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历史的事与理,驳历史虚无主义

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与理——驳历史虚无主义

杨俊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深刻揭示了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正义性和进步性。历史虚无主义者对这段历史的真相和本质进行全方位歪曲和彻底否定，是为了从历史根据和逻辑前提上否定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和前进道路，给他们的“另觅自由主义出路”制造依据。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腐朽的国内封建统治相结合，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到了20世纪初，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国势凌夷、风雨如晦，民不聊生。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继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就成为20世纪中国基本的历史要求。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这一历史要求，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主题之一。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在20世纪1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先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到20世纪结束时，中国已成为一个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迈向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华民族得以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正是由于在这个世纪里，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欣欣向荣。但与此同时，随着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经济社会和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化，加之大量涌入的西方意识形态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者纷纷打起“解放思想”、“全新的视角”、“重新评价”、“还原历史”等旗号，不断地在20世纪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歪曲、颠倒、篡改、捏造历史事实，进行全方位攻击和彻底性否定。毫无疑问，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认同的，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充分发挥20世纪中国历史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作用。但由于20世纪历史决定了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和基本道路的选择，历史虚无主义对这段历史的歪曲和攻击，所反映的更根本的是政治问题、是对待党和国家现实的态度问题，不能不给予严重关注。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这些充斥着“替天行道”式的矫情，标新立异的“大胆思想”和“另类话语”，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加之各种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扩散，对社会舆论、群众心理，特别是广大青年大众的政治认识，产生着和扩散着极其错误的导向和极为恶劣的影响。
近日频繁看到被某些人推崇为“经济学界的鲁迅”、“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茅于轼先生发表的歪曲和否定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章，读后感觉无论是在主要观点、基本结论，还是在研究的方法与处理手法上，均可谓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与所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一样，茅先生的主要议题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基本阶段和根本问题进行集中歪曲和诋毁的。具体地说，就是诋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歪曲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属性，丑化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革命领袖，特别是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对这些重大事件和问题看法反映出对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认识，具有根本的意义。自然，相对于那些在学术研究的幌子下，设置“理论陷阱”，贩卖他们私货的历史虚无主义，茅于轼这些言论则是更为“心之所发，意之所在”的情绪化宣泄，但这些肆无忌惮的言论，更具有挑衅性和煽动性，必须据理争辩。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包括“事”与“理”两个有机部分。“事”主要是指历史上实际已经发生了的事变、过程、思想和制度等。“理”则是指历史现象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当然，“事”与“理”是统一体，事总是有理的。历史的“事”与“理”，就其内容来说是现实的和客观的，但作为对历史的阐发和反映的思维形式和表达形式则是主观的，不同立场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论述的20世纪中国历史，既包括他们所“发现”的“历史事件的真相”，更是充斥着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这些历史内在根据的理解。而我们也有自己对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的认识。因此，我们也需要从“事”与“理”两个角度，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和历史的所以然，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事实及其历史根据的歪曲。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

在近代中国，挽救民族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以及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中国封建势力才是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总体性民族危机和中国人民处于苦难悲惨命运的总根子。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潮流的闸门，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辛亥革命悲剧性失败后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无可挽回地要退出历史舞台，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与辛亥革命一样，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但由于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样，五四运动表现出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上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赋予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爱国首先是救亡，但救亡的内容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腐朽的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民主也不再是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实现劳动阶级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当家作主。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但对社会的研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才能真正成为科学。为此，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来指导，进行彻底的社会政治革命，铲除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解放中国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结束了广大人民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受到侵害的状况，人民翻身做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真正的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人民争得的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成果，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历史虚无主义者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而是把“自由主义”说成是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把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视为“走入迷津”－－脱离了“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主流。“告别革命”论者主要论点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没有人权民主和科学只能是空想》一文中，茅于轼先生也是指责五四运动追求民主的结果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或独裁一毛泽东语）”；“讲科学的结果是反智主义，关掉全部文科大学”。“现在是不是有更合适的口号”“我认为是有的。这个口号就是人权。”
辛亥革命失败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20世纪历史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的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为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伟业，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是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但历史虚无主义者却无视这一明显的事实，抛出五四运动“失败论”、“偏向论”等，这倒也是他们的真情表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点仍然顽固地停留在那些在五四运动前盛行，而在五四运动后，已经在事实上“破了产”的政治主张上，即通过各种改良主义方法，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政治主张。所以，他们否认和反对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对五四运动“爱国”、“民主”和“科学”内涵的实质性发展；否定和反对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过民主革命和阶级斗争，建立的人民民主的革命道路！

