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的产生及其是非曲直——五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五辩[并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34周年]，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
3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433.html
4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彰显历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9/177296.html
5人民公社的产生及其是非曲直——五辩大跃进
5.1人民公社的产生的历史基础
5.1.1 《论十大关系》对农业发展的设想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毛泽东的调查，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毛泽东说：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大家没有异议。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并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没有犯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错误。他们片面地着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轻工业和农业都是比较注重的。我们市场上的货物比较充足，同有的国家在革命以后的市场情况不同。我们的生活品，说十分够也不那么够，但是我们有相当丰富的民生日用商品，并且价格是很稳定的，人民币是稳定的。这并不是说，现在没有问题了。也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对于轻工业，对于农业，比过去要更加注意，就是适当地调整一下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要在工农业总投资中适当地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你究竟想发展重工业还是不想？或者想得厉害一些，还是想得差一点？你如果是不想，那就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轻工业少投一些资，对农业少投一些资；你如果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几年之后，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也就会更多些。所以这是一个真想、假想的问题。
在农业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农业集体化了，搞得不好也还是不能增产，农业机械化了，搞得不好，也同样不能增产。有的国家的农业，不能增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有问题，在税收上使农民的负担很重，在价格上农产品很便宜，工业品很贵。我们在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同时，得把农业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实行正确的农业税收政策和正确的工农业品价格政策。
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5.1.2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提出
就如何发展农业问题，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这个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1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估计到今后十年中，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中共中央注， 1957年10月25日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或《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在全国农业发展上提出的重心是粮食和棉花——粮食：“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
棉花：“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
5.1.3 反“冒进”要反掉的第一项就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反“冒进”要反掉的第一项就是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就是反掉指标：400,500,800斤。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第二个五年计划）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惜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 五十米 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
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毛自已评论南宁和随后的成都会议时说: 我们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果没有南宁会议，就不会形成这条总路线。
关于反冒进，1967.04.06, 周恩来与国家计委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说：一九五六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还有陈云、薄一波，我也有责任。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薄一波就没有很好检讨。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一九五六年第一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的，刘少奇同意的送给主席看，主席没有看，刘少奇就拿来发表了。
1968.02.02, 周恩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代表的讲话说：毛主席早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上就说了，他说他希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付的代价，希望要能够比民主革命阶段所付代价少一点，时间短一点。当时，我不能理解主席那句话，我曾经问过主席，我说是不是指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他说不是，那是小问题。
5.1.4 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就有闹退社和分社的。所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合作社的巩固大概需要五年时间。就在毛泽东讲话后的一天，即 2月28日 ，刘少奇在听取河南省新乡地委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时说：大社办多了。普遍办大社有问题。他认为：生产单位、分配单位、经营单位小一点，每个人都看得见，谁做活好坏也看得见。这与生产力是手工生产相适合。社太大了对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办太大的社，群众看不到，就是生产关系跑在生产力前边了。他又说，根本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把生产关系调整一下，社太大不完全适合生产力。
