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碑》中的一桩历史公案说开去

从《墓碑》中的一桩历史公案说开去　　

宋晓丽   姚齐源　　

提要：《墓碑》中有一判断——“四川饥荒时间最长”，杨继绳将此罪责近归罪于“极左分子”李井泉，远归罪于“毛皇帝专制”。本文剖析了此桩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进而由此延伸出一个重大历史命题：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周期时，极其可能出现“血腥”，而与这个国家是否“专制”无关。此不仅是50多年前中国进入工业周期时发生重大失误的背景，更是眼下正在走出这个“血腥的”工业周期的中国，必须要牢牢记取的教训。　　

杨继绳在五次三番地修改《墓碑》后，渐渐露出了一种尴尬：一方面，他用“246法”（即抽取毛泽东时代所有阴暗面凑成那段历史）对社会仇恨火上浇油，加剧着本来就激烈的阶级冲突，引来辛子陵盛赞该书的力量堪与“军队”和“警察”比美；另一方面，杨的忧虑却又日重一日：害怕他加入其中要煽动起的动乱“过于激进”，害怕“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社会控制力，专制就会应运而生”（《墓碑》p1146）……等等，说到底，是害怕眼下已经左右失衡的阶级关系，会破坏“大好”形势。　　

不过话得说回来，杨的尴尬却又极其深刻，因为他正面对着当今中国一个深刻矛盾：恰恰是中国主流改革派从杨先生最崇拜的哈耶克那里舶来的新自由主义，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内部矛盾从非对抗性逐渐走向对抗性。制造出这一矛盾者，既非杨先生厌恶的某“皇帝”，更非他恨之入骨的“专制”，而是一个他与许多人不大熟悉的、更为特殊的东西——这正是本文从“《墓碑》现象”中要揭示出的问题。笔者难以全面把握杨氏“大作”之全部，这里仅从该书为四川留下的一段历史公案去展开分析，亦愿与诚者切磋。　　

一、一段历史公案　　

1、公案：“四川饥荒时间最长”首罪在李井泉　　

杨继绳有一个重要结论：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墓碑》p197）。尽管他给出的死亡人口等数字疑点颇多，但作为四川老居民，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本身并无大误。从种种资料看，当时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占了全国的1/3；从时间看，全国困难时期一般是1959-1961年，而四川则拖延到了1962年；再从四川是“天府之国”看，死人多、时间长证明了形势更严峻。所以这个判断本身倒算不上是什么公案。　　

令其成为公案者，是杨继绳对“时间最长”的原因评析：除了其津津乐道的“专制使然”、毛泽东的“‘皇罪’使然”外，李井泉的“极左”则是“根本原因”（《墓碑》p202）。其实杨不该不知道，为了这段公案，李井泉的子女曾弄出许多动静，或托人，或上书，要为其父对四川饥荒的责任问题讨个说法。而令杨先生窃喜者，对此长期无人予以理睬，于是他就可以恶胆凶脸地继续“鞭尸”。　　

2、“杨版解释”疑点渐现　　

或许是李井泉得罪人多的原因，无论其家人如何动作，一些人仍坚持认为李就是造成四川饥荒的首罪，这当然也助推了《墓碑》成为“李井泉罪责”的“杨版权威解释”。然而，越来越使杨继绳们感到不安的是：如今毕竟是网络时代了，无论怎么去掩盖、篡改、编造，总有千百万个好事者希望得到真相，任何人制造出的历史谎言都会有人去戳穿。最初使“杨版解释”可疑起来的，是一位名为周燕者写了一篇文章《顾全大局的李井泉》（下简称《李》文），该文或许有吸引眼球之嫌，但在四川调粮问题上，爆料出如今尚在的邓小平子女的话，显然就不是信口开河的了。文中先是有如下一段话：　　

“早在1989年4月李井泉病逝时，他的子女们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他们的父亲李井泉的历史功过作一个公正的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邓小平对此信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阅办。……《人民日报》在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时，对其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从表面看，这其中与调粮直接有关的应该是“顾全大局”一句，但真正需要注意的，则是“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之言。须知，改革开放以后，对逝世高级领导几乎都是按“高大全”塑造，均讳言其犯过的错误，所以再用“失误”就笔出非凡了。这其实在暗示：在饥荒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李还是有责任的。于是也这就不难理解《李》文中下面一段话：　　

“1999年夏，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为了弄清李井泉的一些情况，曾与李井泉的五儿子再望通电话。当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毛毛告诉再望（笔者注：即申在望，李井泉之子）：‘我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显然，这里的“告诉再望”，其实是申再望又在追究调粮责任一事。这也就意味着，十年前那段暗指李需要“承担责任”（尽管是“勇于”）的评价，李的子女还是很不满，直到10年后他们才得到了一个“责任不在地方”的结论，而且是朋友电话这种非正式告知。　　

3、李井泉要“顾全”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大局”　　

其实，稍早些时候人们就从一些资料中知道，困难时期四川领导对中央调粮是竭力抵制的，时任省委书记廖志高告诉中央“多调一亿吨粮食，四川就要多死XX万人”的话，早已广位人知。所以上面说到的李井泉子女花了10年时间为父亲讨公道的故事，总使人感到别扭：既然是一件清楚的事，为什么不可以明话明说？这就必须提及《李》文中的另一个重要看点：　　

“长期以来，因过度调粮问题，来自社会和群众的非议不断，李井泉始终沉默无言，淡然处之。他的孩子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调粮事件的原委，还自己以清白，却遭到严厉拒绝。李井泉告知子女，谁都不许为他写回忆录。”　　

“文革”结束以后，把历史上的过错全推到四人帮、毛泽东身上，本已是一种时尚，李何必“沉默”？更何必对希望公布真相的子女报以“严厉拒绝”？李大可不必对此做高风亮节“秀”，但他沉默了。这使得杨继绳等有了焚尸扬灰的好机会，也就有了这桩历史公案。其实，但凡不是像《炎黄春秋》、或是恨毛泽东及中共十二万分的李悔之那样用骨头而不是用大脑思考者，都不难从李井泉的奇怪举动猜出：这其中多半有一个需要他去“顾全”的、尚不为人知的“大局”。　　

二、李井泉“四次摇摆”的故事　　

1、邓小平真有两个版本的“评毛泽东”？　　

杨追究责任的逻辑是：因为饥荒是左的结果，所以谁极左，谁那里的饥荒就肯定最严重。按照这个逻辑，四川公案的罪责人非李井泉莫属。这就要提到邓小平讲过的一段话：“‘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句话，一些人以为还算公道，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防止中国犯苏联对斯大林评价失当导致的混乱，于是辛子陵最近找出了一个“新版邓小平评毛泽东”：　　

到1991年夏……邓小平同志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却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两年之后……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2007年7月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　　

看了这个“新”评价，倒是使人想到邓在发表其“旧版评毛泽东”时说的一句话来：“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按照此言，当时无论哪一版“邓评毛”，都是“粗”的，未必经得起推敲；那么今天要重新评价，就不得不去“细”一点地去追究了。“四川死人时间最长”，就是今天不能不细细追究“谁之过”的一桩公案。　　

2、四川饥荒时间长死人多的两个直接原因　　

四川出现饥荒首先是因为大跃进失误，这个不宜否认，但有了“时间最长”这一特点，就总有点与其它省不同的原因。杨继绳上纲上线，把李井泉升级到“天下第一左”，再推出其应获“天下第一罪”，然而从可以搜集到的资料看，情况又未必如杨所言，如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人说这种话：“除妓院、赌场外，都可以开放；……个人开饭馆，可以试点；工资可以搞计件，特别是服务行业要试点。”按照杨的观点，此断不可能是“李极左”所言。但这恰恰是李困难时期的原话，而且如果再搜集一下，大可以编出一个《“极左分子”李井泉的“极右言论”》。所以对李之“极左”评价，多半身处文革重灾区清华大学的杨继绳，受了那时对人简单化、脸谱化的传染之所得。　　

