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辐射危害和原子老兵

核辐射危害和原子老兵

曾 嘉  吴嗣廉

一个月前的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底发生九级大地震，引发大海啸，几十米高的海浪冲破福岛核电站的防波堤，给核电站设施带来巨大破坏。福岛核电站爆炸很快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焦点就在于核辐射泄漏和放射性物质污染。由于用直升飞机和消防车向核电站注入了几万吨的冷却海水，必然将核污染源的放射性物质带入大海，而且东京电力公司未向外界公布就往海里排放大量核废水，这无疑是把太平洋当成了废水桶。核辐射污染是没有国界的。核反应堆爆炸的烟尘随即进入大气层随气流向周边国家飘移沉降，核污染废水排入太平洋，强大的海流——黑潮和亲潮，会把核废水送往太平洋中部，东部和西部、整个太平洋沿岸都将受到威胁。
据报道，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东部沿岸的水产品已检测到放射性物质，当地农作物和疏菜受到严重污染无法食用。接着，由于放射性物质随大气的飘移沉降，我国许多省市的农田蔬菜已检测到放射性核素碘-131、铯-137和铯-134。虽然都称是极微量，不会危害大众健康，但却引起了社会议论纷纷，谈核色变。前段时间各地出现的抢盐风波，就是有人借助人们对核辐射的一知半解来兴风作浪。其实，太平洋和大气层对污染物有极强的自净降解能力，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泄漏，对我国的影响确实是微乎其微，国人大可不必惊慌失措。
说到核辐射，我国确是有一批人曾经亲自感受和经历过。那就是在几十年前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为了增强国力，打破美苏核垄断，参加研制和试验原子弹和氢弹的“原子老兵”，他们深知核爆炸的威力和核辐射的危害。
今年春节前后，中央电视台第一台在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就是详细讲述了我国如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群策群力，奋勇拼搏造出了我国的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动人故事。剧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实的历史，有名有姓的，如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聂荣臻、李觉、张爱萍、张蕴钰、程开甲等，都是如雷贯耳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我们许多亲身参加过核试验的原子老兵，看着曾经战斗过的戈壁大漠，看着原子弹和氢弹成功炸响，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一段辉煌的历史。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在《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国防不可没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后来他又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想不受人家欺侮，就要有原子弹这个东西！”“我们要抓紧经济建设，只要经济搞上去了，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的功夫完全可能。”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没有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你们要快点搞，就算把我的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开国元勋的高瞻远瞩，集中了全国的精兵强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成功试验了导弹核武器，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了当量三百万吨的氢弹。这一个个的春雷巨响，扬了国威，壮了军威，挺起了中华民族的坚强脊梁。后来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这是民族的骄傲，这是共和国的盾牌。
在电视剧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叫邓稼先，他解放初期就从美国学成归来，投入原子核物理研究，隐姓埋名二十八年，研制试验原子弹和氢弹，是名乎其实的“中国原子弹之父”。他把毕生智慧和精力都献给了核事业。由于长期接触核材料和装配原子弹，他受到了严重的放射性感染，得了核辐射病。1979年从罗布泊回到北京，他妻子许鹿希拉他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白血球明显偏低，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性。之后检查出他已患上晚期直肠癌，1986年7月29日因癌症和全身大出血病逝，终年六十二岁。
