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噪音——评《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登的一封长信

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噪音——评《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登的一封长信

    《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刊登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谈他对土地改革的看法。这是一封为封建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信，对土改的伟大意义从根子上进行了颠覆。
  了解中国当代史的人都知道，土改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革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的命。董的长信千方百计要摘除中国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帽子。他的理由是中国农村的土地是加上了人工的，是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因此就称不上是封建，既然可以自由买卖，地主阶级就算不上是封建地主。
  这是一种完全不顾历史、不顾国情，不顾事实的狡辩。
  中国自从古代周秦以来即已形成的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这种政治和经济所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整个社会千百年来保持着一整套封建主义的社会秩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步地改变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的社会。而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就是地主阶级。这是千百年来一直到中国进行民主革命前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客观事实。凡懂得一点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土改以前，占有少量或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大多数农民都耕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占有最多的生产资料。据统计，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只占乡村人数10%，户数8%左右，占有土地则达全部可耕地70—80%之多。这个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对在农村人口中占多数的贫苦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敲骨吸髓的，极其残酷的。我们从白毛女、收租院以及各地许多恶霸地主、大地主大庄园的剥削事实中看得明明白白。这种压迫和剥削的严重性和残酷性，的确是世界各民族中极为少见的。地主阶级代表了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对象之一。伟大的土改运动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所有，这就扫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也就实行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走上“平均地权”的道路。我们党的政策规定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
  董先生的信完全回避了上述铁一般的事实。为了支持他的土改不应革地主阶级即封建阶级的命的观点，举出了几十个实例。一是一个三轮车工人用“血汗钱”买到20多亩土地，土改中分了，满肚子怨气；再是一个老奶妈，用做佣工的工资积累购置了20多亩地，都给分了，也是一肚子怨气。这些都是个案，本不足以此来评判整个土改运动的意义及其极端必要性。但是，就是从这些个案看，人们还是可以对是是非非做出适当评判。按的说法，个案主人公置地都是用的血汗钱、辛苦钱，这说明他们毕竟还是有殷实的积累，而绝大部分当地农民，吃穿都顾不上，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置地的，他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承受地主的剥削奴役，才勉强得以糊口。而个案主人公置地后，除非把地捏在自己手里，任其荒芜掉，他们总是要租给农民种的，像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那套封建剥削的程序一样，自然要收租的，也就自然构成了剥削。这样，他们的阶级属性以及他们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必然发生了变化。他们或者成了土地出租者，或者是旧式富农，或者就是地主（那个三轮车工人置地已达20余亩，这可不是小数）。在土改运动中，他们不成为革命对象才怪呢。当然，土改中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对土地出租者，旧式富农、地主或者恶霸地主，都有不同的政策在管着。土改中把他的地分了，其中包括分给他们自己该分到的田地，这都体现了政策。广大农民从地主那里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千百年来农村中翻天覆地、大快人心的事。那些个案主人公伤心了，怨恨了。我们是庆幸极大多数农民分到地了，还是光为这些个案主人公鸣不平呢？而这些个案主人公也是明明受到了政策的照顾的，那个三轮车工人就分到了十亩地，不算少了。是他自己不愿种地，才到城里去蹬三轮车，这怪谁呢？我们看待任何事物，必定要站在一定的立场上。显然，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上，为此庆幸；站在地主的立场上，则必然为之抱怨，甚至一掬同情之泪。但是请注意，当着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剥削制度下过着水深火热、牛马不如的生活时，我们从未见到这些先生们一掬什么同情的眼泪过。
  信的正是牢牢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这场土改运动的。这可以以他对地主阶级的肉麻吹捧作证。董信中一再提到：“土生土长的地主富农……绝对够不上封建的资格，他们中间以……驯良的人民为多数。他们都是一些勤俭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们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安分守己的分子都喜欢把积蓄变成土地，从没有人把买地购田当作是有封建意味的……也没有人把出租田地当为是一种封建剥削的行为。”“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是因为他们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够了，地主阶级是社会优秀分子，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还有比这更高的吹捧么？如果是三座大山压着中国人民头上的世道，这些活在大地主、大买办、帝国主义分子看来，董先生讲的是对的。地主阶级正是他们统治、奴役中国的基础，他们正是靠着并通过这些地主来对广大劳苦农民大众实施无尽无休的剥削的。信一字不提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种种超强制剥削，刻意模糊和混淆阶级界限，这是一种障眼法，他是在蓄意欺骗。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妄想。
  对于贫苦农民，在笔下又是怎样呢？信的多次提到：“地都被分给游惰分子了”，“他们游手好闲，吃穷用穷了，还说是被我们剥削了”，“无论哪一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若说他们没有成为地主或富农，乃是因为他们道德特别高尚，不愿意剥削他人，则决不足信。”这就是笔下中国农民的形象：游惰分子，好吃懒做，都盼着想当地主阶级的“后备军”，也当地主。
  在笔下，土改前，中国农村是这样一幅浮世绘图景：地主勤快，安分守己；农民则好吃懒做，是懒汉流氓。我们倒也可以从“字面上”同意他的这种评判。只是：地主的“勤快”，那是一种黄世仁、穆仁贵向佃农杨白劳逼债的“勤快”，污辱白毛女的“勤快”，是周扒皮半夜三更学鸡叫，天还没亮，就逼着长工到地里去干活的“勤快”；而在农民的“懒汉”，是因为地无一垅，家无立锥之地，甚至连长工活也揽不上的“赋闲”的“懒汉”，是生活无着，四处逃荒、流浪的“流氓”。董信勾勒的是这样一幅旧时中国农村的图案，不是更确切吗？
  董先生这封致毛泽东的信写成于1949年岁末，当时新中国甫诞生，新区的大规模土改尚未展开。土改带给农民的极大喜悦，土改释放出农村的劳动力，带来农业生产的提高和农民生活上的改善，董先生自然是没有看到的。董先生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毛泽东写这样一封信，直抒自己对土改的感怀，不管怎么说，都是他的权利和自由。在一个大变革的社会里，有这样一种观点，不值得大惊小怪。让人开眼的是，《炎黄春秋》编辑部的先生们，在土改运动取得胜利的半个世纪以后，还登了董先生的信是什么用意呢？当今社会上有一股翻土改的案的思潮，要为地主阶级反攻倒算，要改写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的历史，发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噪音。《炎黄春秋》紧跟这样一种思潮，是从不落后的。什么地方出现这种噪音，他们必定是紧跟不怠的。而许多噪音和攻击又恰恰是他们发放出来的，他们是始作俑者。此言堪称毫发不爽。（2011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