据种种资料看，四川饥荒严重有两个特殊原因：一是调“过头粮”，这个比较清楚。根据当时四川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所言，中央大量调粮食支援京、津、沪、辽等地后，只能给四川农民每人每天安排半斤大米，这在当时无疑是无法承受的。笔者过去曾提到过另一个原因，但似乎未引起注意，这就是1959年的四川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具体讲，就是在四川安排了1000万亩“万斤田”。　　

人们顿然感到困惑：到1959年时“狂热”已过，问题已经开始暴露，怎么还会搞“万斤田”？特别是开始纠“左”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还大搞“万斤田”，李井泉的责任就小不了。这话对了一半，李井泉有责任，但对此责任更大的则另有其人。下面根据宋文彬留下的各种资料，讲一个“李井泉四次摇摆”的故事。　　

3、第一次摇摆：李井泉先热后冷　　

须说明一点，这个“四次摇摆”的故事笔者不可能说全，摇摆甚至可能还不只四次，只是因为宋文彬不断抵制布置给他的400万亩万斤田，使他记载了不少详情，仅以此观之就够曲折的了。　　

第一次摇摆始于1958年底郑州会议之后，李井泉陪邓小平去贵州。此间，他与总书记一起确定：要在四川种1000万亩“万斤田”（尚有“5000斤田”等各种多少万亩等等）（图1）。在《墓碑》及同类文献中，总是喜欢简单化地把这类行为叫做“拍脑袋”、异想天开，在后文中会看到其实没有那样简单，但无论如何，邓小平与李井泉这个决定，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极其致命的错误。　　

因为是与总书记一起决定的，所以李井泉最初很积极，1959年春开会时，宋文彬对其中布置给温江的400万亩提出不同意见，李还说：“这个计划是和总书记商量过的，要改变这个计划得经过总书记批准。”（图2）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李开始有所动摇。由于1958年估产过高，四川各地“高征购”再起，温江亦此，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征购就是完不成，于是宋文彬向李井泉汇报此事，希望停止高征购。本来，宋在大跃进中已为估产之事与李有隙，所以这次又准备挨批，孰料李居然同意了他的要求。当宋告诉李1958年的粮食亩产没有一千斤只有八百斤时，李说道：“大概也就是八百斤。广东原报一千斤，现在落实也是八百斤。”（图3）　　

此意味着，即便在“1000万亩万斤田”一开始，李就知道了本省甚至外省的真实情况，已经有了足以使其冷静的基础，如果不是后来的情况变化，他完全可能坚持“冷”下去，历史就会是另一种写法了。这里再顺便说到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杨多引其文的东夫书中被誉为敢于抵制李井泉“极左”的阎红彦，此时却又要求宋继续搞高征购，可见历史人物全然不像杨继绳等人描绘的那样脸谱化。（图3）　　

4、第二次摇摆：“毛李双簧”与“反向投机”　　

《墓碑》绘声绘色地写了一段“双簧”——“李井泉假‘反’毛泽东”，说道，毛泽东的《党内通信》1959年5月传达后，李进行了传达，但要求四川各级干部“积极理解”。杨将李井泉这次“抵制毛泽东”，说成是李“揣摩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所以“对一切在三面红旗上稍有退却的政策，不管来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顶到底，毫不让步。”（《墓碑》p194），于是毛、李二人便一起演了一出“毛泽东唱白脸（实事求是以‘反左’）李井泉唱红脸（积极理解以‘防右’）”双簧，那么“演出”到此，下面已经知道该明白毛之“真实意图”，火侯已到，但“揣摩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李井泉却画蛇添足，居然大着胆子收回《党内通信》，把“假反”变成了“真反”，这就犯忌了。　　

其实看一看这段被写得声情并茂的“双簧”便知，“掌握大量资料”的《墓碑》无疑知道，这件事背后有一个“总书记与李井泉一起商定的1000万亩万斤田”，所以“杨246”必须编导这出“毛李双簧”，否则他就需要解释一个重大疑点：李井泉为何居然敢于冒犯“皇帝”而去投一位“副宰相”的机？这次莫名其妙的“逆向投机”到底是怎么回事，被那位自愿代人受过者永远带进了坟墓。但是查阅资料不难看出，这可能与下面的情况有关：此前，中央给四川转来一封匿名信，状告温江水稻产量有假；同时，中央报刊上亦在批判对农业高产的“观潮派”、“秋后算帐”等（图4），这些都显然给了李井泉一个“防右”信号。人们总是喜欢按照现在的媒体制造出来的历史场景去描述过去，往往因此发生误判，所以这里首先需要做一下“场景复原”：早在50年代中期到后期，中央就定了毛泽东退到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同时党内都知道邓小平又是刘之后的接班人，所以当时主管包括舆论在内的各项工作的是刘、邓。李井泉一面拿着“一线”转发来的匿名信和报纸上的“鼓劲文章”，一面想着与总书记定的“万斤田”，该怎么做，自然就不难想见了。于是，也就有了后来温江地委领导集体抵制“400万亩万斤田”而被李严厉批评之事。　　

5、第三次摇摆：李井泉为“几百万人没有饭吃”所震动　　

温江地委抵制400万亩万斤田之事已有文章介绍，《墓碑》对此描述多从东夫的《麦苗青菜花黄》一书中来（这或许是他们要把宋文彬塑造成“正角”的原因），然而惯用“246法”的杨继绳，对此再操阉刀，删除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霸道”的“李极左”，居然接受了来自下级的抵制。　　

此前，李井泉对于温江确实是如泰山压顶，接二连三地施加压力，甚至亲自召集主持温江地委、县委书记会议，强令执行“总书记定的事”。但在宋文彬下述一段话之后，李井泉改变了主意：　　

（宋说：）“李政委，你批评我怕，我就是怕，水稻亩产万斤我没搞过，我不敢说行，我也不敢说不行，我们意见今年先搞一百万亩进行试验（一百万亩也是违心的话，实际想取得同意我们不大面种植，只搞少许田进行试验），成功了明年推广也不迟，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今年就搞四百万亩，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几百万人没有饭吃，几亿斤粮食调不出去，我就是怕”。　　

可能是不愿抬高自己，宋文彬关于李“放弃温江”的后来描述中，删除了他在“文革”多次检查中始终保留的李井泉的一句话：“也许你考虑得比我实际一些。”宋文革检查中写李的言谈时，为应付造反派而加了“沉默”、“勉强”之修饰语，但只要稍动心思都明白，这时的李井泉，显然是被“几百万人没有饭吃”这句实在话震动了，所以才在“服从总书记还是服从实际”中，选择了后者。　　

上述文字，都可以在新浪博客“宋文彬文史资料研究”2006年的资料中查到，《墓碑》初版发于2008年，所以说杨继绳操刀“246法”决不为过，而且他也确实需要阉割，否则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6、第四次摇摆：“广东经验”的误导　　

