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领导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甄岩

一 毛泽东最先觉察大跃进中的问题，并开始纠正

1958年秋，毛泽东处理好了台湾海峡的问题之后，又回过头来解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他在领导处理台湾海峡问题时，中央在一线领导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一）毛泽东最先觉察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

1.毛泽东亲自深入实际，调查存在的问题。

当人民公社犹如一轮朝日，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一大堆问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匆忙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则是刘少奇在那里抓的试点：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

对此，毛泽东表示怀疑。他虽然派人去过徐水了解情况，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主要是谈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21日向他汇报。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他亲自派人深入实际调查。

10月19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1958年9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赞扬，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此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主席到河北调查。）、李友九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汇报徐水县的情况。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也叫地瓜）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瓢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进一步调查研究大跃进中出现的各项问题。

10月23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10月26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13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10月28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做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11月2号或3号回到郑州即可。

2.毛泽东决定开会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毛泽东10月31日傍晚，乘坐专列离开北京，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11月2日到达郑州。

（二）第一次郑州会议。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称“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1.会议的议题。毛泽东说，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先派几个同志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2.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书记开会。主要是听取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

有人讲到交换的范围缩小了；还有人讲到现金结算减少了，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讲，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毛泽东还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毛泽东在农业生产问题上，他仍然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他说到，“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有人汇报要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3.关于搞一个新四十条。

一开始，毛泽东让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史向生负责。

关于叫什么题目，吴芝圃说，议了一个，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及分管农业和工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

后来就把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起草。

4.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5.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思路愈益清晰，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做法，他提出在纲要里写进：“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有许多重要的思想，特别是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1974年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讲话，讲了系统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观点。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不话题转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

同一天，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10-511）

6.关于《郑州会议纪要》和毛泽东的讲话。

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11月7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这个决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同时划清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是极其重要的。

11月10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见《毛泽东传》<1949-1976>，P897，注释）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毛泽东文集》第7卷，P436-439）

毛泽东10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毛泽东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初步的科学回答。特别是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然而，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中央主要是处在“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大刮“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命令主义，瞎指挥，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可能设想通过一两次会议，能够完全纠正。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之后，毛泽东很快改变主意。11月12日上午7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19-520）

7.毛泽东继续调查研究，一面贯彻郑州会议精神，一面为武昌会议做准备。

毛泽东11月13日下午离开郑州去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作调查。

13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他提议讨论两个问题：“（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指《对于与1951年11月讨论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主要部分。）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他解释说：“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级的会议也要讨论这两个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25）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自治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谈话，了解郑州会议贯彻情况和下面的反映。

（三）武昌会议。

1.毛泽东于1958年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第一次讲话。

在第一天（21日）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讲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据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减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减少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减少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做准备。这样，邓小平主持炮制的那个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2700万吨至3000万吨。毛泽东当时根据有关主管同志的意见，是很赞成的，只是想过，生产这么多钢有何出路？干什么用？还没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毛泽东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一波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1日）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22日凌晨1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42）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22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第二次讲话。

23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他再次强调：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他说：意见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账，第一本账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可见毛泽东下了很大的决心；这也充分说明毛泽东对领导搞“浮夸风”，对为了沽名钓誉而说假话，不讲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人，是不满的。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了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中，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一个分析。在这次讲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更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毛泽东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传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及时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样的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导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84-585）

在这之前，11月14日，毛泽东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30）

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生活一起抓，要保证群众睡足、吃饱，不能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从郑州会议讲起，一直讲到武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

这次会议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央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这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条件。

2.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昌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重点分组讨论和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两个文件。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来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见《毛泽东传》<1949-1976>，P906）

决议要求，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此，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同志那里。

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12月9日，即六中全会闭幕前一天，毛泽东作长篇重要讲话。

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3．同意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这次会议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634）

对此事，毛泽东酝酿已久。从1956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1956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1957年4月30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这次中央全会予以通过。毛泽东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将使毛泽东同志从繁重的国务活动中摆脱出来的愿望成为现实，并且可以使他更好地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创造性的发展工作。

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世界革命的实践创造性地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变成了现实。特别是他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亲自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更是留给人类历史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一生坚决反对作假，但有时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所以，努力纠正刘邓“刮五风”造成的错误倾向，任务仍然十分严重地摆在毛泽东的面前。

（四）第二次郑州会议。

1.为什么1958年农业大丰收，而到1959年初开始全国出现缺粮、缺油风潮？

1959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由于自上而下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和高估产、高征购，致使农民吃粮出现困难。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还是认识不清。

