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

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

尚金州

内容摘要   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一向极为重视和关怀，曾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和重要指示。东北抗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心向党中央，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抗日斗争。

关键词   毛泽东  东北抗日联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率先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敌后战场，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订并贯彻执行了一整套“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这其中就包括孤军苦斗14年的东北抗日联军。这支英雄部队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关注，曾一再给予高度评价和重要指示，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可能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力图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贯彻到东北地区的具体斗争中去。长期以来，囿于东北抗联与党中央在组织上长期失去联系这一事实，对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但最近几年来，随着大量史料的公布，已经奠定了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的基础。

一：高度评价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国难当头，国民党当局却奉行“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2]的卖国误国政策。蒋介石在日记中自承“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3]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处在国民党当局重重打压之下，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并派遣罗登贤、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赵一曼、张甲洲等大批干部来东北，与已在东北的杨靖宇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写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牺牲最为惨烈的光辉一页。

早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尤其对东北抗联的前身东北义勇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极为关注，指出这一斗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反帝爱国的主张，是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早在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主席名义发表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对于满洲事变，我们主张立即无条件地撤退日本在华军队，废除一切中日旧约，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矿山、铁路、企业，收回一切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在尊重苏维埃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条件下，重订新的平等条约，不然，则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民族解放的战争”。[4]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6日举行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成为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斗争，指出“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上海十九路军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5]，他还以大会主席名义电慰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表示“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6]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毛泽东再次以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事实作为“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7]的最好证明，指出“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8]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科学的评价，指出以东北抗联为代表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乃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牵制日军力量，策应关内战场的重要任务。早在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就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把“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9]作为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特别是全国军事总动员的重要任务之一，1938年5月，毛泽东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精辟地论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全国抗战中的价值所在，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0]这和他在“七大”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11]的论述一起，成为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地位和贡献所在的经典评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抗联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继续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战斗。在新的征途上，东北抗联幸存同志受到了以彭真、陈云、罗荣桓、刘亚楼为代表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帮助，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显著提高，但也遭到了高岗等人的排斥、打击和歧视。对此毛泽东曾一再予以批评纠正。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即东北七七决议）时，删去了原稿中反映高岗和林彪意见的“我们在东北人民中的影响还很小很浅”[12]一语及其全部阐述，概述了“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13]的东北抗日斗争全过程，1949年5月16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央起草对抗联总评价电文时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的为党工作”。[14]在此前后他还指示对抗联要“承认东北党的组织，承认保中，承认山头”[15]。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又在访苏回国视察哈尔滨时接见了原抗联第4军军长李延禄，嘱咐他“东北抗日联军，有成绩，有缺点，应该写出来。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益处”[16]。

毛泽东的上述一系列评价是极具意义的。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独创性历史贡献，指出这些贡献是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基础。同时恰如其分地指出抗联的缺点和不足乃是中国革命事业经验教训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逐步成熟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不能过分夸大和苛求。强调反对贬低抗联和抗联同志居功自傲两种片面性，党要承认和尊重东北抗联的历史功绩，抗联同志则要在这一光荣基础上深刻总结和剖析自己，提高党性修养和工作能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再立新功。要求发挥抗联同志的力量，整理和编写抗联历史，弘扬革命传统，总结经验教训。因为这一切原因，毛泽东的指示和论述体现了他和党中央对东北抗联的关怀和肯定，奠定了科学评价和研究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原则，与高岗造成的贬低抹煞抗联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对此，以周保中为代表的抗联同志深有体会，正如周保中所说“中央是肯定成绩的”[17]。问题的实质是“高岗是有意识的搞混乱”[18]。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授衔授勋仪式上与冯仲云谈话时深情地说“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呀！[19]”话虽不多，但联系到长征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艰辛曲折，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对东北抗联的评价程度了。

二、肯定和关怀东北抗日联军同志

在东北抗日联军长达14年的悲壮苦斗中，涌现出了以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同志和先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亲切关怀。

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最优秀的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民族英雄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在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二大”和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上，杨靖宇先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20]。1951年10月和1952年4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杨靖宇和由他主持创建的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被写入《毛泽东选集》第1、2卷注释。1958年2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向吉林通化杨靖宇陵园敬献花圈。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唯一一次给烈士敬献花圈，也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仅有的一次集体为烈士敬献花圈。中共中央为杨靖宇举行了迄今为止烈士规模最大的万人国葬，对他作出了“杨靖宇同志英勇奋斗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任何困难不能把他压倒，他对党是最忠实的。时时刻刻都尊重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他热爱人民，和人民真正打成一片。他善于团结群众，能够把各族人民为共同地事业而团结一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21]高度评价。