1957年9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其中说到：由于目前农业生产的种种特点，又由于目前农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还不高，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的要求，适当分小。指示认为，社的规模一般应当以百户以上村为单位，实行一村一社，生产队的规模，以二十户左右为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了之后，应当宣布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指示总结了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提出了一套适合现有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管理制度，如：“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普遍推广“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实行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等。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兴修水利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在这过程中出现打破社界、乡界、以至县界的协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考虑到以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将小社有计划地并为大社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意见》（ 1958年3月20日 成都会议通过， 4月8日 政治局会议批准）。意见说：“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以上摘自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当时兴修水利已成为农村的一项中心工作，1957.12.15《人民日报》社论【大兴水利必须依靠群众】中指出：大型工程技术性强，需钱多，群众自己难于举办，只好依靠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好不好呢？当然很好。解放以来国家大量投资治理大江大河，许多中型工程各地也都在举办。正因为大、中型工程需要靠国家投资，所以只能由中央和地方根据必要和可能的条件，统一筹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兴修。而且，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群众性的小型水利工程，决不是少数大、中型工程可以代替得了的。比如，北方平原地带需要多打井；山区地形复杂，水利工程的形式就应该多种多样；南方的丘陵地带需要修水库，也需要挖塘、筑坝，等等。光靠少数的大、中型工程，怎么能解决全部水利问题？小型水利工程的特点是花钱少、收效快，每乡、每社都可以兴修。五亿农民同时动手兴修小型水利，其效果当然比集中兴修的少数大型水利工程快得多，大得多。
5.1.5 同保守倾向作斗争，实现生产大跃进
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号召同保守倾向作斗争，各社论提出实现生产大跃进。
1957-10-27 《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中指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昨天公布了。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它给我国五亿农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方法。我们相信，这个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一定会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引起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的新高涨。
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十二年内，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把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提高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把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提高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皮棉），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实现这些目标，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的面貌将焕然一新。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既有现代化工业又有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强国。近几年来，我们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建设现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是绝对必要的。不这样作，就不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可是，为了更迅速、更顺利地发展工业，在目前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毛主席指示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推动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根据两年来情况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把去年1月份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加以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作为领导全国五亿以上的农民在今后十年内积极奋斗的指针，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要实现四十条纲要，没有一股劲，不经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去年和今年的经验，说明这种论断完全正确。
1957.11.13《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指出：我们党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热烈的欢迎，鼓舞起广大农民更大的生产热情。
1956年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不论北方和南方，到处都有高额增产的先进事例。总计1956年全国有二十九个县、市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生产指标，即纲要中规定的1967年的生产指标。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就有七个千斤县。北方贫瘠地区的甘肃定西县在1956年增产的粮食达到了1953年的三倍。今年有更多的县、市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1967年的生产指标。如河北今年有三千一百零四个社达到了四百斤，有一百九十八个社达到了五百斤以上，有九十一个社达到了六百斤以上，有六十八个社达到了八百斤以上，有十一个社达到了千斤以上。又如湖北红安县土质瘠薄，生产条件不好，今年每亩平均产粮也达到八百三十四斤，比1952年增长了一倍以上。
1957.12.28《人民日报》社论【丰收再丰收，跃进再跃进】指出：能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呢？这是摆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农业干部和农民群众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进展，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和棉花总产量都胜利地完成了计划。但是，同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较，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还是落后了一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前三年，我们主要依靠小农经济进行农业生产，增产速度不能不是缓慢的；在后二年，小农经济虽然基本上变成了合作经济，可是因为时间还短，经验还少，原有的生产条件还来不及进行重大的改变，所以增产速度还受到不少限制。今后呢？情况就会大不相同。97％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从事集体经营的经验；经过全民整风和整社、整党之后，大部分农业社更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两年中间，大部分农业社也已经积累了较过去为多的生产资金，有了一些基本建设。国家对于农业的支援，特别是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也日益增加。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化学肥料、农药械和农业机器将比过去增加很多。这些都是农业增产的新的有利条件。