为了落实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根据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决定1月26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为开好此会，毛泽东于1月18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开会，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毛泽东本意是想把指标压下来，但与会同志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使北京会议（即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通过的指标，仍然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毛泽东曾讲到：“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八届六中全会）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薄一波也曾回忆道：“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说：“因而北京会议上基本上维持了武汉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55）

北京会议后，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1958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1月开始，特别是2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

此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报来了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报告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毛泽东看了报告，很兴奋。2月22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是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52）

2.为什么会瞒产私分？毛泽东要追根究底。

2月23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他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等及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之后，毛泽东又抵达济南，同山东省的各级负责同志座谈。特别是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时，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

2月26日，他来到郑州。此后，毛泽东在同河南省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满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统统将贷款收回是错误的。

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3.第二次郑州会议。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这次会议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

——第一天会议毛泽东讲话。（第一天与会者有：刘、邓、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舒同、刘子厚、陶鲁笳、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形势。指出：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常说的，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他说：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满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进一步讲到：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这充分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逐渐深化。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第二天会议（28日），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陶铸、王任重、周小舟、曾希圣、江渭清、李井泉、张仲良（甘肃）等讲话。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决定再延长两天会议。

对毛泽东讲的话，不少人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3月1日上午8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85）

3月1日下午，将前两天参加开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3月2日凌晨4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邓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上午8时，毛泽东又写信给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位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指2月27日讲话稿——引者注）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86-87）十二句话，是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毛泽东第四次讲话。3月2日晚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27日讲话稿，毛泽东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比前几次显得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斢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插话：“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日）

关于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颗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王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

——毛泽东最后一次讲话。3月5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

毛泽东在长篇讲话中，讲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表达他纠正“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歪风的决心。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为了迅速扭转一种错误倾向，有时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毛泽东在2月27日正式讲话稿中，也写了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刘、邓造成的）承担了责任。后来，在与会代表的一致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4.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解决问题之中。他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最早觉察了中央在刘、邓主持下，造成的“左”的错误和“刮五风”的严重危害，并且下大气力给予纠正。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伟大导师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有的崇高精神和气度。而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之类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从其狭隘自私的阴暗心理出发，利用阴谋手段，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解散了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茁壮成长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给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造成了极大的倒退！在纠正错误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50）

二  毛泽东领导进一步解决大跃进中的问题

（一）为上海会议作准备。

1.催促和指导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认真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

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仍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情况，同时指导全国。他从3月5日晚上到7日，在专列上，不断地同出席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一些省、地、市委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8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9日凌晨，又找来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谈完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3月16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目的和诸项政策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98-100）之后，毛泽东到了武汉。

2.毛泽东在批转和收到一些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时，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有的省（河南、湖南等）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有的省（湖北、广东等）主张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他于3月15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10-112）后河南省委根据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基层干部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3月19日，毛泽东将这个报告写了批语转发全国。

3.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于3月17日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会议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切切叮嘱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22-124）

此外，在各地召开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还普遍提出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这也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中央会议作出决定。

（二）上海会议。

1.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3月25日到4月1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

——3月25日下午会议，毛泽东讲话。他就人民公社问题，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毛泽东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之前，毛泽东路过南昌时，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说过：“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9年3月20日）

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符合实际的方面前进了一步。这说明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到3月30日，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注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71-175）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文件。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和会议讨论，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经过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正式下发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正式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这样做，比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似乎“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当然，经过这次调整，仍然还有局限性的东西存在，例如，对粮食生产和工业生产还是维持了高指标，而没有降下来。

——关于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从1月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计划指标，但是在当时“浮夸风”、“高指标”的气氛下，主管部门怕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高指标一直压不下来，因此，毛泽东的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在3月26日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公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57）

28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主席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

2.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紧接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4月2日到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后把两次会议统称为“上海会议”。

——关于上海会议讨论计划指标的情况，杨尚昆在4月3日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这几天因常委提倡计划必须落实，钢已减为1640，生铁为2370。计划定的确实可靠一些，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去超过，当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东北、华东各同志还不大死心，还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虚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见，均纷纷议论，情绪不安；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坚决步骤，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则武汉会议（即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订的1800万吨计划，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今年计划已经搞了第四次了，看来今后还会有相当的调整。”（《杨尚昆日记》上，P373）

