医院。这个消息，我们在第二天的家属探监时间获得证实。经过数天后，福华被释放了。约一周后，他在家中逝世，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侍立左右。

福华是一个革命者。他对死毫不畏惧。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对人类负有的责任。

（有关曾福华同志更多的英雄事迹，可参看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内安法下的忠魂》一书或上新加坡文献馆网站历史类参看《曾福华30周年纪念》一文，以及下面的附录五：《曾福华烈士的一封遗书》）

二．在怡保新书推介礼上的讲话

朋友们，同志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来参加新书推介礼。

《“华惹”时代风云》一书于去年11月面市。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看过了。

在柔佛新山的推介礼上，我曾提及我在这本书里没有谈到的有关监狱里发生的某些事。我谈到和我同狱的难友：何标、谢太宝和曾福华；谈到福华在政治部手里所受到的严刑拷打，他的不治之症，他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敢以及我们的声援。

今天，我将谈一谈我在这本书里的几篇文章。

在本书里，我撰写了四个篇章。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第十四章。在这一章里，我展望未来，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不管怎么演变，其惟一出路是社会主义。所以，它的题目为“灿烂前景必成历史”。某位哲学家写了一本书，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要么通向社会主义，要么走向野蛮未开化。我对人类的才智稍微乐观和较有信心。当然，没有理由相信，人这个物种不会像恐龙和许多其他动植物那样完全在地球上消失。

不过，对多数读者来说，按理题为《冷藏行动中被扣留——对帝国主义的研究》的第十章更加引人入胜。在这章里，我试图回答冷藏行动期间对我们提出的诸如我们是亲共分子和共产党人、我们是颠覆分子、是对安全的一种威胁以及我们反对合并之类的主要指责。我还试图把本地政治势力如何与这个时期东南亚的帝国政治势力狼狈为奸的故事编织起来。我从英国档案中引用了有关英美两国阴谋摧毁苏加诺和印尼民族主义的计划的材料。我还引用了有关这个时期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的目标之一，就是计划安装把矛头对准中国的核武器的资料。英国一位高级官员于1961年曾向李光耀表示，“合并协议的达成，别的不说，必须依赖于找出一种能够用来满足我们防务要求的令人满意的安排。他（李光耀）说，他完全了解这一点，而且他的政策并无改变。”

我从英国档案大量引用了李光耀长期与殖民地主子狼狈为奸的资料。我指出，李光耀鼓吹合并，接着又同意分离协议，表明他远远不是一位具有建立一个统一团结和繁荣昌盛的马来亚或马来西亚远大目标的领袖。

我曾对这一时期出版的新加坡历史的官方版本提出挑战。前拘留者曾受到警告，不准许他们重写历史。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现在就是从胜利者的档案引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版本。诸位是否同意这个版本比起他们的奴才书写的版本要真实得多，我交由诸位决定。对我而言，在历史和神话之间泾渭分明。

我在写这一章时存在很大的困难。对某些当权者，它会非常敏感。倾家荡产的风险经常存在。多年来，我一直把英国档案的材料保存起来。我不想在九泉之下才来书写这些事件和作出影响，所以，我终于决定违背那些好心朋友的劝告，发表这些材料。

然而，还有许多东西没有说出来，许多意见没有表达出来。我所提出来的基本上只是把从英国档案获取的材料整理成一种清晰易懂和可读性强的形式的东西。这是这一时期我们的历史的英国档案版本。不过，它的出版不仅仅吸引了广泛的兴趣，而且也引起了惊惶不安。

我曾触及某些重要的和基本的理论性和战略性问题。我克制自己，避免讨论这些问题。我建议诸位在读完这一章后，对这些老而棘手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也许是值得的。

我将会提几个问题：

（a）“统一战线”的意思是什么？它的结构和动力是什么？人民行动党是否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它存在、结束和重建的条件是什么？

（b）左派在芳林补选中的策略是否恰当？

（c）当时，左派是不是还在领导人民或者是相反？

（d）主动性在任何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e）没有任何力量和战略可以保证胜利或可以防止失败。如果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话，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战略可以减少失败的严重程度？

（f）宪制斗争与暴力非宪制斗争的问题。两者本身不一定是成功的斗争，因为成功与否取决于包括领导层的才能在内的其他许多因素的明智组合。

在这一问题上，这一章清楚说明了社会主义阵线并没有偏离宪制斗争的方针，英国人也承认这一点。然而，它们仍然制定了使用暴力和武力来摧毁社阵的计划。（1963年）2月2日凌晨时分，一队全副武装的人马突击搜查我的住家。冷藏行动是一个军事行动，不是一种宪制斗争的方式。

所以，对经常向我提出的我为什么被扣留而且为什么被扣留得那么久的询问，我的驳斥是：“这就是英国人的民主，笨蛋!”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我们决不可教条，我们必须向帝国主义学习，必须向资本家学习。

附录 一： 傅树介（傅树楷）生平

傅树介在新加坡出生，家里共有三兄弟和三姐妹。他的外公陈嘉庚是著名的百万富翁慈善家及革命家。二战期间，陈嘉庚担任全国救亡筹赈总会主席。该组织积极推动抗日运动。他也因此成为日本特务的主要目标。因此，在新加坡即将沦陷之前，他家人离开新加坡到印度去。于是傅树介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那4年战争期间居住在印度，并在孟买的天主教中学求学。

日本投降后不久，全家搬回新加坡。傅树介接着就读于莱佛士书院。在1950年，他进入马来亚大学医学院。在中学和大学医学院都与他同窗的同学，就是林福寿和陈成发。他在医学院认识了Rajakumar这位朋友。他们两人从此成为好朋友，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