杨松（在东北时化名吴平）是东北抗日联军最主要的政治和党务工。他曾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吉东特委书记等职。在实际领导东北工作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杨松是唯一亲临前线的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杨松全面贯彻党中央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5年《六三指示信》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部队整编工作，努力纠正在统一战线和对待朝鲜同志问题上的严重“左”倾错误。积极探索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规律，制订实施符合东北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并对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周保中赞誉为东北地区“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22]。“东北抗日联军”的名称就是杨松在总结东北抗日斗争实践的基础上率先提出的。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杨松还主持或参与了《八一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等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与王明、康生迫害抗联干部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了一批在苏联学习的抗联同志。1938年返回延安后，毛泽东与他多次长谈，并提议由他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联的斗争经过和经验教训。以后又在工作中进一步深化了对杨松的了解，同他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和私人友谊。毛泽东曾数次与杨松散步聊天，并请他们夫妇到家中进餐作客。这在毛泽东与其他同志的交往中是很少有的。在延安期间，杨松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委员、《解放日报》总编、六届六中全会抗联代表兼秘书、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多次出席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并被毛泽东指定为他与苏联同志会见时的翻译。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思想理论、外事特别是东北问题的主要助手。他在六届六中全会和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抗联工作报告，为党中央了解东北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起草的六届六中全会致杨靖宇和东北抗联将士的慰问电，对激励东北抗联的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的《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动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使全党全国人民对东北抗日联军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同时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东北抗联经验教训的初步尝试。1942年杨松积劳成疾后，毛泽东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用自己的稿费为他购买营养品。同年11月23日杨松病逝后，毛泽东又为他题写了“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23]的挽联。

周保中是在东北前线坚持领导抗日斗争全过程的东北抗联负责人和后期最高领导人，也是除杨松外唯一与毛泽东深入接触的东北抗联最主要领导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从杨松、彭真等处听说过周保中及其率领的抗联五军、二路军在吉东坚持抗日的事迹。1945年党中央与东北抗联恢复联系后，毛泽东从东北局的电报中得知“周保中系原抗日联军现有干部的领袖”[24]，即于11月4日向全党通报《增兵东北之部署》时指示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周保中（义勇军领袖）为……第四副司令”[25]，参与“统率东北全军，部署作战”[26]。（此后周保中在副司令中的排名位次不断前移，至1947年9月已排名第一位）[27]。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周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领导下的吉林省和吉林省军区共与敌作战800余次，歼敌4万余人，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近19万人，缴获武器近3万件[28]。特别是他在1946年4月指挥的第一次解放长春战斗，对稳定东北局势，坚持国共和谈具有重要意义，一度打乱了蒋介石集团的战略部署，得到毛泽东“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29]的好评。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北平用整整4个小时听取了周保中的抗联工作汇报，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和唯一的一次详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指示“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在最困难的时期，抗联为了保存实力，过渡到苏联，也是正当的”[30]。接见中毛泽东盛赞周保中是“我们的民族英雄”[31]，在以这次谈话为基础的5月16日电文中，毛泽东手书肯定周保中是 “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的代表[32]，同时要求东北局等“根据上述估计对周保中同志予以积极的帮助，启发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这个同志会有更大的进步”[33]。会见后周保中因过分激动而心脏病发作，毛泽东得知后又委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前往探望，指示“让保中同志住院治疗、休养一个时期，不要急于去云南”[34]。在此前后，毛泽东和朱德曾一度考虑将周保中留在中央军委工作，后鉴于周保中家乡云南形势复杂，经刘少奇、周恩来提议将他派回去云南工作。参加了新政协和开国大典后，周保中南下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长、云南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实际主持工作）等职，对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因积劳成疾和旧伤复发赴京疗养，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彭真等的多方关照，先后担任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曾被毛泽东誉为“人民解放军的骨干” 之一[35]，并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列为上将军衔候选人，后因本人坚决辞谢而作罢[36]。在养病期间，周保中仍对毛泽东怀有深厚感情，反复学习毛泽东著作，教育战友“毛主席有很多经典著作和精辟论述，对我们的工作很有指导意义，要多读毛主席的书”[37]，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总结抗联历史，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和精辟论断。1964年2月22日周保中逝世后，毛泽东及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送了花圈，党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主任，周恩来（当时在国外）、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毅、贺龙、聂荣臻等53人（含林彪、康生、谢富治）为委员的治丧委员会，举行了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彭真、杨尚昆、李富春、薄一波等和近万名群众参加的隆重悼念活动，作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周保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他在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指挥员期间，长期坚持艰苦英勇的游击战争，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他始终坚定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对干部热情关心，作风朴素。他所具有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值得我们学习”[38]的高度评价。这一切在建国以来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毛泽东对周保中的多次高度评价中，“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和“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39]两句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两句话对东北抗日斗争，对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历史地位作了热情洋溢而又恰如其分的界定，对东北党内斗争作了科学结论。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评价如此之高是很少有的。联系到东北抗联在组织上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这一事实。足见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和周保中的重视程度，也是对高岗等人散布的“东北过去是王明思想影响下，不好”[40]等等贬低东北抗联的错误观点最有力的驳斥。

