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从1363年朱元璋鄱阳湖之战到郑和下西洋的1403年是40年。　　

1363年四月朱元璋率领他的大军去瓦解陈友谅对南昌的围困，这支大军由步兵、骑兵和水师组成，朱元璋的船小、居下游，陈友谅的船大、居上游，作战的武器包括抛射实心弹丸的火炮，但主要还是冷兵器刀、弓、弩等。

鄱阳湖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战争中水战最浓的一次，就军事水平而言与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不相上下。中国自秦、汉、隋、唐、宋、元以来的统一战争都是以中原为核心战场的，南方多水系的地方一直是次要战场。

1368年消灭张士诚后朱元璋开始他的北伐，北伐的首要目标是山东，山东是历来阻止淮河、长江下游流域政治势力北上的战略要地。公元前468年的吴国伐齐就是海陆并用，从长江口出海北伐山东半岛的齐国，公元409年东晋大将刘裕也是海陆并用北伐，消灭了在山东的燕国残余慕容超，山东半岛还是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的重要基地。

朱元璋对山东和京津从海路的用兵，是中国统一战争中海洋第一次被利用，也是第一次成功的从南到北革命。由于黄河的改道和大运河的淤积不通，海洋通道才被利用，海洋仍然被认为是不划算的。

从1367年朱元璋北伐开始“海运”满足了山东、辽东的粮食、军饷运输，1408年大运河贯通后的“河运”与“海运”展开争论，河运可以看成是水上的陆运，沿途关卡是营私舞弊、劫公肥私的官场，1421年在官场的运作下海运被罢黜，有人以海运不到3%的耗损企图说服明朝政府继续海运，以失败告终。内河运输中的腐败远远超过海运中的风暴损失，海运是高效的运输途径，官场利益主导了国家利益，腐败的内河运输取代了高效的海上运输，统治国家的成本在上升。

在欧洲从“希波战争”开始，没有那个有影响的国家、帝国在“没有”海洋战争行动配合的情况下壮大，没有那个国家可以在海禁的前提下不要说强大，就是生存都很难，但中国是例外，所以中国统一后，海禁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

因为宋朝的灭亡就与过于宽松的海洋政策有关，中国农业经济不能承受大量粮食、铁器外流的冲击，刚刚统一的明朝也不例外，明朝初建需要发展和恢复农业。

明朝对中国安全模式的调整，明朝对中国在西北的安全核心利益做了重要调整，从汉武帝以来，中国对西北新疆的安全诉求一直是以驻军来解决的，东汉、唐朝都是这么做的，结果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沉重的国防负担是压垮唐朝的外因之一。

明朝不在新疆驻军，驻军只到嘉峪关，与新疆保持联盟状态。明朝重点防范的是蒙古高原，为此在辽东大量驻军，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明朝初期的这一国防政策调整基本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安全模式，辽东与中国的中心地区华北距离较近，在地缘政治上用来监视蒙古高原非常合适。

西北地区历来是中国大外交的主要通道，随着海上通道在宋元时代的开辟，许多西南亚国家可以通过海路与中国建立连接，这也是中国模式在明朝得以调整的出处，大外交是中国历来强大的炫耀途径，中国在嘉峪关的存在满足了朱元璋时代的大外交，在新疆的驻军是完成汉唐时代大外交的前提，海路的大外交开通是永乐大帝的创举。

中国的禁海与下西洋是同时进行的，政治与经济是分开施行的。禁止海洋贸易和进行政治宣传是可以共同展开的，永乐一方面遵循朱元璋“重农轻商”的海禁国策，一方面劳民伤财的进行海外政治作秀，他有这个魄力，只可惜后来的皇帝都没有。

从1644年清朝入关到1683年康熙一统台湾是39年　　

从1644年入关开始到1650年都是顺利的，从1650年开始一个人的出现使南中国的战场悄然发生改变，他就是郑成功。

从1650年到1661年郑成功的活动范围从南京到台湾、广东，以南澳岛、厦门岛为基地，以海外贸易为主要财源。

郑氏集团对沿海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破坏。为削弱郑氏集团的反清力量，从1667年（康熙五年）开始大陆对福建、浙江沿海五十里以内全部迁界禁海，沿海地区土地荒芜，渔业停顿，造成大量农民、愚民破产，内迁。还影响到江苏南京的关口税收，沿海的盐业凋零，江南民生生计困难。沿海居民内迁造成南方土地进一步紧张，原本躲避明末战乱的南逃人民再次陷入苦难之中。