——毛泽东讲话。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4月5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讲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钢产量1959年1800万吨的指标）。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诚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有感而发，是针对他很不满意的几个会议文件而讲的。他说：“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第二天，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4月1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三）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4月18日到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些报告。

1.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了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毛主席从1956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4月15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家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候选人作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15日）

2.毛主席仍然时刻为国家和人民的安危操劳。刚卸去国家主席，毛泽东就收到由周恩来送给他的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4月17日，毛泽东看过这两个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给周恩来，请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毛泽东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09）

4月26日，毛泽东又在内务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26）

（四）一封十分重要的《党内通信》。

1.4月29日《党内通信》。为了不违农时，抓好春耕大忙季节，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时，首先抓住自上而下的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于4月29日写了一封十分重要的《党内通信》。

在《党内通信》中提出了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这是针对当时中央领导人（主要是在一线领导的刘邓等人）自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瞎指挥”提出来的，它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通信写得通俗生动，而又十分尖锐、鲜明，毫不吞吞吐吐。它指出：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根本不相信那些搞“浮夸风”，吹出来的虚假数字。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他提出关于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且具体指明了前进的规划、步骤和工作方法。还指出：“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35-238）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50）

这些政策的实行，对帮助社员渡过粮荒、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2.进一步落实工业指标。

开过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所通过的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然而，经过实践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

之后，陈云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是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是一千三百万吨。

5月15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主席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陈云文选》第3卷，P139、140）

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意见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1959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指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
“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6月13日）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就有这样的表示。”（吴冷西《忆毛主席》，P135、136）

可是，大跃进中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明是在他们主持下大刮“五风”，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而且更加卑鄙无耻的是：刘少奇就是在此后不久，他即开始像苏联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大讲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而真实的情况则是，他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才造成了当时的严重后果。毛主席生前，邓小平还不敢这样公开讲，而当毛主席逝世不久，他随即利用篡夺的党和国家的权力，大肆攻击毛主席在大跃进中“头脑发热”，同时从根本上否定了大跃进运动。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杨尚昆日记》上，P398）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邓小平彭真领导的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央政治局6月20日开会，总结了经验教训。会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的汇报。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吴冷西《忆毛主席》，P140）

听完汇报后，已是晚上8时30分。次日（6月21日）0时30分，毛主席又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即后来的庐山会议）。后经武汉、长沙，回到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可以看出：毛主席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真是费尽了心血！这与刘邓等人是根本不同的。

（五）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从1927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毛泽东回韶山前，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根据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P12-14）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放眼远眺，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此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6月25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韶山的路。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32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1922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根据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P12-14）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坟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坟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可以了。”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文集》<4>，P634）

6月27日下午，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滴水洞那边的两山之间，是大跃进中修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要坚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它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这天晚上，毛主席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根据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P15）

6月28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端问世。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被人们吟诵和传唱的诗作

《七律。到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三  庐山会议

    （一）庐山会议提出的19个问题。

    1.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参加的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

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14个： 14.如何过日子？（《杨尚昆日记》<上>，P404）

2.吟诗一首。6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九江。第二天（7月1日）一大早，乘车登上庐山。一路上，毛泽东心情格外轻松，又吟诗一首：

《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驰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在几天之内接连吟成两首诗，这在毛主席的诗词创作生涯中很少见到。

3.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协作区主任会议。7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其中中央领导人有刘、周、朱、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和杨尚昆等参加。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问题除毛泽东三天前提出的14个问题外，又增加了5个问题。这样一共有19个问题。

之后，毛泽东亲笔整理为《庐山会议讨论问题》（1959年7月3日）。一、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县级主要干部，首先是第一书记，另读三本书：“好人好事”一本、“坏人坏事”一本、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文件一本。三本书不要超过十万字，七天能够读完。然后讨论三个星期，共学一个月。每年轮训县社干部。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共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十九、国际形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331-332）

4.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共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毛泽东很看重形势问题，所以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之首，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过去在指导经济工作中，比较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样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起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毛泽东文集》第8卷，P75-82）

毛泽东希望全党通过庐山会议，进一步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正“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二）庐山会议。它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是夜，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需要经过庐山会议，全党统一认识。

1.开“神仙会”。

7月3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对这几年工作的总估价：“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在小组讨论中，出现一些不同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尽管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未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连日来，会议气氛比较轻松，被称作“神仙会”。5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与会者纷纷出游。

2.毛泽东为推动开好会议呕心沥血昼夜操劳。毛泽东趁不需召集会议。抓紧批阅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问题。