古语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干的是革命的事业，对于我们来说，最最需要的是革命的乐观主义，是“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我们要改造人类社会，改造大自然，同时也要改造我们自己。没有革命的志气，什么事也做不成。革命的建设的事业，就是要变革现实世界，而旧事物总要顽强地以惰性反对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因此，在变革的过程中，右倾保守思想是经常存在的，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同它进行斗争。必须不断地、经常地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才能胜利前进，才能实现生产大跃进。当然，在贯彻执行任何增产措施的时候，都必须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而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先进的新生的事物之所以有巨大的生命力，正因为它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意志；新事物只有让广大群众认识了它的优越性，它才能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斗争中，要以达到“四、五、八”指标为中心，争取农业生产的全面高涨。每个地区的领导者都应该认真总结当地的典型经验，广泛传播；都要发动群众向光荣的先行者看齐，虚心学习外地的经验。每个地区，都要用革命的精神，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开展农业生产建设运动。是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了，不要再迟疑了，拿出全副力量向前跃进！
5.2公社这个名词的提出
5.2.1 刘少奇提出公社这个名词
薄一波说：“少奇同志 1958年11月7日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一段回忆……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搞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著）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731－733页）
许全兴说：“ 1958年6月14日 ，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中写的。……刘少奇把办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庭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的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 6月30日 ，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开始办工厂、商业、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 7月5日 ，他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7月19日 ，他在天津的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商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7月14日 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视察。视察时讲了什么，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在北京、天津讲的差不多。报到中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等等。刘少奇以上的这些讲话，无疑会对省市的干部发生作用。刘少奇对办‘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大公社很热心。”
（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第157－158页）
5.2.2 陈伯达在文章中首先使用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见于文字是陈伯达首先使用的，一九五八年7月1日出版的在红旗第3期, 陈伯达发表” 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 一文, 他说：合作社采取的做法，大体有如下所列:其第一条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7月16日在红旗第4期, 陈伯达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 一文，他说：“全国解放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总结这类新经验，而当全国的土地改革结束…逐步地和大量地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土地入股、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从而打破了原来一些同志认为没有农业机械化盆很难实现农业大规模合作化的老观念。”
他引述的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注：陈伯达没有说明毛主席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说的。有一种可能是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的。]
5.3建立人民公社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决策
毛泽东在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说：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
1958年8月7日 ，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1958年8月17日 —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外，还讨论了在农村建立公社问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六条：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是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为合适。有的地方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产左右。对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提倡。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三）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四）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问题。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所有制在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分配制度也还是“按劳取酬”。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10月末，公社化高潮在全国形成。原有74万余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1．2亿余户，占农户总数的99％，平均28．5个农业社并成一个公社，平均三个乡一个公社，有的则是一个县一个公社。
