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险棋：回眸中苏核战或将爆发前
四海慕周
1969年8月27日，北京，中南海。
游泳池清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地仰浮在水面上。良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滑动了一下，周遭的水波兴奋地跳跃撞击一番后，渐次悄悄地归于沉寂。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欢的游泳姿势之一，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此刻，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的主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下了。但事实上，他的脑海里正在涌动着惊涛骇浪，这位伟大的舵手在思索着如何将载着八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礁，驶向一个安全的港湾。
就在这一年三月，在我国北部边疆珍珠岛地区，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并各有数十人伤亡。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都积极备战，增派军队驻防。一万多里的边防线上，处处都仿佛布满火药干柴，只消一粒火星子，就会爆发一场大战。近来，根据各种情报分析，苏联拟对我国打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核战争——即动用小型核弹，对我导弹和原子弹发射基地进行摧毁性打击，以使我失去核还击的能力。另据可靠情报，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崔可夫已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了通报，有就是说，其动手的时间表已经敲定。
毛泽东心里思索着，几个原子弹并不可怕，就是对苏联我威胁最大的、装备数千辆坦克的装甲部队，如今亦不足惧。以前我们反坦克武器不过关，但自从我军大兴打坦克之风之后，这一点已经有了极大改善。中苏边境上，苏联部署有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计约120万人，正虎视眈眈地欲挥戈跃马，向我杀来。然区区百万之兵，实不为惧，我有五百万大军与其抗衡，即使其万两坦克突破我第一、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的预定战场上，他们就会陷入我重重包围之中，面临灭顶之灾。
到那时，他们将食无粮，居无所，车无油，炮无弹，日子可不好过哟!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将被我处处掐断，其先头冲击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个头破血流，而他们的大肚子运输机也将被我实战机群打得尸骨无存。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哼!若无400万军队，莫打我的主意哟，可苏军的总兵力也不过320万。而且其战略重点在欧洲，大批精锐部队都驻扎在欧洲，若只顾和我交战而丢了欧洲，他们的命根子就没了……
想到这里，毛泽东挥舞了一下手臂，随着躯体的漂挪，思绪一下字子转到了另一个点上——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启动核战争的按钮?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他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访苏时，自己和赫鲁晓夫展开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讨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世界核战争的爆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惧美情绪，他发表了一篇震惊世界的演说：“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决定战争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要人去掌握的……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毛泽东说完，赫鲁晓夫吃惊地把张着嘴，凸起的眼珠几乎要从眼眶中蹦出来——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话，在多年之后，他写回忆录引用这段话时，仍认定毛泽东是“疯子”和“战争狂人”。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没有听明白，抱怨道：“你们中国人多，死一些人算不了什么，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五千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听懂了，他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珀森斯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胁对他没有用。”
但毛泽东在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后，并未看轻原子弹，而是调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1964年，中国便有了原子弹和运载导弹，1967年又有了氢弹。至此时，中国已成功进行了七次核试验，没有人可以再挥舞着原子弹对中国进行恫吓了。所以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准备死多少人，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而近几日，毛泽东又重读起《二十四史》，《明史·朱升传》里的一段话给了他很大启发。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朱元璋所部义军兵多将广，经过屡次征战，南讨北伐，羽翼渐丰，便急于称王。但其帐下谋士朱升认为，现在天下大势未定，四面有敌，若早早称王，必成为众矢之的，不如暂时拥戴已称宋帝的韩林地，修好各方，集中打击最大的障碍陈友谅部。这就是“高筑墙，广征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采纳此策，随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尽除，遂于公元1368年即皇帝位，建立明朝。
毛泽东想完这些，得到了许多启示：为减少伤亡，人楼密集的大城市，要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万一核弹来袭，人们可躲到地下。时下美国又急于撤出越南，可以送他们一颗定心丸，表明中国无意在亚洲谋求霸权，也无意填补美军撤退后的空白，以避免两面受敌。对于苏方的战争叫嚣，也不能只单纯地组织防御，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按那个核按钮……
一位军事家曾这样描述正确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来源于对侦察所得到的材料情报的综合思索。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上来就对敌我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做到了知己知彼。在《唐李问对》中李靖认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首先应做到使敌人无法推测己方的深浅，那样才会使敌人的行动发生失误，从而在敌方的失误中寻找取胜的机会。此即，我知敌而致敌不知我，或使敌假知我——不仅是我方在判断敌人，敌人也在对我们进行种种了解和判断，所以高明的指挥员会善于利用敌人的判断，不断进行欺骗的战术，不断制造假情报，以促使敌人作出错误的判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要对敌方指挥员的性格才能进行正确的判断，不能仅从表面现象或一般的静态观察着手，而要通过与敌人的种种实际接触，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夫得出准确的结论，而稳操胜券。《孙子兵法·谋攻》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所谓“知彼”就是要了解对方的战策，如果己方“先为不可测”，那么敌方自然就会“乖其所之”，这已为史上许多实例所证明。战争制胜的秘诀不在于预先制定奇正战术，而在于“择人任势”并造成一定假象迷惑敌人，此谓“先形之，使敌从之”。应付突发事变和危急情况需要有奇谋，还需要有胆略。
这二者从哪里来?来源于决策者的军事思想与战斗意志，这就需要其富有经验而自信。这个经验从哪里来?一是来源于自身参与过的战争，二是来源于书本。俗话说，鉴古可以知今，如果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就自然会有新的创见。不信请往下看，毛泽东在读史之后就要开始从大处着眼、从细处着手的“庙算”了。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一位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神游太虚的思绪，他手扶攀梯上了岸，擦干身子，批上浴袍走进客厅。“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气定神闲道。“主席，四位老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的紧急报告，你看过了吗?”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而暗哑。“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好啊!让他们打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接着道，“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毛泽东虽然语声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却是忧心忡忡，既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忧，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大游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很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个九字国策定江山，叫‘高筑墙，广征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呀?听好，这九个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机敏而睿智的周恩来略一思忖，眼睛陡然一亮。毛泽东又笑道：“有没有剽窃之嫌啊?”周恩来兴奋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可以放心了。”毛泽东摇摇头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头一号，哪能袖手旁观哩!我想扯他们下河，趟趟这一遭混水哩!”周恩来激动道：“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孙子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道：“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他那个国防部长哩!”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位老帅都认为今年的国庆节苏军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啊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这个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么大?”