清朝对台湾的军事准备。

从1624到1662年的荷兰统治台湾期间使台湾初步具备抗衡大陆的能力，台湾有沿海岛屿不具备的优势，成为郑氏集团与海外三角贸易新基地。

台湾自身并没有军事优势，台湾的优势是没有优势，是明末战乱和三藩之乱无暇东顾，与南洋和西方人的贸易是清朝统治者不愿意做的事。

海权的要点是；海洋生产、海上运输、海外市场，这三点中国都可以不做，首先中国的国内有南北运河，不需要海洋运输。中国从事海洋生产的人口比例太低，没有影响力，海外市场没有足够的诱惑力，也没有足够的侵彻力。

1662年到1683年统一台湾的战争是台湾在中国历史上价值最大的时期，与明朝中期的倭寇骚扰问题一样是一种海权的萌动，被大陆权主义所“镇压”，清朝统一台湾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在海权的认知意义上并没有超出明朝，反而在倒退。

1861年至1863年中英联合舰队的尴尬　　

1861年4月《北京条约》签署完成，8月咸丰皇帝病死承德，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扳倒辅政大臣，自己垂帘听政，以一个女强人的姿态问鼎政坛，为树立复兴形象做了许多有时代意义的大事，尤其是外购军舰组建海军，加上太平天国从南京向上海发展，引起外国担忧，主动提出军事援助清廷剿平南方叛乱，包括提供军舰。

英国人赫德控制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后，还不满足，插足中国订购军舰，提出费用从海关税收中扣除，联合在英国的前任中国海关总税务英国人李泰国，命他立即购买一支轮船舰队，派遣到中国来，不能一日羁延。

英国人似乎要与清政府幽默一把，1862年6月李泰国与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策划购买军舰和聘用官兵，这一切策划清政府是不知道的，因为清政府已经不管帐了，出主意的是总理衙门，出钱的是英国人控制的海关，中国官员没有参与其中。他们提出“成立一支中英联合舰队”，还申明，这支舰队不会在任何地方妨碍英国女王的政府。

李泰国与中英“联合舰队”聘用的人员签订的合同包括；不得由外国人担任舰队指挥，不接受李泰国以外的命令。1863年9月“联合舰队”抵达天津，李泰国与中英“联合舰队”签订的合同不被清政府接受，李泰国下课，舰队解散变卖。

1870年代的海防与塞防争论　　

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的侵略多是以经济手段解决，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只是一次贸易争端，如果说香港岛太小、外兴安岭太远还无关紧要的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国的军舰已经在黑龙江全河开动，长江和天津外国军舰来去自如，再到1870年代新疆和台湾的告急无疑使那些最庸碌的人也有些“觉醒”，在传统的安全历史思维模式下得出西北塞防重要的结论也并不奇怪。直接看到侵略者从海上来的明眼人喊出海防重要也不稀奇，做总比不做强。

言塞防重要的也只谈论新疆，比新疆威胁更大的东北黑龙江却被忽视，尽管国门已经洞开三十四年之久，还是显得反应迟钝、结论唐突。

塞防派主张被重视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法国从越南到台湾是十年，再一个十年后俄国与日本在辽东相遇。

1873年筹建的福州船政学堂比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还早两年，1875年开始自中英“联合舰队”后再次外购军舰，到1885年“定远”“镇远”两舰的到位，与失去的“琉球”“越南”“朝鲜”相比，尤其是与十年后一再失去的土地，争论和作为都失去了意义，失去的不是土地而是主义、是历史、是信仰。

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与两种帝国主义的兴衰　　

越南问题的形成与清朝对中国历史的“背叛”有关，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一种与邻国之间的温和帝国主义关系，从汉武帝对北方匈奴“打了就走”的舅甥关系正式形成，到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的不打不相识、和亲外交。面对法国殖民帝国主义清朝从不断收缩，到放弃宗藩关系的国际主义，越南政策的演变是朝鲜的前奏。

从1884年开始中法战争的主战场就转移到台湾海峡，法国在战争中的目的是占领中国一个沿海地方，做为敲诈中国的抵押品，迫使中国接受法国在越南殖民的合法化。

法国一开始想控制长江口，仿效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做法，受到美国、英国的抵制，转而以封锁台湾海峡为目的的战争。