除杨靖宇、杨松和周保中外，毛泽东对其他抗联干部和主要烈士也都有所关心。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毛泽东提议全体同志为童长荣、金伯阳等抗日烈士和罗登贤默哀，高度评价“我们许多同志……在东北领导反日游击战争，被日本强盗杀害了……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的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与敬仰”[41]。大会期间毛泽东还接见了满洲省委书记何成湘，向他详细了解了东北情况，并提议将时已调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原主要领导人之一杨林（即毕士梯）的妻子李秋岳（杨、李后均牺牲）调来使之团聚，后因敌人封锁严重未成。[42]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在延安的原抗联干部刘海涛（后牺牲）、李范五（即张松）、赵毅敏、韩光、李延禄、李荆璞等，详细了解东北情况，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予以照顾。对此，当年的抗联干部及其后代至今仍记忆犹新。[43]原抗联二军参谋长陈龙（刘汉兴）和五军干部蒋泽民还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深受他的赏识和信任。

三、总结东北抗日联军的经验教训，部署与抗联恢复联系和支援抗联斗争工作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中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最早、时间最长的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先声，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党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毛泽东多方收集材料，分析研究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初步总结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党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和在延安的一批由苏联返回的原东北抗联干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东北抗日联军在斗争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要求全党在抗日斗争中重视和借鉴。这其中主要包括：发动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的经验。毛泽东曾对斯诺指出“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44]。开展游击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以东北抗联的斗争作为“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45]的最有力的证明，对由杨靖宇主要创建的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把它列为“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46]的首位，号召以长白山和其他根据地为榜样，“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47]。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毛泽东曾对合众社记者王公达指出东北“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48]，在坚持斗争中振奋民心士气的经验。如毛泽东所说“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49]。实践证明，这些经验不仅对东北抗联，而且对全国抗战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和全国其他革命力量的经验一起，构成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基础，是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总结东北抗联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对3个重要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都已被东北抗联正反两方面的斗争实践所证明，成为研究东北抗联斗争史的指导原则。

首先是关于东北抗日斗争工作重点的论述，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讨论抗联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了“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50]的成绩，指出能否取得和保持这一成绩的根源在于“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51]。在这里，毛泽东已形成了关于三大法宝的基本轮廓，同时也把这一重要思想同东北地区的实际结合了起来，指明了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心任务和东北抗日联军成败的关键所在。1938年以后，东北抗联之所以遭到严重挫折，除去日本侵略者的疯狂镇压之外，也是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消满洲省委并因而导致党的领导缺失、与游击根据地全部丧失并因而失去战略依托、与北满地区主要军事负责人在统一战线甚至党内的严重“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分不开的。

