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战地记者和志愿军老兵一起扒下美国的“人权”画皮
“刺字”－朝鲜战争中美帝的又一罪行！
——冉宏图: 我是一个兵
来源：凤凰网
五十年前几百万各种肤色的军人汇集在一条叫做三八线的狭长地带，彼此倾泻着钢铁和炸药，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爆发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当中，有二百多万的军人和平民丧生，他们或成为自己民族的英雄，或被叫做屈死的冤魂受到人们的祭奠和同情。然而其实这个战争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下来的，只要他们被划为这一群，他们就很难享受这份殊荣，他们被称做战俘。
朝鲜战争当中，志愿军战俘有两万二千多名，其中六千六百七十三人在战争结束之后返回了祖国大陆，而有一万四千多人被送往台湾。比起那些在战俘营里殊死搏斗最终回国的人来讲，这一万四千多去台湾的战俘，他们的命运其实绝少有人提起，而在我们曾经提到的那些战俘营里的斗争故事当中这一群人也不过是一些模糊的或者我们愿意忽略的背景。那么他们是不是懦夫。他们究竟是不是叛徒？就此一别之后，他们还能不能走上回家的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冉宏图就是其中一人。
冉宏图：被抓走那时候哭了几天，把我抓到乡里，去了三天，关了三天三夜。前后人押着就送我去当兵去了。
一九四六年，冉宏图在团长张剑秋的带领下全团投诚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冉宏图所在六十七军二百师六百团于一九五一年六月突破联军的封锁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冉宏图：那么粗一个口袋，那么长围在脖子上，八个手榴弹、三百发子弹。班长背一个大锅副班长背一个小锅，中间组长也背大锅小锅，辣椒生姜酱油盐巴都要背着，花生米也要背着，辣椒面也要背着。晚上行军，白天不敢走，在树林里面躲着。不准你冒烟，一冒要是发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不管你有人没有人那个海岸炮就往那个岛上打。
随着战线的延长，志愿军供给线被联军封锁，志愿军战士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口粮自给自足。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美军联合李承晚部队以四个师的兵力，以飞机、大炮、坦克时向六十七军坚守的沿三八线二十五公里的正面防御阵地发起进攻。经过了十多个日日夜夜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冉宏图所在的预备队最后也冲上了前沿阵地。
冉宏图：一上去我们那个班就去了一半，班长和组长当时就打翘了，我们就只有进入掩体。有一个雕堡口，那个雕堡口做得很小，做得不理想，打过去都是平的，你打下一点打不到，你往左边右边也打不到。
飞机掩护和步兵 工兵伴随下，联军一面以阵地上的火炮和坦克炮进行密集射击，一面沿山路迂回割裂志愿军前沿各个高地的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进行“逐山占领”。冉宏图和他的战友最终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冉宏图：我那个弟兄说班长这样子不行了，我们是死路一条，我们不如放下武器。我说你胡说，‘你出去，你不出去我就把你打死’。他说，‘我走’。我说，‘你走，我可以替你报仇’。我就把他打死，我也不会放下武器，不会轻易让你把我抓走。结果说着说着，枪伸进来了敌人的枪，我还没反转过去，枪响了，把我的腿打得鲜血成流。
冉宏图出身农民，从小他说他根本没想到过要当兵，当年在村里已经定下了娃娃亲，那时候他全部的梦想就是娶妻生子，守着自己的家，守着自己地。让他没想到的是自从十七岁那年的某个下午被抓了壮丁，这一别会是如此的漫长，遥遥无期。他参加国民党打过抗日战争，解放之后又加入解放军，朝鲜战争爆发他又成了志愿军。青春岁月始终是在战场上度过的，一不经意间就成了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但即便是这样，在他十几年戎马生涯当中他有过种种揣测，想到过会流血会牺牲，甚至想过在异国的土地上迷了路，可能被人们说成失踪，单单没有想到过会做俘虏。也没有想到过，会被一支外国的军队抓了去。战俘这两个字为冉宏图的军旅生涯下了一个他无法接受的定义。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在朝鲜最南端的海港城市釜山及巨济州海岛上修建战俘营，用于关押十七万中朝战俘。一九五二年十月，冉宏图被押送到巨济岛，以七一八七三三号战俘的身份被关进八十六联队二中队十二小队的战俘棚里。
冉宏图：那个后方部队接受的那些小子不是东西，天天晚上打，把老子吊起来。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个干部，你是个什么人物，你是个什么阶级，你是什么部队，你讲也打，不讲也打。都是十五六岁的、十七八岁的，冻死的人上千、上万。你还没看到，想到掉眼泪，还有很多女同志。