历史就是那样地鬼使神差，如果不是一个“广东经验”的误导，“饥荒时间最长”的历史本来还有一次改写机会。显然，尽管李井泉默认了宋抵制“总书记决定”行为，但他仍希望给总书记一个交代，于是询问了广东，被《墓碑》说是此时已开始改变“左”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却给出了一个对李异常致命的信息：水稻“双龙出海”（一种过度密植）“增产不显著，没有危险性”。这句“没有危险性”最终决定了四川多数地区没有抵制“万斤田”。但李还是不大放心，特别布置省委秘书长阎秀峰，宣传部长刘文珍，和宋文彬三人，分别搞“双龙出海”的密植试点，但“没有危险性”毕竟促成了他的大意，使他忘记了广东与四川气候、日照等种种重大差别，即令广东行得通四川也未必可行，所以李最终没有对省里其他地区采取与温江一样的“听之任之”的态度。　　

三、后果与责任　　

1、“1000万亩万斤田”，使四川丢失了可能挽救1300万性命的粮食　　

这话有点“标题党”，但绝非肆意胡言。根据宋文彬回忆，尽管进行了抵制，温江还是不得不搞了一些“万斤田”，加之“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过度转移、自然灾害等因素，该地区粮食还是大幅度减产了10%—20%，这与1959年全国粮食平均减产15%的数字相近。而这就足以使温江在1959年即出现饥荒，并开始救急。　　

而全省的情况就没有那样幸运了：1959年是建国后四川粮食减产最严重的一年，减幅近30%，几乎是同期全国的一倍。如果以全国或温江的减幅为标准，四川全省相当于多减产65亿斤。按照当时农民一年人均500斤原粮可以基本保证不出问题，四川相当于损失了1300万人的“保命粮”，而这个数字，超过了统计年鉴中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口净减少数——1248万人。　　

2、李井泉和总书记各自的问题　　

到此为止，已不难看出什么是四川饥荒时间最长的直接原因，和李井泉后来要“顾全”的是一个什么“大局”了。当然不能说李井泉没有责任，从上述“四次摇摆”看，除了大跃进的大环境外，属于李个人失误者主要有二：　　

第一个失误，是他过于看重了“与总书记商量”后作出的决定。其实，早在粮食高征购发现的问题中，李就已经意识到了与总书记定的“万斤田”是一个败笔。但他考虑得最多的，可能恰恰是“总书记”这个因素。以后来李可以接受温江实际放弃了400万亩万斤田的情况看，如果不是这个因素，他可能早就退却了。　　

第二个失误，则是那个不该相信的“广东经验”，尤其是不该相信陶铸说的“没有危险性”，使他大意失荆州。　　

所以说，李井泉确实是有责任的。但不难看出的是，对此责任更大的则是邓小平。这里不妨把责任分为两部分考虑：　　

一是造成大减产的“1000万亩万斤田”责任。显然，如果不损失65亿斤粮食，下面的“过头粮”因素会减轻了许多，因为按照杨继绳资料，过头粮只有7亿斤，不及损失总量的1/9，所以这是主要因素。为简单起见，粗算其占全部责任的60%。上面说到，对此李井泉是有责任的，但邓小平作为最高层领导，具有把握全局的条件，有吸取1958年教训的主责，所以他的责任应该明显大于李，粗算邓、李分占40%和20%。　　

二是调过头粮的责任，即剩下的40%的责任。这一点，李显然没有责任：一是他一开始就清楚后果严重，并及时将之告知了中央，最后属于被迫执行；二是在后来处理困难过程中发生的诸如动用国家粮库等问题上，他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对此邓小平则有两重责任：一是他自己说的“集体决定”，那么他至少要承担当时常委集体中的1/7；二是他应该明白因自己失误所导致的四川严重减产，此时再要求自己的家乡四川人“作出牺牲”，就不尽和合情理了，当然也就该多一份责任。粗算其他常委分担1/8的话，他该分到2/8，也就是10%。　　

于是概略算起来，在四川饥荒“时间最长”问题上，邓小平大致要承担50%的责任，不仅要大于李井泉20%的责任，更大于其他中央领导的责任。以此便不难揣测：邓小平后来为李讲话是否言不由衷，但多少是会有一点负疚的；因而人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后来为什么要反问“我们不热”了。进而也就不难理解李井泉在20年后，还要忍气吞声地去“顾全”一个什么样的“大局”：显然，他一是要维护已成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威信，二是不能因为“罪过人人有份”而乱了全党。当然，这种“顾全”是个人行为还是另有隐情，只有天知地知李知邓知了，而那位自作聪明的辛子陵不知从何处来的“新版邓小平论毛泽东”，无论其真假，都要陷总设计师于难堪。　　

3、杨式“专制说”与“坏皇帝说”不足为信　　

现在可以分析一下杨继绳关于四川饥荒时间长的两个基本原因了，即所谓的“专制说”与“坏皇帝说”。　　

首先看是不是“专制”问题。从上述过程看，当时党内其实是相当民主的：其一，李井泉可以不投“二线皇帝”毛泽东的“机”，而去“投”要等到刘少奇之后才能接班的邓小平的“机”，难道他真的高明地预见到了邓是“绩优股”？如是，“毛皇帝专制”自然也就不成立了。其二，像李井泉这种被认为是最“霸道”的领导，下级都可以与他抗争，而他居然能够采纳下级提出很尖锐的意见，并且这还是在“反右”后，就说明当时不像杨继绳描述得那样专制。其三，为了说服下级，李井泉还会用试验田去“用事实说话”。其四，像阎红彦这样的下级，昨天可以“右”反假高产，今天又可以“左”搞高征购，而且还不必担心“毛泽东的亲信”李井泉“整”他，之后仍升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不妨对比一下被认为“比改革前民主风气好多了”的现在：有几个下级敢于抵制上级？有几个官员敢于不投大官而去投小官的“机”？又有几个领导要用试点去观察政策效果？当然，当时中国的整个制度，确实存在着集权过多的问题，但显然并未达到“专制”水平。眼下流行的“专制”说法，实则是在改革开放言禁大解后，被一些人以文革为背景，所“创作”出来的一个无所不在的历史场景，并被无限放大地用到了中共的任何历史时期。所以说，四川的饥饿时间长问题，与“专制”关系并不大。　　

其次再看看问题是不是“坏皇帝”造成的。《墓碑》最气势磅礴之“大手笔”（亦将被历史证明是最大败笔），就是把毛泽东塑造成了一个“饿死全国3600万人”的“坏皇帝”，而李井泉则被塑造成了一个“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坏土皇帝”。从上述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导致“时间最长”之过，“皇帝”与“土皇帝”均非“主犯”，而恰恰是以“猫论”体现其务实精神的邓小平，须负主要责任。　　

4、“邓小平负主要责任”也不是最后答案　　

到此，公案可以了结了吗？没有。如果孤立地看“1000万亩万斤田”，人们可以说是邓小平头脑发热，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它永远是那样复杂，在这1000万亩背后，还有着一个包括杨继绳等自以为研究大跃进颇“深入”者已渐渐淡忘了的重要背景。　　

尽管邓小平很有战略眼光，但他毕竟不像陈云那么熟悉经济，也不像毛泽东那样当过农民，所以对“万斤田”可能缺乏判断能力，但这并非他犯错误的主要的原因。这就需要说一项当时的重大决策：此前的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大地园林化”的决定。具体做法叫“三三制”：在全部耕地中，三分之一种现有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或肥草，三分之一休耕，以达到保护环境和耕地、节约劳动力的目的。（图6）所以才需要四川农业的“新跃进”。　　

以今日眼光看，“大地园林化”无疑是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科学的好设想，所以至今都有人坚持：如果当时实现了毛泽东根据科学家意见概括的“大地园林化”（可见当时的领导人并非一些人说的那样“全无生态意识”），对如今中国的环保亦会大有益处。“1000万亩万斤田”的做法就是基于这一超前思想提出的。很显然，做出“1959年版科学发展观”决策的亦非邓小平个人，而是中央集体。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在“度”上把握得好一点——比如说，不要搞“三三制”而是“七（种现有作物）二（园林化）一（休耕）制”，不要搞“万斤田”而是搞“千斤田”，不要搞短期目标而是长期目标……那么邓小平及毛泽东等就可能历史功不可没。　　

