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台湾民报》对日人阴谋的揭露(1)
抵制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保持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一直是日据时期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的自觉行动，针对日人的两岸分离政策，台湾人民同样起而与之斗争，在经济、文化、宗教等等各个方面继续保持并加强与大陆的联系。在台湾籍民问题上，以《台湾民报》为中心，揭露日本殖民者分化阴谋，敦促部分投靠日人欺压大陆人民的台湾人警醒，使得反对日本殖民者离间两岸关系的斗争成为一个闪烁的亮点。
首先，揭示一部分不肖台湾籍民在祖国大陆横行无忌的恶劣行径，以期激起全体台湾人民的公愤和声讨，《台湾民报》不时刊出的短讯、游记、评论，多有此类内容。如1928年11月24日，厦门警方取缔烟馆，竟遭数十名无赖汉的围殴，致多人受伤，“其中被警官捕获两人押往警署。闻被警署加以鞫问之后，据所供始知一姓李、一姓林，两名均属日籍台湾人，林在日领事馆服役，李为无职云”，由于台湾籍民的持械妄为，“一时市上盛传将起鸦片战争”《台湾民报》昭和3年12月9日。。《台湾民报》引厦门领事馆人员的话说：“厦门在留的台人，做了恶事，是无忌惮的，九成以上属无赖汉，而都为密吸鸦片或赌博等等，致和中国人的感情常常有抵触的”，该报为此写道：“我们听了这有责任的官吏的一段话，证明台湾籍民无品格的事，心里着实有无限的感慨!”《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25日。
其次，敦促有劣迹的台湾籍民悬崖勒马，改恶从善，勿做有损于两岸同胞骨肉情谊的事情。《台湾民报》在报道厦门台湾籍民乘中日纠纷大肆开设赌场时，恳切地说：“这种虽属于一部分不良籍民的举动，但很有影响于台湾人全体的名誉，及将来的活动。总希望籍民们从事经营正业为要。”《台湾新民报》昭和7年2月13日。该报并指出：“台湾与厦门仅隔一衣带水，又且历史上人事上两地的关系最密切，在厦的台湾人比较别的地方较多，所以在厦台湾人的举止动作，关系于两地人的感情的好坏很大。”“希望在厦台胞倘若不能帮助新中国的建设，总也不该出阻挠行为，免得自塞生路哩!”《台湾民报》昭和3年12月9日。为了进一步警醒台湾同胞，它还转引了大陆某杂志的一段话，期盼给予当事者以棒喝：“我们还有看见在中国某杂志的创刊号，说‘在厦门福州的台人所做的事，无一不是背良心而为的，借日本的强权，来自戕贼，所做的罪恶，虽任是日本人也不敢做，而台人竟敢忍心去做。……再把以前的历史论起，台人既属汉民族的后裔，也当了解木本水源的意义，不忠不义的罪名，在台人是兼有的……’咳，无论什么人，听了这话，都不能无生出多少感伤和惭愧!”《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25日。毫不留情的鞭挞及苦口婆心的劝说，究竟感化了多少曾做过恶事的台湾籍民不得而知。但我们毕竟听到了富有民族感情和正义感的两岸同胞的呼声，他们是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骨肉相残的，他们在做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
再次，无情揭露日本殖民者试图借台湾籍民离间两岸人民感情，破坏两岸关系的罪恶阴谋。台湾籍民之所以得在大陆为所欲为，关键在于这些台湾人拥有日本籍，从而享有治外法权，厦门本地人就曾指出：“厦门的台湾无赖汉，而敢做出种种坏事，都因为以日本籍为护身符，公然开赌场，设密吸鸦片房，开勾栏院，来勾引中国的坏子弟，入于迷途，甚至靠其所有的武器，串通中国的盗贼，演出抢劫中国良民的丑态，中国官宪也奈何他们不得。他们既敢带武器在市中逞凶，又有日本籍做护符，况中国是居在危弱的地位，恐伤了日本的感情，而日本是居在赫赫强势的地位，多不喜欢论道理，要一味庇护自国的籍民，所以中国不得不取善忍的态度，不敢与其争闹，故籍民的非为是猖獗的。”《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25日。针对日本政府“庇护”乃至“利用”台湾籍民为其侵略扩张及离间两岸关系服务的阴谋，张我军在1923年发表的《南中国的排日政策》一文中指出：“(台湾籍民中)坏人多半居住台湾的时代就是坏人了，但助长其罪恶的，所辖领事馆、台湾公会乃至台湾总督均难辞其咎。这些单位不但不加取缔，反而加以庇护，此辈遂肆无忌惮、变本加厉，于是滥用涉外法权，扰乱外国治安，于事实上、道德上丝毫不觉愧疚。据吾耳闻，台湾当局叫他们去，领事加以爱护，其中必有什么阴谋。” 