7月3日凌晨1时，在入睡前他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入睡之前，已服用安眠药后，半靠在床上批阅文件，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极重要，它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327）这也为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正确前进方向。

7月4日，他要杨尚昆把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两份材料印发会议。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地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显然，这些文章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大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7月5日晨6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1959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蒋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1959至1960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1155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1958至1959年度粮食销量达到1020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1959至1960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975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855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为此，他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并且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七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毛泽东文集》第8卷，P83、84）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的这些文件看，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真正地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克服困难，解决矛盾，尽快地发展中国，使中国早日富强起来，真是呕心沥血、操碎了心！

3.毛泽东第二次讲话。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毛泽东着重讲形势问题。他说：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即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谈到总路线，他说：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建，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现在搞一千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的问题，他说：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毛泽东对去年的“高指标”总有些后悔，他认为大跃进总的说来，不能说是得不偿失。

“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部分转入被动，特别是公布粮棉等四大指标，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但我们只能说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全军覆没。没有达到一千八百万吨钢，总还有一千三百万。北戴河会议时，人心高涨，形势很好。那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比打仗，打败仗是失多于得，打胜仗是得多于失。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毛泽东还谈到片面性问题：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来说也是好的。”

谈到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有的省的钢产量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全国的钢产量。这样看，还就是成绩是伟大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他承认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认为路线正确与否还要看十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我们过去建国的十年中，第九年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在庐山开会。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炼钢铁的小土群转化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10日）

毛泽东的讲话始终围绕着“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三句话，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实事求是的；并且强调，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对党内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要帮助他们认识，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以此来统一全党的认识，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毛泽东对于开好庐山会议的这个指导思想，是极为重要的。

（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毛主席认为经过这几天的讨论、学习，经过大会讲话，会议开得差不多了。7月10日，他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杨尚昆日记》<上>，P410）

起草小组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13日清晨5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5人增加到11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350）

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主题在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统一大家认识，尽早结束会议。

7月14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这种不寻常举动，一般与会者并不知底里。除了几位中央常委连各组组长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些步骤的，是7月14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真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四）彭德怀的意见书。

1.彭德怀的信。

彭德怀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彭德怀这次开会，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7月12日，他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的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共产党员，在大会上发言，无论怎么批评，再尖锐，都是无可厚非的。这在开会时，毛泽东的讲话中一再讲这个问题。给中央主席写信，也是正确的。其实，他上面讲的那些话简报上都有反映。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48号。这是一；其二，谈到信所讲的“严重比例失调”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个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问题，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几次讲话中，都重点讲到。那么彭德怀认为：会议“味道不大”，指责党中央“头脑发热”，“得意忘形”，“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讲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等等。（我看张宏志同志大作《还清白于毛泽东》，讲到彭德怀的信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等人的——实际情况应该如此，因为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在一线直接领导大跃进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把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而是大刮“五风”造成的。但从彭德怀的这些话来看，显然也是针对毛主席的。）

那么，从彭德怀写信的动机，显然另有所图。批判他“里通外国”，在他访苏期间是否与赫鲁晓夫有某种默契？看来，并非空穴来风（而在这一点上贺龙就很光明正大，在他率领军事代表团访苏时，苏联的国防部长借喝醉酒，讲真话：“要把毛泽东赶下台”，当时即遭到贺龙的严厉斥责，并马上报告周总理。）。其次，关于“军事俱乐部”问题，过去讲“彭、黄、张、周”，看来，黄克诚是没有参加，这已经被历史实践所证实，而其他人是存在的。就是彭德怀写信的那一天周小舟、周惠和李锐，曾到彭德怀处，密谈。

至于刘少奇邓小平本来是对彭德怀恨之入骨的，毛主席逝世以后，邓小平为彭德怀平反，完全是邓小平等人为反对毛主席的需要。正如人们指出的：邓小平上台之后，“凡是毛主席反对的，他都拥护；凡是毛主席拥护的，他都反对。”

2.黄克诚曾经劝过彭德怀：“信的写法不好”。

7月17日，黄克诚上了庐山。据他回忆：“上山后刚住进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黄克诚自述》，P249）

3.信的主要内容。

信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6号）

彭德怀的信所列举的问题，实际上从去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着手纠正，到这次庐山会议，已是七次会议了。毛泽东也曾多次讲话批评这些问题，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要比彭德怀高得多；经过庐山会议全党基本统一了认识，回去团结起来，共同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大目标，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所以就从信的内容本身看，彭写信的动机，的确另有所图。