李鸿章的门生张佩纶、刘铭传在1884年分别担任福建水师和台湾守备的重责，是李鸿章一贯重北轻南的海防主张，张佩纶的玩忽职守与北洋丁汝昌的窝囊何其相似。

1884年马尾港的陆上炮台火炮射程太近，使法国舰队0沉没，中国11艘战舰中沉9艘，法国阵亡5名，中国阵亡700名。

一年的中法战争与40分钟的马尾海战中，清朝海军始终缺乏决战外海的战略。与1951年朝鲜战争一样“陆战在彼”，马尾海战、基隆保卫战与奇袭白虎团、上甘岭在海权意义上是一致的，虽然奇袭白虎团、上甘岭发生在朝鲜半岛意义却在台湾海峡。

1885年2月与日本就朝鲜问题达成了共识，3月的镇南关大捷与澎湖失陷算是中法日三方各得所需，也为能体面的结束台湾海峡的对峙而铺上台阶。

中法战争的惨败是统治者认识到列强发动侵略战争的迅疾，广州、福建、台湾的失控使统治者感受到亡国的临近，把发展军备的重点由陆军转移到海军，这对一直窥测中国的日本还是不利的。

1885年至1894年中法战争后东北亚的短暂宁静与中日两国的海军军备竞赛　　

1885年亲王检阅了北洋水师后，一方面大力发展水师，一方面悄悄地重建颐和园。日本发行海军债权，两年后日本国王从自己的费用中拿出30万元资助海军，推动海军建设。

1875到1894海防建设共花费800万两，前十年平均约80万两，到了关键的后十年平均20余万两。

1894年中国海权的第一次折戟——惨败黄海。

在甲午海战中国海军的发炮数量是日本的约十倍，命中率是反倒过来，再加上日本发明了苦味酸烈性炸药，中国损失远大于日本。

丰岛海战后从7月25到9月12日的平壤战役期间，北洋海军总是消极避战，坐看日本海军完成在朝鲜南部的集结。

中国海防的军事思想还处在西汉初年的水平，坚持重点防守，9月18日的大东沟海战已经在揭示日本在辽东半岛的登陆，陆军的溃败无力保护旅顺、大连，残余的北洋舰队苍莽逃往威海，北洋舰队的两大主力战舰“镇远”号竟然在威海港触礁，失去战斗力，“定远”号在港内遭鱼雷艇偷袭中弹搁浅。

在大东沟海战之前有人主张主动进攻日本本土长崎等地，因为中日已经宣战，进攻才是最好的保护，好的意见被转守防卫思想主导的高层官员束之高阁。清朝在朝鲜问题上的渐中立化政策是历史的反动，中国动荡的16、17世纪无论是崇祯还是皇太极都在利用和联盟朝鲜的力量，从联盟到中立再到放弃是中国历史失败用海权的失败来表现，清代的教训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中立调停的角色绝对是错误的。

1895年至1945年中国去除海权后的若干历史进程。

1895年6月在列国的干涉下中国花费3000万恢复旅顺，还得搭上台湾。

1896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进驻旅顺。

1898年4月法国占领广州湾，7月英国占领威海。

1900年八国联军的快速干预义和团。

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看客，日本重新夺回了甲午海战后失去的辽东半岛，用的还是十年前的战略。

1918年山东转手日本。日本得到了原本在23年前就得到过的山东，

1937年淞沪抗战中国本土的增援与日本的海上运输增援效率比较。

1938年是中国海权的第二次折戟——江阴沉船。

中国海权的第三次折戟在——台湾海峡　　

1950年到1954年从“解放台湾”的豪情万丈到“炮击金门”的海权“呐喊”是中国海权的残酷现实。

1950年2月新中国领导人访问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已经确立，在美国讨论“谁弄丢了中国”已经没有意义，重新援助失败了的蒋介石成为唯一选择，3月到5月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基本结束，中国解放军开始在东南福建集结，此时朝鲜半岛也在积极酝酿推翻南方的战争，　6月25日　朝鲜抢先中国一步发动了统一战争。

从6月27日开始美国一方面关注朝鲜的局势，美军一方面协助韩国阻击朝鲜的攻势，一方面派遣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第13航空队从冲绳入驻台湾，向台湾提供自1948年终止了的军事装备、财政支援，阻止针对台湾的进攻。中朝方面也不断得到苏联的支援，在中国志愿军开赴朝鲜之前中国就得到大量苏联军援，比起美国对台湾的武装是逊色的，至少在空中装备和海军装备的项目上严重迟缓，并且不足，美国航空队和航母编队直接进入中国领土、领海，苏联航空队撤出朝鲜，而在旅顺港的苏联海军却极力避免与美军的正面冲突。