三、如何认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人民的奋斗有了主心骨，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彻底胜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虚无主义者极尽诋毁之能事。茅于轼就说：“共产党以打抱不平起家，为穷人说话，分富人的财产，鼓励穷人反对富人。”“不管是有钱，有学问，美貌，都是嫉妒的对象。”至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取得政权的原因，茅于轼说是中共利用抗战时机的间隙，消极抗战、发展实力。茅于轼认为抗战结束后中国人民就“已经站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由此，茅于轼不满意于中国共产党此时仍然要继续革命，“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至于“国民党这样一片大好形势怎么会急转直下，把大局输给了共产党？”茅于轼说：“原因是胜利后国民党迅速腐败，以至于不可收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性质是什么呢？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终结剥削阶级和剥削社会，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因为对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还处于主体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首先成熟起来的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充当领导者，必须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变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执政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一切共产主义者革命的根本目的。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既相互联系又“不可移易”。
事实很清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是要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但不是什么出于“嫉妒心理”，去反对“富人”，反而是在政治上争取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去反对和消灭共同的敌人，在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阶级社会产生穷富分化现象的所有制根源。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成功实践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并且资本家和富农也逐渐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正确选择，私有制改造进行得很顺利。伴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官僚资产阶级被消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广大劳动群众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主人和集体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共产党更是把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基本纲领，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一切难道不是明显的事实吗？
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政权对外屈服和依靠帝国主义，对内依靠地主阶级，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因此在国民党政权领导下，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而中国共产党则高举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旗帜，为中国人民争取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种关系到中国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斗争，贯穿于国共两党斗争的全过程。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超越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了互相合作、共赴国难，为抗战伟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抗战胜利以后，在蒋介石悍然杜绝了政治协商、和平建国的出路以后，国共两党的进行了大决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终于被人民推翻，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本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
“取天下以人心为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力量迅速壮大，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所攻击的靠“耍阴谋”、“靠消极抗战，发展实力”等因素所致，而是认清了国家和人民受苦受难的阶级根源，忠实地代表广大受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人民为砸碎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取得彻底解放而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民之中，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建立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只有几十个人的小政党经过短短28年的奋斗，凭着小米加步枪打败由美国武装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靠的就是人民支持！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迅速失去大陆政权的根本原因，也不是什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迅速腐败”的原因，关键在于人心丧尽，这是它反人民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和腐败已经铸就。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前的大后方，国民党政府官吏的贪污腐败，官僚资本巧取豪夺、统治集团大发国难财的现象就很普遍了，加之以消极抗战、拒绝民主改革，已经越来越失去人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各级军政官员在收复区内进行掠夺性的接收，葬送了人们对它的最后希望。而它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了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更是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的界限上，这就迫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国民党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迅速溃败，是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彻底破产、自取败亡的必然结果。
需要补充的是，辛亥革命之后，一直还有某些中小资产阶级势力试图在国共两党道路之外，走“第三条道路”，企图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这一方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没有实现的基础和条件，也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原本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要摆脱最悲惨的命运，向着光明的前途并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必须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除极少数走向反动外，多数在实际斗争中同共产党站在了一条战线，并且最终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至于茅于轼认为抗战结束后中国人民就“已经站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言论。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就把中国革命主要任务单独说成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借以反对人民革命。其实，文字上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没有改变国统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茅于轼这一荒谬说法的根源，还是在于念念不忘那个建立一个完全依附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梦，实质上是完全否认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完全否定人民群众在抗战胜利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诉求，完全抹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四、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应有之义和逻辑必然，是历史和现实赋予共产党人庄严使命。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着重进行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进行了。到了1952年新中国国庆前后，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统计数据传来：一是1952年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二是中国的公营、私营经济比例发生了倒置性的变化，公营经济的比例已经取得压倒优势了。此时，已经完全具备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的基础了，中共中央遂正式提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我国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伟大任务，全面转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都具有“原罪”。他们攻击毛泽东是“民粹主义”，情绪性地搞起“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痛惜于“自由主义”在建国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肃清’”，大骂新中国建国后“前30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他们把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描述成为一部中共党内斗争史、领袖罪恶史和人民苦难史，而这一切“错误”，甚至“罪行”，他们一股脑儿泼向毛泽东个人，他们攻击毛泽东的谬论之多、之烈、之刻薄，“叹为观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6年到1978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一系列根本性条件：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民族的团结、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相当规模的和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项事业都有飞跃性的发展；为进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积累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的许多重要指导方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进步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在广大人民中间逐渐被接受。
