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抗战历史，共产党不仅有广大的敌后根据地，还在日伪统治的中心城市中，活跃着一群地下党队伍。他们并不像抗战神剧中演的那样光鲜，天天参加各种应酬，而是默默无闻，开展坚实的群众工作。走进他们，我们会更加清晰认识共产党抗战的历史功绩，也会对当前的群众工作有指导意义。
上海，一座十分特殊的城市，它具有很强的殖民地色彩，同时现代工业相当发达，大批外地人民到沪谋生，造就了一批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1910年上海人口69.2万人，1927年达到264万人，其中各类职工约90万。上海的工人忍受着10-12小时的辛勤劳动，时刻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还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日军侵入后，上海进入最黑暗的时期。
面对庞大的无任何政治、经济权利的工人阶级群体，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在上海开展了艰苦卓绝的群众工作。虽然土地革命时期“左”倾错误使得群众工作屡遭失败，但上海地下党积极调整工作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探索出成功的群众工作方法，即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团结广大进步阶层，建立多种多样的群众组织，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对日伪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上海地下党的成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的重要力量。
黑暗残暴的年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开始全面抗战。淞沪会战后，国军撤离上海，由于英美为主导的租界在中日问题处中立态度，上海成为日军不能直接控制的“孤岛”。各种抗日力量利用这个空间，积蓄开展群众性抗日斗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日伪对上海开展了残暴统治，人民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没有任何发表爱国言论和开展爱国活动的自由。军警特务横行霸道，不但可以随意逮捕、杀害任何居民，还经常以搜捕抗日分子为由，把某些街区长时间地封锁起来。由于日军疯狂的掠夺搜刮，整个城市经济一片萧条，大批工厂关闭，大量工人失业，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高度匮乏，人民生活极其困难。
在这个历史时期，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左”倾路线对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工作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开展冒险的“飞行集会”，暴露党员与核心组织;反对进入“官办工会”，而当时很多官办工会还可以为工人争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一度得到群众拥护。这使得上海地下党在群众的影响力急剧减小，党员数量从1927年1.4万余人下降到1937年160人。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确定了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认为单靠宣传鼓动没用，群众需要在斗争中积累自己的政治经验。在白区斗争，要善于利用公开存在的团体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必须依靠群众力量，党必须重视领导工人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要取得斗争的胜利。
在此之后，上海党组织开始进行重建，1938-1939年迅速发展，并在之后逐渐迅速巩固。1941年最黑暗的时期，地下党组织更加隐蔽，并更加深入基层。到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共产党员达到2623人。
“争取群众，积蓄力量”
“大多数群众，并不是一下就要革命，当时的工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在农村还要更穷，在工厂里就相对不错了。他们在工厂工作还是很满意的。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并不是要革命和斗争的，要一个一个人慢慢影响、党的长期工作都是有关的。”
这是原全国总工会候补书记韩西雅老先生对抗战时期地下党工作的总结。韩西雅老先生和很多工人党员一样，在当时从群众组织中被发展成党员，并不断成长。
抗战时期，中共江苏省委对党员提出了“三化”“三勤”的要求，即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勤学、勤业、勤交友。这样才能在“内在的感情上融入工农群众”，“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刘少奇选集》)。同时，成立与加入各种形式、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如组织抗日救国会，组织互助会、兴办补习夜校等团结工人，同时邀请广大中上册人士加入群众组织，增加对群众的吸引力。在宣传工作上，采用文艺、展览、传单、夜校等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加强宣传的针对性，结合现实教育激发民族情感，结合纪念日增强群众自信心。
益友社是抗战时期上海最大的商业职员团体，于1938年2月成立，尽管开创时仅有40余人，但它以“提倡正当娱乐，改善业余生活”为宗旨，办起了剧团、图书馆、诊疗所、理发室，尤其是花大力气开办业余补习学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店员人社，至1940年6月，社员达4 000人之众。
在做普通职员工作时，共产党善于团结积极年轻工人和有威信的老工人，并在考察后吸纳入党。在社员回忆录《益友社十二年》是如下记载的：
