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非普及哲学不可，并一生都在坚持和追求这一理想。他有一颗哲学头脑，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革命和建设，并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哲学变成了党的事业和民族的事业，而哲学也让毛泽东赢得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征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弘扬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现实化。
青年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非普及哲学不可，并一生都在坚持和追求这一理想。他有一颗哲学头脑，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革命和建设，并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哲学变成了党的事业和民族的事业，而哲学也让毛泽东赢得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征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弘扬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现实化。
个人是时代的产物，时势造就英雄，而英雄人物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前进，推动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靠的是什么?我以为从思想上来讲，他靠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是革命家、军事家，又是哲学家。因此，他能比其他领袖人物站得高些，看得远些，统观全局，运筹帷幄，不为枝节所拘，在重大的历史时刻把握住历史的本质，抓住关键，指明方向，引领社会前进。他的哲学思想是他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引领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赢得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
受时代思潮和恩师杨昌济的影响，青年毛泽东酷爱哲学，与蔡和森等同学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定期讨论哲学和伦理学问题，探求宇宙大本大源和救国之道。他认为，今之天下纷纷，各种改革，皆是从枝节入手，未得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探求大本大源是哲学、伦理学之事。他提出：改造中国，“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他又认为：“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5页。)毛泽东这样片面夸大哲学、伦理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不科学、正确，但他提出“普及哲学”的主张则是超迈前人的一种远见卓识。更为可贵的是，他一生都在坚持和追求“普及哲学”的理想，并由此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救国救民，青年毛泽东勤奋学习，博览群籍，对中外古今学说，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言，而是“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冶东西文明于一炉。他反对盲从，主张独立思考，对各种学说取批判态度，“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0—71页。)
基于从哲学入手救国的观念，毛泽东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不仅苦读中国哲学经典，“国学常识罗于胸中”(《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3页。)，而且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新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穆勒的《名学》，到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等名著中吸取新科学、新思想、新文化。他抄录老师杨昌济未出版的译稿《西洋伦理学史》共七本(《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足见其学习之急切刻苦。他在一本10万字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上写有约1.2万字的批语，更可见其研读之认真用心。此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正处于形成过程中，既有唯心论，又有唯物论、二元论，总的倾向则是强调自我、个性、自由和心力，属唯心论。
受进化论思潮和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认为，世界变化万殊，事物成毁之法则是自然界普遍的法则。他热切地希望“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1页。)。他直观地认识到矛盾的普遍存在，“人世一切事物，皆由差别比较而现”(《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62页。)，一切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既互相依存，又可以互相转化。
《体育之研究》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17年刊于《新青年》杂志。该文虽然论述的是体育运动的意义、作用和方法，但其间渗透了的哲学思想，是一篇体育哲学论文。他在论述“体育之效”时指出：“天地44盖惟有动而已444444”(着重号为原有，下同)。身体的强弱，“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强者可以变弱，弱者可以变强，“勤体育则强筋骨”。他在论到体育可锻炼人的意志时指出：“44444444444444。”整篇论文贯串着强调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思想。“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444444444”。(《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61页。)此时毛泽东虽然在纯哲学理论上还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但他的《体育之研究》却洋溢着唯物论辩证法思想，已初步显示了毛泽东重视哲学运用的特点和优点。
受时代现实主义的影响，青年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注重实地考察，向社会学习，读无字之书。1917年暑假，他与另一同学一起在长沙、宁乡等五县，步行千里，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他反对“空虚的思想”，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3—334页。)。青年毛泽东注重实事求是和社会调查的学风为他尔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了思想准备。
青年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把哲学看成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切入点和工具。1918年8月，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正值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他抓住难得的机遇，积极参加该研究会活动，旁听北大的课程。毛泽东重视主义研究，“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页。)。经过认真比较，他在诸种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的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继续“喜研究哲学”(毛泽东1921年1月16日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1921年1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关注当时世界哲学的最新进展。
总之，青年毛泽东酷爱哲学，重视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有一颗哲学头脑，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将毛泽东推上历史大舞台。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党成立后，他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是两篇政治文献，而非哲学著作，但它们却鲜明地体现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初步运用。
