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隐瞒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之前，派人打听敌情，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立国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务网，监督官员，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但是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这是不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皇帝不是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吗？他不是想打谁的屁股就打谁的屁股，想砍谁的头就砍谁的头吗？不错，官僚处于权力劣势。但是，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了无数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这是第一关。衙役要向书吏汇报，这是第二关。书吏再向州县官员汇报，这是第三关。州县官员向府一级的官员汇报，这是第四关。府级向省级官员汇报，这是第五关。各省向中央各部汇报，这是第六关。中央各部向内阁（皇上的秘书班子）汇报，这是第七关。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每天面对的选择。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么？
所以，朱元璋之后，皇帝越发无能，官僚越发大胆，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的情况，也就越发严重了。明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他看到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李尚书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给皇上写了份汇报，直言不讳地写道：“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宽容和隐瞒在开端处很小，蒙蔽的结果则祸害很深。……臣如果不是亲自经过这些地方，尽管在政府部门工作已久，每天还接触文件汇报和各种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详细情况，更何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尽管圣旨频频下发，下边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况，一旦事情涉及到内廷和贵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弃了。我恐怕今天的这些话，还要变成空话。”
果然，不足百年，李自成已兵临北京。崇祯上吊而亡，他最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断糊弄他的官僚集团。遗书写道：“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崇祯的怨恨不无道理。他在位17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亲自指挥的，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和朱元璋一样，毛泽东也是布衣出身，而且又熟知史实，对于官僚们的把戏是再清楚不过了。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给基层干部的信》（即《党内通信》），其中写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这封信对当时的共产风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并且以党主席身份，越过各级官僚机构，直接发到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这样就能够冲破官僚集团的封锁吗？据已知的史料，当时的四川第一把手李xx把《党内通信》收回，继续搞他的密植高产，解散公共食堂四川搞到最后，体制下放一拖再拖，四川组还要求主要体会《报告》的精神，“不联系实际”。曹为平回忆：“在四川南充，我问了不少党员，长期以来答案都是从没听说过。而且许多人一口咬定决不会有那样的事。最近我才听说，南充在很小的范围里--只限于各单位领导，还是传达过。并且马上把文件收了，并说不许说出去，要'承担责任'”。
不要说地方官僚，就连身边亲信也不可靠。1965年末，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海瑞罢官》的一些事，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xxx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毛身边的几个秀才身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xxx、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以田在毛身边的阅历，他会认为这段话是毛的信口之言吗？田家英当然是有自己用意的。其用意之好坏，我们也不去评价，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一个随意删除更改领导谈话内容的秘书，恐怕也不能说是职业典范吧？据说田还做了一些别的事，例如把毛的言行私下通报刘少奇，最后自杀了事。这条人命又算在毛的头上了，毛真是冤大头。
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威信达到历史最高点。据说那时经常半夜里有最新指示发表，甚至一周几次。一旦高音喇叭听到最新指示发表，全城的大人小孩全要爬起来，以最快速度赶往单位和学校。没单位的家庭妇女赶往街道革委会，然后人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照这么说来，毛泽东的话即使不是“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也得顶一千句吧？但是当时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6年6月，工作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然而时隔很久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
毛泽东的原话说得很明确：“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1966 年12月27日，毛泽东专门为此给周恩来写了亲笔信：“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接见xxx xxx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时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 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
从古到今，官吏们最擅长的就是阳奉阴违，或者“打着红旗反红旗”，还说这叫“最忠”。
201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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