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两位外国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评价

介绍两位外国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评价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四周年
 

2009年6月1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栏目，刊登殷月兰文章，《斯诺之新中国印象》，介绍了1960年斯诺访华以后所著《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一书，对他在新中国十一年后，经历五个月的调查，访问所得到的资料整理成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是用新旧中国对比进行了分析。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对右派精英们污蔑、诋毁、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阴谋是有力的打击。

二是，2010年8月24日《参考消息》刊登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一篇报道，英报称50年前蒙哥马利曾预言“到2010年，中国将有光明的未来。”反映了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以后对新中国的印象及评价。说明“蒙哥马利盛赞中国人民的干劲，要和平，不侵略，50年内大有可为。并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

这篇报道内容比较简单，为了了解这篇报道的内容和背景，现将蒙哥马利两次访问中国的主要情况，毛主席三次接见他，和他谈话的一些内容做一些介绍。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毛主席的敬仰，对新中国的赞扬。

蒙哥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杰出指挥官，1958年退役后，反省他的战争生涯时，希望找到一种结束纷乱状态，使世界和睦相处的方法。他预测未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中国。因此他想到中国，想了解毛泽东。1960年5月他第一次访问中国，5月27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他，和他进行了长谈，他向毛主席提出：“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会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主席敏锐的看出他的心思，对他说：“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我们只要求别的国家不要干涉中国的事情。”

蒙哥马利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访华观感。题为《我同毛的会晤》，他说：“他三十年前到过中国， 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的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的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五天的访问，他感到意犹未尽，临走时，他向周总理表示，很想再来一次，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周总理表示欢迎，有了第二次访华。1961年9月蒙哥马利第二次访华，这次从9月9日至9月22日，他访问了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八九个城市和乡村，他到各地以前周总理对陪同他访问的熊向晖说：“要放开让他看……让他自己去作结论。”在访问中他对群众日常生活进行了广泛的了解，在延安他起大早参观自由市场。还走进了浴池。从浴池出来他对陪同人员说：“这里的人肌肉都很好，丝毫看不出饥饿的现象。”

访问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国家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泽东。”这次访问毛主席三次会见他，进行了长谈，回答了他提出的各种问题。

蒙问毛主席，“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才开始看到‘黎明’？”毛主席回答十分干脆，“一开始就看到了。”“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走出来的，大路也是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第二个问题，“你问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

蒙又问：“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

毛答：“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及生活用品。”

提到革命问题时，蒙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光。”
毛说：“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

蒙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

毛说：“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

蒙：“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

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蒙哥马利说：“我参加过西方的防务机构工作。我认为西方陷入了一个烂泥坑，而西方的领袖似乎找不到摆脱这个泥坑的办法。我得出的结论是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

毛：“不是整个西方，缺乏常识的只是美国。”

蒙：“还有别的人。”

毛：“别的人是跟着美国走。”

后来谈到年岁问题，毛主席谈到见马克思的问题，蒙哥马利激动地说：“通过访问，我感到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离他们而去，你至少应该活到84岁。”

毛说：“不行，我有很多事情要跟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呆四年已经足够了。”

蒙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我要同他谈谈这个问题”。

在座的都笑了。
访问结束，在周总理举行的宴会上，蒙哥马利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已掌握在自己手中，全中国人民是坚强团结的，他们十二年来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回国后，他多次撰文告诉西方，东方的中国是一个友好的民族，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年努力，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他们有能力成为世界杰出的一员。他还用中国的情况强烈谴责美国杜勒斯和肯尼迪时代的讨伐政治。”

通过两篇文章，两个外国人对毛泽东时代的了解和评论，我感到有以下启示。

一是，他们对毛主席是非常敬仰，非常佩服的。对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各方面所得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而且都能以解放前后对比加以说明。他们评论是客观、公正、有理有据的。对我们正确了解毛泽东时代批判右派精英们的抵毁，诬蔑是有极大帮助的。

二是，他们访问的时间是在1960年和1961年，正是我们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美帝封锁、制裁，苏修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着还债，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处于困难的时期。也是右派精英们鼓噪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时期。通过外国人的目光也可以说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决不是右派精英们鼓噪的那样。

三是，对他们访问，采访是非常开放的。斯诺在中国访问了多次，1960年的访问时间达五个月，走了中国的14个省，19个主要城市，采访了上到毛主席、周总理，下到工人、农民、战士、医生，解放前的地主、资本家、僧侣，以及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对任何事物他都可以随意摄影。曾到了解放前，他去过的地方，进行解放前后对比研究，事实是有说服力的。

对蒙哥马利的访问，周总理把熊向晖找去，总理说：“要放手让蒙哥马利看，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的，让他自己看后去做结论，从本质上了解中国。”他参观了工厂，农村，兵营，和各行业的人谈话，在自由市场和小商小贩交谈。对他是非常开放的。

三十年来，右派精英们一再攻击说，毛泽东时代是“封闭”的，搞的是“闭关锁国”。他们根本不顾美帝国主义和他的帮凶们，二十多年来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制裁的事实。硬是把“封闭的，闭关锁国”的帽子扣到毛泽东时代的头上。事实是毛主席、周总理思想都是非常开放的，是希望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进行往来，交流的。对斯诺和蒙哥马利1960年，1961年的访问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也是对右派精英诋毁、污蔑毛泽东时代的最好回答。

