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教师参考书）值得注意的观点

　　最近国内外都出版了不少阐述苏联历史真相的论著。但是，关于苏联真正的历史真相，应当更多参考权威饿罗斯学者、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教材的观点，因为这毕竟是他们国家的历史，甚至是他们亲身经历、感受和见证的时代的历史。

　　由俄罗斯学者A.A.丹尼洛夫、A.Φ.菲利波夫主编、俄罗斯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教师参考书)，在我国已经翻译出来(吴恩远等译，张树华、张达楠等校)，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之所以对认识苏联历史真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有两个原因。第一，它由出版教材和教师参考书据有权威性的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2009年出版的俄罗斯11年级历史教科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经过了饿罗斯权威机构审批并获得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的高度肯定评价，所以与之相对应的、基本由同一群所写的教师参考书亦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特别是教师参考书中含有丰富的参考文献和相关说明，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这本教师参考书所写的时间段(1900～1945年)是苏联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当前学术界有关苏联历史的一些争论点、热点、敏感点大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如十月革命的评价、新经济政策的施行及取消、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大清洗问题、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及评价、卫国战争的过程真相等。关于这些问题，此书都毫不回避，对于认识苏联这一时期的历史真相而言，其观点很值得重视。

　　一、关于十月革命

　　1.关于列宁是德国皇帝的所谓“间谍”问题。最近国内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引用俄罗斯一个叫祖波夫的人所写《20世纪俄罗斯史》中的内容，认为十月革命的发动是一场阴谋，是列宁领取了德皇威廉的金钱而成为德国间谍，回国发动了十月革命。这个观点在学界影响甚大，流传极广。但事实真相到底如何?这本教师参考书是这样写的：为了证明向专政过渡和迫害政治对手的正确，临时政府散播虚构的“德国资助千百万金钱”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代理人”的神话。参考书在这里明确表明所谓“列宁领取了德皇威廉的金钱”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虚构的神话”。

　　那么，临时政府为什么要捏造这个神话呢?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布尔什维克领袖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以及他那意志坚强的彻底革命者的形象，不能不引起政府工作人员的忧虑。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在列宁的立场中包含着群众期待已久的在当时唯一可行的具体行动计划。随着布尔什维克的声望的日益增长，庸俗低级的报刊受当局的指使，就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为什么从瑞士经过德国返回俄罗斯一事大做文章，暗示他们是根据威廉恺撒下达的任务和接受他的金钱回来的”。

　　然而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书中写道：对这件事情“公开进行的调查证明，没发现任何有损害列宁威望的东西：与德国当局的谈判最初是由孟什维克的首领尔•马尔托夫倡议的，他建议把政治侨民与德国和奥地利战俘进行同等数量的交换”。参考书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捏造这个神话的实质在于：将完成了伟大革命的伟大的人民描绘成受外人的阴谋蒙骗的可悲牺牲品，并且是为“世界黑幕”事业效力的。

　　2.关于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原因。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学界充斥一种观点，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不应当过早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招致后面的一系列失败，而应当让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阶段。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什么没有能够继续执掌政权?是因为它们不能解决当时俄国社会急需解决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的问题，由此导致群众和其他党派的不满，爆发了“四月”、“六月”、“七月”几次社会危机。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审时度势，提出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方针，是摆脱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当时的历史真实是：布尔什维克的这一方针得到俄国大多数群众和政党的支持。

　　参考书解释了这一过程。书中所写的四月危机的主要结果是：第一，“群众自发的布尔什维克化”，即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成为了街头口号;第二，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在列宁的《四月提纲》基础之上加强了团结，成为了所有革命行动的中心。