在1953年，M.K.Rajakumar和傅树介都是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办人。在大学期间，Rajakumar和傅树介成为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核心领导。他是1953-1954年那届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会长兼《华惹》编辑部主席。该编辑部在1954年5月被控煽动罪。在1957年毕业后，他在政府医院部门服务，在杨锦成教授手下担任一名外科手术受训医生，后来成为竹脚妇科医院的妇产科和妇科受训医生。他协助B.R Sreenivasan医生(后为马大副校长)创立新加坡医药协会，并成为首届秘书。

在1961年，他与林福寿医生一起辞去政府部门服务，和其他政治和工会领袖组织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他被获选为该党助理秘书长。他与林福寿医生一起设立人民药房。

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他与逾120名政治犯被逮捕。他于1972年底被释放。但后来在1975年6月又再度被捕，于1982年8月获释。他总共被扣留了大约17年。获释后他在Country诊所当医生，直至1990年决定移居加拿大为止。他经常回来新加坡见旧日好友和同事。

傅树介医生的两个兄弟——哥哥Soo Jin和弟弟Soo Chuan——都是女皇奖学金得主。前者是一位数学家，成为土木工程师；后者则毕业于马大医学院，成为临床教授和陈笃生医院呼吸科主任，一直到退休。

（引自《“华惹”时代——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一书第七章）

附录 二：林福寿医生生平和狱中声明

林福寿—Lim Hock Siew

林福寿在新加坡土生土长，也在这里受教育。他在莱佛士书院完成中学教育。在求学期间，他已显露出他的领导才能，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作家和演讲家。他是声誉响亮的校刊《Rafflesian》的主编，也是各中学联合出版的杂志《Youth》的联合主编。他是一名巡察员，曾代表学校参加数项演讲和校际辩论比赛。他中学的两名同学是傅树介和陈成发。

他们后来成为好朋友。在1950年，他进入马来亚大学攻读医科。在1953年，他与一批医科和文科学生，包括James Puthucheary、S.Woodhull、Philomen Oorjitham、傅树介和M.K.Rajakumar一起创立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林福寿也成为非寄宿生组织的主席，并积极参与学生会的政治活动。他成为学生理事会的主席。

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包括Philomen Oorjitham、林福寿和陈蒙鹤(Linda Chen)等，也积极参与泛马学生联合会(PMSF)的活动。在1954年5月，《华惹》编辑部被控煽动罪时，林福寿成为《华惹》辩护基金会主席。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李光耀，后者当时是御用大律师D.N. Pritt领导的《华惹》辩护律师团的助理律师。《华惹》8名编辑部成员被判无罪后，林福寿积极参与1954年11月成立的人民行动党的筹建工作。在1958年当该党展开清党以开除党领导层不满意的人物时，他被取消了党籍。

1957年林福寿医学系毕业后，便加入政府医药服务部门，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和陈笃生医院服务。在1961年，他辞去政府部门的工作，加入社会主义阵线。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及阵线党报英文版《The Plebian》的编辑。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他与逾120 名政治犯被扣留。他在1982年9月获释，总共被扣留了20年。在监禁期间，他成为监禁在樟宜“E”牢房的主要发言人。那个牢房专门扣留政治犯，高峰期时一度扣留多达100人左右。

获释后他继续行医，在人民药房(Rakyat Clinic)与现在的合伙医生Dr Mohd Abu Bakar一起合作。林医生的夫人陈宗孟医生，是一位专科医生。他们的儿子毕业于剑桥大学经济系。林医生伉俪与一批朋友在闲暇时到欧洲、中国和亚洲各地到处旅游。他也学绘画和中国书法，也经常观赏音乐会和戏剧表演。

 （引自《“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一书第七章）

林福寿医生狱中声明

编者按：林福寿医生是1953年2月成立的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立会员。他是马来亚大学学生联盟（UMSU）、非住宿生组织和泛马来亚学生联合会（PMSF）等组织的著名学生领袖。他也是人民行动党（PAP）的发起人。1961年，林福寿医生和他亲密的朋友兼同事——傅树介医生，一同辞去政府医院的工作，合资在Balestier路开设“人民诊所”。当社会主义阵线在是年九月成立时，两人也同时成为其创办人。林福寿医生是委员会成员及其极具影响力的党报《阵线报》的主编。

1963年2月2日，他与超过120名反对党、工会及其他社团组织的主要成员在“冷藏行动”中被逮捕和扣留。所有社阵的中央委员几乎都在这波政治扫荡中被捕。他一直到1982年9月6日才获释，扣留时间长达19年又8个月。这使他成为继谢太宝之后，第二名未经审讯而被扣留最久的政治犯。

1972年3月18日，林福寿医生系狱九年后，通过他的法律顾问T.T.Rajah在狱中签署一份政治声明,并由他的妻子Beatrice Chen医生对外发表.虽然该声明受到本地媒体的打压,不过却在新加坡以外的许多学生团体和人权组织流传。

我们刊登该声明稿，向林福寿医生和其他政治扣留者对抗蛮横的逮捕及扣留的勇气和立场致敬，同时也把它作为文献保存。

             林福寿医生于1972年3月18日发表的狱中声明

1963年2月2日，我和其他百余人被蛮横地逮捕。许多人至今仍在狱中。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在不公义和蛮横的情况下，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审讯而被扣留在监狱长达九年。在这漫长的九年系狱期间，我们经历了各种迫害、挣扎、艰辛和困难。最近却有了不寻常的发展。1972年1月13日，我被带到位于罗敏申路的政治部的总部，在那里跟我弟弟林福群（坤）一起被扣留了四十天。

两名人民行动党政权的高级政治部官员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发表一份公开的悔过声明，我将获得释放。他们告诉我，自我被捕至今已经九年过去了，是了结我的案子的时候了。他们承认九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我告诉他们提醒我那是漫长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

我被移送到政治部总部的一个星期后，那两名高级官员高声向我宣读释放我的条件。他们要求我做两件事，即

1.                        我要做一份交代我过去的政治活动的口述声明，亦即一份“安全声明”。那只是给政治部做记录用的，不会公开。

2.                        我必需发表一份包含以下两点内容的公开声明：
a. 我准备放弃从政，未来将投身行医；
b. 我必需表达对议会民主制度的支持。