其次是关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遭受严重挫折后的前途问题。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结论》中指出“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分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52]。1940年以后，在游击根据地全部丧失，杨靖宇等数万指战员殉国，个别军师级指挥员叛变导致部队溃散，整个东北抗联从3万人锐减到千余人的情况下，周保中和李兆麟等抗联领导同志审时度势，通过两次伯力会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争取了苏方的援助，确定抗联主力入苏整训，在东北开展小部队活动的基本方针。“指定了一定的人数，分编十多支小部队，每小队十人至十五人，分遣北满地区者三，吉东及延敦（延吉、敦化——引者注）地区者八，桦甸、蛟河地区者二。北安于天放同志率领的部队，桦甸郭池山同志率领的部队，敦化曲玉山同志率领的部队，均留原地活动。这些小部队的基本任务是：1、侦察敌伪统治状况（以军事设施为主，特别是邻近苏联边境的要塞工事地带）；2、经营在必要时期游击部队临时依据的场所；3、秘密联系群众，进行口头的、文字的抗日救国的各种宣传。各小队以曾担任过连长、营长的最坚定者为队长，每队内有党小组，小组长负责政治领导。各小队独立行动，避免相互联系。各小队由周保中、张寿钱（即李兆麟——引者注）等直接领导。小部队活动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夜，其中如于天放、郭池山、曲玉山同志所率各队，曾遭受打击和损失。曲玉山同志在敦化战斗中牺牲。尽管如此，各小队基本上完成了任务”[53]。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科学的。而这一预见之所以科学，根源于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东北斗争实际情况作为观察分析的基础，而不是生搬硬套关内敌后战场的斗争经验。

最后是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内主要错误倾向及其原因的论述。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一部分。1945年4月9日，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7稿时，亲笔加写了“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倾错误”[54]一段。这段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日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同时在全面研究“九一八”后中央各项宣言决议、1932年6月北方会议文件、“一·二六”指示信等党中央对东北抗战指导文件的基础上，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和全党一样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因而没能很好地区分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对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国社会结构特别是其政治状况作了脱离实际的教条式的判断，采取了“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55]的“左”倾关门主义态度，从而损害了抗日斗争和革命事业。东北抗日联军胜利与挫折的正反两方面事实都足以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是符合东北抗日斗争实际的。这其中既贯彻执行“一·二六”指示信和“六三”指示信而获得发展的经验，也包括贯彻执行北方会议决议而遭到挫折的教训，包括北满地区主要军事负责人“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

在总结东北抗联经验教训的同时，毛泽东还一直关注恢复党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的联系，多次部署红军和八路军作好支援东北抗联的准备。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抗联工作研究会议上指示“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56]。遵照这一指示，党中央和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把恢复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作为东北地下党的重要任务，并和冀热辽根据地一起向东北多次派遣联络员。其中王鹏曾于1940年6月与抗联第七军部队接头并见到了周保中，但因不久即牺牲而未发挥更大作用。关于红军和八路军设法援助东北抗联问题，毛泽东也多有论及。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在亲笔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中要求在积极发展东北三省和热河、察哈尔、绥远游击战争的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57]，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于1937年7月至9月间数次致电前线八路军主要领导同志，部署组建部队挺进热河事宜，特别要求“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58]。1938年后，在与东北抗日联军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八路军挺进东北的工作更加重视，对冀热辽根据地的建设极为关注。在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冀热辽根据地截至抗战胜利时已发展到辽西绥中地区一带，建立了15个联合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59]

勿庸讳言。在党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上述种种指示和努力均未能达到东北抗日联军。但这一切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科学总结东北抗联的经验教训奠定了基础，冀热辽根据地与东北抗联战略上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态势，为最后收复东北作了初步但是必要的准备，并且这一切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斗争的关怀，给日本侵略者以巨大的震慑。正如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在其绝密文件《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所供认的那样，“扬言收复东北失地之共产党第八路军开展勇猛果敢之抗日游击战，意欲给我军招致相当之困扰。此项活动绝非仅为扰乱我军后方，而是基于企图与在东北地区之抗日势力东北党（军）密切联络，从而导致对在关内的所谓全民抗日战争有利，对此大致可以予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在满东北党（军）做为在中国抗日战线上有力之外线势力而受到重视……中共党不仅从未放弃其长期抗日之迷梦，还希望东北党（军）亦与之相策应，顽强且积极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对此点乃不难预想，因而绝不能轻视其将来之动向”[60]。

四、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心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自觉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抗日斗争

正如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领导全国抗战时一直关注和重视东北抗日联军那样，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在创造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李兆麟《露营之歌》语）的人间奇迹和孤军抗敌14年的民族奇迹的同时，也在以始终心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行动创造着共产党人在精神和思想上的奇迹。