益友商业补习学校的同学会“学习互助组”，在课余时间集体温课，特别争取用功读书和程度较高的同学参加。某系药店会计员王少飞，原来是为提高自己的会计水平而来补校学习的，所以同学会的活动他都不参加。由于他的簿记知识比其他同学水平高，同学会在建立学习互助组时，一度想推选他为组长。他怕影响自己的学习而不愿担任，但表示愿意帮助个别同学解决学习上的难题。同学会不加勉强。事实上他帮助了而不少同学解决了很多学习中的问题，在同学中颇有威信。以后当教师偶尔缺课时，同学们要求他代课，他也乐意地担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步体会到集体生活的兴趣和意义，终于参加到同学会的工作中来。不仅参加了出版工作，也参加了歌咏活动，甚至偶尔也担任起歌咏指挥来了。由此，使同学会的团结面就更广泛了。
作为公开的群众组织，益友社特别注重统战工作：
从不同的方面，争取社会名流，取得并保持社的合法地位;团结商业资本家，为店员参加社的活动创造条件;推动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发挥特长，支持社务活动。统战方式灵活多样，调动积极性，注意尊重，适时适当的教育。(《益友社十二年》)
韩西雅老先生就是通过参与益友社，被发展成党员并逐渐成长的。他在回忆录中提到部分党员特别擅长统战工作：
当时赵朴初就出面担任益友社的理事长，还请了关徊老、闻兰老、袁履老等几位年长、德高望重的社会名人担任理事。赵朴初其实是地下党员，长期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他去世时也未公布身份。赵朴初成立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收留很多逃难的小孩子。益友社就请赵朴初做头面人物，把上海的绅士争取过来，把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抗日的争取过来，支持我们的活动。
益友社还善于利用图书馆、夜校等一切活动形式，灵活开展宣传工作：
图书馆的作用很大，到44年来看书的人很多，借现代的、古典的书籍都有。店员行业很广泛，办了借书证后，很多人经常来帮忙，慢慢的就成为骨干。我们党员在其中不暴露，做工作也讲究循序渐进。有人开始的时候来找会计学的书、来看武侠小说，跟我们熟悉以后，我就给他推荐《家》《春》《秋》，然后给他看苏联小说《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然后看《毁灭》，再看艾思奇《大众哲学》，然后跟他聊聊天，问问有什么感想，谈得来的话就可以进一步启发思想，最后推荐《西行漫记》。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育了多少人!到这地方了，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下就把工人的思想变了，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了、懂得矛盾论了!几天来一次，我们就和这个工人交朋友了，去单位看看他，一起谈谈。看了《大众哲学》、《西行漫记》，就可以讲延安、讲毛主席了，这就差不多了。从中发展了好多共产党员、进步力量，在此基础上，就可以鼓励店员开展斗争。(《韩西雅访谈录》)
而在与日伪斗争方面，共产党采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开展合法的维护工人利益的经济斗争;进行磨洋工等“无头”斗争。1938年3月，上海邮政局的外籍邮务长准备裁人减薪，邮局系统的黄色工会与资方狼狈为奸，引起职工的强烈不满，共产党人即动员数千职工起来反对，并与黄色工会的打手发生对抗，当局最后被迫收回成命。共产党人乘机在邮局职工中成立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群众“互助社”，有效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邮局系统党的力量也从1937年10月的1个团小组5名团员，扩大到1939年的一百多名党员，建立了10个支部。而在反动势力猖獗，群众斗争欲望不强时，共产党以退为进，保护斗争力量。
伟大的胜利
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不拘一格的群众工作中，不断成长壮大，并吸纳了无数优秀的党员。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群众组织，成为打击上海日伪势力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它帮助党完成党的社会化，利用各种合法身份隐蔽自己，融入群众，以此获得了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广大党员干部也在其中迅速成长，成为各行各业威望最高的人。如新本女中党支部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课余时问，主动找同学一起温习功课，打球、唱歌;对思想进步的同学，就秘密地向她们介绍进步书籍，例如《新生代》、《西行漫记》等，并开展读书会和议论时事看法的交流活动。由于党员和积极分子读书刻苦，成绩优秀，乐于助人，而且在文娱、体育活动上各人都有一手，同学都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交知心朋友。这样，在党支部的周围，就一层一层地团结了一大批群众。
韩西雅老先生在回忆录中阐述了其成长历程：
38年我先跟老板去租界，做棉布批发店的店员。租界里工厂都能开工，从海外进口棉花、汽油，太平洋战争以前都可以正常生产。店员都有点文化，尽管一般读不到小学毕业，但读书、写字都没问题。那时候我的一个店员老乡已经是地下党了，有天晚上他来找我出去玩，我们店员晚上都没事干，他把我带到一个绸布社，里面有店员唱歌、演话剧等活动，还办有图书馆，我一下子就很有兴趣。我比较喜欢看书，我的老乡就把我交给办图书馆的负责人。这个人也是地下党，他看我愿意读书，就主动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看。到40年7月，发展我入党，当时我的介绍人不讲是共产党，只是说有一个革命团体，是抗日的，愿不愿意参加，我跟他们接触有一段时间，当然很愿意，就拿张纸写了简历。此后就把我介绍给另外一名同志，半年后我转正，这名同志才告诉我是加入共产党，拿红纸画上镰刀斧头，我宣誓之后马上销毁。地下工作片纸不能留，保密要求很高。
事实上，地下党员并不像影视剧演的那么光鲜：
地下党的工作没有电视里面演的那样光鲜，天天去参加酒会、应酬，地下党不主动参加交际活动，需要参加交际的党员很少，大部分党员都是默默无闻在群众中开展工作的。(《韩西雅访谈录》)
不拘一格的群众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开展，人民群众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各个进步团体更加紧密地团结到共产党周围。至上海解放前夕，党员数量发展到9400余人，其中，益友社拥有超过1.5万社员，为共产党输送了500余名优秀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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