现在我要回想和摘录当时被扣留在政治部总部时与两名政治部官员对话的要点。

政治部官员：你不必怪罪社阵或任何人。我们承认扣留你这么久是不公义的。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九年是一个很漫长的岁月，我们急着要了结你的案子。

林福寿医生：如果我被无条件释放，我的案子将可立即结案。当我被捕时，并没有询问我是否应该被捕。无条件释放我，我的案子就了结了。

政治部官员：鈅匙就在你手上。那是给你开门用的。

林福寿医生：说鈅匙在我手上是流氓的逻辑，颠倒黑白，将受害者划为嫌犯，把嫌犯看作无辜。带了四名辜加兵到我家来逮捕我。我并没有要求逮捕我或不经审讯长期扣留我长达九年之久。

政治部官员：你必需要作出让步，以便李光耀可以向公众解释为何你被扣留了这么久。李光耀先生他也要面子。如果你无条件被释放，他很没面子。

林福寿医生：我对李光耀的面子不感兴趣。这不是自尊心的问题，而是原则。我的扣留是完全没有公义可言的，我不会拨一根手指来帮李光耀证明那些不正当的事。照你的说法，难道是说我在这些漫长和受苦的岁月失去自由是为了给李光耀留面子的吗？那么人民行动党政权宣称的我对安全有所威胁，并因此不公义地扣留了我九年的事，就是一个骗局和表面的托辞罢了。

我对于为政治部做记录所用的秘密口述声明的立场

我不能也不会作出任何自我谴责自己过去政治活动的声明。我过去的政治活动是完全合法和正确的。我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和为国家服务出发的。即使是一名被告，他也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让自己获罪或自我谴责的话，那么未经审讯而被蛮横地扣留长达九年的我，何以会被迫像个代理人一样，背着群众同政治部作成秘密交易？我断然拒绝这种要求。更何况，我也没有一丁点的义务向李光耀交代我过去的政治活动。

我对于要求我作出公开声明的立场

原则上，我完全拒绝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作为释放我的条件。这是一种公开悔过的形式。历史会完整地还我清白。我是为了反对与“马来西亚”合并而被捕的，因为我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由英国人赞助的新殖民主义产物，而“马来西亚”的成立，不仅不能团结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反而会在人民之间造成严重的分裂和纷争。我相信，马来西亚的建立，对我们争取国家团结的斗争目标来说，是倒退而不是前进了一步。

我没有什么可忏悔、可撤回或可革新的。如果有，就是我要更为坚定我的信念，更为肯定自己的观点，以及更为加强我要全心全意为马来亚人民服务的决心。我没必要向李光耀作出任何让步。换个位置想一想，反而是他必须向我公开忏悔。

我对于要求我必须放弃从政来交换释放的立场

我认为这两项要求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政治是民主的话，何必要我放弃从政。把我关押了9年以上就为了要逼迫我放弃从政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并没有议会民主这回事。参与政治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有一个间接的建议要我离开新加坡去升学。我对人民行动党政权的答复是，如果我有需要在任何时候离开这个国家，那必须出于我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因为受到人民行动党政权的压迫。

我对于要求我支持议会制度的立场

我认为支持人民行动党政权所谓的议会制度将意味着给民众一个虚假的印象，误以为今天的新加坡存在着一个真正的议会民主制度。李思东同志在1963年的新加坡大选中胜选，随即被蛮横地逮捕并不经审讯地扣留，这是一个不可否认和不可遗忘的事实。之后，他被褫夺公民权，至今仍像所谓“流放者”一样，身穿囚衣被关押在女王镇监狱。蛮横地逮捕和长期扣留李思东同志一事证实了所谓议会民主不过是粗糙拙劣的冒牌货。它不存在于新加坡。支持这样一个假冒的议会制度就是彻底背叛人民。我不会在何种情况下背叛我国的人民。痛苦的牺牲加强了我坚毅的决心。

议会制度不仅仅是每五年投票一次的选举活动。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在这五年间及其后的每一天里，都享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社交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我是在社阵还很积极参与议会制度期间被捕的。这个参与，让殖民政府、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政权回报我超过九年的牢狱之灾。这再一次充分地说明所谓的议会制度根本是假冒的。经过九年的扣留，我现在竟被要求支持他们所谓的议会制度以获得释放。我坚决拒绝支持假冒和虚幻的新加坡的民主。

我对于人民行动党政权代理人要求我作出某些让步以挽回李光耀面子的立场

既然历史对我的立场和处境已有充分的平反，李光耀应该公开对外向我以及其他至今还被不公义地囚禁在监牢里的政治扣留者悔过。一个公正和正确的让我从长期且不公义的扣留中获释的基础（这也适用于所有目前被不公义拘禁的政治扣留者）应该是：

a.    无条件和立即释放我们，并且完全恢复我们应有的民主和人权。

b.    对于长期且不公义的囚禁，对我和其他所有拘留者支付适当的赔偿。

c.    李光耀对我作出公开道歉。

我们愿意并准备对上述列举的后两项条件作出让步。我们并不相信傲慢如李光耀者会向我们作出道歉或赔偿。

对于第一项条件，即无条件和立即释放我们，并且完全恢复我们应有的所有民主和人权的要求，我们必需坚决表示：我们绝不会让步，痛苦的牺牲加强了我们坚毅的决心。

（引自《“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一书第九章）

附录三：《我所认识的谢太宝》及其在法庭上的陈词

：艾洙焦 日期：15-11-2000 来源：http://www.nandazhan.com/huiyi02.htm

（根据网页资料，谢太宝自1966年10月28日被捕，关了22年半后，流放在圣陶沙岛3年半。此后又限制居留6年，直到1998年11月，总共失去了32年的人身自由。）