美国在朝鲜、台湾的政策转变是在尽力维持远东雅尔塔体系，从1949年美国在检讨“谁弄丢了中国”的同时朝鲜也要丢，本能的反应是苏联势力的扩张，1950年2月之前还是“谁弄丢了中国”，之后就是对“苏联的中国”不满，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台湾海峡的紧张使美国走到了中国的对立面。

朝鲜战争爆发的6月到8月间无疑是蒋介石证明自身价值的难得机会，但美国方面可不这么认为，对于蒋介石在内战期间的表现和韩国政府的表现，美国不得不自己出面收拾两个残局，稳定朝鲜局势和拖延解放军进攻台湾的时间表是首要的。

美国拒绝了蒋介石派遣部队的请求，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如同海湾战争中美国拒绝以色列参战一样，是为了不过分刺激中国大陆，美国通过第七舰队的海上警告和对沈阳、丹东的陆地警告并没有起到作用。

1950年8月初由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一方面抗议美国出兵台湾，一方面提醒朝鲜部队注意美国干预，总的来说中国对形势是看好的，焦躁的美国从　8月27日　开始对中国境内的辽宁省展开威慑轰炸，使中国不得不考虑改变光用嘴巴说话的方式，　10月3日　中国一方面再次发表严厉的声明和积极准备可能不得不进行的直接干预。

　1950年9月15日　的仁川登陆结束了朝鲜战场形势只有利于北方的情况，也牵引了中国的注意力，　9月27日　美军占领汉城北方军队全面撤退，美国积极在朝鲜半岛推进的同时，也在打算对台湾海峡的形势降降温。美国通过轰炸中国东北鸭绿江城市丹东，对东北中心城市沈阳的军事侦察，当时旅顺、大连在俄国的控制下，美国对丹东、沈阳的军事行动与日本在1894年、1905年的扩展是一致的，促使中国当局考虑进攻台湾后的不利局面。

中国在紧盯朝鲜局势的同时不放松对台湾观察和积极准备，仁川登陆不仅是朝鲜、中国的意外，也是美国的意外，一次大胆的冒险，新中国的首个国庆在焦急的等待中与最坏的打算中度过，第三天10月3日的声明没有得到美国回复，美国的傲慢与自信直接导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10月25日发生了登陆金门岛的意外惨烈失败，并没有改变整个“解放台湾”的战役安排只是后推了推而已，当时是这样的。

第七舰队首先做的加强台湾岛抗登陆的防御，年底才正式开始干预台湾海峡阻止登陆台湾岛的部队通过台湾海峡，金门岛的两个意外（胜利和失败的双方都应该感到意外）鼓舞了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使原本已经放弃国民党政府的美国看到台湾海峡的价值和解放军在海洋上的战力，包括金正日的部队在海上、空中的巨大劣势。

中国入朝部队在朝鲜战场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八线，也就是说真正的朝鲜战争只有两个月，剩下的是“中美战争”，从1950年的10月到1951年的1月入朝部队逐渐感到延长战线的压力，彻底消灭联合国军实属艰难。

1950年9月的仁川登陆和10月的金门登陆无疑是影响中国和美国及世界东方政策的走向标，朝鲜战争进入10月以来北方不断的失利和美国对中国的野蛮恐吓，美国本想间接帮助台湾，为台湾抗击解放军登陆争取时间，美国无意进攻中国东北是中国不能完全相信的，出兵朝鲜是对美国亚洲政策底线的试探，中国是希望南北两线并进，迫使美国接受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希望与美国建立直接的联系，所以出兵朝鲜和登陆金门岛是几乎同时进行的。

放眼1950年，光以中国或朝鲜的自身力量忽略美国的存在，解决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能的。整个1950年下半年中国仍然有“两个选择”，选择帮助朝鲜统一半岛南北，选择解放台湾统一中国。

1951年1月至1953年7月喋血的三八线　　

　1951年1月13日　美国第一次提出停火建议，此时中国解放台湾的军队也准备完毕，中国对形势判断乐观，从1月底到4月间中国发动两次战役，结果已经大不如前，从第三次战役的后期，中国由于后勤遭到破坏，已经出现进攻乏力和代价巨大的战斗。

也从美国第一次提出停火建议起，中国感到局势对自己不利。中国的“两个选择”受挫，美国企图利用空中、海上优势迫使中国全面屈服，中国需要从“两个选择”到“两个放弃”转变，包括放弃南部朝鲜半岛和放弃解放台湾，在往后的较量中虽然有苏联的帮助，但苏联不想让事态扩大，中国只能先放弃了前一个，是现实的需要。