一九五一年七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针对战俘问题，中朝坚持按日内瓦战俘公约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而美方为达到丑化共产主义等政治目的，坚持“自愿遣返的原则”。战俘问题成为停战谈判争论最为激烈、拖延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停战谈判开始后，美方在战俘营大力推行“情报和教育计划”，“以俘制俘”扶持反共势力，台湾也先后派遣了七十五名特务进入战俘营建立反共组织、诱导，迫使尽可能多的战俘拒绝遣返回国。
冉宏图：为什么叫战俘整战俘呢？他有旁边人指挥，你不整也不行，就拿硬刷子来刷，在脚板心刷，你不承认要你笑死。这个办法过了整的也不服了，那天晚上就要下毒手了。挖的厕所跟我们这个房子一样，口子有那么宽，刚好可以解手（上厕所），越下去就是这样下面宽，上面的口子那么窄，都是封死的。你知道里面埋了多少人，晚上天一黑就把你的嘴巴一捂，就把你往那个厕所里在塞，是我们亲眼看到的。还有挖心挖肝的呢，挖着给你吃掉，掏心挖肝、包人肉饺子。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尤其是发生在有联合国管理，重兵把守的集中营里，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当年在战俘营中确有其事。为了阻止战俘回大陆，有一个叫李大安的战俘带着一批台湾特务、一批战俘营里的变节分子对志愿军实施了灭绝人性的打击报复。仅仅四月七号到八号的一夜之间就有九十九个人惨遭杀害，有三百人被割肉挖心。几十年之后，那一段恐怖的日子仍然像一个挥不去的恶梦让冉宏图每每提到每每老泪纵横。因为也正是从那一阵子，他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在两万两千多名志愿军战俘当中有参加过革命多年的党员干部、战斗英雄，也有解放战争当中起义或者是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有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混入志愿军队伍当中的国民党特务、地痞流氓。面对着死亡和白色恐怖，他们有的用生命捍卫着自己的信仰和尊严；有的和台湾派遣到集中营的特务同流合污；有的浑身发抖、暗中流泪；也有的面对着一身的反动口号不知所措、六神无主。冉宏图承认，他是这最后一种。
他在心底里其实非常敬佩英雄，他说他自己多么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为着某种信念忘却生死 超越生死。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个连小学也没读过、连封家信也不会写的普通士兵意识到的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他在责怪自己，但在未知的命运面前他变得那么得无奈、那么得无力。
一九五四年元月二十，一万四千九百名志愿军战俘被美国第七舰队送往台湾。同样是离开异国他乡，同样是回到自己祖国，这一万四千九百名战俘与六千六百七十三名回到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心境。因为年龄、出身、信仰，他们做出各自不同的选择，因为这次选择他们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冉宏图：从韩国到台湾运走的时候有的偷着就跳船、跳海了。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说‘我知道，我也了解部队的情形，没有办法交待，死路一条，今天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那我干脆去到台湾，去了台湾想法不一样、变了的话，我还是死了算了’。我说‘你不要那样想，不是个办法，我们活一天看一天，究竟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形’。不听劝，你怎么拉得着，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两万两千多人，在分别的那一刻因着不同的选择彻底登上了两条不同的轨道。当运载去台湾的战俘的船只和运送回大陆的战俘的车辆驶向不同的方向，这两万名战俘的命运也从这里分道扬飙。未来的日子当中，如果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或许只有一点，就是他们曾经是战俘。这共同的起点将永远被标记在他们的身上。
冉宏图抱着活一天看一天的想法，最终活了下来。为了种种政治目的，台湾当局并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允许这一万四千九百名战俘回乡务农经商。冉宏图被迫再一次扛起了枪，由一个志愿军战士变为国民党军人。冉宏图在国民党军队里，口是心非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每天喊着反攻大陆的口号，但并不相信国民党真的有这个能力，他选择沉默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平平安安的活着。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福建前线万炮齐轰。火光烟雾之中，从前线传来的一些消息让冉宏图难以平静。