四、教训：“血腥周期”的“进入难”　　

于是情况就复杂了：过错一不在专制，二不在某人，那又在哪里？这恰恰正是问题之深刻所在，正因为这种深刻，才不仅有过历史上的沉痛教训，也对今天与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启示。　　

1、“多”了的2000多亿元GDP从哪里来？　　

现在要继续谈上面的“1959年版科学发展观”，这个本来应能为子孙后代着想的好主意，为何效果会适得其反？首先需要来算一笔“历史帐”。从体现发展阶段的“周期指数”看，1959年中国已达到了0.84，其含义，是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周期中的第二个阶段——“创新期”（第一个阶段是农业向工业周期过渡的“转变期”）（注1）；但这只是从结构角度看的，众所周知，一定的结构总是与一定的发展水平相关的，对应着0.84这样一个结构，即令按照最低要求也应该有340美元/人的人均GDP，然而当时中国这一指标只有77美元/人，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差额。据理论计算，1959年的中国GDP至少应该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而实际上只有1400多亿元，根据理论分析，这里“多”出了2000多亿元。这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其中确实有“天上掉下来”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当周期指数所对应的理论人均GDP高于实际时，这其中“多”出来的GDP有三个来源：　　

第一，外部输入。自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先后支援中国建设了包括工业、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等156个重大项目，此时正陆续展开。　　

第二，大量挤压“低周期”产业。对于工业而言就是挤压农业，不仅包括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提供廉价农副产品，更包括大量低价甚至是无偿地占用农业劳动力，像大跃进，就挤占了几千万农业劳动力。　　

第三，“泡沫”，即“天上掉下来”的那一部分。表现为当时的“放卫星”虚报产量、高估产，也包括“小高炉炼钢”之类的无效劳动等。　　

这三个方面，都在表面上“提高”了当时中国实际的发展周期。而中国真正稳定达到了这一周期指数的时间，则是在1990年，这也就意味着，“1959年版科学发展观”的美妙设想，比实际超前了31年！尽管当时中国人均三亩的耕地明显高于现在，但农业生产力却大大低于今天。这里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1958年的中国农业生产能力（包括化肥、灌溉、机耕、优种技术等）可以达到“旧体制”结束时1978年的水平，至少可以增加1600亿斤粮食，这几乎是1957年产量的一半。如此一来，“三三制”就未必不能实现。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尽管第一次郑州会议有纠“左”动向，但毕竟大跃进余威尚存，所以才有了试图“可持续发展”、但还是大大超越了当时生产力水平的“1000万亩万斤田”一类的不切实际。　　

可见，四川饥荒时间最长的主要原因，一不在人，二不在专制（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些原因，但绝非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出在“发展周期”上：中国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进入了工业周期。而这个周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血腥周期”。　　

2、“血腥周期”　　

“血腥工业化”被谈论得很多，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以至史学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这里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对比工业周期之前的农业周期，以及在其之后的服务业周期，分析一下这个人类历史上十分特殊的经济演化阶段：　　

——从演化进程看，工业周期与其前（农业）后（服务业）两个周期有着很不相同的特征：（1）工业高度依赖多种物质资源，具有跨区域性和稀缺性。其前的农业周期也依赖物质资源，但主要是单一的土地资源，有区域限制，而工业资源是多样性的、没有地理边界的；其后的服务业周期依赖的主要资源倒是无区域限制，但由于其以人力资源为主，没有物质资源那种明显的稀缺性。（2）劳动与资本相脱离。农业周期的主体要素是农民与土地，这二者一般是不相分离的；服务业周期主体要素中，出现了既非简单劳动亦非物质资本、而是附着于劳动的“人力资本”；只有工业周期，其主体要素是简单劳动与物质资本，二者分别为依附于工人和资本家，是被分离开的。　　

——由此延伸出的制度特点是：（1）资源稀缺性与跨区性，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全面发展，产品与要素均全面市场化。而农业周期因其自然经济特征，市场制对其不特别重要。（2）市场制的突出优势，是对稀缺资源配置具有高效率，资本主义使先工业化国家成为最先发达的国家。（3）但市场经济的突出劣势，则是极其容易导致两极分化，特别是在劳动与资本相分离下，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贫困、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无产阶级，从而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制度之一。后来的服务业周期建立的福利制度，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造革命”的制度劣势。　　

——制度劣势使得工业周期的阶级斗争空前激烈：（1）市场经济同时制造出来的高效率与劳动者无产化，使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成为工业周期的常态，经济危机频发，内外矛盾叠加。（2）在内部：无产化使劳资矛盾极其尖锐。同时，工业周期既不像农业周期那样，有一个自耕农阶级作为地主与雇农之间的缓冲阶级，也不像服务业周期有中产阶级作为缓冲阶级，所以矛盾很容易转化为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革命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3）在外部：由于过剩引发的过度竞争，使资本一方面要通过盘剥劳动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要跨区性利用国外的市场与资源，这又会与有同样需求的其它工业国家发生冲突，从而使工业资本具有了帝国主义特性，促使无产化和殖民化之间的恶性互动。（4）为了打垮自己的曾经对手封建王权，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博爱、平等、人权等口号，这在有利于该阶级的同时也激励了无产阶级革命。其实，阶级斗争理论恰恰是工业周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而形成的。　　

——最终导致了工业周期自始至终的血腥特征：（1）在工业化初期，资本需要以特殊方式快速积累，造成了压榨农业、农民的“压榨血腥”。（2）从工业化中期开始，过度竞争与过剩使资本需要更多地掠夺殖民地，造成了“掠夺血腥”。（3）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由于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参与竞争而出现的世界性“过剩危机”，造成了依靠武力的“战争血腥”。（4）在整个工业周期中，资本都必须靠盘剥劳动者以增强竞争力，所以始终伴随着血汗工资的“盘剥血腥”。　　

法国是最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即令在进入服务业周期后，也发生过类似1968年推翻戴高乐的街头革命，及目前经济停滞倒退引发的举国大罢工之类的革命，但这种革命一般不会带上血腥，就是因为法国已度过了工业周期。《工业化的血腥》（http://bbs.ynet.com/viewthread.php?tid=238139）一文，在总结了英国与法国，美国，德国与日本，及苏联四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的“血腥”后说道：　　

上面提到的都是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在这个逆向思维的框架之下，我们可轻易的发现大量的血腥事件和行为填充进去，抛却意识形态问题不谈，单纯以技术角度分析因工业化的客观需要和发展必然直接而起的社会动荡、冲突、屠杀、迫害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必须的文明的进程中，人类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　　

即是说，工业化进程伴随着的野蛮与血腥，是一个与国家和制度无关的东西。事实上，诸如英国圈地运动之残忍，法国大革命之恐怖，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殖民地时的大屠杀，苏联大饥荒……这些带着十足血腥的名词，可能出自各类不同的制度，但其共同点，就是都联系着“工业化”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最极端者，是人类历史上任何邪恶都超不过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共荣”、“保护”等名义，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为8000多万；以基督的名义，几乎消灭了一个种族（犹太族）；特别是以“自我保护”的名义，最民主的美国制造并使用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弹，使人类至今都处于核恐怖之中。而这一切，都是工业周期所创造出的“丰功伟业”。东、西方国家的历史都证明，在经济演化的这个周期之中，任何制度都没有什么优越性可言，无论是市场制还是计划制，民主制还是集权制。　　