美国借强大海空力量对台湾挑衅大陆的有效控制和在三八线的激烈对峙构成中国国防在这一时期的主题，“米格走廊”和台湾海峡是理所当然的主战场，“米格走廊”使中国有半个朝鲜半岛的“制空权”，中国的“制海权”在台湾海峡的西岸，喋血的三八线与激昂的金门炮战是中国没有强大“炮舰”的现实。

苏联的军事援助解决了朝鲜半岛部分后勤问题，使完全被动挨炸的后勤变为有局部制空权的“米格走廊”，仓促形成的空中战力依靠半岛的多山，造成朝鲜半岛上艰难的守势，“米格走廊”时一种相对的守势，在北半个朝鲜半岛中朝（苏联撤走）并没有绝对制空权，形成“守（北半个朝鲜半岛）而不宁，攻（南半个朝鲜半岛）而不能取”三八线相持。

重新在金门岛集结的解放军，依靠苏联和缴获的重炮也只能是“鸡筋”般的攻势，金门岛离大陆太近了，不需要制海权，攻占金门在军事上容易，政治上会很麻烦，造成国民党政府与大陆完全分离，这是美国人希望的。

1951年1月朝鲜战争的地面战争就已经结束了，美国依赖强大的空中、海上力量进行反击，中国后来的陆地反击和空中保卫战是为了保住1951年1月的成果。

在朝鲜半岛鸭绿江与三八线之间宽达350公里的“米格走廊”无法在宽120至160公里的台湾海峡复制！“海权是陆权的延伸”米格走廊证明了这一点，北朝鲜半岛上空的较量是依靠陆权支撑的结果，米格走廊是建立在朝鲜半岛的延伸，越南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不是胡志明小道比中国在朝鲜半岛的钢铁运输线强大，而是中南半岛足够宽。“米格走廊”无法在台湾海峡复制是因为缺乏“移动陆地”航空母舰的支持！

美国巨大的海基、路基制空权不仅在朝鲜半岛的北部，从海南岛到东海、黄海无处不在的中美侦察机边界摩擦主要是建立在海基力量，在中国大陆上空上演的U-2追逐大战，加上苏联的安排使中国只能尽力保障半个朝鲜半岛的后勤，没有制海权才有仁川登陆，没有制空权才有喋血的三八线。中国有限的空军被牢牢吸在朝鲜和漫长的18000公里的海疆线，所谓的台湾海峡中线既是中国海权、空权的远线，中国不能放弃解放台湾，但又不能半途撤出朝鲜。

从1951年到1953年的朝鲜停战谈判时间，是美国拖延中国进攻台湾，示威其制空权，中国在没有旅顺港的情况下，在苏联驻旅顺港海军没有支援的前提下，与美国展开争夺东北亚主导权，中国18万志愿军的牺牲有15万以上都牺牲在三八线附近，堪称是东方的“绞肉机”，中国自金门登陆之后迟迟没有新的大规模登陆行动，是由于朝鲜战场的羁绊和苏联军援的不热心，甚至连空中保护都不参与，苏联在旅顺的海军力量在战后的撤走，使中国能够依靠对抗美国航母的唯一期望也没有了，苏联能够给中国的毕竟没有原先驻中国的多，意义也不同，中国得到了旅顺却没有得到海权，苏联海军在时中国可以登陆金门，挺进朝鲜，苏联海军一走，中国将独立面对美国的强大海军，往好了说是中国可以独立自主的解决自己的统一问题。

1953年7月在朝鲜半岛和半岛以外的东山岛努力都告失败后，　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议得以签订，放弃统一整个朝鲜半岛、撤出志愿军的中国显然调整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由直奔金门、台湾变为先去外围、循循渐进，变的小心翼翼。　　

朝鲜战争后中国北面收复了旅顺、大连的主权，南面在金门岛对面集结的巨大炮火优势是1950年10月所不具备的，对金门岛的优势并不代表对台湾岛的优势，对金门岛的火力优势成为了对台政治战的鸡筋，攻打金门会使台湾孤立，走向与大陆的分离，没有海上优势，陆战优势成了台湾海峡敌对双方对话的方式。　　