　　到八月前夕，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人数已经超过20万，许多工会组织支持他们，孟什维克党的基层组织明显地“变左”，而社会革命党发生了彻底的思想分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在当前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支持布尔什维克，给布尔什维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人民群众不仅仅是赞同停止战争的方针，而且认为在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条件下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能够挽救国家的激进改革，是客观必须的。例如，在“七月事件”以后，总参谋长助理H.M.波塔波夫军务总监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军事组织提供过帮助，北方方面军司令员B.A.切列米索夫将军就曾从前线的金库中给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我们的道路报》提供资金。这个趋势也表现在一些私人工业家和银行家中，如彼得格勒工厂主Г.A.列思涅尔、大烟厂主M.C.阿迦给党的银行帐户交来巨额捐款，而百万富翁H.B.梅什科夫不仅仅捐款20万卢布，而且亲自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

　　所以，参考书写道：1917年8月末的事件，使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对克伦斯基和温和派社会党人的民主幻想已彻底破灭。国家濒临经济浩劫和解体，需要强有力的政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工人和士兵断然地拒绝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军事专政，因为它除了强权、镇压的方针，以及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列宁所建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很多人看来，是解决人民生活基本问题的唯一手段。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胜利的原因。实践证明，“假设”当时仍然可以继续资产阶级革命的论调是不成立的。

　　3.关于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国内外都有人否认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把苏联解体归咎于十月革命的“原罪”。参考书则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首先，认为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旧俄国的社会结构。该书写道：“十月革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俄国大革命。称为大革命--这不仅是给十月革命作出肯定评价的问题。在现代科学里能够称作大革命的，是指那些除了改变政治制度外，还彻底改造经济和社会结构，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革命”。

　　其次，认为十月革命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给予深刻影响。参考书写道：“俄国革命从它给予世界发展的影响来说，超越了其它大革命。它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的规模、深度和质量上，以及在给予周围世界以长久影响方面，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只要提一下，大众福利国家和社会，也就是现代人道主义资本主义的形成乃是西方针对社会主义革命给它带来的的威胁作出的反应，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可以同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相提并论的仅仅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如果法国革命是世界向资产阶级现代化转变的转折点，那么，俄国革命就预先决定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第三，十月革命促进了俄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学界存在一个争议十分激烈的问题：十月革命是阻碍还是促进了俄国社会现代化进程?那些认为“旧俄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没有基础和条件来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解体和失败与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参考书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极大促进了俄国现代化进程。该书写道：“还应着重指出，人们争取解放和公平思想是1917年革命及其之后时期的主要思想之一。正是这种对公平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的胜利，并成为上世纪30年代现代化进程的动因。”

　　所以书中最后总结道：1930年代，苏联人民实现了真正的历史性飞跃。国家飞速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得到根本改变，世界地位发生变化。而这一切，都是十月革命的影响。

　　二、关于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的问题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内战结束后，国内经济面临危机，工农联盟的基石受到破坏。列宁果断施行新经济政策，短短几年扭转了经济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列宁能够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提出利用当时还认为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市场经济”等经济杠杆来建设社会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在20年代末期，斯大林等认为新经济政策已经不能支持苏联即将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因而放弃了新经济政策。由此引发学界一场争论：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评价。反对者认为：如果继续施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可以不必付出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实行中那样的巨大代价，因而是斯大林对列宁的背叛。如果从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和创新的角度看，不能把斯大林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视为“背叛”，否则无法解释列宁“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更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认为“如果继续施行新经济政策可以不必付出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实行中那样的巨大代价”的观点，仅仅是一种“假设”。历史不可能重演。我们只能根据实践中已经发生的事情来判断是非曲直，而不能根据“假设”的历史发展来判断。