毛主席的脾气，周总理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说不转。总理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定那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总理反复思量警报后的五分钟。据有关军事部门测算，苏联在离我边境的就个导弹发射点发射导弹后，最近的飞到北京只需六七分钟。如果扣除发布警报的预警时间，留给的时间恐怕只有三四分钟。总理就这样冥思苦想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瞟了一眼周恩来，笑了笑说：“如果不放心，咱们可不可以先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咱们的节也过完了。”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说道：“放完后，咱们来它个秘而不宣。”“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和29日两天就可以。”
上面的评论中说到毛泽东读明史——高明的军事家通常都是不仅熟悉兵法而且熟读历史，他的读可是“学以致用”的。读书可以学习和借鉴前人与旁人的成果，对此有两中不同的态度：一是囿于古，唯经典是尊，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只会导致停滞不前，乃至在实践中遭受挫折;二是以前人经验为基础，将其发扬光大并有所创新，如是在实践中则会不断取得进步。举个例子，自古以来对前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研究都是着眼于“适用”的。??做的，并取得了成功。军事上讲“法无定法”，所以不能僵守、死守兵法。这个“法”字也是有讲究的，“法先王之法，法其所以法也”，古法之所以称之为法，其实质就在于它适应了当时的具体形势。后世人们在学习、借鉴古法之时，自然不能拘泥于古法的具体做法，而关键在于掌握古法之所以为法的依据，然后针对所处的具体环境作相应的调整——如毛泽东对朱升那“九字国策”的发挥。
公元1969年9月28日、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两国立即做出了判断，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与一次高爆核试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进行的第8次、第9次核试验。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苏联，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与相关资料。然而，与前七次核试验后举国连续热烈庆祝的情况迥异，一连数日，中国的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对此保持沉默，对这两次核试验连一条简短通讯都没有发，好象此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一样。
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条评论具有广泛的认同性。该文指出：“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谋求某项具体的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这实际上就等于警告勃列日涅夫，如果你敢按下核按钮，中国立刻就会给予还击。中国现在的核力量虽然还不很强大，但也十分可怕!果然，勃列日涅夫的手在核按钮前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悄悄地挪开了。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游行队伍。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目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造成了一次世界政局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由于苏联的时任领导人强力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引起了冷战另一方——美国的恐惧。如果正面同苏联对抗，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军备竞赛的话，那么战争的危机会越来越大，而且一旦开战就将是核大战。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同苏联一触即发的战事之中。面对苏联已经发出的“准备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疯狂叫嚣，中国也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以扼制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
基于这样的共同意愿，中、美这一对有着20多年宿怨的仇家，终于在《上海联合公报》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这出奇制胜的一招，立刻置苏联于十分尴尬和窘迫的境地。这在政治上可以称之为“远交近攻”，在军事则叫做“必一测而两备之，虞乎不虞，全术也，胜道也。”就是说，一种判断作出以后，必须制定两种对策以备以外的变化——如中国在进行秘而不宣的核实验外也寻求与美国修好，这才是夺取胜利的根本法则。否则，若敌变在先，我方只是为了适应其变化而迫不得已采取应变措施，则不免处于被动。因此我们还应善于从“我变”中推做“敌变”，并且针对推做的敌变再设一谋，还预设敌人随机应变时进一步准备打破敌人对付我们的措施，这样，敌人还未变，我已想在敌先，时时都可以处在主动的位置。
《兵经》中说：“师之所动而使敌谋沮抑，能先声也;居人己之所必争，而每早占一筹，能先手也;不倚搏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能先机也;于无争之争，以不战弥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是云先天。”不战而屈人之兵，斯法至毛泽东可谓盛矣!还有拿破仑也从战争实践中体会到：对于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计更为重要，更为有用。他说的眼力就是预见力和识别力。凡作为指挥员者，应该从顺利中看到隐藏的危机，从困难中看到战局转化的希望，从敌之北归中分析真伪，从复杂的现象中认清敌人行动的本质，以便把战争的航船行驶到胜利的彼岸。
有位著名的学者说：“如果历史能够重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力，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那样的情况下还敢“视核弹如纸虎，老夫依旧上城楼”——因为他是毛泽东!朝鲜如今想学中国了，但毛泽东是金正日学得去又学的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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