我认识谢太宝的时候，他是物理系助教。身材高瘦，戴着一副眼镜，讲话慢条斯理，一看就是个典型的南大书生。上实验课时，他先给各组学生讲解作业大要。如此照顾学生的助教，很是难能可贵。

记不起他当了多久的助教，也不知过了多久，从报章新闻中得悉他成了社阵党员。理科学者走入政治，并不多见。在报章上，没看到谢太宝有什么言论。再读到谢太宝的消息，他已经因政治被捕了。谢太宝被捕，一关就是二十多年。一个人的宝贵青壮年华，就在监牢里渡过。

近几年来，报章断续报导，谢太宝逐渐被释放。没有证明什么罪过，也没有表示道歉。想来过去英殖民地早已有此惯例，独立国家也不能落后。

曾经见过英语网页对谢太宝事件的评述，大抵介绍有关经过，讲明了事实。华文报章的一篇评论，用他多年铁牢的岁月，比喻别人不识时务。不论譬喻是否贴切，借人不幸遭遇，点缀新闻评论，未免有失天良。还是陆庭谕有心，在他的文章里，为谢太宝说了公正话。

社阵的激进人物，似乎没有谢太宝这种遭遇。假如谢太宝不是南大生，或者不会被关这么久。假如谢太宝也发表悔过声明，相信早已不是政治犯。二十多年的监禁，想是书生骨气，坚持不说谎话的结果。

为了南洋大学，陈六使丧失了公民权。做个南大生，政治上的刑罚，夺去了生命的焕发年代。南洋大学的一切，牺牲十分浩大。南洋大学的年代，不少有为的儿女，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引自“新加坡文献馆”)

                     谢太宝在法庭上的陈词

新加坡方面则有社阵及人民党组成「援越抗美委员会」，于(1966年)7月3日发动千人反美示威。这场示威遭受约五百人的镇暴队镇压，41人当场被捕，其中包括国会议员谢太宝。他们都被控上法庭，并于10月12日审结，20人罪名成立，谢太宝被罚500元，其余被罚100元，但是，他们都不缴罚金，宁可坐牢。谢太宝在庭上发表的陈词大义凛然。其陈词如次：

谢太宝痛斥东姑和李光耀勾结美帝国主义者的可耻罪行

“法官大人，我们并未犯罪，当你在审讯此案的时候，你一定会关注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民主已经死亡! 你也会关注到东姑和李光耀政权勾结美帝国主义者的可耻罪行。同时你也一定会因为法律被反动政权滥用来压迫人民而感到痛心!

“法官大人，7月3日的援越抗美游行是全世界人民所举行的一项行动，但是，警方当局却在反动政权的指示下，无礼地拒绝发出准字，像这样一项全世界都在举行的示威游行，为什么在这里的反动政权如李光耀和东姑，却拒绝我们游行呢? 这正证明了反动政权害怕人民，害怕民主!

“在反动政权的统治下，人民会随时被逮捕和监禁。反动政权可以滥用人民的血汗钱，通过国家的宣传机构来宣传他们的荒谬的言论，而人民却没有结社、集会、出版、言论的基本自由权。但是，法官大人，反动政权尽管可以采取比法西斯希特勒更坏的手段来压迫人民，他们的下场却不会比希特勒好。

“法官大人，美帝国主义者离本土一万多英里而到越南进行侵略，狂轰滥炸越南的领土，施放毒气，屠杀生灵，全世界人民，从大哲学家罗素到普通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所干的滔天罪行!正是在正义的驱使下，我们参与了7月3日的援越抗美游行。我们的这项行动，获得所有正义的反帝的人民所赞扬，但是，自称为不结盟的李光耀政权却动用军警和武力，来镇压这场正义的游行。

“法官大人，难道为了正义和反帝而进行游行就是非法?而为帝国主义者效劳和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李光耀政权就是合法的? 我们并没有犯罪，犯罪的是那些协助美帝国主义者屠杀越南人民的人以及把马来亚出卖给美帝的东姑和李光耀政权。人民将会给予他们最严正的裁决。”

(引自《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1972）)

谢太宝跟《新闻周刊》的讲话

谢太宝被释放后不久，接受《新闻周刊》杂志的访问，他被问及在漫长的扣留岁月里什么是他经历的最可怕的经验。他回答说：“当我被单独监禁的时候，单独关在黑房里，不是平常的牢房。一片黑漆漆的，一片沉寂……,牢房内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为了吓唬我，政治部人员说人被关在那样的环境下，几天就会变疯了的……。一天晚上，我听到有人大力踢我的牢房门。我想，那个人的的确确是疯了。”

谢太宝熬过在黑房单独监禁的苦难日子。他说，他对着自己说话，以免丧失脑力及确保自己清醒应该对自己做些什么。谢太宝甚至将自己当时的苦难跟外头更为不幸的人士，如残障和盲眼者相比。他们的生活难道不是比他还苦吗？谢太宝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保持自己头脑的清醒和他那坚强的斗志。

当被问及他被监禁那么久的原因时，谢太宝回答说审问他的调查官对他说过，他只有在签署一份由政治部人员起草的自白书后才能获得释放。“他们要我承认我是渗透进入社会主义阵线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员。所以我拒绝签署。”他解释说。

谢太宝对于自己拒签那份自白而造成不能获释而继续被扣留那么久一点也不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呢？政府要强迫我签署假声明……。我绝不会这样做的。这违反我的良知。我自己将不能心安理得地过活。”谢太宝郑重地拒绝政治部要他投降的条件。那么明确的答案，反映出他在扣留期间直到释放所坚持的立场。

（引自赛-哈利回忆录II：《万千梦魇》一书第十章）

                      谢太宝生平

    谢太宝，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16岁那年，即1957年，毕业于新加坡华侨中学第16届高三班。

1961年，20岁那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获南大第三届物理系理学士学位；在学期间，曾先后担任南大学生会第二、第三和第四届副主席，并曾于1961年参加南大马来语演讲比赛，荣获冠军。