毛泽东哲学头脑优势的真正显示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率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上井冈山是逼出来的。上井冈山，并不等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上回答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发展和怎样才能存在、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发挥了他长于哲学思维的优点，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中，他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政治落后的、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出发，分析了世界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矛盾的相互影响，指出只要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状况存在，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互相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由此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一天天激烈地混战，进而加剧反动统治者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整个中国革命就处于星火燎原之势。统治阶级“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尖锐、复杂、曲折和不平衡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中的杰出运用。
毛泽东不仅揭示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客观根据，而且善于从认识论上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红色政权的存在、发展需要有主观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党的领导要符合客观实际。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文中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反对“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保守主义思想路线，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已形成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但不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所认可，结果导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抓住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有利时机，发愤读书，钻研哲学，总结中国革命、尤其是革命战争的经验，从思想理论上批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为即将来临的全面抗日战争作思想理论准备。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哲学根源。该书融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为一体，是军事哲学的典范，为《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作了直接准备。
1937年春夏间，毛泽东应抗大邀请讲授辩证唯物论，编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进行思想武装。他在讲课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精辟地说明辩证法唯物论是最正确和最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目。他说：“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课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又说：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科学，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33页。)。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这是以中国革命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结论，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实践论》、《矛盾论》开始是整个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但它们与讲授提纲的其他部分有明显的不同。其实，它们已不是讲课前写好的讲授提纲，而是讲课记录的整理稿。《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经验、中国哲学优秀成果三者相结合的产物，已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在当时油印讲授提纲时就特意将它们单独抽出加印，并签名送请艾思奇、吴亮平等同志“阅正”。《实践论》、《矛盾论》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后来的理论与实践都可看作是《实践论》、《矛盾论》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领域中的运用、展开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在《实践论》、《矛盾论》指导下取得成功的。(李瑞环曾说：“在‘两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事实，是大家所熟悉的。大庆就是靠‘两论’起家的。”《学哲学，用哲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在抗大讲哲学之后，毛泽东在继续研究哲学的同时大力提倡和组织干部学习哲学。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在自己住的窑洞里组织每周晚上一次的哲学漫谈。1938年，经他提议，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有组织地开展哲学的研究与普及。延安新哲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哲学学习。在1940年6月21日召开的延安新哲学会的第一届年会上，朱德曾说：“过去在前线听到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前线的同志听了都很高兴，引起了研究新哲学的兴趣。因此，两年来，辩证法大大发展了，在华北以及全国的一切进步地区，都研究着新哲学，现在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转引自于良华：《关于延安“新哲学会”》，《哲学研究》1981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精髓。因此，毛泽东把学哲学、用哲学放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首位。1941年9月，他把“思想方法论”规定为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学习的主要内容。延安整风运动实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提倡唯物论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许多干部学习了哲学，提高了修养，终身受益。在这方面，陈云具有代表性。他在1981年回忆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因此，“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总之，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总结。
让哲学变为群众手中的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哲学的研究、普及和通俗化。他鼓励哲学家们用通俗的语言多写宣传辩证唯物论的文章，而过去这类宣传做得太少。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号召领导干部要培养学哲学的兴趣，养成学哲学的习惯。强调“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仍密切关注学术界、理论界的哲学研究。他多次批评党报不关心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他严肃地指出：“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页。)他又郑重地指出：“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注重从哲学上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总结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他认为斯大林犯错误，从思想上、哲学上讲是部分地、然而是严重地违背了唯物论辩证法，搞了唯心论形而上学，思想僵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针对斯大林的错误，他强调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批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苏联为鉴戒，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他借用邓小平的话，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忽视哲学的倾向和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的盛行，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哲学问题，提出要广泛宣传对立统一观念，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他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哲学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哲学问题。
鉴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挫折，1961年毛泽东提出搞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3年，他写作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提出为了做好工作应在全党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他发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号召。(《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他又提出，哲学家要深入工厂、农村，搞实际的哲学，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通俗的文章。