我们都知道，邓稼先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两弹元勋。但原子弹并不是一个人也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够搞出来的，在他的身后，有青海金银滩的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的数千名职工、干部，有新疆马兰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场的8023部队的数以万计的干部、战士，还有当时来自全国各大参试单位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他们工作战斗在核试验的最前线，生活和吃喝在充满放射性尘埃的戈壁大漠。当时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罗布泊核试验场是一片方圆几百公里的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漠，北面是库鲁克塔格山，南面有一条孔雀河。我们的同志在这个地方搭帐篷、修道路、筑工事，布设试验效应设备，测量气象要素，做大量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还有经常性的适应性练兵。当时大家参加试验工作叫“进场”，都有一种自豪和自信，没有人会害怕和退缩。但面对的罗布泊戈壁，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却相当恶劣。
这里的气候非常干燥，经常几个月不见下雨，许多人喉干舌燥，嘴唇爆裂，鼻粘膜收缩，经常流鼻血。对这种气候，往往要进场一个月才能适应。这个地方夏天昼夜温差大，中午地面温度超过50度，但冬天气温会低至零下20度。戈壁的飓风，也就是沙尘暴，说来就来，来时乌天黑地，烈风夹着沙石，扑面而来，风力多为7-8级，可把人吹跌，把帐篷吹倒，灰沙弥漫，直灌口鼻耳朵。这种天气，汽车无法出动，食堂无法开伙，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大家只能硬撑着等风暴过去再收拾摊子。试验场沙尘暴刮起的沙尘，可不是一般的灰尘，经过几次地爆和空爆核试验以后，这里的戈壁都经过了核辐射，受到过重复的放射性沾染，沙土都含有放射性物质。对此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当时有谁会想到，吹到脸上的沙子和混在饭菜里的沙子会让人得病呢！
至于喝水，在罗布泊能喝上孔雀河的水算是幸运的了，当年张蕰钰司令员在选点时就因为发现这里有孔雀河才把靶场定在罗布泊的。可是孔雀河的水是咸的，氯化镁含量特别高，喝了就想吐，接着就拉肚子。这种状况许多人在场区都经历过，但都知道水是生命，肚照拉，水照喝，饭照吃，活照干。这种为了核事业的坚忍精神，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自豪。从孔雀河到试验场区的各个工作点，都有几十公里，靠的是汽车拉水。三十六团的汽车兵告诉我，路很难走，一天最多拉两趟。所以节约用水和限量用水成了大家的公约。指挥部当时规定，每人每天一脸盆水，我们就对付着用。早上用来刷牙、洗脸，留着晚上再洗脸、擦身，之后洗脚，最后用来洗衣服，这盆水已成泥汤水了，才用来洒在帐篷的地面上，让室内多一点湿气。同样，我们几次参加试验都是喝孔雀河的水。这条河就在核试验的爆心不远，河水有无受到核污染，有无放射性物质，大家虽然都清楚，可是不喝这些水又如何生存呢！核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多次进场，曾在现场作诗：“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头顶烈日明月作帐，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就是我们当年从事核试验时环境状况的真实写照。
在核试验期间，由于试验效应和工作需要，许多同志在核爆炸后很短的时间内要冲向爆心效应区。那时防护条件有限，穿上简单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出发。面对翻滚升腾的蘑菇云，冒着扑面而来的灼热气浪，舍生忘死地冲入严重污染的爆心附近，回收试验仪器，对效应物采样，快速采集核爆数据。效应区内的许多猫、狗、兔、猴子等动物多数已经神经错乱或烧伤震死，地面沙石有些受光辐射烧灼成了玻璃体，效应试验的坦克、飞机和炮艇受冲击波打击损毁和翻侧，有些混凝土工号变形无法打开，等等，充分见证了核爆炸的巨大威力。从场区回收来的许多仪器，本身就受到了较强污染，要经过洗消站清洗后才能带回实验室，但难免仍然残留有核辐射污染和放射性。尽管如此，同志们仍然将这些宝贵的测试仪器带回，为下一次试验进行检查、维护和调试。他们就是这样天天和这些污染源打交道。
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有一段非常感人，就是有一次氢弹试验出现故障，邓稼先坐吉普车前往寻找，找到后穿着防护服和战友拍照留念。既然是试验，就有试验失败的可能。电视剧让邓稼先坐车去寻找虽然有些过分的艺术夸张，但这次试验失败是客观存在的。那是1979年9月13日进行的内部代号为715的氢弹试验。我国历次氢弹试验均采用“机—伞—弹”方式，目的是借用降落伞的阻力降低核弹下落速度，给投弹飞机多赢得一点时间，以便尽量让飞机飞离爆心更远。而在这次核试验中，由于氢弹投放脱钩后降落伞未按预定的时间打开，这样氢弹便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从高空坠落，一头栽进戈壁滩，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弹体破裂。虽然未发生爆炸，但核燃料包括剧毒的钚泄漏，使周围形成了一片严重的污染区。事故发生后，指挥部即调用直升机去寻找，终于在预定爆心不远处的戈壁滩上发现一片松软的塇土，塇土坑周边有降落伞的痕迹，这才确定了弹落点。最终在查明未爆原因后，核试验基地出动了数百名工程兵战士将这颗未爆的氢弹就地埋葬。先是用推土机进行掩埋，后又吊装了数百吨含铅水泥浇灌在上面，将它牢牢地封固了，等于是修了一座直径几十米的坚固的“核坟”。后来大家就把这座坟称为“715核坟”（引自王可定、高连科《核坟、核石棺和核墓园》一文）。