早在东北抗日斗争刚刚开始之际，毛泽东的名字、事迹和著作就已开始在东北红色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中流传。杨靖宇曾在磐石根据地翻印散发毛泽东起草并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通电[61]，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据当时在西安（今辽源）煤矿工作、建国后任全国水电工会副主席的陈润田（即张金）回忆，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就是杨靖宇告诉他的。[62]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34年前后，杨靖宇等东北抗联主要领导同志已开始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东北地区斗争实际相结合。据韩光回忆“1933年至1935年之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邮寄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情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根本点是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密切军民间的鱼水关系，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当时我任中共满洲党、团省委特派员，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适用于抗日战场。从这时开始，我就日益加深地产生了向往朱、毛领导的红军的心情，设想如果能见到他们，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63]”结合韩光的回忆和《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的相关记载，这本小册子很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于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央苏区中革军委印发的《游击战争》（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一书。在这本小册子和其他一些文件的指导下，杨靖宇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经验，形成了以“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装袭击，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64]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战术，被《救国时报》誉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65]。对于学生出身的李兆麟来说，这本小册子成为他学习军事理论的主要源泉。直至1939年他回顾历史时还对此书记忆犹新，指出“我们中央各方面已经解答和指示东北游击运动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游击运动问题小册子，次后又有游击战术，目前全国抗战的情况之下，又有我们第八路军将领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这些文件是包括着苏联游击运动的经验与中国红军几年来游击战术经验的总和，内容是非常丰富”[66]。当然，这一时期东北抗联对毛泽东的认识同全党一样，都是在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尚未确立，毛泽东思想尚未成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根本前提下得出的。

1935年以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消息渐渐冲破日伪严密封锁而传入东北，在这其中杨松和《救国时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杨松在东北工作期间，曾以很大精力宣传毛泽东和长征。金日成回忆说“通过同吴平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国革命因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而退却，现已转向部分进攻，正在扩大成果，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67]。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出版、吴玉章为主笔的《救国时报》在当时条件下起到了中央党报的作用，成为东北抗联了解党中央精神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唯一渠道，曾被杨靖宇定为部队政治和文化课教材[68]。在该报总计152期（自1935年12月9日至1938年2月10日）中，对毛泽东的宣传始终居于突出地位。该报先后发表毛泽东的著作、生平和照片30余次，几乎等于宣传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总和。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3篇著作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对斯诺的口述自传和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照片也曾见于该报。正是通过《救国时报》，东北抗联了解了长征和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1936年12月12日，周保中在给李荆璞等人的信中首次使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委员，以毛泽东为首名”[69]的提法，标志着东北抗联对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已有所认识。

在这一时期传入东北的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文献中，《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即《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最为显著。这3篇文献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集中反映了瓦窑堡会议特别是1937年5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以来党和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精神。以学习和接受这3篇文献为标志，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开始在组织和思想上接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正如周保中指出的“看到过‘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被吉东首先接受了，以后转给南满，也表示同意……政治上之所以有信心，主要就是依据这个文件”[70]。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则结合实际深入学习了毛泽东的两篇著作，李兆麟在1938年2月29日致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71]，在此基础上，北满临时省委于4月底5月初举行第七次常委会议，系统纠正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宣布以毛泽东“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72]的论述为会议结论，事实上成为以后北满地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次会议也因此成为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在北满地区的补课，是全党反思和纠正“左”倾错误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

1938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镇压，东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的态势进一步恶化，加之抗联内部“左”倾错误的后遗症相继暴露，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阶段。但他们仍以坚定的民族精神和革命信念为支柱，坚持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承担着解放东北人民、响应关内抗战的历史重任。在这一时期，通过国际交通线传递的《新华日报》等党报党刊，《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九一八”十年》、《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六届六中全会给杨靖宇及东北抗联的致敬电等党的文件相继传入东北，通过这种特殊形式，东北抗联在思想和精神上接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上述所有重要文献，东北抗联都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学习，杨靖宇每逢战斗间歇时都要阅读《论持久战》[73]，周保中指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中日战争整个进程而给予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估计”[74]，号召党员干部要“以毛泽东、朱德为榜样”[75]，东北人民要“拥护首先倡导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实现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76]。他还力图与当时在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建立联系。[77]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在部队内悬挂或张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肖像，以陈云《随军西征见闻录》为教材学习长征传统。[78]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成立后，抗联主力转入野营整训，政治学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当时在野营工作的刘亚楼（即王生）和卢冬生（即宋明）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周保中亲自主持了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学习[79]和党员的整风学习，留下了“1、思想2、党内外关系3、语言文学。学风，主观主义。文风，党八股。党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研究现状，历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应用——实践，理论与实际统一。主观主义，把感想当政策，反党性；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实事与客观，详细占有材料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80]的整风笔记，并指示当时部队中唯一会画像的彭施鲁绘制毛泽东像在野营中悬挂。[81]直到今天，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还保存着抗联部队翻印学习的《论新阶段》单行本，名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82]，这一名称标志着东北抗联在斗争实践中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认识更加深刻。