转见戴国《日本殖民地支配与台湾籍民》，收入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为此，《台湾民报》一面大声呼吁日本政府“严加取缔”，“不可袒护不良分子的不法行为”。“日领须出其良心，管束籍民为要”，“对自国的籍民，须严行究办才是!!”。同时，指证幕后的元凶其实正是日本政府自身，他们隐晦地揭露：“盛传，使得台湾人敌视中国人的，是日本政府当局的政策”，并且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心中的愤慨：“有那样的坏人存在是由于日本的监督不善所致，明知其为害，而仍放任不加取缔有时候且要利用之，这种养虎吃人的责任，当然是日本政府要负担的。”《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25日。
第九部分《台湾民报》对日人阴谋的揭露(2)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身为牺牲品的台湾籍民，在一些日本人口中，还被大肆渲染成了破坏日中关系的罪魁祸首。1929年2月，凤山郡九曲堂公学校的一次演讲会上，一日人邮电局长即面对300余听众口出秽言称：“近来中国人排斥我等日本人，即进行排日，原因何在?这是由于台湾的不良分子前往中国，在当地盗窃劫掠、杀人、开设赌场、经营鸦片窟等，遭中国人厌弃，以至连带使我等日本人亦被排斥。”此番胡言乱语立即引起台下一片愤慨和嘲笑。《台湾民报》昭和4年2月24日。这则事例告诉我们，台湾籍民中的台湾呆狗，在利用完后，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扔在地上，再踩上一脚，最终成为一只替罪的羔羊。
被称为台湾呆狗的人在台湾籍民中毕竟是少数，即使是日领藤田荣助回忆录中在厦台湾籍民4000人中，台湾呆狗亦仅500人左右，比例为1/8，所谓“九成皆无赖汉”的说法，不无夸大之处，尤其是进入1920年代中期开始更是如此。《台湾民报》力促人民注意这一点，它说：“近年以来在厦门幸得有一部分医师银行员及商人等，和其他有相当职业的人出而和中国人交际，颇使中国的有识者得理解台湾人真相，加以学生界由台湾赴厦留学的青年们，日渐隆盛，故看了那走狗的行为，是很想要矫正的，因为有这有血有泪的青年多数的表现，中国人的态度，和以前便大不相同，从前骂台人为坏痞，现在却不骂了，这真是可喜的现象。”《台湾民报》昭和3年12月9日。当然，受部分害群之马的影响，台湾籍民身上的污点并不是那么就容易洗刷干净，故该报进一步指出：“仅此我们还不能安心，须要彻底澄清这污毒，才得无愧为人类。” 《台湾民报》昭和3年12月9日。
台湾籍民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群体，它是中日关系剧变和台湾割让、台湾人的身份由中国公民变为“日本籍民”而派生的产物，台湾人在岛内作为“本岛人”，是比“内地人”的日本人低一等的二等公民，有时还被斥为“清国奴”，要他们“滚回支那去”;在大陆则往往被一般民众视为“外国人”，战时甚至以日谍嫌疑被迁往内地监视居住，台湾呆狗或台湾浪人的恶名又使得大多数医生、学生等善良籍民蒙羞受辱，同时也在两岸民众中造成了不信任乃至仇视情绪，而证据显示这又与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离间政策相关。在日据时期的两岸关系中，台湾籍民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身为“日本国民”而不同与一般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他又心(民族心理文化上)为中国人而不同与一般的日本人，日本政府既利用台湾人作为对岸扩张的工具，又在一定时期将其推上祭坛充当牺牲品，从而使日人摆脱干系。大陆人民则往往注重同文同种的民族特性而将为非作歹的台湾呆狗视同数典忘祖之辈予以唾弃，并导致与台人间感情上的裂痕。台湾籍民的历史遭遇告诉人们，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海峡两岸关系必须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在中日关系的大框架中去考察，才能更深入理解当时所产生的种种现象。同时也让人们了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两岸关系中不和谐音符背后的罪魁乃是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殖民地伤痕应进行彻底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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