为了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哲学、掌握哲学，毛泽东一贯注意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他十分赞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认为它是一本“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0页。)著作，向延安的干部做了推荐。他自己在抗大讲授哲学，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同样十分注意结合实际，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一门完备的深刻的科学，但它并非如有的人所说的“深奥难懂”，“一般人没有学会的可能”;“辩证法之所以使人觉得困难，是因为没有善于讲解的辩证法书”;“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43页。)他自己的讲课就充分体现了“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的特点。许多听课学员的共同反映是：“主席讲哲学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有趣，许多听众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中外许多研究者也都指出《实践论》、《矛盾论》具有语言的通俗、生动和哲理的丰富、深刻相统一的优点。正是因为《实践论》、《矛盾论》是真正中国化、大众化的著作，因而在问世后受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公开出版、印行过20多次。新中国成立后，《实践论》、《矛盾论》成为干部和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教材。
古人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周易•系辞上》)通俗易懂的著作使人容易掌握，简要明了的理论使人容易实行。毛泽东历来反对烦琐哲学，认为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统统灭亡了。他自己的哲学则具有“易简”的优点。世界处处有矛盾，生活事事有哲学。他善于结合工作、学习和生活讲哲学，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加以哲学的说明，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哲学的总结。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善于运用具有中国特点的、为广大民众所熟悉的语言来阐发和表达深刻的哲理。他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多想出智慧、一分为二、两点论、坏事变好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主要矛盾、“解剖麻雀”、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概念、命题、思想，已普及于干部乃至一般群众。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哲学就是要走出书斋，走出课堂，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哲学变成为一件民族的事业
德国伟大诗人海涅曾说过：“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一件民族的事业。”(〔德〕海涅著、海安译《论德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7页。)我们更有理由说，经毛泽东的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只是少数专门哲学家和哲学工的事业，而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件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一件事业。
在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内涌现出一批具有哲学修养的治党、治军、治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理论家，从而使得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出现了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大庆人靠“两论”起家，克服各种困难，开发和建成了现代化的大型企业。(1960年4月，在大庆会战开始时，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曾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的〈实践论〉〈矛盾论〉的决定》。该决定刊登在油田指挥部机关报《战报》第1期创刊号上。石油工业部在北京购买了几万本“两论”单行本，空运至哈尔滨，供油田职工学习。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庆油田的建设，“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就是通过大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等均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
哲学并非万能，倘若用得不正确就会犯错误，甚至带来巨大损失。但可以肯定，任何个人，任何政党，倘若违背了它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则一定会犯错误。即使毛泽东本人也不例外。他晚年犯严重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违反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突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总结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提出为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该决议发表后，全党开展了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运动，为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推进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武装。党的历史经验表明：“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文选》第3卷，第360页。)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领导干部都成为哲学家，但每位担负主要领导工作的干部都需要自觉地学哲学、用哲学，有较高的哲学素养，以加强领导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新性，并带动其他干部和群众学哲学、用哲学。
马克思曾指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其表现来说，都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相接触并相互作用。到那时，“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0页。)。他又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是在哲学指导下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世界的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过程，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地在中国大地上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地具有当代中国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现实世界逐渐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即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世界观来改造中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化于中国现实世界。马克思的“哲学世界化，
世界哲学化”的预言只有在哲学成为党的事业和民族的事业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逐渐变为现实。
哲学不仅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的活的灵魂。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是智慧之学。学了哲学，化理论为方法，人变得聪明，富有智慧。哲学还是人生观、价值观，学了哲学，化理论为德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可提高人的境界，振奋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哲学的创新和普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征程中，我们应坚持和弘扬把哲学当作党的事业和民族的事业的优良传统，各级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都应把学哲学、用哲学看作是自己的工作职责，是做好各项工作、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思想理论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得到新的发展，为人类哲学思想增添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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