冉宏图：第一次就炮战，有的会水，跑了。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有一次我也想要干那个事情，我带的冲锋枪，我可以把船头控制。那个连长的传令兵和指导员的传令兵是一个人，是江西人，就跟我讲‘人家报告了，说你有行动’。我心里就知道了。我说‘什么行动’。他说‘驾驶班的班长、第一班的班长跟连长指导员报告说你有投降的举动’。我说：‘你怎么听到的’。他说：‘我跟连长倒开水拿香烟的时候，第一班班长叫刘承林亲自跟连长、指导员讲的那个话’。我就警惕了，以后也不叫我押水运就让我调回去换班。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让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加入国民党军队的志愿军大部分人在曹营心在汗，他们并没有被完全改造好。于是针对战俘，国民党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
冉宏图：他要我参加他的组织，我说我不参加。指导员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讲原因。我讲不出什么原因，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参加国民党。他说你们来的时候脱离了，你不参加，你没有希望了。我说没有希望我也不后悔。所以过那个生活够黑暗了、够羞耻了，他不说你是中国人，（说你）是战俘。他说我们都是坏人。
好人、坏人、中国人，来到台湾之后冉宏图内心始终被这些混乱的概念纠缠着，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他来到这块陌生土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家乡父老面前没有做一个好人的机会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到了台湾他依然还是个兵，依然背负着战俘的标志，依然还是别人口中的那个坏人。他自己明白，他没有超越一切的勇气，不可能改变眼前的一切，但他在放弃升迁、拒绝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上总算让他自己体会到了一点点自尊。可能正是这残存的一点点自尊让他还觉得自己不是个彻底的行尸走肉，他还活着；但也正是因了这点自尊，他依然痛苦、无法安宁。
冉宏图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让他心灰意懒，此时他以不在关心政治，不考虑自己的前程。每到清明节前后，他总是面对着大海，故乡成为他唯一的牵挂。
冉宏图：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想到母亲，想到弟弟，现在还在想我爷爷、我奶奶他们，也想邻居、我的家婆。我现在回想那个面容，现在看都一样；听到哭的声音，上气接不到下气。见到我婆婆的面容就是不讲话，那是个梦。那个时候我们说回不来大陆，干脆死了算了，来了台湾还受了很多折磨。往床上一躺，那个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活不下来就算了。
冉宏图一辈子当兵，国民党兵、解放军、志愿军、战俘，被迫去了台湾，又在那儿当了二十年的台湾老兵。一九七五年退役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小兵，军衔中士而且孤身一人。冉宏图说他不知道这一辈子究竟是怎么了，好像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控制着，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似乎就是抓壮丁的那一个下午改变了他所有的命运。他不知道应该怨谁，或许只能怨恨他所在的这个年代里太多的战争。当一切都破灭之后，对冉宏图来讲只有家乡还依然真切而且竟然变得越来越真切。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早已经杳无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因为父母死后这个女人已经成了冉宏图唯一拥有的具体的思念。
冉宏图：很多女孩子的父母只要你叫我个妈，喊一声老子，三层楼的房子我给你，多少田地给你，我都不搞。我说我家里有。台湾的叫我们老顽固，他说你还这样子想，你回去你做梦。我们是想回来，想到回来看一看。
随着反攻大陆的破灭，很多台湾退役的老兵对叶落归根、荣归故里也漫漫地失去了信心。冉宏图退役后，靠微薄的退休金一个人生活。此时，一些偶尔从街头巷尾听来的小道消息会给冉宏图带来些许的安慰。
冉宏图：偷渡，上船偷渡，朝菲律宾。有钱的私下给人家塞腰包买通，从香港转回来或者从印尼那边那样转。跑回来的不回去了也有，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人也老了、退伍也没有钱，你叫我们怎么去过日子。有的就想不开就自杀了。我这一辈子我说我要扛下去，我说我们只要身体好、不生病，活到有一天。等到今天，结果我的话实现了。