　　这本参考书认为：应当尽量说明那一判断，即认为新经济政策对布尔什维克而言不仅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暂时的”，目的是能够摆脱1920年末到1921年初尖锐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危机。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保住政权的问题。该书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施行并非“永恒不变”的，国家经济政策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该书具体论证了为什么不能继续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农业方面。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为解决新经济政策已经不能够给工业化提供资金这个任务的另一种替代选择。的确，它打乱了农村生活。但当时确实没有解决所这个问题的其他方案(包括新经济政策)。工业方面。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苏维埃经济快速向工业化跃进，构建工业化社会的基础。但是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依靠新经济政策终究不能保证苏俄城市、军队、工业的粮食和原料的稳定供应。经济杠杆不能发挥作用。工业化需要每年翻番增加的大量资金投入，而这是新经济政策所不能给予的。这也铸就了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所以，此书在新经济政策这一章中最后总结到，新经济政策不是被人为地“中断”的，而是被其所肩负的沉重任务“压倒”的。

　　三、关于大清洗问题

　　该书首先承认：大清洗问题是整个教学参考书中最尖锐的问题。因为对这个现象任何辩解的尝试都被会当今俄罗斯社会一部分人看作是为镇压行为开脱。所以，研究这个问题要特别仔细。

　　1.关于大清洗时间。参考书写道：所谓“大清洗”在历史著作中绝不仅仅指的是整个苏联时期，甚至也不是整个1930年代，而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在这段时期逮捕政治犯和按照政治条款被枪决者最多。当1938年秋，斯大林刚一明白社会单纯划一的模式实现了，对政权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大清洗便立刻停止了。

　　我国学界曾就这一问题进行争论。笔者一直认为大清洗的起止年代是1937~1938年。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站得住的。

　　2.实行大清洗的原因。参考书将此分成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原因。客观原因是：对斯大林加速现代化方针的抵制和国家领导人担心局势失控，是大清洗的主要原因。首先，当时在党的官僚中，普遍存在着“右倾”的思想(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不仅需要进行思想领域的斗争，还有政治方面的斗争。斯大林不知道攻击来自谁，因此，他发起了对后来熟知的所有反对派和集团的打击，打击甚至波及了那些不是他说一不二的同路人和盟友;其次，注意到当时针对国家领导人实施恐怖手段的担忧。他们甚至面临着被肉体消灭的危险，所以对基洛夫的暗杀成为了已经成熟的(大清洗)进程的催化剂。第三，这些人还被视为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敌方“第五纵队”的潜在力量。其他一些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西班牙)利用“第五纵队”的外部力量的教训也被苏联领导层认真研究。所以下令对这些人实施镇压。(注：C.M.基洛夫，1886-1934，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1904年成为苏共成员，参加过三次俄国革命。1926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主观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学说特性有关，另一方面和斯大林个人的个性相关。计划中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也是开启1937年夏天大清洗运动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1936年苏联新宪法，取消了一些公民参与选举的限制。前富农、神职人员和信徒、反苏维埃武装行动的积极分子、“反苏维埃政党”成员、白匪军、遣送回国的人(如战俘、难民和移民等)和其他某些人，获得了今后选举中的投票权。这不仅使斯大林在领导层中有丧失地位的威胁，并且还会造成普遍的政治不稳定局面。

　　3.大清洗的规模。鉴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教师参考书特别强调在书中只引用那些今天不会被怀疑的一些数字：在整个大清洗中共逮捕了约160万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68.2万人。在1930-1953年期间，共有786098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笔者在2001年曾发表《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一文，也曾引发学界的一场争论。笔者当年在文章中所考证的大清洗数据，和这本教科书完全一样。

　　4.对大清洗事件的评价。教师参考书承认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卫国战争的统帅，苏联元帅M.C.科涅夫持反对意见：“毫无疑问，不仅是在军队中，还有在党内和国内，如果不经历37年和38年，我们到41年的时候会比过去无与伦比的强大。”参考书列举了清洗行动涉及的人的分类，几百万人被牵连其中，因此认为从全人类道德的立场出发，伤亡和伤害生命是不应原谅的。

　　斯大林的战友B.M.莫洛托夫(1930-1941年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则认为：“我们在革命后从左从右扫清了道路，取得了胜利，但是各派敌人的残余势力还存在，在法西斯侵略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他们有可能联合起来。在战争期间没有出现‘第五纵队’，这一点我们应归功于1937年。”

