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由天宫一号看毛泽东抓航天工业的气魄 -

李克勤（jixuie）题记：作为领袖毛泽东有着自己独特的领悟能力，从而也就有着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预见力。当我们为“天宫一号”发射升空而庆贺的时候，怎么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航天工业奠基的前辈，尤其是毛主席亲自为刚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的建议鼓劲打气，并作组织安排的气魄，无论如何都是非凡的。请一定注意，钱学森的身份远远不止是科学家，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1969年召开党的“九大”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他还是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宣传者和坚定的维护者，他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要知道，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把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帅旗交给了钱学森，那个时候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对钱学森看的那么准，对中国的航天事业看的那么远？当我们看到天宫一号发射升空的时候，想想在1956年，毛主席就决策航天工业起步，那是怎样的气魄？

天宫一号发射，非一日之功，那是共和国几代人奋斗的结果。

新中国航天工业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后，根据自己的思考写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

1956年的一天，主席专门请钱学森吃饭，作了一次交流。

“学森同志，”毛泽东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钱学森有点紧张:“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

　　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从此，我国的航天工业正式起步。

完全可以说，我国的航天工业起步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强，但是我们的起点却一点都不低，因为我们有两个帅才，一个是党的主帅毛泽东，另一个是由毛泽东亲自确定的科技帅才钱学森。

为实现规划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５８１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５８１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卫一清，成员有杨刚毅、武汝扬、顾德欢、华寿俊等。另设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主持。经常参加５８１组会议的有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吕保维、马大猷、孙湘、孙健、王正、吴几康、施履吉等。

我国航天工业领域人才济济，就得益于当初创业者工作抓得有条有理，就是有道，这样的抓法，理所当然会有成就，成就的表现就是器物，这个过程就是道器变通。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以他诗人的豪情和伟大的气魄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主席领导中央政治局研究并决定拨２亿专款支持中国科学院搞卫星。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在各个方面用钱的地方很多，能够拿出如此巨款，谁都能够掂得出它那沉甸甸的分量。

这些钱怎样用，如何花到点子上？科学院党组经过认真征询科学家们的意见，慎重地研究确定：专款重点用来建设迫切需要的高能燃料、火箭发动机和上海机电设计院运载火箭两个研究设计试验基地，以及水声工作站，风洞，５８１实验室，１０９厂，上海、大连、长春高能燃料研究室和电子、自动化、高温金属、光学等４个配套工厂。我特请院新技术办公室主任（后改为新技术局）谷羽协调财政部文教司，经过李先念副总理批示，中央专款当年年底到位。

考虑到火箭推力对卫星发展的制约，钱学森主张科学院先行一步，研究高能燃料。１９５８年科学院召开了高能燃料会议，组织北京、上海、大连、长春四大化学所，戏称“四大家族”的精兵强将，开展液体、固体高能燃料的研制，并探索固液型、游离基及重氢燃料。有了专款，从１９５９年起，北京火箭发动机试车基地、力学所的风洞、上海机电设计院的火箭、北京５８１厂的遥控仪器、１０９厂的半导体元件研究设施，先后都建立起来了。

到这个时候，可以看出航天工业的基本雏形，这就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化过程中的高技术产业，人财物，有条不紊，产供销一体化，全国一盘棋，名副其实地做到毛主席说的“社会主义大协同”，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60年2月19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在酒泉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1975年11月26日，中国首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3天后顺利返回，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1985年10月长征火箭开始走向国际市场

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在酒泉起飞，21小时后在内蒙古中部回收场成功着陆。

2001年1月10日1时0分，中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入太空。4月1日，“神舟”三号成功降落于内蒙古中部地区

2002年12月30日至2003年1月5日，神舟四号无人飞船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成功发射，并在飞行7天后平安返回。

2003年1月5日晚上7时许，“神舟”四号飞船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着陆，顺利回收。2002年12月30日零时40分，“神舟”四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2003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

2005年10月12日，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乘坐神舟六号飞船再次飞上太空，并在遨游太空5天、完成一系列太空实验后安全返回地面。

从1999年到2005年，六年时间，六艘飞船，六次飞跃，我国载人航天的速度和效率，令世界称奇，令亿万中国人民备受鼓舞、倍感自豪。六年时间，六艘飞船，六次突破，中国航天人以他们的智慧与努力，弥补了物质技术基础的不足，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的一次次快速跃升。