4.彭的信引起的争论。

对于彭的信，当时毛主席没有表态，只是批给与会同志讨论、研究。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有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精神可嘉，值得学习；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是存在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等。还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彭德怀所讲的这个话，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警觉！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有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对此，《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在7月19日发言中予以说明。他说，《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

以上种种争论，我们可以看出共同的一点是：所以人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都是一致肯定的，没有任何人否定。可是到毛主席逝世，邓小平上台，就把大跃进中所取得的成绩彻底否定了。

毛泽东的态度，仍然是那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希望尽快改掉缺点错误，取得主动，以利继续前进。他并不赞成那些护短的人。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他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他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实，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杨尚昆日记》<上>，P412。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地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有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柯庆施、李井泉的意见促使毛泽东下了最后的决心。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五）毛泽东讲话。

正如上面所述：彭德怀要“请苏联红军来”的话；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柯庆施、李井泉对彭德怀写信的不满，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批判彭德怀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右倾错误。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他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

“他们（指省和省以下地方各级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们：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是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动摇性以及在历史上四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他现在在总路线面前，又是站不稳，扭秧歌。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讲到这里，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据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据右派还有三十公里”，这是全篇讲话中最厉害的一句话。

“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即中国科学院以董谦为首的到河北昌黎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的调查组，当时曾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平反。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一九五九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

“有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嘛，一个时期计划机关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各部，还有地方。地方可以原谅。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去计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就要多少运力。……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0七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0 七0 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0 七0万吨。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3日）

从毛主席的讲话中，我们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极为光明磊落，对自己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毫不吞吞吐吐、遮遮盖盖；对其他同志的问题，按照党的原则进行批评，光明正大，决不搞自由主义和阴谋诡计；而且批评是为了帮助同志改正错误，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这和刘少奇邓小平形成了鲜明地对照，本来大跃进中“刮五风”，特别是大刮“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瞎指挥风等等，是他们处在一线的领导人所作所为，他们却无丝毫的自我批评精神。到后来刘少奇就公开把问题推到毛主席头上；而到毛主席逝世之后，邓小平篡权上台，就公然采用赫鲁晓夫的手法，“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错误都嫁祸于毛主席。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民从实践中、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中，进一步深刻地认识了邓小平这个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

（六）会议由纠‘左’转为批右。

1.由纠“左”转为批右。7月23日下午后，开始分组讨论毛泽东讲话。一部分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2.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信的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毛泽东的批语，是7月26日，是作为对他7月23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先是肯定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

然后，把笔锋转到反右。他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他接着说：“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适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毛泽东最后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377-381）

3.分组讨论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7月27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一，江西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公社没有优越性，是“早产儿”，是“心血来潮”，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不对，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这些材料，再加上先前印发的一些人对大跃进以来国内政策批评的材料，人们不难得出这一点结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和党内党外的右的势力遥相呼应。

7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禹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390）

8月1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说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391）

邓小平逆历史潮流而动，1980年代初，悍然将当时已经非常巩固的人民公社解散。但有的公社顶住巨大压力，保留下来了，据说全国有7000多个。当然，“人民公社”的名称已经不存在了。这些保留下来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今天都办得很好，成为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榜样。特别是河南省的南街村，在党委书记王宏斌的带领下，完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把供给制和工资制（7:3）结合起来，使南街村的人民群众过着极为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例子，给邓小平以当头棒喝！邓小平们的罪恶必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4.毛泽东当面批驳赫鲁晓夫。

对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影射中国。此后，赫鲁晓夫十月访华时，向赫当面澄清人民公社的问题。但不是在正式会谈的场合，而是在送赫鲁晓夫上飞机的会客室里的谈话中。毛泽东应该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自然，语气不会像写党内批语那样严厉。毛泽东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10月4日）

过后几天，毛泽东在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访华时，把跟赫鲁晓夫讲的这些话，又对他们说了一遍，并进而指出：“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两条腿走路。主要的是集体所有。”他还告诉波兰客人：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至于名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叫公社也可以，叫合作社也可以。但它经营的不只是农业，它有工业，还有学校。毛泽东这样详尽地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也包含着消除赫鲁晓夫讲话在波兰的影响。

5.深入开展反右倾鼓干劲。毛泽东在7月31日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在批语中对集中力量进行反右倾鼓干劲提出明确要求：“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七）八届八中全会。

1.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这一决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关于会议文件问题，他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9日）