应当指出：什么样的大人物凭着个人的主观意志，一声号令，能把亿万人民轰起来围着他的指挥捧打转转呢？恐怕神仙也做不到。在神话传说中谁也找不到这种人（神）的影子。只有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决策，只有这种决策被一次一次地证实能够为人民造福，从而取得人民的无比信赖的政党和领袖们才能做到把人民的积极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只有这种高度自觉才会众志成城，才会形成无敌的力量。
[以上摘自《还清白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加的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强调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并提出转变的标准。他说: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
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企业，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
毛泽东列数了人民公社的特点：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
一九五八年9月16日在红旗第8期,吴芝圃发表“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一文，他也指出在毛泽东支持之前农村中已经出现这种社，他说：“ 河南在今年春季就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自动合并的现象，到麦收时已由原有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三万多个。当时河南各级党委也有重点地试验建立几千户以上的大社，如遂平县的琅蚜山卫星社，就是在今年四月间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成为一个九于三百六十九户的大社的。”
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中指出：列宁说。“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450－451页）说得好。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俄国的苏维埃是群众创造的。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群众创造的。
5.4刘等人的言行
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刘少奇们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刘少奇说吃饭不要钱农民是老大哥，他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83日) 提出：农村中办公社，是一次不小的革命。要准备实行粮食供给制，干部和公社社员一样，这也是革命。乡干部拿国家的钱，一个月几十块，下放干部拿八、九十；而农民吃饭以外，只拿七、八块；这样，你不革命，农民就要革你的命。乡干部要改，县干部也要改，地方的干部改了，部队干部也要改。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要革命就要革的彻底，革命不彻底，
他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4日 ) 提出：现在我们就要向农民看齐。标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还是农民？恐怕标兵还在农民那个地方。
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7日 ) 提出：现在这个标兵恐怕不能这样，现在恐怕农民就是标兵，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
他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 1958年10月8日 ) 提出：很奇怪，在中国，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刘少奇提倡消灭小商小贩消灭商品，他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4日 ) 提出：小商小贩是否多了一点，社会上不需要这么多的小商小贩小店铺子。以前是照顾性质的，已经照顾了这么多年，还嫌不够，还要反对我们，这就不对了。应该和他们讲清楚道理，分析形势，说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转到生产单位去。以后一个地方有一两个商店就够了，要那么多铺子干什么？现在要趁这个劳动力紧张的机会，组织这些小商小贩快快转业。
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7日 ) 说：农村已经组织了公社，公社化了。而且，我经过这三个省，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实行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这么一种分配制度。
他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 1958年10月8日 ) 说：一些具体问题，譬如自留地等如何处理，现在各地都在讨论，一致决定取消。牲畜、山林的处理问题，也在讨论，各地的具体办法不同。鸡、猪有的地方还让社员养，但只是少量的，主要的是由公社来养。目的是进一步增加公有部分，缩小以致最后消灭私有部分。
银行的工作人员交给公社管理，由公社发工资，公社可以叫他们去种地，可以调派他们。商业也如此。把资金交给公社，但不准他们动用。
刘少奇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 1958年10月8日 ) 说：我们想，开始从粮食起各取所需，其次是衣服，然后再及其他。过几年，糖每年生产七百万吨或一千万吨，那时糖也可以各取所需了。明年预计养七亿头猪，每人平均一头多，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
粮食明年计划达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达到8,000斤，就超过了美国。美国每人平均1，900斤。这样就吃不完了，猪也吃不完了。在这个基础上，粮食和猪都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现在正在讨论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实行供给制的问题。粮食供给制今年年底在乡村实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实行。
粮食和肉都够吃了，并且实行了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缩短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甚至四小时工作制。
我们想，实行六小时工作时，所有的工人都要去学习。除了六小时工作以外，剩下的时间不能都用去跳舞和进电影院吆，要学习。
我们中央决定在十五年内普及大学教育。没有大学教育，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在工人中正在推行多面手运动，一个人不限于一种技术。农民去工厂，掌握工业技术，工人去农村，学种地。加快消灭社会劳动分工的区别。使劳动者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农村盖几千个大工厂，每个县办两三个，使农民入工厂，消灭城乡间的差别。
这些差别消灭下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产品很丰富，那时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了。
刘少奇等人审定的， 1958年9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说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称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说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 8月29日 ，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5.5毛泽东对刘等人的批驳
5.5.1 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