如果说，先发达国家尚且可能会有血腥味的话，那么对于刚刚开始从农业周期向工业周期转变的1958年的中国，“贸然”进入了直到31年后才稳定进入的“工业创新期”，后果就可能更为严重，因为，当时的中国工业化，还有着其它国家未必有的四重负重。　　

3、中国贸然突入“血腥周期”时的四重负重　　

第一重负重：过度依靠农业积累。5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必须由农业提供积累和劳动力，这与先发达国家倒是一样的。不过中国农业资源和环境较差，灾害多人口众，这势必对农业形成过度压力，所以说是一种相对负重。　　

第二重负重：优先发展重工业。欧美老工业化国家多是按照先轻工后重工的顺序发展的，农业的负担被轻工分担了一部分。但到了中国工业化时情况已经大变：一要提供工业现代化的装备，二要为农业提供机械、化肥等，三要保障下面讲到的军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迫使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大大加重了农业的负重。1949-1957年，中国工业轻重比还大致为60:40，自那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都是轻低重高，平均为44：56。　　

第三重负重：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仅仅优先发展重工农业负重倒也罢了，再加上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就有点雪上加霜了。但当时的中国又不得不那样做，因为积贫积弱引来过列强的频繁侵略，使中国难以得到和平发展的安定环境。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强大军事力量特别是核武，是60多年来中国得到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基本保障之一。　　

第四重负重：提前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人力资本产业。为劳动者提供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积累”，本来应该是服务业周期的任务，但由于中国要优先发展重工、军工等，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高要求，就不得不提前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实际上，后来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也与这种人力资本的超前积累有关，但在当时，这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农业的积累负担。　　

时下人们喜欢拿印度与中国做比较，并据杨小凯理论称印度具有制度“后发优势”，然其充当英国殖民地近200年，到50年代初该国仍处于农业成长期，落后于当时中国的农业稳定期——大概应按刘晓波之“标”再晚独立100年吧？1985年，中、印均处于工业创新期，起点类似，之后在同样有利的外部环境下同时加速工业化，到2008年，“后”之印度依然未“发”，仍落后于中国两个阶段（印处于工业成长期，中处于工业稳定期）。以此估计，即便在较好条件下，一般农业大国的“加速工业化进程”大约都不会少于50年时间。　　

可见工业化是件难事，而在上世纪50年代，在一不能对外侵略，二不能对工人阶级实行血汗工资，三主要靠战后自己尚很困难的苏联的有限援助下，中国的工业化就只能高强度地利用本国农业，这就对当时原本脆弱的农业形成了巨大威胁，隐藏着“血腥危险”，尽管主观上当时还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4、“制度最佳期”导致的“计划迷信”　　

如果仅有发展方面的上述四重负重，倒也不是没有办法：实行合理的制度安排。然而，当时恰恰还有一种“体制负重”，进一步增大了新中国建国后发生“工业血腥”的可能。　　

从理论上讲，一种制度安排，总包含有“市场”与“计划”两个因素，前者活力强而稳定性差，适于支柱产业；后者则相反，适应先导与基础产业；在一个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还有此“多一点”还是彼“多一点”的选择（邓小平语）。从农业周期转向工业周期是一个重大产业创新过程，因此在制度安排上本应当增强具有便于发挥企业或者个人活力的市场性，而非计划性。实际上，正是在进入工业周期初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了重大发展。但历史似乎从来就不会那样一帆风顺，在新中国建立那个时期，恰恰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显示其最大优越性的“制度最佳期”：　　

首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工业稳定期，体验到了市场制导致两极分化和生产过剩等“欠稳”弊端，着手进行重大改革。西欧各发达国家都增强了政府干预，推行国有化，建立福利制度，那时有一个流行语“泛社会主义运动”形容这一世界性潮流。　　

其次，苏联靠计划经济建立起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强大重工和军工系统，并取得了迅速恢复国家经济、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的巨大成就，榜样效应明显。　　

第三，于是，二战后出现了一个把计划经济作为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阵营，其经济建设成就至少在初期是相当突出的，并初步实现了社会公平，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上的平等。　　

最后，当时特别重要的一点，是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使一个原来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大国，在科技的某些方面走在了世界最前列。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自诩为“吴市场”一类的“市场万能论”者，在那个年代也要为计划经济唱颂歌（图7）的原因：无论今天怎么地去贬低计划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它还确实正处于其适应工业稳定期的“制度最佳期”。更重要者，中国自己也尝到了计划经济的甜头：到1957年，中国基本还完了“发展滞后”的“欠债”，接近农业周期向工业周期转变的起点。如此无可辩驳的优越性，都合理地把中国引向了“计划迷信”：似乎只要有了计划经济，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寓意颇深的是，正是苏联创造出的一个真实的奇迹——放卫星，后来成了中国刮“高产风”的同义语。　　

其实，不仅像邓小平这样的务实派官员很快就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在某些方面的“优越性”，甚至是被现在人认为是“极左”的毛泽东，在文革那样一个“极左”年代中，也在农村继续保留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及自留地、自由市场等制度“市场性”，从而未再犯制造饥荒的错误。因为，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适应的是类似与当时的重工、军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而市场经济，则比较适应于农业这样的当时的支柱产业。可惜这种认识晚了一点，致使中国当时作出了一个怪异但又必然的选择：“大跃进”。　　

在计划经济处于其制度最佳期的年代，中国当然不可能放弃之；但另一方面，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等人就已经感到了这种高度集权的制度容易诱发官僚主义，期盼找到一种既有计划经济优势、又不犯官僚主义的制度，由此诱发了搞“大众计划经济”的思想，“大跃进”便应运而生。不能说这种想法全无合理性，因为这至少是对计划经济伴生的一个改革，可惜，“大众”还是改变不了“计划”自上而下的特征，它不仅对于当时作为支柱产业的农业无效，最危险者，是在大轰大嗡之后，计划经济难以让农业通过自我调节修正错误，从而使危机最终到来。　　

5、最大的失误是忘记了苏联大饥荒的教训　　

从表面上看，1959年庐山会议堵塞言路使毛泽东听不到真话，是使大跃进最终走向“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直接动因。其实不然，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在文革那样的“言禁极端”中，也没有发生大饥荒——这无疑是毛泽东认真吸取了大跃进导致饥荒的教训。以今天的眼光看，导致三年困难的最大失误，是忘记了苏联在当年过急推行农业集体化导致过大饥荒，这样一个原本应该记取的教训。　　

苏联发展重工及军工，推动科技进步，发展全民教育等等，成功地发挥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使其能够获得战胜德国法西斯、推动其战后的辉煌成就（在苏联放卫星发飞船后，美国甚至也按照“苏联经验”进行过教育改革）；但当时的人们尚不知道的是：这些成功，都是在基础产业与先导产业中实现的，一旦把计划经济强制性地运用到支柱产业，就可能导致重大失误，而且没有自我调节的余地。三十年代的苏联也是一个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国家，也要靠农业提供积累，而国家在农业生产力尚低下的条件下，强行推动过度的集体化，再加上备战（当然事后证明这确实是需要的）、灾害等原因，很快就破坏了极其脆弱的农业生产力。而在发生问题后，农业又缺乏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那种自我调节能力，最终导致了大饥荒，或者说另类对农业的“压榨血腥”，只不过不是“圈地运动”形态的血腥。　　