一九八七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了。然而冉宏图却不能回家，他囊中羞涩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他回大陆探亲的路费。
冉宏图：想回来没有钱就必须要赚钱，打那个工。开始语言不通，那是相当辛苦，相当受人家的歧视。我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就在水里泡着，擦去擦来的，洗胶袋。我的手为什么起那个点点，一个是我下来打工受不了。晚上就睡觉，没有铺没有地方睡，我们就上楼梯口、在梯子旁边，睡在角落里。人家说你还这样做啊？我说我没有钱，有几个钱想回大陆。他说你在做梦。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赚钱，弄几个钱，一心想回家来看看自己那块土地。
从十七岁抓壮丁，一别几十年，冉宏图再也没有回过家，虽然天天念叨着回家，但真的想到回家他的心情仍然很复杂，既急切又有点担心。担心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且跟在别人后面喊了二十几年的反攻大陆，他做梦也想不到还可以真的大摇大摆地回到他的故乡。
一九八九年以来，回乡探亲的人越来越多，冉宏图的思乡之情更加的热烈。但是每每想到身上那无处不在的口号，想到自己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他突然又觉得这条路看起来那么近，其实又是那么得远。冉宏图一边打工赚钱一边也做着回家的各种打算。他不知道像他这样被刻了一身反共标语，由志愿军战俘变节为国民党军人的退伍老兵回大陆探亲会遭遇一种怎样的情景。家乡还是儿时模样吗？四十八年的乡音变了吗？游子归乡的路上还会有眼泪吗？
冉宏图：一个成都人他说：‘老冉，我已经回来了，安全得很，你回去。’他说：‘我身上刺的字前后左右都给乡长、县长都看了、都见了，没有问题’。我就觉得没有问题了。三月二十九号，我就决定和我们同乡一起回来的。到成都，到机场下飞机，那高兴得不得了。一路简直是，有的在车上掉眼泪，高兴得掉眼泪，那不是悲伤掉眼泪。说起认识，看面容不认识了，都掉着眼泪讲着话。我还记得我们旁边老家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的，我说那棵树还在不在？他说‘那个橙子树不在了，那个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人一样也已经老了。
回到大陆的冉宏图没有选择回家乡，而是在宜昌度过余生。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是他当年抗日的时候打过仗的地方。他说其实在家乡，他觉着很难向别人解释他的身份，但至少在这里如果有人问起来，他可以简单回答一句说我当年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不过这唯一的一点点骄傲，平时冉宏图很少向别人提起，因为他始终觉得在他身上那一段耻辱是那么的大，大于所有的光荣。
冉宏图离乡背景五十多年之后回到他日思夜想的那一片故土。当然他并没有给家乡父老带来一段让他们引以为豪的经历，但是对他来讲这一切他可以平静地接受，因为至少活着见到了家乡，见到了亲人，他已经觉得知足了。如今，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可能这样的隐居生活对他来讲多少是种慰籍，因为他用不着再向别人表白，也用不着再争辩那段岁月的是是非非。他说面对孙女对满身刺字的疑问，他只是沉默不语。不管怎么说，八十岁了，冉宏图终于过上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虽然周围没什么朋友，也几乎没什么亲人。可是在这块土地上，他终于可以不再做恶梦，他总算可以睡得踏实了。用他的话来说，能活到这把年纪，能这样了此一生就是他的福分。
英国记者揭开朝鲜战争中俘虏问题内幕
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由西方人撰写、全面论述朝鲜战争俘虏问题的书。（英）艾伦·温宁顿、（澳）威尔弗雷德作为新闻记者，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对前线、板门店谈判会场、朝中方的战俘收容所，以及被释放的朝中方的被俘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在本书中，他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现将其中一些内容摘编于后，以飨读者。
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正在巨济岛和济州岛被扣押的大约8000名朝鲜俘虏和1.5万名中国俘虏及在北朝鲜被扣押着的350名“联合国”军俘虏在非武装地带内交换。