１９９２年，中国确立了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此前的１０多年间，神舟系列飞船的成功发射，为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的成功发射，实现了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的发展战略；神舟七号实现了航天员出舱活动的技术突破，拉开了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的序幕。

　　如今的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是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谈及与钱学森相处的点点滴滴，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思绪也随着记者的追问重回那激情燃烧的年代。

为了真实反映历史，我们摘录一段。

记者：王院士您好，我们知道您的公开身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总装备部载人航天工程高级顾问，其实您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您是钱老生前最欣赏的弟子之一，请您谈谈跟钱老的渊源是怎样的？

王永志：我第一次听到钱学森的大名，是1953年。当时我在清华大学读一年级，学校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国无端阻挠，声援钱学森回国”的群众大会，刘仙洲、梁思成等许多学界名流纷纷上台发言，声援遭美国扣压拘禁的钱学森。当时我心潮澎湃：大洋彼岸还有一位如此了不起的中国人，连美国人都不愿意放他回来！后来我到苏联学习火箭技术，钱老出访苏联，利用访问间隙，钱老轻装简从，悄悄到学校看望留学的同学，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学成回国报效国家，这也是他老人家回国后唯一的一次出国经历。我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后，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钱老是该院的首任院长。后来有幸一直追随他，转战戈壁大漠，亲身见证了我们伟大祖国“两弹一星”的辉煌创举，耳濡目染，令我终生受益无穷。

记者：在您眼中钱老是一位怎样的人？

王永志：“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是钱老的真实写照。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者、奠基人，也可以说是中国航天的第一人！历史地位无人可及。记得1955年他回国后，当时党中央也在考虑“两弹”的发展，究竟搞不搞？能不能搞成？要知道，当时的中国不要说造导弹，就连拖拉机也造不了。毛主席、周总理派人请教钱老，钱老的回答掷地有声：“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钱老从踏上祖国的土地那天起，就把对党和人民无限的挚爱深深扎根在祖国的热土中。他亲自点将，组成了“两弹”攻关的专家队伍；他亲自授课，给从未见过导弹的中国技术人员讲解导弹火箭技术；每次发射试验，他都亲赴现场，与大家一起风餐露宿，总结经验，引领方向。在攻关“两弹一星”的科研大军中，钱老始终是开拓者、领头雁、主心骨！

记者：在您和钱老接触的过程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

    王永志：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后，正好赶上钱老88岁生日，我带上一个飞船模型和一张贺卡去看望他。因为来看望他的领导很多，我就将礼物交给了他夫人蒋英。钱夫人后来告诉我，钱老将神舟一号模型摆在书柜最显眼的位置，每天醒来总是看不够，他告诉夫人：“这件礼物我最喜爱！”在钱老心中，他最看重的不是什么物质享受，而是他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蓬勃发展。

记者：据说您第一次担任装备型号总师是钱老推荐的？

    王永志：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在他心中，人是不分尊贵卑贱的。钱老常说，“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小学生。”1964年，刚30岁出头的我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我当时不这么认为，建议泄掉一部分燃料。但多数人不以为然：燃料本身能量就不够，怎么能再泄出来一部分呢？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一共打了3发，都达到了预定射程。钱老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还向别人提起，说我“很会逆向思维。”

    “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老提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我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王永志深情地说。

如今王永志的弟子正在航天第一线继续工作，这不正是革命传统代代传吗？

请一定注意，钱学森的身份远远不止是科学家，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他还是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宣传者、维护者，他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要知道，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把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帅旗交给了钱学森，那个时候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对钱学森看的那么准，对中国的航天事业看的那么远？

当我们看到天宫一号发射升空的时候，想想在1956年，毛主席就决策航天工业起步，那是怎样的气魄？

要知道，这时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还没有研制成功。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并致那份几乎就是格言似的开幕词。

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人民从 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毛主席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开创的新中国航天事业，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这难道有假吗？

航天工业的经济价值，不可估量，为什么因为那本来就是超过了经济可以衡量的范畴。

今天也许还有人不一定完全看的明白，可是早在50多年前就看清楚了，并且决策大胆干起来了，这时何等的气魄呢？

如果一切要等着所谓条件都成熟了再干，那就晚了。

什么叫战略？

古人说：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参考毛泽东新中国管天管地的三大科学家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ADB18D37DA5.html

毛泽东：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AA5774C7DA5.html

毛泽东激才一绝：你钱学森......还怕干不好！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92668E17D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