王子善

2010年9月3日

斯诺以《西行漫记》闻名于世，而其另一部记录新中国的《大河彼岸》一书却鲜为人知 　　1960年，一位美国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他曾经于1936年在中国陕北之行后写成了震动世界的《西行漫记》一书，对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中国革命未来和希望所在，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在新中国成立初始，斯诺便希望到中国，看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的变化。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在新中国成立11年后实现了。斯诺在1960年的这次访问持续了5个月，回国后，他将在新中国进行的实地考察所获得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以新中国广阔的社会为背景，撰写了《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纪录他眼中新中国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此书1962年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1984年8月，其中文本被收入到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诺文集》第4集当中。 　　斯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作家。对于斯诺的采访，中国领导人给予了多方便利 　　1960年，斯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中国访问的唯一的美国作家（斯诺是以作家而非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笔者注）。当斯诺到达新中国以后，周恩来总理在密云水库接见了斯诺。周恩来对斯诺说：“我们不是把你看成记者，而是作家，”“这就是我们破例的原因。我们认为你是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决不是记者。”斯诺对周恩来说：“那有何分别呢？每一个优良的史学家就必定是个优良的记者，无论你从都西第特或司马迁开始，情况也是一样。”但周恩来回答说：“尽管如此，你的旅行不能成为一般美国记者的先例。我们把你看成作家及史学家、而非记者。”同时，周恩来在这次会见斯诺时，还对斯诺说“十年前，中国开始了第二个长征。我们已经迈开了第一步，只是第一步。”而斯诺要了解的正是这第一步是怎么走的。对斯诺的此次采访，中国领导人给予了多方便利。正如斯诺所言：“我可以随意摄影任何事物——但不是以记者的身份。”访问期间，斯诺参观了几十家工厂、医院、学校、城市和农村。北到黑龙江省与西伯利亚交界的地区，踏着战前他曾走过的足迹，到达了内蒙古和西北地区。他还到达了云南省和缅甸、越南接壤地区，足迹踏遍中国的14个省的19个主要城市。从毛泽东、周恩来到年轻的干部，以及军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学生、作家、教师、僧侣、解放前的地主、资本家、医生、律师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他访问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他还和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进行了饶有兴趣的谈话。在访问期间，斯诺不断地向他的采访对象提问题，作调查，讨论问题。他将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详实地写进了这部书里。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他如实报道了新中国历经11年后的社会巨变。 　　在《大河彼岸》中，斯诺运用了大量的新旧事例进行比较，对新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进行了真实的报道 　　为了客观地反映事实，斯诺很注意新旧中国社会的比较。斯诺在书中，采用了新旧中国对比的写法，让我们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正如他所言：“我的目的是想使人们了解这个特别的政府为什么和怎样诞生在这个特别的国家里，她的权力是否作出比她所推翻的旧政权更光明的目标和结果”。斯诺曾于1928年来到中国，在当时那个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生活和工作了13年，直到1941年才离开中国。这种经历给斯诺提供了可以多角度透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新旧变化。对于从何角度了解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斯诺写道：“在我开始旅行时，已决定将我的旅行要求提交给外交部办公厅（中国），尽可能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我所到过的地方去看看。由于过去我曾到过许多地方，甚至到过遥远的边区，这样我就可以广泛地观察究竟人们的生活是好转还是更恶劣。”在《大河彼岸》中，斯诺运用了大量的新旧事例比较，对新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进行了真实的报道。旧地重游，斯诺能很敏感地辨别哪些方面起了变化，变化有多大，而哪些还没有变化，他运用中国的近代史作为背景，说明新中国人民生活和地位的变化。 　　当他到达第一个城市——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时，便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这个城市的变化。斯诺说：“三十年代我曾在北京住了五年——有资格称之为家。”他在《大河彼岸》中记述他眼中的新北京：“北京不但远远比以前更清洁，更有秩序和更有纪律，而且变得更宁静了。过去，北京喧闹场所也没有上海和广州那么多，但是今天据我观察，随地吐痰、高声叫喊争吵、赌博、毒窟、妓院、市场里的争吵声、街头小贩的讨价还价声、人力车声，都已销声匿迹，一切都沉寂下来了。”在访问北京短暂的时间内，斯诺非常注意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他下榻在当时的新侨饭店，在这里，他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写道：“服务性行业的工人再也不会被称为仆人、侍者或挑夫等，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被称为‘同志’”，“今天的中国工人在闲暇时，再不会作‘麻雀消遣’，而是坐在柜台的钟板旁边，孜孜不倦地学习英语、俄语或其他教科书，准备在放工后参加补习班，有时则练习健身的太极拳。”在北京，即使在大街上，他也不忽略所看到的细节。当他乘坐公共汽车时，他写道：“公共汽车非常清洁，它们的女驾驶员和售票员对外国人尊敬而有礼。当我踏上公共汽车时，总是有些青年人站起来给我让座，盛意拳拳，推辞不易；司机谨慎地驾驶，并小心地响号示意；行人们遵守交通灯和交通标示，在安全的地方才横过马路。” 　　斯诺的《大河彼岸》，为我们回顾和认识新中国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生动详实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对今天的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为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变化，斯诺深入到了社会底层，亲自走访了农村和城市的家庭，他通过自己的观察，以及与中国普通百姓的攀谈，详细地了解他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他在书中写道：“在整个国家中，我看到每个农民的家庭都起码具备以下各种家庭设备，而且超过一件以上：壁钟，收音机，暖水壶，各种家什，电灯，充足的被褥，多余的衣服，甚至书籍等……”斯诺的采访涉及到了新中国的各个领域，他不仅参观了当时的人民公社，工厂，幼儿园，还参观了新中国的监狱和青少年犯罪的管教学校。他从不同的角度和社会不同层面对新中国社会发展变化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并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同时又不断地进行今昔和中外的比较，即使是在今天，斯诺的《大河彼岸》即《今日的红色中国》，仍然是一本非常珍贵的读本，为我们回顾和认识新中国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生动详实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单位：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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