1954年苏联给予中国的火力支援支持只能自守，不能强大，年底美国也与台湾方面洽谈美台防务合作。美国把朝鲜半岛形势恢复到1950年6月战争爆发前的状态后，并没有在台湾有进一步的要求，反倒是压制在战争期间就跃跃欲试的蒋介石。撤走驻台的美国空中力量，努力培养台湾自己的人，限制台湾对大陆的挑衅，维系美国在亚洲雅尔塔体系中仅存的战略利益，尽管是残局。　　

尽管中国大陆的空军在朝鲜半岛有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实力，并不代表中国大陆的空中力量有对台湾有相应的、自然的压倒优势，台湾海峡上空没有复制朝鲜上空的奇迹是因为苏联的有意拖累。　　

中国有限的空中力量被优先部署在东北、华北，这是美苏希望看到的，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压力对保卫台湾有利，中国的优先部署对苏联的安全有利。　　

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的过程中，美国仍在评价中苏关系能稳定多长时间？1955年条约签订，美国在台湾的驻军第13航空队撤出是与苏联撤出旅顺、大连同步进行的，12月美国航母停靠基隆是对构建中的“中苏联合舰队”回应。　　

从1955到1958中国大陆对金门的炮击主要是对苏联没有公开的不满，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对等的苏联“航母”停靠，因为中国还不想放弃解放台湾，对苏联还有幻想，不得不对蒋介石悲悯的“一个中国”情节加以利用，蒋介石“悲”于在大陆的失败，“悯”于回天无力。美国航母停靠也是不靠谱的，只是打气而已，蒋介石的怨气不比毛泽东的小，美国方面还计划换掉蒋介石，只是没有更合适的。两岸双方都希望外国的强力介入，美苏却是精明的局外人，中国大陆在朝鲜算是帮了苏联，在苏美没有直接碰面的前提下稳定了局势，苏联对台湾没有兴趣就像美国对蒋介石意图统一大陆一样没有兴趣。　　

1955到1958蒋介石政府在金门的存在就像是一条“癞皮狗”，拉不进来，赶不走。这是蒋介石版本的“两个选择”，选择投入“一个中国”的怀抱，赖在金门不走准备光复大陆，选择投入美国怀抱，借美国强权与大陆对峙，美国显然不支持前一个带有微弱“一边倒”的选择，大陆和台湾之间特殊的对话形式并非一种猫鼠游戏，因为无论哪一种结局都对第三方的美国有利，两岸之间热闹的表演只不过是“统一”与“光复”都不得志的相惜而已。　　

流亡台湾的政府具有的中国情结成为对话的基调，通过金门炮战把两个内战冤家拉拢在一起，在美国的制海权、制空权之外的金门岛成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场所，有人说这种对话是某种中国模式、战略思维，应该说是美国强势海权维持下的“冷和平”，或者说是两岸都没有了海权后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安排，无所谓战略，台湾海峡西岸无力东进，美国也反对来自台湾海峡东岸的挑衅，金门是维持台湾海峡两岸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还能一个中国原则最后的面子，打与被打都很有面子。打炮的对人民有交代，被打的对美国有交代，是无奈也是悲哀。

台湾岛和朝鲜半岛也不是美国霸权的试金石，美国权利是确实存在的，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强力介入，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存在，终结了中国的内战胜利在台湾的“合理”延续。

中国“合理”延续内战胜利的权利与美国“合理”干预的界限并没有规定在哪里？没有在长江天堑发生，却在台湾海峡发生，美苏都“主张”中国划江而治是对蒋介石政权力量的高估。

1960年“中苏联合舰队”的破灭。　　

从1954年到1960年中国把解放台湾的豪情转变为炮击金门的愤怒，一方面是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的愤怒，一方面是对苏联不帮助中国统一台湾的愤怒。　　

从1954年开始，最早从朝鲜战争一开始，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强大国家所需的工业体系、军队装备，其中就包括统一台湾所需的内容，所以1958年中国对联合舰队的热情就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过于热情导致错误的判断，苏联的提议是以苏联的利益为准绳，台湾是苏联无法支援的，正像美国不会支援台湾反攻大陆一样，苏联不会支援中国解放台湾，1960年中苏联合舰队的破灭是注定的，中国对台湾的要价是苏联不能接受的。　　

苏联海军缺乏与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域附近较量的资本，而且太平洋不是最重要的，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后苏联海军进出黑海更加困难了，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加强了在韩国和朝鲜海峡的存在，苏联就更不会帮助中国。　　

中国对苏联的安全诉求与“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同时存在是导致“联合舰队”计划搁浅的深层原因，苏联视中国和南斯拉夫为“人造黄油”，看做可以牺牲局部保护主体的外围，中国的“独立自主”是显然不合适的。　　