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著作的同时，东北抗联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还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东北抗日斗争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制定和实施符合东北实际情况的政策策略。1940年2月至3月，周保中主持起草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经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即第一次伯力会议）通过，这份文件以《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详尽分析，指出“党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东北目前应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教训，更正确的坚持和运用……在东北是要发动广大人民，进行坚持继续抗日游击，使日贼后方——‘满洲国’统治动摇，牵制日贼侵略”[83]。并据此制订了党务、军事、群众工作的各项要求，成为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指导性文件。李兆麟则总结西征和黑嫩平原游击战的经验教训，指示部队“利用各地带的山林隐蔽主要的据点，各处建立坚强的巩固的战斗单位，保持独立自由的活动的精神，以支队作为单位分布在于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应当懂得据点有时以江套作依据，有时以苇塘作依据，设法接近群众，以灵活的小部队，在汤、萝、绥、桦、富（即汤原、萝北、绥化、桦川、富锦——引者注）边境顽强的、耐心的根据党总的正确路线，开展我们的历史任务。这是解决你们桎梏的基本武器，但是尽量防止‘轻举躁进’和‘打硬攻坚”式样的伸张，和防止被敌人的大批包围的危险，慎之慎之。一味蹲沟，不计划行动是异常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瓦解自己实力的倾向。要坚决反对。密营建立问题，根本不是简单问题，隐蔽深山与群众隔离太远，敌人同样能深入‘追剿’，江南（松花江以南——引者注）这样密营无一幸免者。现在你们必须了解布置密营的艺术，不但利用森林，同时还要得用河套，不但利用野塘，同时还要利用孤林草甸，必须因地域，因群众关系的不同、敌人的统治力量的不同，灵活布置部队活动的据点”[84]，总结小部队活动的经验教训，教育部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党的政策决定是根据周围环境详细情形来决定的。特别是战争环境中，尤其要详密的明了和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的指示，我们必须执行。目前东北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多年侵占东北国土的全部情形，必须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随时随地加以详细侦察和研究，这是东北党组织和党同志斗争任务之一。应当将每个地方群众组织改为群众运动与侦察工作二位一体的斗争组织。每个游击队目前必须把坚持发展秘密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积极进行侦查工作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85]。1941年后，以周保中为代表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又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确立了主力隐蔽整训，坚持小部队游击侦察的斗争方式。在上述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打破敌人的“围剿”，造成了敌我相持局面，并在配合苏军反攻和迎接关内主力部队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7月，东北抗联教导旅集体学习了“七大” 精神，为配合反攻作了思想上的重要准备。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联主力立即按周保中和李兆麟的部署配合苏军进占东北5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李兆麟在哈尔滨指示电台广播《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使沦陷敌手14年的东北人民对全国政治状况，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思想有了初步了解。[86]进驻沈阳的冯仲云为恢复东北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作出了巨大努力。9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副书记彭真、陈云在沈阳接受了周保中、冯仲云等移交的组织关系。在抗战胜利的凯歌声中，东北抗联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踏上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征途。

同样毋庸讳言，在组织上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理解、运用都存在着明显不足。但这是东北艰苦斗争环境的产物，不但不应苛求于前人，而且正因为如此，东北抗联所作的一切才更加难能可贵。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旗帜，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同样是在这面旗帜下进行战斗的。毛泽东思想又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其中也有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份贡献。对此，周保中曾明确指出“东北党，从总的路线上说，问题是不大。对毛主席作为全党的领袖、主席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的认识，过去在东北较之关内是差得多，但不是一点没有，有多少呢？要说出来”[87]。

大量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一直是重视和关心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辉业绩是一直受到党和人民承认和尊重的。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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