国际遣委会成立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其成员每天都可以听到从印度管理部队的集中营内逃出来的俘虏们讲的中世纪式的野蛮行为和令人发指的其他一些事情。最初这些委员们都是半信半疑。但是，即使是对此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注意到，从不同的集中营、在不同的时间逃出来的人们――在他们之中有朝鲜人，也有中国人――所讲的故事差不多是毫无二致。而且他们刚从把人们自集中营运来的卡车上下来就讲起来，并回答了很多记者们提出的问题，这样就更显得它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显然没有一个人得以在他讲述之前命令他们如此这般。
给人以印象最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9月27日举行的。那天是65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归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他们还没有下车的时候，就撕碎了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露出了刻满全身标记的身体。在这个大厅里，只听得见久久持续着的、渐渐变大的哭泣声。按照预先的安排，应该一人接一人地谈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但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到严刑拷打归俘带到外面去进行抢救。还有一个人在叙述自己同胞们所遭受的痛苦时难过得昏厥过去，又不得不把他们背到外面。有一个被割掉了耳朵，同时他的腹部还有一条被国民党刀子割开后留下的弯弯的大伤疤。他们中间有半数以上人的“犯有”拒绝刻上妨碍回到祖国的纹身标记之“罪”，因此，他们四肢上的肉都被割烂了，留给人们看到的是一条条惨不忍睹的伤痕。
被俘的志愿军们回忆，新的纹身从8月20日开始了。因为特务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许多俘虏把在1951年4月刺上的纹身标记割掉或烙掉了。特务们暴跳如雷，命令对集中营里的所有人开始进行纹身。在胸部上刺上国民党的旗帜和徽章，两条胳臂上刻上口号，甚至在背的中部也刺上了国民党的旗帜或中国及台湾的地图。拒绝纹身的遭到毒打，并被绑在床上。一次由三个家伙进行的纹身一直要持续4个小时。
到8月31日，10个集中营内的1.5万名俘虏，除极少数外，都被纹了身。年龄最小的田忠俊被安排在最后。他说，“那时，我觉得好像国度和人间从尘世上消失了。如果在我身边出现那些花纹，我定会羞耻得无地自容，决没有脸再回到祖国了。怎能在阳光下露出我的背呢？别的且不说，我的身上已有那些花纹就够坏的了。”9月1日清晨，田忠俊从铁丝网中爬出来了。当他快爬出最后一道铁丝网时被发觉，子弹打穿了他的脚踝骨。他在医院里受到好心的护士的帮助，混进了最后一批被遣返的俘虏群中，田忠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俘虏，他无法了解在大规模的纹身的幕后策划者的心理。现在人们已很清楚，当时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负责人海思森以为，只要把纹身进行到底，就可以达到“保证俘虏人们不抱有回家念头”的目的。
在交换战俘场地，普利策奖金获得者，《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凯奇·比奇在看到一位患了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把美制军靴脱下来时十分惊讶，他用悲伤的语调问道：“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连军靴也不愿意带走呢？这又军靴是相当好的啊！我想，在朝鲜和中国像这样好的军靴是不多的。”但是，比奇和其他美国记者没有问一问，俘虏们为什么对于回想起美国人施加的拷问和那个鬼蜮的东西如此刻骨仇恨，并把对它的据有看成是一种耻辱。
其实，杀人和恐怖的气氛一直蔓延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
这位女俘，是个海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战争爆发后不久她加入了朝鲜人民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她在仁川被俘。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好看的黑发一直垂到双肩。她叫金京淑。她和她的难友回忆：敌人以搜查为名，把她们的全身衣服都剥光后，赶进一个房间里，几分钟后，一丝不挂的男俘们也被拉了来，一个美国军官说：“我们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很喜欢跳舞，那么现在就舞吧！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起舞。美国军官们吸着烟，心满意足地哈哈大笑，用烟炙烤姑娘们的胸部，做出了只有从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册里才能找到的丑行。”
集中营里，没有人能逃脱敌人的兽行。一个以“战俘”的罪名被捕的14岁的女孩子遭到奸污。在仁川集中营，两位身背婴儿的母亲曾几度在刺刀威逼下遭奸污。当时他们把婴儿的嘴堵上了。一位受电刑后神经错乱的姑娘，在去厕所时被一个美军下士截住，尽管其他同伴奋力抢救，她还是被污辱了。结果她完全疯了。