我们用不着讳言，我们党在新中国的前30年的工作中也有不少错误认识和失误，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规模问题上存在着不顾客观条件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表现出片面强调和任意扩大化的错误，国家的发展因此遭受过严重挫折。对此，应该看到：首先，对历史评价，要在把握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来确定它的主要方面。综观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共和国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其次，一切具体的事物和现象都是有条件的。新中国前30年的工作中发生错误和曲折与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人们对这些条件及其历史要求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等主客观因素有关。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歧途和曲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汲取经验教训问题。对这些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遗留下的具体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是可以得到不断地克服和完善的。最后，即使是在犯全局性错误的时候，“也并非只是漆黑一团”，探索中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在实际工作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譬如“文革”十年是悲惨的十年，但是，在这十年里，我国在经济上也取得一定进展，在国防科技和外交工作方面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外，必须认识到，新中国“前30年”的某些工作失误和挫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共产党生命力是顽强的，她不但总是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而且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纠正错误，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1978年改革开放路线，正是在总结“前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开创的。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历史任务。谁能够领导人民，将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结束黑暗的旧的社会制度，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在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获得全民族的衷心爱戴。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成了一个时代流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自1840年以来，长期民族屈辱和压抑所积淀下的激愤，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中的潜在气质。就是这样一个饱尝屈辱的民族，当领导人豪迈地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他的确抓住了他的那个时代痛苦的，无法平息的那种精神。”
对于人民领袖的个人失误，要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分析。第一，应该从整个历史进程中全面地衡量历史人物的功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第二，应该具体分析失误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不能抽象地、以当代人的认识去苛求历史人物。第三，世上没有不犯错误一次完成真理的圣人。错误也不能说就是毛泽东一个人所造就的，道理很简单，整个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第四，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他迫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由于体制、年龄和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毛泽东反对作假，但他仍然被某些假象所蒙蔽，使他产生了一些令人痛惜的判断失误，他的一些脱离实际的思想主张的实践结果也没有能够得到及时地反馈和纠正。直至于到了1960年12月26日，在自己67岁生日那天，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去帮他调查基层的实情。正是因为痛感得不到真实、及时、充分的信息，毛泽东在1961年大力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五，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必须看到，当时“党和国家肌体中也确实存在某些阴暗面”，即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就毛泽东“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认为“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应该说，他的动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眼光是敏锐和深邃的，但是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运用的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正因为长期以来，举世公认毛泽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所以，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的：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五、关于改革开放性质问题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需要长期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才有可能正确或较为正确的认识和解决。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的生产关系还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进行调整，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也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就是在时代主题转换的背景下，通过总结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原有体制的大规模改革与完善。正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我们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历史虚无主义则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中共领导人“幡然改悔”后，“搞资本主义”。在《平反之年－1978》－文中，茅于轼就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画上了等号：“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与极力丑化毛泽东的手法不同的是，历史虚无主者总是肆意把邓小平歪曲为“搞资本主义”的领导人。茅于轼就说：“就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他把问题看清楚了。邓小平是非常务实的，眼见为实，他认为就是市场制度起基础作用”，“就是一个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自由交换的制度”。
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键是看生产资料是公有制为主体，还是私有制为主体；是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国家政权，还是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是以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还是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原则要求，保证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坚持了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从国家政权方面看，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军队和各个领域的核心领导地位、党管干部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等，这些保障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则，在新中国的60多年历史中，固然有重大发展，但基本方面实质上是一致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党之本、立国之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再强调“我们决不改旗易帜”。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众所周知，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都是一贯坚决批判和反对那些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再强调在改革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可以看到他同种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进行的不懈斗争。他总是反复强调：“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在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坚持抵制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领导了一系列“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历史虚无主义者当然不会不知道上述种种事实，事实上，邓小平这些思想和决策，正是他们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最大障碍和“心腹之痛”，但为了给自己的主张张目，他们就骇人听闻地歪曲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