大学毕业后，曾担任中学教师和南大物理系助教。1963年他曾作为社会主义阵线裕廊选区候选人，参加当年的新加坡大选，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一直到1966年10月29日被李光耀政权以莫须有罪名不经审讯就把他拘留时止。这一年，他只有25岁。

1985年被无理囚禁了19年后，此时他已是44岁的人了，李光耀政权才指控他为马共党员。尽管李光耀政权使尽九牛二虎之力，如何百般威逼利诱和折磨迫害，要他承认和发表悔过书，都没能使他屈服。

1989年，时间又过了四载，此时的他，年已48岁，李光耀政权才假惺惺地把他从樟宜监狱“释放”的同时，把他放逐到圣陶沙岛软禁，并要他自理一切生活住宿费用。真是荒唐可恶到了极点！

1998年，时间又过了快9年，李光耀政权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才宣布解除对他的一切限制令，让他重获“言论和行动自由”。这时，谢太宝已是年过半百接近六旬而且是瘦骨嶙峋的“老头儿”。

李光耀政权从他25岁时起，就不经审讯把他关押了长达32年之久，剥夺了这位年轻人整整三十二个年头宝贵的青春岁月和人生自由，这个记录打破了南非名人曼德拉被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囚禁二十五年的记录，也打破了英殖民地主子关押政治犯时间之长的历史记录。

李光耀原以为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刀子，能够压服所有与他政见不同人士的意志和抗争，但是事实证明，李光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时间和磨难，并没有使谢太宝低下他那高昂的头。他在被解除一切限制令之后，立即发表文告，谴责和反对李光耀实施的不公正的政策和制度，并要求废除内部安全法令。

事实上，他在被关押的32年时间里，斗志不但没有被压垮，而且一直努力刻苦学习，他的马来文、英文水平都有很大提高。1997年11月，年已56岁的他，还接受德国政府奖学金到汉堡进修德文、经济和政治学。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59岁的他，获荷兰海牙社会研究所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年，年届65岁的他，再接再厉，获荷兰海牙社会研究所哲学博士学位。所以，如今在荷兰一间大学工作的谢太宝，不仅精通华文、英文、马来文，也掌握了德文、荷文，共五种语言。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

转植或者是原生？发展中国家的外来投资与工业升级：印尼的个案研究

附录 四：  战友林清祥与何标

这一章，我特别要讲述另外两位在监牢里饱受李光耀政权施予各项酷刑的战友。他们是林清祥和何标。

林清祥如何被毁灭？

好几年前，我、陈仁贵和傅树楷聊起林清祥和何标两人所遭遇的厄运。我自己不曾跟林清祥扣留在一起，虽然彼此都是在1963年2月2日的同一行动下被捕的。在被单独监禁了好一段时日后，被调到樟宜监狱，我去“E座监房”（E Hall），林清祥去“RB座”（Block RB）。我们三个人当中，陈仁贵曾经跟林清祥一起关在RB座。

虽然被隔绝，我依然不断听到各种关于林清祥的消息，或从牢友口中，或是来自监狱以外的消息来源。那各种各样的消息当然都不是正式的，都没有确实的证据，有些是不清楚的，甚至有一些是夸大的。可是，其真实性的根据还是有的。

有一点是公众已经确实知道的，因为它在报章刊登过。那就是李光耀献议立即释放林清祥，只要后者离开新加坡，移居到印尼去。清祥一口拒绝了，因为他看穿了其明显的肮脏用意。李光耀要把林清祥赶出新加坡，进而消灭他的首要政敌。清祥的立场严重威胁到李光耀的地位，因为，就算是在监狱里，他依然是反殖和反人民行动党斗争的象征。而李光耀很清楚知道，在跟领导社会主义阵线的林清祥争取支持方面，他必然会在竞争中败阵。清祥已经成了人民行动党的肉中刺。它要保持安全的话，就必须把刺拔掉，管它是用什么手段。

就在这个时候，报章报道说林清祥突然无缘无故地患上忧郁症和长时期的高血压。就像平常那样，监狱医生配药给他控制血压。可是，清祥的情况不但没好转，反而加重了。传闻说，他的举止也跟着变了，经常忧郁和自我孤立。这种举止很不寻常，以致造成“R B座”的牢友感到可疑。药继续配给，可是清祥的忧郁症毫无减轻。最后，清祥被调去中央医院，据说他在那儿企图自杀。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一些窃窃私语，指责当权者必须对发生在林清祥身上的一切负起全责。

在各种各样的传闻中，最叫人可疑的故事是关于樟宜监狱的一位精神科医生给林清祥配治精神病的药，以治疗他的忧郁症。传闻指是这个药的效应最终造成林清祥在中央医院时企图自杀。更引人入胜的是，据说那位监狱精神科医生本身后来也自杀身亡了。其最后结果就如萧天寿（Francis Seow）在他的著作To Catch A Tartar——A Dissident in Lee Kuan Yew’s Prison在谈到林清祥的不幸命运时所说的：“无论如何，关于这一件事的最后一句话还没写出来。”

林清祥获释时的状况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林清祥在自杀不成之后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据一些人的说法，他的精神和肉体都被摧残，精神受到巨大的伤害。事实是，就是在那样的健康状况下，林清祥在1969年获得释放。那还是在他以一封寄给社阵主席李绍祖的书信，宣布因为自己对斗争失去信心而退出政坛之后。

只有思路混淆和认识糊涂的家伙才会被李光耀政权的政治部花招所蒙骗，相信那是林清祥是在意识清醒下自愿写下的“文告”。可是，我自己却深信，林清祥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在精神和肉体状况都紊乱情况下，被诱导那么写的。