我国从1964年10月16日首次核试验起，到1996年7月29日最后一次核试验（随后宣布从次日起暂停核试验），总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历时32年。其中23次为（污染较重的）大气层核试验，其余22次均为地下核试验。参加试验的8023部队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他们承担着我国各类核武器试验的工程建设和测试任务，以一片赤诚之心，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戈壁滩上，把青春年华奉献给我国的核武器事业。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加强我国的核自卫力量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生龙活虎的战友，现已成白发苍苍的老者。尤其是参加过早期（那时环境条件欠缺和防护不足）核试验的8023部队退役人员，回到内地后，许多人在身体上逐渐出现特殊症候，多少都与核辐射感染有关。
核裂变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有些半衰期很长。人体感染了核辐射，潜伏在体内的放射性物质会不断释放射线、伤害人体多年。核辐射对身体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白血球数量较低，免疫力下降，大量脱发，四肢无力，出现皮肤病和白内障，严重者人体细胞组织结构受到破坏，诱发癌症，白血病和心脑血管病等严重疾病。
下面，对部分参加核试验受到核辐射伤害的8023部队战友的受损情况作一简单的概述。
广东战友
符红铁，核电磁波测试技术员，先后13次进入核爆区执行仪器回收任务，已检查出肝硬化和多处血管肿瘤。脱发严重。退休在穗。
梁伟忠，核爆炸烟云测量员，参加试验5次，1969年已发现白血球明显偏低，头发脱落，当年被送往国防科委辽宁兴城疗养院疗养三个月，之后转业回湛江，2004年因肝癌发作病逝，终年58岁。
陈君泽，核试验分控站技术员，多次参加试验，眼睛受辐射伤害，晶体混浊，视力减退，之后形成白内障。退休在穗。
方剑心，基地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多次进场参加组织试验工作，多病缠身已到前列腺癌末期，加上去年中风，目前已半身不遂。
梁振杰，研究所二室技术员，多次参加核试验，患鼻咽癌，70年复员广州后不久去世，还不到30岁。
上海战友
徐光华，参加首次原子弹试验和氢弹试验，负责速测速报和取样工作，在部队时已出现白血球减少（只有3000左右），转业回沪后身体进一步恶化，白血球下降到2000，后来得了早期白血病。
支永山，核辐射剂量监测和取样技术员，常接触辐射监测仪器，受核辐射感染剂量较大，在部队时就有白血球偏低，头晕，四肢无力等症状，转业后安排在宝钢工作，免役力低下常发烧感冒，白血球只有2000左右，并有皮下出血。
张彩霞，放射性射线和中子源技术员，受核辐射伤害较大，白血球明显偏低，经常头痛、四肢无力。1997年在瑞金医院确诊为白血病（血癌）。
北京战友
赵香泉，基地器材处处长，患甲状腺癌去世。
张士卿，基地研究所一室副主任，患脑梗塞成植物人，8年后去世。
曾德汲，基地研究所四室副主任，由严重心律不齐发展为冠心病，脑腔隙梗塞，并有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
黄豹，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患肺癌去世。
以上所列，只是我们已知的受到核辐射损害的部分战友的简单病况，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转业到全国各地的同志们和复员回乡的农村战友，他们处境如何，还未所知。
8023部队过去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在新疆的工作性质和部队动向，上不传父母，下不告妻儿。我们的战友对曾经参加过的核试验工作，回到地方都是守口如瓶，连单位的人事处都只知道我们是复退军人，不知道我们的核经历。直到最近，部队号召全军学习“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国家五大部委大张旗鼓寻找和关怀原8023部队的转业军人，加上电视剧的公开播出，我们才敢大声说：我们是原子老兵！
对于目前社会关注的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我们同情日本人民的不幸，希望他们尽快把影响和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至于我们的广大人民，对本次福岛事件不必恐慌，它对我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并无大碍。和平利用核能是今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无须因噎废食。我们可以通过福岛事件吸取一些教训，学习一点核知识，防患于未然。
我们这些原子老兵，由于参加过核试验和接触过比福岛核事故强烈千倍的核辐射，我们心自泰然。但毕竟我们有许多战友曾经受到核辐射的损害，他们还处在核痛苦之中，这也是原子老兵心中的痛。我们已经老了，我们力不从心，只有寄望共产党和我们的政府，不要忘记他们，尽快帮助和救治他们。
我们这些原子老兵，是在党的多年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隐姓埋名到罗布泊的戈壁大漠去浴血奋战，铸造了共和国的盾牌，挺起了民族的脊梁，我们感到自豪，我们无怨无悔。现在原子老兵老了，但我们相信，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2011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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