与苏联过急推进集体化类似，中国1958年在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领域内无限制地推行计划经济，也是过分夸大了其制度有效性。在“一大二公”以前，中国对农业实行的是“部分计划经济”：上缴部分农副产品（粮、棉、油等）是有计划的，但在生产领域，还有生产队留成，自留地及一部分产品的自由市场调节等，而不像工业那样，从要素投入到产品销售，全部纳入政府计划。实行“一大二公”后，使本来可以自发调节的领域也失去了调节能力，所以在问题到来时也无法自我纠错，最终也破坏了当时很脆弱的农业生产能力，导致了与苏联一样的对农业的“压榨血腥”——饥荒。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苏联大饥荒的教训发生在离大跃进不久以前，中国领导人搞农业的“一大二公”就会三思而行，即便无法避免对农业的压榨，但完全可能避免严重的饥荒。可惜又要讲那句话：历史没有“如果”。大跃进时期，中共在许多方面确实缺乏经验，但对于苏联30年代的饥荒问题惨痛教训，当时的领导人应该还是知之不寡的，所以，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却忘记了“苏联教训”，是当时最大的失误。对此，毛泽东负有研究苏联经验教训不够的责任，因为他身居“准二线”，正在花精力研究革命与建设的重大问题，却没有注意到一大二公弊端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而身处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则负有工作上的责任，他们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特别是邓小平，在最狂热的时期过去后，还要求搞“1000万亩万斤田”，责任就更大了。　　

五、启示：“血腥周期”的“走出难”　　

“四川饥荒时间最长”这段缘起于“血腥周期”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对于今天中国来说，“掠夺血腥”与“战争血腥”亦失去了历史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血腥不再：以中国现状观察，对农业的“压榨血腥”并未完全消失，对劳动的“盘剥血腥”亦似有增无减。更意味深长的是，眼下杨继绳们尽管已经嗅到了“民粹”可能导致的血腥之气味，却又偏要用《墓碑》这类东西去推波助澜。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虽然中国的现状与40多年前不同，但牢记工业周期是一个“血腥周期”的历史性启示，其现实意义丝毫未减，因为，中国又在经历着被历史证明过的工业周期之“走出难”。　　

1、“少”了的近50000亿元GDP哪里去了？　　

这里有一笔与40多年前“多”了的GDP相反的奇怪历史帐：按照2008年1.7665的周期指数只需1600美元的人均GDP即可，而届时该指标已超过3300美元/人，这就意味着中国应该“减少”总量大约7000亿美元（近50000亿人民币）的GDP。如此庞大一个数目，无疑需要探究。与前面讲的“多”的GDP来源相反，当某一周期指数对应的人均GDP低于实际时，其中“少”了的GDP一般有三个去向：　　

第一，转化为出口。由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极高，所以这一部分是存在的。以2004年消费内需为标准，即便在出口开始疲弱的2008年，中国也相对多增加了2320亿美元的外需。　　

第二，转化为过剩产能。在《四万亿与反控力》中笔者提到过，中国的生铁、钢材、电力等产量，目前都是实际需要的两倍以上。这就意味着，本来应该投入到工业的后继周期（服务业）的资本，继续大量地“回投”于工业领域，但又不能在市场实现，所以不断地转化为了工业的过剩资本。　　

第三，GDP“缩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的2008年中国GDP为79032亿美元，比实际要高出80%以上，虽然不完全是“缩水”所致，但表明这种倾向是存在的。　　

2、滞留于“血腥周期”　　

从理论上讲，大约在2005-2006年间，中国就应该进入工业周期（向服务业周期）的转变期，2008年则应该进入服务业周期的创新期，但实际情况却是，2005-2008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工业稳定期。这番话的意思是：从2005年起，中国出现了“工业周期滞留”现象。事实上，自2004年以后，中国的周期指数已持续5年低于人均GDP应达水平，而且此趋势越来越明显，表明“周期滞留”现象严重。　　

在一、二战以前，多数发达国家都遇到了“周期滞留”的严重危机，结果不得不依赖发动战争去解决问题，世界大战其实都是从周期滞留走向周期倒退（周期指数下降）的结果。很多这类国家，本来在19世纪就进入了工业周期，但直到1965年才刚刚进入服务业周期。例如：意大利的周期指数当时仅有2.043，尚处于工业转变期；日本和法国分别为2.219和2.316，均处于服务业创新期；德国稍好一点，为3.162，为服务业之成长期；最好的是美国为4.270，进入了服务业的稳定期。如果说，中国、印度、埃及等文明古国的历史特征是长期的“农业周期滞留”的话，那么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历史特征，则是长期的“工业周期滞留”，其多数都用了200-400年时间。相比之下，中国从1970年进入工业转变期开始，到眼下接近“走出”工业周期，只用了约40年时间。　　

不过，这个接近“走出”，同样也越来越显示出不是一件易事，根据周期指数，中国目前正处于与一、二战前后发达国家“帝国主义”时期相似的阶段。如果说1958年的中国处于工业周期的“进入难”时期，那么今天的中国则进入了工业周期中的第二个危险期：“走出难”时期，一个更“高级”的“血腥时期”。于是，就有了GDP中50000亿元“不知去向”，有了几乎多出一倍多的钢铁、能源、建材等的产能过剩……；才有了无处不在的血汗工资，有了年年难治的矿难和无穷无尽的“黑心产品”，有了中年人口预期寿命下降……；才有了看似要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却种种矛盾日趋激化，进而，也就有了本来是站在资本立场上的李悔之们，偏要去推动反资本的“民粹”之愚蠢，有了与李“同一战壕战友”的张五常们对民粹的恶感，最后，当然也就有了杨继绳欲动又怕的扭捏作态。而所有这一切，首先是因为中国走出工业周期时，又面临着新的四重不堪负重。　　

3、中国走出工业周期时的四重负重　　

第一重负重：需要继续压榨农业。无论说得怎么好听，工业压榨农业是一个必然过程，改革开放以后的所谓工农产品“剪刀差扩大到火钳差”，就反映出这个无情的现实。有一个时髦说法叫“城镇化滞后”，反映的其实是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优质优先”，使剩余劳动力转移日益困难。这些年各地搞的其实是强制性城镇化，使农业倍受损害，推动了眼下的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第二重负重：需要调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扭曲关系。工业周期出现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本来就使劳资矛盾尖锐化，而中国改革以后实行出口导向，就更是必须保持劳动力廉价。到了今日要走出工业周期时，无法再保持“最廉价无产阶级”，必须促进劳动者非无产化。而这又会“工资侵蚀利润”，在资本地位居优的中国实在勉为其难。所以会有2008年“两会”期间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激烈争议。　　

第三重负重：需要调整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扭曲关系。从工业周期转向服务业周期，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劳动者非无产化的基本途径，就是通过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提高人力资本积累。而这无疑将提高劳动成本，更令中国的资本很不高兴。　　

第四重负重：需要调整内需与外需的扭曲关系。资本在盘剥劳动中积累必然导致国内生产过剩，解决的简单途径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尽管会引发贸易摩擦，但其交易费用总要低于给无产阶级发钱。因此，虽然激活内需的口号提了多年，仍毫无改观，因为这阻碍了资本的利益最大化。　　

中国经济要进入服务业周期，首先就要卸下上述四重负重；而中国掌握着大部分剩余财富的资本家们，对此都心不甘情不愿，于是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要把产业滞留在工业周期之中。因此，尽管中国比西方发达国家走出工业周期时的外部条件好得多，“战争血腥”和“掠夺血腥”难以复现，但这四重负重，则使对农业的“压榨血腥”，尤其是对劳动的“盘剥血腥”，在走出工业周期的阶段依然来势汹汹。　　

4、“制度最佳期”导致的“市场迷信”　　