过后，又听到说林清祥突然在一位精神医生和一位政治部高层人员陪同下，偷偷在1969年7月尾离开新加坡，飞去伦敦。

我也百分之百相信，这一出摧毁林清祥的阴谋戏曲，是一出极有历史意义，很别致和经过细心策划安排的政治大戏，由诸殖民主义爪牙所导演，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结束林清祥的政治生涯，以挽救李光耀的政治领导。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知道，早在冷藏行动之前，英殖民者早已经认定，林清祥这位领袖，必须摧毁掉他的领导和威信。这意味着，为了挽救李光耀这位英帝宠儿的政治前途，必须把林清祥给消灭。这一点，可以参阅八打灵INSAN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林清祥与他的时代》英文版（Comet In Our Sky)一书中，里头收集了狄姆-哈柏（T.N.Harper）、陈仁贵、拉惹古玛和格列-普尔格林因（Greg Poulgrain）关于林清祥的文章。

长空的一颗明星

1979年，在伦敦渡过十年的政治流放生涯之后，林清祥和妻子携两个儿子回到祖国。正好就在这一年，我被释放，从住了6年的樟宜监狱和1年放逐到乌敏岛，回到新加坡本岛。我们于是重续自1963年2月2日以来就断绝了的联系。林清祥的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他的思路已经恢复敏捷了。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我们经常会面，跟其他几位朋友，尤其是马哈迪哇和陈仁贵，一起聊关于昔日和今日的种种。

林清祥要见到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和繁荣国家诞生的理想，在他的精神上还是很鲜明的，那还是他的愿望和政治理想。因此，在我们经常进行的讨论中，曾经讨论重新发动像实现林清祥，也就是我们的政治理想的运动的可能性，虽然我们都认识到，现在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和气候，跟冷藏行动之前的斗争时代是天渊之别。

林清祥已经不在了。他在1996年2月5日去世。可是，他依然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就如国家文学家乌斯曼-阿旺所描绘那样，林清祥的涌现在“历史的天空”，就有如“时代长空的一颗闪亮明星”。

何标忍受折磨

除了清祥，何标的事迹也叫人激动不平。何标是一位工人领袖，受中、英文教育。他跟我一样，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被捕，可是，我们从不曾被关在一起。在中央顶层扣留中心（TFC,Top Floor Central）被单独监禁几个月后，何标被送到樟宜监狱的“BB座”。那儿已经有约十位扣留者，包括林清祥、陈仁贵和莫水生，而我则是调到樟宜监狱的“E座监房”。

像其他政扣者那样，何标未曾在公开法庭审讯，可是却在监牢里关了13年，从一个监狱调到另一个监狱。何标也像我一样，被国际特殊机构和《伦敦泰晤士报》选为良知牢民。在政扣者当中，何标以其坚定不移的立场而闻名。在监狱生涯中，他从不向监狱当局妥协或投降，更遑论那些“阿保仔”（即政治部人员）了。“红萝卜”这个诱饵，对象肯定不会是何标！

因此，何标就受到大棒子的无情对待，他们不准他睡觉和休息，以致他昏了过去。他们一连七日七夜殴打他。国际特赦机构，在其关于1960年代新加坡政扣者的报告中，详细地揭露了何标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何标现在定居英国。

虽然我从未曾跟何标关在一起，却也从陈仁贵和傅树楷口中听到关于何标的相同故事，那是在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在槟城渡假。树楷曾经跟何标、谢太宝、曾福华和云昌定一起关在明月湾扣留中心，那是他在1976年第二度被逮捕和扣留时。陈仁贵则曾经在1963年至1964年间，跟何标和林清祥一起关在樟宜监狱的“RB座”。

（引自赛-扎哈利回忆录II：《万千梦魇》一书第十二章）

附录 五：曾福华烈士的一封遗书

1978年3月初，曾福华同志被发现患了肝癌，并已进入危险期。这个不幸的消息一传开，狱中同志都十分悲愤，并纷纷向他表示亲切的慰问。曾福华同志对战友们的关怀和爱护表示感激，写了一封充满革命豪情的复信。信中流露了他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深厚感情和无限忠诚，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高贵革命品质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同志们读了这封信，无不流下眼泪，心情无比激动，无比沉痛。大家都从中受到巨大的鼓舞。这封遗书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我患了癌症，这对内部治安局会有些麻烦，他们不愿意看到我死在牢内，又舍不得放掉我。对他们最有利的办法是：我同意出国。我估计他们会着重在出国的问题上，向我及家人展开进攻。

我的主意已定：第一，坚决反对有条件释放；第二，坚决反对出国；第三，为了坚持无条件释放的立场，宁可失去较好的治疗机会。

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首先从政治上来考虑个人疾病问题。

不管敌人会耍出什么花招，在同志的全力支援下，我有充分信心粉碎敌人的思想进攻。

这里的同志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什么事都不让我做，所有最好的东西都要我吃，而且细心了解我家庭今后可能发生什么困难。

你们的关怀和鼓励，使我心情无比激动，眼泪不停地流，几次哭出声来。同志们都渴望我的病能治愈，至少也多活几年，以便为革命做一点事。我也希望至少多活几年，以弥补过去工作的不足。但是我所面对的是少有治愈机会的癌症，我只好面对现实，准备迎接死神的到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早在被捕前，我就不止一次地考虑过死的问题。被捕初期，甚至在比较平静的明月弯拘留营期间，我都考虑过为革命而死的问题。死，没有使我感到恐惧。所以当我知道自己患上癌症时，心情平静，坦然处之。我所从事的事业，是革命事业，不论是壮烈地死去或平凡地死去，不论在战斗中死去或因病死去，都是为革命而死，我是死而无憾。同志们不必担忧我会烦恼，绝无此事。

我对家属无牵挂，家庭经济不会有问题。红枣（按：曾福华同志的妻子）有了十多年的磨练，深信经得起打击。孩子们早已习惯于不同爸爸生活在一起，而且都在健康的道路上成长着，我希望红枣能把他们培养成为有革命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最后，谢谢你们的关怀和鼓励，感谢你们的革命支持！致革命敬礼！