　　四、关于苏共和社会主义体制在战争胜利中的决定作用

　　近来俄罗斯官方某些人发表言论，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主要在于俄罗斯人民的贡献，似乎和苏共、社会主义体制没有多大关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立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举例说道：在1853-1856年俄国与英法克里米亚战役中，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这些战争也都是俄罗斯人民参与的，但俄罗斯均遭到失败。卫国战争的胜利当然主要归功于俄罗斯人民的贡献，但同样离不开当时国家的领导和国家体制的作用。

　　这本参考书具体证明了这个说法。该书高度赞扬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写道：在战争初期我们的工业几乎被破坏到极点，由于苏联人民难以置信的自我奉献的精神创造了奇迹--在国家生产总量急剧缩减的情况下，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却增长了。苏联生产的坦克和飞机无论在数量或者质量方面已经超过了德国。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有着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做一对比。1916年12月《莫斯科公报》杂志以“相互掠夺的社会”为标题形容当时的俄国经济。而正是苏联体制，在可耕地几乎损失一半的情况下，却能供给军队和后方粮食，甚至后来还补给了德国儿童。1924～1949年期间，有9000个大型企业投产，几十个新的工业领域建立起来。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5.5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9倍。在卫国战争前两年内，军工产品生产的增长依靠绝对压缩许多重要国家机器制造产品的种类来实现。在战争时期苏联建起的动员体制全面运转并发挥着自己的优势。

　　该书还高度赞扬了苏共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苏共是整个卫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包括战时体制的确立、对外政策的斡旋、干部队伍的培训、军事科技技术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参考书还特别论证了苏共在组织敌后抗战方面的贡献。该书写道：从战争初期开始，联共(布)就是游击斗争的组织者和鼓舞者。1941年7月2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发布的命令中，已经包含了游击队在被占领土开展活动的计划。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的广播讲话中发布了6月29日令中的主要原则，号召赋予反法西斯战争以全民战争的性质。1941年7月1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在德军后方组织斗争》的决议包含了培养干部、发展地下党组织以及游击队的组织、人员补充、武器装备等问题的指示，确定了游击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到1941年底，在被占领土上有18个地下州党委，超过260个区委、市委和地委在活动，计有6.55万名共产党员。有565名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书记和104名州团委、市团委和区团委书记领导斗争。靠近前线的地区成立了各州的游击运动司令部。在1941年的艰难时期，2000支游击队、总数近9万名战士曾同占领者进行了武装斗争。到1943年，有24个地下州党委和370多个其他组织活动在敌后。1 941年到1944年间，有6000支游击队(总计近100万名战士)曾与占领者作战。“假设”没有苏共的领导，能够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吗?

　　五、关于斯大林体制和斯大林问题

　　该书写作年代到1945年为止，所以不可能对斯大林体制和斯大林问题作全面评价(在《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参考书)涉及对这个问题的评价)。但由于国内外比较公认斯大林模式开始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而这本书也赞同这个观点，所以花了相当大篇幅论证这个体制的特点。

　　该书首先表明：不赞成使用“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及此后的苏联历史。而是要求学生把注意力集中于了解当局行为的动机和逻辑。“为什么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这是分析1900～1945年历史事件的基础和出发点。对于这一时期形成的体制特点，概括为“动员性模式”。书中写道：由于必须为新制度奠定基础与做好备战工作，这就注定了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苏联社会发展的特殊的动员性模式。当时社会需要在短期内完成一系列极其迫切和极其重要的任务，但同时完成这些任务的资源并不具备或不足，这种发展模式就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动员型发展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确确定全国性的优先项目;第二，为了完成优先项目有计划地和目标明确地重新分配现有资源;第三，动员一切社会团体投入到上述任务中。这种发展模式要求形成特殊的能保证经济在历史短期内实现突飞猛进的动员性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基于行政管理的严格集中化，国家一切机构及社会组织都要服从于完成最高政权机关提出的任务。其中主要的重大问题有：刺激劳动，如何促使人们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在落后的产品生产与服务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条件下工作。在不存在经济刺激机制的情况下，首先只能寄希望于年轻建设者的建设热情与激情。当时显而易见的是，仅凭热情，不利用行政压力甚至镇压或威胁的手段是不够的。斯大林公开指出：“那些认为能戴着白手套建设社会主义的人错了”，强调强制手段的使用不可避免。