蒋介石在1941年企图消灭的内部敌人“新四军”，在1946年再次企图消灭与其争天下的内部敌人“共产党”，导致美国主子的1948年抛弃，中国“解放台湾”的主张也是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从道义上并非不合时宜！苏联对中国“解放台湾”的冷漠是对美国抛弃蒋介石的政治求同，中国人民、内部的敌人往往成为国际干涉的选择。　　

直到1960年苏联对中国的需求已经厌烦，进行核技术支援也是在以苏联为轴心的前提下，而且苏联准备向中国出售原子弹真实样品，苏联以为中国有原子弹也不可能摆脱苏联的控制，也不可能用于解放台湾。同美国进行海洋对抗是苏联的弱项，同时也不是重点，美苏竞争的重点是欧洲，苏联不想与美国在太平洋发生冲突，所以一直没有足够热情，中国错误理解了苏联的用意，苏联错估了的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和时间表。　　

中国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与抗战时期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时间表一致，伤害了大局。　　

苏联撤出技术专家时，联合舰队只是一个构想，这支构想中的联合舰队的控制权与1861年的中英联合舰队的控制权是一致的，结果也只能卖掉或忘掉。无论是中英联合舰队还是中苏联合舰队，都证明中国只可以做大国，不可以傍大国。　　

从1961年以后中国就真正的开始独立自主的“解放台湾”，从1683年起中国海权的标尺就是台湾。　　

1970年代北方危机与海洋危机。　　

1970年代一开始中国北方就受到苏联核外科手术的威胁。　　

1970年代初的南方南越对西沙的掠夺还是可以应对的，1976年越南统一后被苏联利用对付中国，占领南沙、骚扰北部湾和粤桂边境线。　　

1980年代苏联陷入阿富汗泥潭和中南半岛危机，美国与中国建交和台湾军售。　　

从1996年导弹演习到2008年护航索马里，中国海权起锚了？　　

从1996年的台湾海峡导弹演习到1999年的导弹误炸中国使馆，2001年初的南海撞机，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迷茫。　　

从1997年到2003年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微量的出口，从2004年我国开始出现粮食净进口国的局面。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原油进口量逐年增大，由1996年的2622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6941万吨，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超过9112万吨，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石油净进口量增加了7倍，石油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逼近30%，在2005年中国的石油进口规模就突破1亿吨大关，2010年石油的外贸依存度达到55%，进口超过国内生产。　　

2001年初中美在南海的撞机被后来的“911”事件稀释，反恐逼出来的“中美联合舰队”，以战略协作为基调的中美军事交流带来护航索马里的契机，2011年初的两国元首访问，为中美建立真正的经济“联合舰队”带来契机。　　

没有“911”中国依然可以找到与美国联合的理由，“911”不但加速了美国的海外战略，中国由于粮食、石油等一系列战略物资的净进口国地位的确立，需要参与美国的海外战略，一味的意识形态政治对立不利于中国国内政治发展，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流动，不利于中国农业，反恐战争开始后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加快了。　　

中国商船频繁的被劫与无航母的无奈！　　

2008年有6艘中国籍或由中方租用的船舶在索马里海域被海盗劫持。　　

　2009年10月19日　中国货轮“德新海”号连25名船员在印度洋遭海盗劫持，索马里海盗承认是他们干的，这是一艘从南非开往印度的，在距离索马里海岸东南1815公里处被劫持的。中国的护航舰队还远在千公里以外，三艘舰艇组成的编队中唯一的舰载直升机作战半径也不过150公里，显然不足。　　

2010年全年索马里海盗又创造新的劫持记录。　　

从1950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到2007年11月22日小鹰号航母最后一次穿越，是中国海权一半的缩影，中国海权的另一半已经从进出宫古水道的远洋拉练和走向索马里的护航舰队所代替，与1974年东海舰队支援西沙海战穿越台湾海峡还需要对岸“礼让”相比，已经大为不同了。

　2008年12月26日　第一批护航编队：“武汉”号导弹驱逐舰、“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　　

第二批护航编队：“深圳”号导弹驱逐舰、“黄山”号导弹护卫舰、“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　　

　2009年7月16日　第三批护航编队从浙江舟山出发：由“舟山”号、“徐州”号，“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　　

第四批护航编队：“马鞍山”号、“温州”号两艘国产新型导弹护卫舰、“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　　

第五批护航编队：“广州”号导弹驱逐舰 “巢湖”号导弹护卫舰、“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　　