曾福华 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夜

附录 六：《杨贵谊回忆录》导读

：符懋濂 http://www.sgwritings.com

还历史以真实

在南大念书时，杨贵谊老师是我所尊敬的马来文老师，而且我们穿过大致相同的时光隧道，经历相似的风风雨雨，所以读了他的回忆录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感人。

《杨贵谊回忆录》长达六百余页，图文并茂，虽属于个人奋斗史，但内容丰富精彩，涉及历史的方方面面，可读性极高。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困苦，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无道，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同路人的蛮横无理，乃至南大与华文教育的备受摧残，都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眼前，足以勾起年长读者们的历史记忆！《回忆录》不同于一般小说故事，它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应纳入历史范畴，蕴含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是从事历史研究者或国民教育工必读之书。

作为个人奋斗史，《回忆录》始终让事实说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充分地展现了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尤其是他百折不挠的心路历程。一个生长于笨珍橡胶园的少年，品学兼优，从小立志当教师，所以小学毕业后就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上中学。不料在念高一那年，莫名其妙的从华中宿舍“被黑色警车载走”，“关进殴南监狱”约三个月。从此他“开始觉悟”，“视野开阔起来了”。《回忆录》毫无隐讳地说，“经过这次的无辜被捕，再通过牢房里的具体学习和讨论，我学到了许多我从未听过或接触过的知识，包括认清了殖民统治者的欺骗伎俩，以及为什么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必须奋起斗争。”“所以真正激发我起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本身”。的确如此，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有压迫就有反抗，统治者自掘坟墓之实例屡见不鲜，早已成为历史之常规。

三个月后，尽管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证据，这位年轻学子并非获得无罪释放，重返校园，而是“被送回老家去”，继续遭受无理的关押、软禁与刁难、凌辱。在软禁期间，他只好捧咖啡、当学徒，同时苦学马来文和英文，直到意外地受聘为小学教师，生活才有了一线转机。当教师既是他的“童年梦想”，教学自然满腔热诚，但由于莫须有的“政治”原因，不到一年梦想就被人捅破了。对于基本人权（求学权、就业权）被无理剥夺，回忆录至今还愤愤不平：“当年我一边专心致力地搞教学工作，一边以自修方式攻读马来文，为的是希望从教育和文化岗位做出一点贡献。这本是我的基本权利，也是我奉献社会的一片诚心。可笑的是，统治者仅仅派出两个受雇佣的爪牙，没有根据任何文件，即使是一封最简单的通知书也没有，就任意停止了我的教职。”这就是为什么杨老师一再表示“要呐喊”、“要控诉“，“要控诉殖民主义者的霸道和残酷”。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历史案件，因为在殖民地时代，遭受解雇、拘禁、虐待、驱逐、流放等政治迫害案件层出不穷，不计其数！即使在独立建国之后，还有不少爱国的有志之士遭受同样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因此，任何研究新马现代史的学者，都必须正视这一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还历史以真实，否则就不配谈论、撰写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这仅仅是政治迫害的开端。然而，接二连三的刁难、威胁、打击，不但没有使畏缩、消沉、屈服，反而激发他的高昂斗志，使他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奋斗，终于成为著名的马来语文专家。单以在逆境中自学成材这点而言，就足以作为新马年轻一代的楷模。编修马来文词典，固然是最重要的社会贡献，而代表南大同学出席万隆亚非学生会议，以专家身份多次参加马来语文大会，大力促进华马两大民族文化交流，到雅加达“浸濡在印尼语世界”里，在母校南大担任马来文讲师，在马来西亚几度荣获文化奖，乃至受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等，无一不是值得津津乐道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成就。

　　《回忆录》对搞政治始终不感兴趣，但对政治的本质却有自己的看法，并凭着个人生活经验作了如下的诠释：“事实上，政治是平凡不过的东西，它存在每个人的生活或每个社会里。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含有政治成份。虽然你想远离政治，但你必须记住，玩弄政治的人随时随地还是会把政治色彩涂抹在你的身上”，使政治变成了“当权者利用来掩饰其真正企图的手段或工具”。

在新马独立运动史上，谁才是真正的勇士或爱国主义者？谁才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功臣”？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的判断与答案十分明确。如他在《回忆录》反问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殖民地统治者残暴地加诸反对殖民统治者的罪名，独立国家还要用它来作为对付自己国民的凭据？那些被殖民地政府对付的人，不正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功臣吗？”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情况并没有改变，这些有志之士不但不被视为独立功臣，反而继续被人抹黑、侮辱，还继续被贴上“极端份子”、“颠覆份子”、“反国家份子”等等标签。为什么如此？读者不难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

和绝大部分的南大同学一样，十分热爱南大。《回忆录》不仅再现了南大落成典礼之日的壮观、动人画面，而且至今念念不忘南大的恩惠：“南大给我带来幸福。有了南大，我才有机会追回在教育上失去的岁月，享受完善的大学教育。”《回忆录》三言两语就流露了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热爱南大越深沉，对南大不幸遭遇自然就越“感到悲痛与愤慨”，所以满怀激情地追述：“南大从筹备、创立到停办，一直都受到居心不良者的种种污蔑与干扰。污蔑与干扰使用的手段既残酷又狡猾。其中最可恶的是白里斯葛报告书。那是有关方面雇用来攻击东南亚华人社会创办的唯一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不迟不早，他们把报告书安排在1959年7月22日，正当南大辛苦栽培出来的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的时候发表。报告书中极力贬低南大的学术地位，后来的两份报告书也一样。一是魏雅龄领导的1960年《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二是最具杀伤力、由王赓武领导的1965年《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华文沙文主义”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关闭南大而捏造的咒语，也是用来对付维护华文教育人士的紧箍咒，所以《回忆录》援引了大量史实进行批驳、反击。如所周知，南大虽然是一所华文大学，但自始至终都施行真正的双语教育：除了文学院开设现代语言文学系（以英国语言文学为主，兼开设马来文、日文、德文和法文班级，供各院系学生选修，以马来文班最受欢迎），而理学院与商学院大致都是采用英文教材、华语讲解（改制前）。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相互了解，南大学生会不断加强与马来文化界的联系，而作为南大学生会喉舌的《大学论坛》，则有三种版本，即除了华文版本，还有英文的University　Tribune、马来文的Mimbar　Universiti。事实上，殖民地统治者才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者――即英文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于华人学习马来文，对于华马两大民族的文化交流，都感到惶恐不安，因与其长期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相抵触。《回忆录》这样追述道：“南大学生与马来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华马两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殖民地统治者对我们的工作却采取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污蔑说那是‘颠覆活动’，暗中监视我们。我们并没有因此而畏缩，继续进行我们认为应该推动的民族文化大业”。“我们所作所为，有清楚的文字记录，保留在至今仍可查阅的出版物上”。