上述四重负重尽管已然不堪，但如果能在制度上适度地减弱市场性而增强计划性（刘国光提出了这一符合经济演化方向的思路），倒也不无出路。而这里又有另一个麻烦，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一个特殊情况，是“福利市场经济”失效。说来令人啼笑皆非，这个曾使资本主义国家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制度，本是诱使苏东国家脱离社会主义的主因，然而，发达国家在从服务业周期转向大文化业周期后，福利支出越来越大，国家难以负重，所以英、美两国于80年代发起了一场弱国家、强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且，改革也确实使美国、英国等国展现出活力，特别是美国经济曾长期持续增长，使市场经济进入了其“制度最佳期”。于是有了“市场万能”成为普世价值的“华盛顿共识”，“交易费用”理论更推动了“政府无用”思维的流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就起始于这样一个年代，所以无论有意无意但实际上也选择了新自由主义，而且一直将这种改革延续到今日，所谓教育、医疗、住房等“新三座大山”便是这种改革后果的“硕果”。其结果，是中国难以摆脱前述四重负重：　　

——在“万能市场”的调控下，低素质农村劳动力被滞留在农村和农业之中。改革初期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2.2倍左右，2008年已达到3.5倍，意味着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无用”的政府则趁火打劫靠圈地撵人圈钱，使“三农”问题成为喊了十余年而依然无法治愈的痼疾。　　

——在“万能市场”的调控下，劳动保持着有利于资本的买方市场状态，维持着一支最廉价的无产阶级队伍。“无用”的政府更是不断颁布各类利资不利劳的政策（地方政府尤甚），按照1995年劳动报酬占GDP比例，2008年全国劳动报酬比14年前相对减少了16%。　　

——在“万能市场”的调控下，极易发生市场失效的教育、住房、医疗等人力资本的供需关系被严重扭曲，而“无用”政府则趁机脱身。与2008年相比，作为劳动者“希望工程”的教育等（含娱乐）支出，高收入者支出增加了129%，而低收入户只能增加66%；因生存压力而具刚性的居住支出，高收入者只增加了145%，低收入者却急增了342%；在国家政策帮助下，高收入者医疗支出下降了22%，而低收入者只降了9%。这些，不仅严重损坏了人力资本这个公平调节器，也阻碍了进入服务业周期所需的中产阶级的成长。　　

——在“万能市场”的调控下，资本寻求可以继续盘剥国内劳动的外向型发展途径，“无用”政府也继续为之敲边鼓，生产过剩日重一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至今毫无起色，即便在出口下跌的2008年，“出口/国内消费比”亦有0.132，仍比2004年的0.11要高。　　

可见，坚持“市场万能、政府无用”的新自由主义，是中国滞留于工业周期的制度原因。其最严重者，还不是政府的“无用”，而是政府“反用”，即反向调节作用。这就不能不提到工业周期中的“资本绑架政府”现象：在帝国主义时期，这体现为政府成为资本的战争机器；而在当今中国，则体现为极其危险的“官员资本家化”。　　

5、危险出自“官员资本家化”　　

如今中国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但也不能说是一塌糊涂：30多年来经济社会毕竟有了巨大飞跃，经济的总量毕竟步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自1998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难以为继以来，国家毕竟在设法作出调整。然而，近几年来的趋势似乎有点不妙，人们隐隐约约地感到：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中国拖向倒退。　　

这是一股什么力量？面对“08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事件，国家本来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再拿出对策，但各种意见尚在纷纭之中，就忙不迭地出来了一个“4万亿投资”政策。此举方出，德意志银行的华裔经济学家马骏就提出建议：若是把资金投入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上，不仅不需要4万亿，还可能使经济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不难想象，如果真能按其思路做，居民消费被激活，投资率下降，过剩产能大量地转向内需，与进口国的贸易摩擦也相应减少，尽管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但中国经济会在总体上渐入良性循环。而如今，面对“4万亿”制造出的超大规模的过剩产能，巨额不良金融资产，更高的失业率，以及由其引出的地方政府数万亿债务等，都已积重难返。　　

此政策虽劣迹斑斑，却有一个最大受惠者——资本。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社会商品零售额之比已持续多年攀高，而“4万亿”更来了个雪上加霜：2009年时又增至1.794，净增0.206，是近5年平均增幅的近2倍，折算下来2009年相当于比5年前少消费了4.77万亿元，更加远离宏观调控目标。然而，如果换位到资本立场上去思考，这又等于资本方多获得了5.46万亿的资产。这种“宁赠资本不予劳动”的异常政策倾斜，无疑昭示出了资本力量的强大。再通读今年颁行的《新36条》，可一言以概之：继续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须知，美国实行新自由主义是为了纠正福利市场经济弊端而发，那时“弱公强私”属于正向调节；而到了需要扭转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时，奥巴马又把“弱私强公”作为了正向调节。中国已实行了16年的新自由主义，“新三座大山”几乎压垮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此时还要夺劳动之雪中碳，为资本添锦上花，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简单明瞭：官员资本家化。眼下恐怕无人不承认，腐败已是中国的一个痼疾，人们寄希望于政治改革解决之，效果如何姑且不谈，但有一个尴尬则是人所共知的：腐败已是中国培养资本家的一个重要途径，相当一部分资本家不是直接生于贪污，就是有“买贪致富”之嫌，所以一些西方学者早就指出，腐败的实质就是“官员变成中（资）产阶级”。“官员资本家化”也就成了官所共逐的“最高境界”。但是矛盾也就出来了：本来腐败是改革的对象，而在眼下的中国，反腐败就是反资本，就是反改革。难怪张维迎“要宪政不要民主”，胡德平要赦免“原罪”。《墓碑》中所表达出的期盼变革又怕变革的思维，其背景，就是既想打倒官员又害怕同时打倒了资本家，因为这二者在眼下的中国已高度统一。　　

当政府官员们普遍地变成为资本家时，凡是不利于资本的调控措施，以“官员-资本家”为主体的“反调控大军”就势必要频频实施反击，此即所谓“裁判（官员）当球员（资本家）效应”。有此“反调控大军”，劳资矛盾焉能不被激化？好在异邦为国人之师的陈志武，最近提出了“发展私营经济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这样一个伪命题，实际情况是：1995年-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报酬年均递增13.9%，其中国有部门递增13.9%，而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其它部门仅递增10.6%，后者与平均报酬之比，从1.44降至0.99，此足以证明陈氏命题是出自资本立场的昏热胡话，但官员却奉若圣明，就是因为他们与陈的立场全等，于是才有了把私有化放在改革首位的这《条》那《条》。改革，本来一个推进社会进步的好东西，但为什么眼下老百姓会闻“改”则惧？原因很简单：中国已经和正在资本家化的官员们所谓的“坚持改革”，已成了“坚持新自由主义道路”、即那个制造出“新三座大山”的东西的同义语，老百姓又何不惧之？！主流改革派说这个倒退那个倒退，恰恰是他们乐此不疲的新自由主义，使中国出现了周期倒退，这又让老百姓怎么去“欢迎改革”？！　　

六、万勿走向“倒退血腥”　　

1、受压榨者已从无产阶级扩大到中产阶级　　

经过多年的经验教训，眼下的多数中国人虽然对现状十分不满，但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度过目前经济、社会、政治难关，实现和平、渐变式的崛起（确切讲是度过工业周期），但目前却出现了一种危险动向，一些官员行为愈发趋于极端：他们敢于肆无忌惮地鱼肉乡里，而根本不在乎可能诱发突发事件；搞“武力拆迁”之类野蛮执法，使一些百姓居然希望允许持枪反抗；滥施损民利官、损劳资利的政策，使政策越来越成为维护“权钱结合”的工具；越来越顽固地坚持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不惜损及群众的长远利益；面对每一次“坚决反腐败”，他们都拿出了更得力的抵抗措施；……　　