许多被当做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的成员遭捕的孕妇们，在连下等的医疗措施也没有的情况下分娩。虽然后来设置了产妇房，但美国人没有提供乳粉之类的食品，时常处于饥饿状态的母亲挤不出足够的奶来哺喂刚出生的婴儿。脸色很白、异常美丽的23岁的母亲、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生金淑子说：“她和她的小女孩幸运地活了下来，可她亲眼见到一位同志，在神智不清的状态中，因为不忍听婴儿由于饥饿而发出的凄惨的啼哭，把婴儿掐死了。只是在我们举行了多次示威表示抗议之后，美国人才给婴儿发了一些吃的东西。但他们随时可作为处罚手法中断给我们的粮食供给。我们把写着‘婴儿们不是俘虏，他们必须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等口号的标语牌挂在铁丝网上，然而无济于事。”
“三八节”，我们背着婴儿愉快地放声歌唱，美国人向我们扔了催泪弹。他们向23名母亲和23名婴儿投掷了30多枚催泪弹，许多孩子从那以后都病了好几个月。“从停战那一天起，到女俘们被遣返，敌人差不多一天就向她们投掷一次或两次催泪弹。
用内科及外科医疗方法对人施加暴行的证据，可以从美国的死亡集中营里回来的归俘们中间找得到。美国的讯息也确认了这些已经超出内、外科治疗范围的惊人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行为的证据确凿性，大概美国人也是不会否认的。
1953年第4期的《美国医学协会月报》刊登了一篇论文，在文中，分析试验者对1408名细菌性痢疾患者使用的6种治疗方法。其第6种疗法是：卧床休息、烤电疗法、必要时服用镇静剂、营养的滋补和维持疗法等。说得轻松点，这等于不治疗。把患者们按倒在床上让他们发汗，以致他们的体质更加虚弱；为了检查不给予治疗的时候这种疾病会以何种速度扩散及各种治疗法的效果，让这些病人变得愈加孱弱，但又不至死去。也有一些痢疾患者得到了治疗，其实这不过是试验。仅四环素片，有的患者每天服用8粒，有的是16~25粒，甚至32~48粒，以测验由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在不同情况下吸收璜胺类药物的能力，这种试验下，许多病人都中毒而后死亡了。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有4000名以上的患者死去。死者几乎全是患痢疾的。当时集中营里死了多少人无法统计，只是医院当局仍把腹泻得厉害的人送回集中营，他们在那里继续传播着这种疾病，并在那里死去。
在外科方面实行的试验中表明出的大量证据更是无可否认。在板门店，所有人都普遍注意到多得令人惊悸的四脚被截断的人们。据调查，为数很多的人们的手脚或全部四肢像割牛尾巴那样，被截成几段。甚至一条腿就被截了5次或6次。一些得了与产治闻疗完全无关的气管炎和胸膜炎的人也要数度被截断肋骨。从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之间，第一集中营在经营这些穷极恶的手术之后侥幸活了下来的，只有37个俘虏。其中一个名叫金春山的俘虏被截断了5根肋骨，每次都是由不同的医生截断的。他追述说：敌人闯进医院里来，根据自己的需要为挑选病人。如果有谁抵抗，就给打一针，然后强行将他拉走。
中国军事外科医生们对冻伤病俘们进行了彻底的诊察，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报告，冻伤者一共失去了267条胳膊或腿，这些人在中国归俘的全体冻伤者中所占的例之大是令人吃惊的70％。他们指出，正是驻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人员们说过这样的话：“从很久以前开始，保存性疗法就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准则。”然而在美国方面这样的纯属冻伤范围的肢体下部的截肢手术中，有84％是从正确手术部位的1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甚至有一个患者是在正确手术部位的5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
在2172名中国病伤俘虏中，有近一半的人被截断了两条肢体。在所有6000名中国归俘中，有1172名是外科病人，其中84％成了残废和丧失了活动力能力，有4人的四肢全部被截去，只留下毫无倚恃的胴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美国军人被截去四肢的不过22，在朝鲜战争中，全部“联合国”军部队里遭此厄运的也只有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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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不能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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