正因为南大这种多元化的教育方针，致使绝大部分南大毕业生通晓双语，还有一小部分人掌握了三语，杨老师即其中之一。像南大这样的大学如果被指为“华文沙文主义的温床”，试问其作法和秦代权臣赵高指鹿为马有何区别？而将杨老师这样的南大毕业生视为“华文沙文主义者”，岂不同样荒天下之大唐？因为热爱华文与华文教育的杨老师，从小就努力学习马来文，早年曾担任多种马来文期刊编者，翻译十多部马来文著作，后期更积极和马来文化界人士交往，继续推动华马两族的文化交流，而受到两族文化界的高度赞赏。

在某种意义上说，《回忆录》告诉我们，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不容捏造、不容篡改、不容歪曲的，也不容按照当权者的需要或意旨而作片面的记载与论说。《回忆录》显然为正直的历史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对他们还历史以真实的确很有帮助。

杨老师虽已年逾古稀，但记忆力好得惊人，所以《回忆录》出现许多生动的细节描述，其中一些还带有文学色调，使读者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同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回忆录》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激情，一种当今年轻人所欠缺的激情，显示了心态长青不老。例如他撰写回忆录时，还哼唱起自己心爱的老歌――《毕业歌》与《古怪歌》。前者以“同学们，大家起来”为开头，而以“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为结束。这是一首当时流行于新马的中国抗战歌曲。听了这样雄壮激昂的时代曲，读者们不但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而且还可以感觉到年青的心，当时已随了时代的脉搏而不停地跳动着！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给予《回忆录》（马来文版）很高的评价，他说：“Ini　adalah　satu　buku　yang　patut　dibaca　oleh　semua　rakyat　Malaysia，terutama　orang　Melayu。”（这是全体马来西亚人，尤其是马来人都应该读的一本书，见《回忆录》附函）我个人认为，《回忆录》对马来西亚人既然如此有价值，对新加坡人何尝不然？因此，我想在马哈迪评语之末，再补充一句话：其实，新加坡人也都应该读一读这本回忆录，如果他们想要了解一些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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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编 后 话

以上资料，除了傅树介医生的两篇讲话以及引自其新书《“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从互联网上信手拈来的有关李光耀政权上台后短短五十年间，对被他所妖魔化的共产党人、左派人士、“华文沙文主义者”以及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所进行的残酷迫害的记录。

细心的读者，只要扳着手指头算一算，不经审讯就被李光耀无限期拘留的上述人士，他们被监禁的时间加起来，是以世纪为单位计算的：谢太宝32年，林福寿医生20年，赛-扎哈利17年，傅树介医生17年，林清祥几次入狱最后被李光耀迫害到得了忧郁症企图自杀，何标13年，曾福华7年，再加上其他数不胜数名不见经传的反殖爱国人士被无限期监禁的时间，真是多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些政治拘留者在李光耀的大牢里，在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的同时，还要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去克服永无了期的铁窗岁月带来的难于想象的精神痛苦和煎熬。说这种迫害是中外古今史无前例的世纪大冤狱，一点都不过分。一如曾被李光耀收买过去一度当了新加坡总统的蒂凡那后来反戈一击时说的：

“作为一个前拘留犯，在英殖民地时代，我以反殖自由斗士的身份被投入狱两次总共过了5年的牢狱生涯。但我从未像萧添寿那样，在号称民主、独立的新加坡政府的牢狱所遭遇可怕和丧失人性的待遇。实际上，我和我的牢房同伴，很幸运地拥有一个集智慧和敢怒敢言于一身的律师，叫做李光耀，他可以见证我们是住得如何舒服。他在完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探访我们，还可以无所不谈，包括制定策略，如何把拘捕我们的殖民者政权推翻。……

“我的思绪回到50年代被英殖民者逮捕的时候。我早说过，作为政治犯，我在英国佬手中的经验和萧添寿是完全不可相比。由此，我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殖民地的特别部门比李光耀的内安局还要仁慈。我们为政治自由和独立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如预期的建造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而是静悄悄地蜕变成一个野蛮社会。……

“李先生当然记得这些。他比英国人对待政治犯——如我和我的革命同志——更无理性、更残忍，实在称不上自由人权的进步。当年，我们公开宣示要用暴力推翻英殖民地政权，可是萧添寿和他的同路人并没有违宪推翻现政府的意图，即使他们打算这么做，李和他的政府也比‘不诚实的英殖民者’（当年我们喜欢这样称呼他们）在人权问题上犯下严重罪行。”

这就是曾经是李光耀的亲密战友和倒霉的新加坡总统蒂凡那对李光耀的最后评语。这一席话，实际上也是对极力吹捧李光耀政权治理下的新加坡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如何辉煌成就，以及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社会、从来没有一个新加坡人遭到李光耀政权无理迫害的那些信奉儒教的学者们的一个有力回击！

（最后完稿于20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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