　　参考书对于这个体制有一个总体评价：1930年代，苏联人民实现了真正的历史性飞跃。国家飞速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得到根本改变，世界地位发生变化。

　　巨大的成就是通过不可思议的极大努力而取得的，为此付出了人类最高昂的代价。具有动员性质的国家政治体制保证了艰巨的任务得以完成。在战争的背景下，这一体制通过严格的中央集权被建立起来，能够保证将现有资源集中到主要方向。建立起来的垂直政权管理体制结合运用强制措施和道德刺激，依靠人民的激情与热情，在总体上解决了1920年代末国家面临的那些任务。自然，与此相关不能不涉及到对这一时期苏共主要领导人斯大林作为的评价。该书写道：“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的行为基础，并不是他本人在过去和现在多次被指责的个人利益或刚愎自用，而是完成国家内外政策的重大任务这一愿望。这是一个将贫困、破产、充斥着纷争和问题、处于国际孤立状态国家接过手的领导人。而他留给自己接班人的是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没有它任何一个世界政治问题都不能解决。其外交政策的高深造诣被许多同时代的国外政治家们所称道。其中一位指出，斯大林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在二战中能从对立的双方为自己国家争取到利益的领导人。在同时代人的历史记忆中，斯大林的形象与我国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分割的。战后核武器的建造甚至是当代俄罗斯安全得到保障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如果忽视另一面则亦显不公--斯大林的名字与我国历史的其他一些页面紧密相关：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1930年代初的大饥荒、大清洗、卫国战争初期的重大损失……斯大林的胜利让人民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审视，这位人物的矛盾性既不能使其优点逊色，也不能减轻他为其决定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而应承担的责任。”

　　除此之外，这本参考书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在此要强调指出：该书的观点并非都正确，也并非我们都赞同此书的观点。但由于这本教学参考书的权威性，以及代表了当前最新俄罗斯史学界的观点，所以很值得重视。

　　注：《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教师参考书)，和之前翻译的由A.Ф.菲利波夫主编的《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参考书)(吴恩远等译，张树华、张达楠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由于两本书涉及的时代上下衔接，主编及群也大体相同，基本上可以视作上下篇。这两本教师参考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第一，它是由出版教材和教师参考书据有权威性的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2009年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由A.A.丹尼洛夫、A.Ф.菲利波夫等主编的俄罗斯11年级历史教科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和《俄罗斯历史(1945-2008年)》。在这两本教材扉页上都特别写道：“本教科书得到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肯定的评价”，并刊登了两个科学院对此批示的文号。2007年在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下，俄罗斯学界召开了关于历史教材的会议，针对当时充满对俄罗斯历史歪曲的各种教材泛滥的情况，规定今后凡进入课堂的教材，必须经过相关机构批准。这两本教科书就是经过了权威机构审批后出版的。而作为这两本教科书的教师参考书，在篇章结构上与教科书大致相同(其中，《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教科书和教师参考书篇章结构甚至章、节、目的标题都完全一致，《俄罗斯历史(1945～2008年)》教科书和教师参考书大体一致)。这就是说，作为同一主编所编的历史教材和相应教师参考书，观点是一致的，并得到俄罗斯权威机构的认可。相比较而言，作为教科书，由于是给学生看，附有教师参考书所没有的较多插图以及思考题和讨论题;教师参考书则增加了更多的文献资料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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