第六批护航编队：“昆仑山”船坞登陆舰、“兰州”导弹驱逐舰、“微山湖”综合补给舰。　　

第七批护航编队由“舟山”号、“徐州”号国产新型导弹护卫舰和“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第七批与第三批重复说明中国海军的实力还是太弱，能拿的出手的能远洋作战的舰艇太少。　　

中国无论是东海还是南海数个波斯湾的前景仍是展望，“走出去”有舍近求远的味道！　　

在中国合理主张的东海专属区划界内与日本的油气田谈判，是中国的无奈！　　

钓鱼岛危机与索马里航道危机中，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是可以分开的！海权理论家马汉提出的生产、运输、市场海权三原则在中国有新发展。　　

日本的财团运作与政治的密切配合在中国不适用。　　

中国从伊朗的石油进口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开始，由1996年的231万吨到2001年的1084万吨，成为中国当年最大的进口源。2010年中国进口石油1.5亿吨，伊朗仍占重要地位。　　

2007年从东盟国家进口的石油占到总量的15%，而东盟国家的石油产量主要来自南沙地区，中国可以不给来自藏南地区的印度籍人员来华护照，石油却不能。　　

2009年2月，中石油向加拿大Verenex Energy发出收购全部股权的要约，4月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Kaz Munai Gas公司联合收购Mangistau Munai Gas。

　2009年　6月24日　　，中石油宣布，将根据相关协议，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　6月25日　，中石化以72.4亿美元对资产分布在尼日利亚、伊拉克等国的瑞士Addax石油公司发起全部股权的收购。　6月30日　，伊拉克公布了战后第一次油气项目公开招标的第一个中标结果：中石油和英国的BP联手赢得了伊拉克鲁迈拉油田的20年服务合同。　　

　2009年　7月27日　　，中石油宣布与厄瓜多尔国有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将在两年内向其购买原油，并预先支付10亿美元，中国的“贷款换石油”模式再下一城。　　

中俄原油管道谈判了十几年，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结果。2009年2月，中俄“贷款换石油”协议的签署同时破解了这个难题。4月，管道的俄罗斯段开始动工建设，5月，中国境内的工程也正式开工。　　

中国内陆水产品总产量连续20年位居世界第一，水产品出口连续9年位居国内大宗农产品出口首位，成为世界第一水产品贸易大国。渔业生产方式由内河、内湖、近海的捕捞为主向 “以养殖为主”转变，我国水产品养殖产量实现占国内水产品总产量和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两个70%。　　

1996年全球渔业总产量8925万吨，2004年达到9500万吨，中国1690万吨，其中以内陆淡水和近海养殖为主，我国的远洋渔业直到2009年产量仅98万吨。　　

在20世纪60年代，1万载重吨的船就可称为“万吨巨轮”，2000年末世界上拥有10万载重吨的超大型油轮（VLCC）数百艘，还有50万载重吨的特大型（ULCC）油轮。目前最大的散货船为30多万载重吨。到2003年底，我国商船队总运力在世界各国船队中排名第四，集装箱船队总量居世界第五位。　　

我国船舶工业造船产量已连续１１年位居世界第三位，在世界船舶工业中所占份额由２０００年的６％提高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到２０１５年我国的船舶产量将达２４００万载重吨，达到“世界第一”，以环渤海湾、长江口、珠江口区域三个现代化大型造船基地。　　

　2004年7月28日　，中国北极黄河站是中国继南极长城站、中山站两站后的第三座极地科考站，中国也成为第8个国家在挪威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建立北极科考站。　　

从科学考察角度看，南极有四个最有地理价值的点，即极点、冰点（即南极气温最低点）、磁点和高点。此前，美国在极点建立了阿蒙森斯科特站，俄罗斯人的东方站位于冰点之上，磁点则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建造的迪蒙迪维尔站，由于率先完成冰穹A和格罗夫山区的考察，中国最终赢得了国际南极事务委员会的同意，在冰穹A建立考察站，昆仑站于2009年1月27日胜利建成。　　

中国在黄岩岛与冲鸟岛上的矛盾方法说明了中国海权的不成熟，凭什么说高1米、面积6平方米的冲鸟岛礁石就不能称作“岛”？又凭什么说高1.8米、面积3平方米的黄岩岛礁石就可以称作“岛”？　　

总之中国海权已经起锚，“走出去”战略初具规模，尽管护航舰队只有三艘，只有一架飞机，少是少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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