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这座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历史古城，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饱经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走到了历史前台，成为举国瞩目的中心。之所以受到人们关注，不是因为这座城本身发生了什么神奇变化，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到来，使这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延安作风。这种新的精神追求使延安成为一座高耸的精神灯塔，指引人们奋勇前进、争取光明。
什么是延安作风?毛泽东曾有过生动的解释。1939年秋的一天，毛泽东应邀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马列学院特意安排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长韩世福四人，前往杨家岭迎接，中途在延河的一座桥上迎面遇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得知他们的来意后，摇摇手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话之间，毛泽东又用眼睛盯着他们四个人，哈哈大笑说：“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毛泽东的风趣幽默，把大家都逗乐了。但毛泽东接着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参见谭逻松、张其俊编著《毛泽东的幽默故事》，同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4页。)
为什么要养成这种新的“延安作风”呢?毛泽东的答案很明确：“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人民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踏上革命征程。延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保家卫国，中国共产党毅然担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举起团结全民族抗战的大旗。“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共御外辱，首先就要从自身做起，形成良好作风，竖立一个标杆，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同时，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斗争趋于白热化;根据地内部也出现财政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激发人们的斗志，给人们以希望，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不同于以往党派、军队的作风。另外，相比于以前，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延安时期总算是稳定了不少，不仅有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还实现了局部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意志薄弱者，忘却了艰苦奋斗精神、抛弃了谦虚谨慎态度，有些骄傲自满了，甚至要享受生活了。这种现象虽是少数，也必须给予严厉警示，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铸造一种新的社会风尚。这种风尚，就是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就是要平等民主、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就是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社会风气不是孤立的，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的综合反映。要培育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协同合作，才能取得成效。为了造就延安作风，毛泽东花费了大量精力，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上，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经济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强调自力更生，积极发展生产;政治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民主政府，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文化上，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等等。相对于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人的思想的转变，更为不易。
为了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毛泽东首先从党风建设入手。1942年，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1943年，他在《组织起来》中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他还说：“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1942年开始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目的也是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延安作风建设中，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至关重要。毛泽东特别重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对党在局部执政后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危险，他头脑十分清醒。1943年11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对于这些四处飘散的官僚主义灰尘，“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他要求那些“沾染了官僚主义灰尘”的人，要“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在谈到密切联系群众时，说：“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针对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指出：“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就是要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要做到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要求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延安作风逐渐形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对于这种新的社会风尚，许多前往延安参观考察的人士都深有感悟。1940年3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后到重庆和延安参观访问。在重庆，陈嘉庚看到的是奢侈腐败，是达官贵人的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而到了延安，他看到的却是清苦的生活。即便是毛泽东的窑洞内也只有一张旧式乡村民用木桌，晚餐时就把圆桌放在小方凳上，铺上几张纸;餐桌上最贵的菜是一碗鸡汤，还是村民听说毛泽东有贵客来了，主动把正下蛋的母鸡杀了送来的。回去后，陈嘉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盗贼猛兽，及至重庆，所闻更觉厉害，谓中共无恶不作，横行剥削，无人道无纪律，男女混杂，同于禽兽，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由是多留数天，多历陕北城市农村，多与社会领袖及公务员接触，凡所见闻，与延安无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诚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无苛捐杂税，无失业乞丐，其他兴利除弊，难于尽述，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转引自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页。)同样，1944年由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在陕甘宁边区采访时，也有这样的感受。参观团成员之一，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斯坦因，后来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 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郑生寿：《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在那个年代，数以千计的国内外记者、友好人士参观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实地考察中，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延安这种新的作风，也从中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也正是因为这种新的延安作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西安通往延安的崎岖道路上，形成了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无数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打扮成各种模样，风餐露宿，历尽艰难险阻，却矢志不渝地奔赴他们理想之地——延安。延安，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
〔樊宪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4期，摘自2013年第3期《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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