2.两次政治局常委会。一次是7月31日，一次是8月1日。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他常委也讲了意见。彭德怀也讲出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说，他与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不同意，说是对半开。林彪在发言中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泽东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7月23日讲话）说的不正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他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两次常委会后，毛泽东把列席的四个人留下来，又谈了一阵。说让他们列席会议，是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怀和那封信的影响。

8月1日晚10时，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送上几句勉励他改正错误的话。周在延安时曾经给他当过秘书，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信的末尾，还嘱咐说：“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主席教育挽救同志真是苦口婆心。在这之前，他还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立场不对，方向不对。毛主席还讲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7月30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开好八届八中全会。

毛主席的这些步骤，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犯错误同志，转变立场，改正错误，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批判彭德怀等主要的几个人。

3.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的第一天会议上的讲话。

8月2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进入高潮。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说明这次全会的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毛泽东说：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

谈到路线问题，他说：

“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对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有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现在要求民主，又是一九五七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开头几天，我摸不着头脑，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件事。”

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提出：

“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总要有一种希望。我们是希望团结，还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我当时说，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在国际上打世界大战，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裂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那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

毛泽东最后说：

“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改换题目。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现在改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2日）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写得很挖苦，目的是使他能在错误中猛醒，能够“痛改”。信中说：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上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399-400）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张闻天非常不满的是，张“旧病复发”，陷入了“军事俱乐部”，和彭德怀搞到了一起。

之后，全会在刘少奇主持下，揭发批判彭德怀。

4.8月11日，毛泽东第二次讲话。

这次讲话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方面，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从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

他说：“我们跟彭德怀同志个别的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位同志，周小舟、李锐这些同志，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同盟也交了一些。”

然后，又批判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同盟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这些就是彭德怀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实践证明：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揭发批判的这些所谓“老干部”，正是当年毛主席批判的彭德怀等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露的“走资派”和“民主派”。其中，有极个别的同志是好的，如黄克诚同志（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没有因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文革中受到冲击，就追随邓小平起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认为这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多年里，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今年上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在这一年半中的进步，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

最后，毛泽东提出，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他说：“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毛泽东又说：“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七月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三十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1日）

5.毛泽东连续几个长篇批语和通信，指导庐山会议的最后阶段的胜利。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关于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解散显明证据之一。”（毛泽东批示手稿，1959年8月10日）

8月15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信。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446）

同一天，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毛泽东在8月15日和16日先后写了两个长的批语，分别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毛泽东在前一篇批语中，指出：“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伟大的创举》和《十月革命四周年》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447-448）

请读者注意：毛主席在批语中所讲马克思、列宁是怎样正确对待革命的新生事物的，他们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吧：

我再重新引用一下，以期引起注意。“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伟大的创举》和《十月革命四周年》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两厢对照，可见当年的彭德怀、张闻天们，后来80年代的邓小平们，他们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以及邓小平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像叛徒普列汉诺夫以及“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的确如列宁所说：“对待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毛主席在第二篇批语《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首先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制度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再则，又指出：“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有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种矛盾“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451-453）

6.毛泽东热情欢迎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八届八中全会开始后，在刘少奇主持下，分成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

当时，参加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曾记下了八中全会的一些情景：“这样尖锐的大组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 从8月13日至15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从十三号开始大会，也是采取了面对面短促突击的方法。”（《王任重日记》1959年8月21日）

经过全会的批评和斗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承认了错误。

8月18日，张闻天写给毛主席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毛主席在批示印发这封信时，拟题为：“洛甫同志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给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461）

8月22日，黄克诚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473）

9月9日，彭德怀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当即将此信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并加批语，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520）

7.庐山会议闭幕。

8月16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这样总结法才好，就是锋芒对着右倾。从1958年11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出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泽东从去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在八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召开六次会议，一直致力于纠“左”，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本来希望通过前期的庐山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使全党团结起来，率领全国人民做好工作。但是，他们几个人从右的方面，来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攻，这就不能不进行反右倾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由开始的反“左”，转为反右倾的来由。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他又说：“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案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从这里又讲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们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主席在这里把他所提倡的什么样的海瑞，讲得十分清楚明白了。曾经有人借毛主席提倡过海瑞精神，而攻击毛主席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真是痴心妄想！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个侧面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第二个侧面，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了认识。

毛泽东又一次表示，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毛泽东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表达他希望彭德怀等人改正错误的心情。他估计“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他说：“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

最后，毛泽东用林彪发言中的两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6日）

在8月16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进行批评。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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