此等恶化态势，自然要归“功”于慌不择路的官员资本家化，但事情还远未到此为止，须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动向：教育、医疗、科技等社会事业单位，也着急忙慌打起了“企业化”、“集团化”等“改革”旗帜，把原本属于国有资本、因此可以作为公平调节器的人力资本部门，一个又一个地往资本家手里送。这种做法，隐含着一个极其简单的理由：“官员资本家化”也需要“公平公正”，既然经济官员可以资本家化，事业官员为什么就不能？！但其影响，却远比经济官员资本家化更为“深刻”，因为其必然产生两个严重后果：其一，人力资本分配极度不公。国家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已在教育、医院、科技等方面形成了一批调节公平的资源，如今要送给私人，势必使这些单位不断哄抬价格，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加速贫富分化，此已被“新三座大山”所证明。其二，中产阶级贫困化。事业单位改革，本来就直接打击了作为服务业周期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即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等；同时又会减少其人力资本积累，出现白领们不断沦为“房奴”、“病奴”、“学奴”等现象。　　

可见，在官员资本家化进程中遭受到压榨者，已不仅是无产阶级，还包括了中产阶级及其后备军（高校学生）。于是中国目前出现了一种“反中产化”趋势：1995-2000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中中等收入者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的比率，从95.9%下降到94.3%，10年中只下降了1.6个百分点；而2000-2008年，该比率则大降至90.4%，8年中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这种“反中产化”趋势，必然会阻碍国家走出工业周期并进入服务业周期，也破坏了政治改革的社会条件。　　

2、值得研究的“泰国倒退血腥”　　

中国目前的“工业周期滞留”与泰国的情况很相似。2009年以后红衫军发起“民主反对改革”，让“南都师娘”刘瑜郁闷了一阵，憋出了一篇《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指红衫军为反对社会进步的“民粹主义”。某些人总以为，泰国的“民主反对改革”起因于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弱小，这虽有道理，但问题是亚洲“四小虎”都有两极分化，为何独泰国的红衫军要举国民粹？这当中固然有复杂的政治、文化乃至历史等诸多因素，追求“纯民主”反对“真民粹”的“刘师娘”等辈没有也不会想到的是：这个国家正发生着“倒退血腥”。　　

泰国在1980以前就进入了工业创新期，经过20多年，2000年周期指数达到2.118，似乎已正式成为“工业化国家”，然而，此后该国便开始周期倒退：周期指数2003年降至1.968，退到了工业后稳期；2007年再降至1.838，更退到了工业前稳期。这种低结构上升而高结构下降，无疑使经济整体质量相对下降，劳动者返贫，贫困的红衫军因此自然要怒而以血“民粹”。可见，在血腥周期中出现周期倒退，就难免会流血。与泰国相比，其余“三虎”中：马来西亚接近工业后期，另两“虎”都处于工业中后期，所以矛盾均不甚突出。　　

作为大国，中国固然与泰国有很大差异，但在走出工业周期时，两国却出现了某些类似之处。首先，都保持了高速增长：按美元计算，2000-2008年，中国GDP增加了261%，泰国增加了112%，高于全世界89%的增幅。其次，都有大笔“不知去向”的GDP：中国情况前面已讲过，按照2007年周期指数，泰国有1240亿美元约48%的GDP“不知去向”。再次，都继续着对农业的压榨：2007年，中、泰分别以占全部劳力39.6%和40%的农业劳动力，只产出了11.3%和10.8%的GDP，而要分享这些GDP的农村人口率则分别高达50.1%和66.7%。复次，消费率都偏低：多数国家都在70%以上，而泰国则长期低于此，2007年中国更是低到了50%以下。最后，都高度依赖出口：1990-2008年间，泰国出口与GDP的比率从27.1%增至68.2%，上升了一倍多，中国则从17.4%升至33.02%，上升了近一倍。　　

概言之，中国与泰国的相似之处是：在工业向服务业周期演进过程中，都出现了资本强劳动弱态势，继续压榨农业，进而引起消费不足和依赖出口。结果持续的“工业周期滞留”最终走向了倒退：泰国自2000年以后开始退回工业周期，中国虽然未走出工业周期，但在2004、2008两年中都出现过伴随“滞留”状态的周期指数下降。　　

3、警惕“倒退血腥”！　　

泰国的倒退，使其最终发生了血腥，尽管不算特别残酷却令人警醒。当然，这不等于说中国也会发生红衫军式的“以血民粹”，两国的国情毕竟有很大差异。但从上述经济演化态势的两国对比看，难以纠正的“官员资本家化”，却又确实正在把中国推向“泰国化”。　　

从发达国家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看，进入服务业周期的一个最基础的改革，就是要解决好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时下，中国的主流学者与决策者共同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从欧美福利市场经济失败中，得出了“人力资本供需必须市场化”的结论，于是就通过诸如臭名昭著的“教育产业化”之类的“改革”，把人力资本变成了“事业资本家”手中的资源，把本来应该用到人力资本上的“4万亿”等等，“奉献”给了资本家兼官员或官员兼资本家，不断加剧着人力资本分配的严重失公。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市场制度需要改革的基本原因，是在其服务业周期结束时，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新的支柱产业，政府无须也不可能再大量负担其费用；即便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也未将人力资本完全市场化，像最自由化的美国，其中、小学90%以上也还是公有的。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周期，人力资本尚远未成为支柱产业，只有少数极其富有者才完全负担得起医疗、教育、住房等“市场化收费”，对这些部门搞什么“产业化”，又焉有不“痛”之理！　　

怎样进行人力资本供给制度改革，如何扭转官员资本家化，笔者已有《转轨：两种力的博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3db0e0100b53q.html）一书，和《决定国运的“中国式廉政风暴”》（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3db0e0100icd2.html）一文，这里不再细谈。眼下中国官员与学者们误导制造出的官员资本家化，已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官员越多地成为资本家，就越要推动“兴资灭无”的新自由主义泛市场化；这又反过来，又要推助更多的官员加入资本家大军，去肥资瘦无。如此，劳资矛盾将日益难以调和，走出工业周期将越来越会成为一个被迫的进程，越来越无主动性可言，当然，也就越来越增大了泰国式“退倒血腥”的概率。基于此，本文才要拿“《墓碑》公案”说事，去对中国当下之为学为政者提个醒：当牢牢记取古今中外“血腥周期”的教训与启示，回顾德国、日本，也包括英国、法国等今天被言其“成熟”的最发达国家在工业周期的血腥惨痛史，正处于“血腥周期”的中国，焉能不高度警惕？以邓小平那样富有智慧的领导者，当年尚且有“1000万亩万斤田”的“血腥失误”，况乎侪辈？　　

注1：按照PF演化经济学理论，人类经济系统中，属于演化级别最高者（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按顺序走完了三个周期：农业周期，工业周期，服务业周期；并进入了第四个周期：大文化业周期。前两个产业比较明确；这里的“服务业”，指的是商业流通、交通运输、邮电等传统服务业；而“大文化业”，指的是与“人力资本”有关的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科技等等。第五个周期是“网络业周期”，目前尚无哪个国家进入。　　

所谓“XX周期”，其基本特征是这个“XX”产业成为了支柱产业，例如农业周期、工业周期的支柱产业就分别是农业和工业。　　

每个周期又分为转变期、创新期、成长期、前稳期、后稳期五个阶段，其中转变期是两个周期的过度阶段。　　

详见http://blog.sina.com.cn/pfyhjjx　　

本文中附图，见“宋文彬文史资料研究”博文：http://blog.sina.com.cn/songwenbin　　

2010年5月22日—2010年7月22日，1-7稿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