刘少奇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4日 ) “你们调农民来炼钢铁，一个省都有几百万，一个基地也有好几万，他们来了就集中在一起，没有工资，也不带家属，搭个棚子睡在炉子旁边，干得很带劲。我看，倒是这种工人进步些，他们头脑里的共产主义思想还多些，我想，能不能反过来，把他们当作正式工人呢？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劳动制度来呢？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以后新建的工厂，就和现在炼铁一样，由公社里调人出来。现在搭个棚？一声号召，就可以动员几万人、几十万人上山开矿炼铁，条件那末坏，生活那末艰苦，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干起来了。我们开个纺织厂，把房子宿舍都盖好了，要公社调几千、几万个小姑娘来作工，吃饭不要钱，基本菜不要钱，和在农村的公社里一样，生活不降低，还能学技术，你说他们肯不肯来？我就不相信她们不肯来。”
“你们想过没有？农民吃饭不要钱，乡干部怎么办？常熟白茆乡的乡党委书记一月拿五十三块钱，在干部食堂吃饭，他的老婆是社员，在社员食堂吃饭，这就不太合情理，我说夫妻俩个还是要在一块吃饭嘛。农民吃饭不要钱，拿供给制，乡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的干部一直到中央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我看我们不改就站不稳，五亿多农民就会起来革我们的命。我们与其让大家革我们，不如我们先自觉地来革。
现在我们就要向农民看齐。标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还是农民？恐怕标兵还在农民那个地方。”
1958年10月8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很奇怪，在中国，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责问:
“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5.5.2 过渡要不要划线？ “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 还是穷过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即使经过郑州和武昌二次会议毛泽东的说服教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 在武昌会议上刘少奇等还要坚持穷过渡。刘少奇说什么：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毛泽东责问: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刘少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毛泽东责问: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5.5.3 实行粮食供给制，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 还是吃穷的饭，
1958年10月8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 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责问: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
5.5.4坚持价值法则, 还是要生产队之间贫富拉平
刘少奇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4日 ) 说：“现在我们就要向农民看齐。标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还是农民？恐怕标兵还在农民那个地方。农民作标兵，各县各地都要按当地农民的标准，有些地方搞得好的就多拿些，搞得差的少拿些。不但在省与省之间，各县之间，各公社之间都可能有些差别，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差的太多了也不好，富裕的地方要拉平，差的地方要提高，能保持合理的差别就好。"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划作用，不起调节生产作用，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建设时期作（为）经济核算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共产）主义。
5.5.5社会主义商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还是搞土高炉不要算成本，新的工厂中的劳动制度，劳动是不要钱的
刘少奇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3日 ) "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
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7日 ) "这回我出来到处跑了一下，经过河北、河南，到江苏。在江苏乡下跑了一下，城市里看了一下，沿途也看了一些东西。总起来说，大约这样，农业生产的信心是十足的，各个地方对于明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的农业生产，信心是十足的。
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我在沿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炼铁，看到成千成万的人去炼铁。江苏省有三百多万人炼铁。成几百万人去炼铁，有的开炉，有的炼铁，有的搞运输，有的砸石头，这些事情。我看到这种情形，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些人都是从农村调去的，大多数是从农村调去的，城市也去了一些，工厂、学校的也去了一些，劳动是不要钱的，并且还带饭去。在农业社记工分，或者叫包饭吃，基本工资加奖励这么一种工资制度。一个地方集中几万人，一个省几百万人，一个专区十几万人。江苏省有多少工人？(江渭清：产业工人有×万。)产业工人有×万，但是炼铁的有三百万，那个大呢？是三百万大，还是那×万产业工人大。人那个多？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我们炼铁炼钢以来就开始创造了一种新的工厂中的劳动制度，看到这么一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抓住这种新的现象，来研究一下，讨论一下，是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的萌芽，开始创造，这是群众创造的，公社里面，农村里面创造的。…就是要长期搞的嘛，不是临时搞的嘛。现在有临时性，将来会要变成长期性。如果变成长期性，他们的吃饭、工资这些东西要加以改进的，稍许加以改进就行了。也是跟着农民走，根据农民那种吃饭不要钱，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就可以了。
既然三百万炼铁工人可以这样做，别的工人就不可以这样做？你还要办别的工厂。比如江苏，你还要开纺纱厂，还要开什么机械厂，开什么发电厂，开什么其他的厂，三百万人他可以上山去炼铁，搭起棚子他可以做，情绪很高，我在那里看到的也不扯皮，不打架，也不扯待遇，也不扯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伙食太差，这一切都不扯。那么，是不是开纺纱厂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从农村里，比如我这里要两千工人，请你们那两个县调两千工人到我们这个纺纱厂来工作，有没有人来呢？来了就扯皮打架？就闹事？我看不会的。那么机械厂是不是也可以来呢？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开始萌芽了一种新的劳动工资制度，需要我们加以研究，而且以后加以贯彻执行。那么对于老厂我们现在暂时不变更，照老办法。老厂、老人暂时维持现状，暂时维持原来制度的现状，而新厂、新人就实行新的劳动工资制度。这种劳动工资制度根据何来？根据是从三百万炼钢炼铁工人那里来，加以改进。…
1958年10月8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工厂是八小时工作制，但工人们自己工作不是八小时，甚至是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礼拜天不休息，也不要工钱。目前有××万人在为钢铁而奋战：开矿、运输、建炉子、炼铁。他们不要钱，自带粮食。大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市民，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没有星期天，没有地方睡，搭个棚子。这是什么？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