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一次语重心长地强调他一贯坚持的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预防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坚持“两手抓”、坚持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等等。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告诫我们说：“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邓小平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要坚持住公有制主体地位，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控制在党的手里。邓小平这段话提出的要“头脑清醒“，更发人深思！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究竟要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是关系到这一伟业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改革开放性质和道路的肆意歪曲也提醒我们，不可忽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如果不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就会有可能滑向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歧途，就会重蹈苏联解体和东欧变色的覆辙。为此，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都要扎扎实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所要求的：“自觉地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六、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究竟是什么？

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是救亡图存、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有力地证明，走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搞社会主义、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人民从整个20世纪革命奋斗中得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结论，也是历史和人民做出的郑重的正确的选择。
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结论必然是相反的。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弄清楚历史虚无主义对这段历史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自五四运动开始，民族救亡压倒了思想启蒙，中国的历史就脱离了“以英美文明为师”的世界潮流主线，步入歧途。抗战时期，只知道“带穷人反对富人”的中国共产党利用战争间隙发展实力。抗战结束后，中共放着美国援助所致的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成果不要，而是进行了“死伤几百万人的战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中国人民就步步陷入专制和苦难。1978年邓小平受到美国的启发，开始“搞资本主义”，中国才恢复一点生机。现在如果还不彻底地、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终将万劫不复。质言之，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漆黑一团，步步走向深渊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者肆意歪曲和诋毁近现代中国历史、丑化和抹黑中国几代领导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革命道路和结果不符合他们所一往情深的改良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目标。他们现在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进行彻底否定和全盘攻击，决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和明确的政治诉求的，其要害和实质在于企图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去根本改变当代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道路，即邓小平所说的：“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为此，他们企图在历史问题上打开缺口，企图从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为他们的“另觅自由主义出路”制造理由和依据。而“他们西化、分化我们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就是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即把主要矛头集中放在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
七、历史虚无主义错误的认识论根源
通读茅于轼等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论述，可以总结出其历史论文的基本“范式”－－“三段式”的叙事模式：首先是进行简单化、绝对化、以“普世价值”为蓝本的价值预设。其次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下，进行主观臆想和推断，按图索骥地挑选符合自己论点的史料。最后是用概括性语言，对客观历史的本质和真相肆意否定和消解，以印证自己的理论预设，并开出“普适价值”的药方。从学术观点看，这些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述评，与其说是历史，倒不如说是一种“神话”（mythology）－－一种他们自己想象和编撰出来的神话。
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实质，集中到一点就是：急不可耐地要改换门庭走早已经被历史和人民抛弃了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资本主义歧途。在这一强烈的目标导向下，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言论中，都包含了一种假定为不言自明的价值判断，即西方的模式和价值首先被认定为是普世的、先验的正确，中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和朝着同一的方向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由于这一思维模式事先把西方资本主义肯定为是规范和标准，然后以此尺度来衡量中国革命，导致那些符合西方模式和价值观的历史被赞扬，而一些不符合西方模式和价值观的历史则被否定。而无论是赞扬还是被否定，都统统被加以孤立地、片面地放大、渲染。这一“认知失衡”导向下的结果，就是对历史的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的是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虚无”则是早已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的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及其代表势力、人物。
唯心史观弄不懂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客观规律，无视阶级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客观存在及其重要作用，不懂得政治思想背后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的物质利益，总是把历史发展原因归结于某个偶然因素或某个大人物。前文所列举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硬是把革命说成是某种势力“制造”和“强加”的，把中国所有问题归咎于五四运动没有提出“人权”的口号，把中共胜利归因于抗日战争中共的“消极抗战”，把国民党失败归因于“腐败”，把历史的责任一股脑儿归于毛泽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归因于邓小平到了一趟美国，等等，都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宿命论。唯心史观的偏见使历史虚无主义者至今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为什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环境。
形而上学者不懂得必须把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想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统一的、有联系的、有机的整体来进行分析。上文提及的历史虚无主义所认为的五四运动没有实现“民主和科学”，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似乎才“突然的”“腐败”，新中国前30年是“一团漆黑”，新中国其后30的“截然对立”，以及充斥在其中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迷信西方、割断历史的情感倾向和思维方式，其实都是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观点”的表现。正是这种“非历史的观点”的阻碍，在历史虚无主义者那里，“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列宁说得好：“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已经客观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怀揣对西方模式的向往，就以西方的“普世价值”来否定中国历史的主流和本质，企图通过扰乱我国的意识形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是徒劳的。因为这一套理论和主张违反了历史真理，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发展和进步的需要，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者常常因为无法撼动中国的发展方向，“辄痛苦非常”，只要我们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错误及其严重危害，有了与之斗争的决心和准备，那么，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就将永怀失望的痛苦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6期，摘自2012年第1期《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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