5.6五七指示和社会实践所得的结论
5.6.1 五七指示
人民公社如何发展，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中指出：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5.6.2 毛泽东想到了社办企业
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总之，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1987年6月12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8、239页
乡镇企业，也即社办企业，毛泽东早就想到了，而且，指出：不完成“两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不能废除商品交换。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毛泽东坚持人民公社，公社工业化的一个历史成果。 诸 君请看毛泽东下列讲话：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告诉我们：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马上打破脑袋。
公社办工业比斯大林胆大。会不会搞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有政权，依靠贫农、下中农，有党，有县委，有成千成万的党员，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
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我们完全有了。试问为什么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娱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过程。
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中指出：消灭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要解决就要生产大发展，中国有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有两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引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
不完成“两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不能废除商品交换。
毛泽东这些伟大的思想对于那些侏儒是对牛弹琴，他们一概不知，以为乡镇企业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突然冒出来的。
5.6.3 南街村等实践了毛泽东人民公社和公社工业化的设想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东临京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920户，3400多口人，6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它在近三十年来产值增长2100倍（超过“深圳速度”了），年产值16个亿，它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农村平均收入的3.2倍，利税是所在县财政收入的1/3；村民的生活一点不比城里差，是“都市里的村庄”。
改革开放，1981年，全国实行联产责任制，南街村的一切财产都分家到户。村里搞承包，结果也不太不理想。因为南街村靠近县城，村民做小买卖的很多，无暇搞农业生产，农田撂荒；原来的面粉厂、机砖厂承包给了个人，他们欠着村里的承包款不交，村集体没有收入来源，村公共事业没人管，村民意见挺大。此时人心散了，粮食也减产了，问题也多了。1985年，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把承包出去的企业收归集体，还把村民撂荒的土地由集体统一耕种。南街村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了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现有农田一千畝，从耕种到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年畝产达 九百公斤 。
南街村依靠当地粮食资源，围绕农业办工业，围绕龙头企业上配套项目，大搞粮食深加工，深化农业产业化，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组建了国家大型一档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为了进一步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南街村本着“巩固老产业、丰富新产品、开发新产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不断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着力开发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医药、化工、旅游、工艺品等行业，不断取得经济发展的新突破。吸收外来务工人员一万三千余人。
南街村实行的是“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们免费享受水、电、气、面粉、节假日食品、购物券、住房、上学、医疗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上无后顾之忧，全体村民居住在30多栋配备齐全的花园式的现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幸福。按照内方外圆的方针，外来务工人员按能力实行工资制，最高年薪达四十余万，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积极性。
南街村大办公益事业，相继建起了一系列公益设施。街道宽阔平坦，道旁绿树成荫，路灯彩灯交相辉映，厂房住宅鳞次栉比。成立了艺术团、军乐队、盘鼓队、门球队，建起了文化园、图书馆、档案馆、医院、康寿乐园等。同时，大办教育事业，投巨资建起了现代化、高标准的幼儿园、中小学和高中，还办起了报社、广播站和电视台。
南街村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科学发展，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了凝聚力，营造了浓厚的集体主义氛围。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
南街村三千余人，吸收外来务工人员一万三千余人。机械化农业用工已经很少，解决了农民转化为工人的问题，消化了当地农民多余劳动力。
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
南街村人民和党支部以及仍坚持集体所有制人们实践了毛泽东的思想，取得了明显进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将永放光芒，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任何污蔑毛泽东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真理在毛泽东一边，人民在毛泽东一边，反对毛泽东的人们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一切加在毛泽东头上的不齿之词终将烟消云散，人民翻身之时，也就是毛泽东思想重新发扬光大之时。
历史表明：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者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为其一劳永逸地建立他们梦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所造的誉论。人民群众应当起来，“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人民群众应当为爭取自身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
20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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