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目睹了中国三十年的现状，对毛主席的怀念与日俱增。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想说点什么，表达我的思想，可长时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我是一个认真的人，凡事喜欢寻根问底，弄个明白。毛主席自己说，他的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人民从1840年来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历史;一件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前一件，非议的人很少，后一件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对于这两件事情，有人说，毛泽东一生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结论就恰恰相反。文化大革命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毛泽东一生最闪光的地方，是毛泽东思想最灿烂的部分。它就像夜空的北斗，永远指引着黑夜中摸索的人们找到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充其量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最终归于暗寂，而不会成为一面永远号召人们前赴后继的旗帜，也不会成为永远凝聚亿万人心的精神力量。因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成为了一颗闪亮的星星，永远闪耀在人们的心中，与天地比寿，与日月同辉。
在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并非一无所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从经济上说，无产阶级是相对贫困的阶级，资产阶级是相对富有的阶级。从数量上讲，无产阶级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资产阶级是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少数剥削者。无产阶级想由劳动者变为剥削者，这种思想就叫做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一旦夺权政权，这种思想就可能变成现实，无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夜之间变成了无产阶级，重新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永无休止地斗争下去。因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不是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而是消灭这种阶级差别，建立公平共有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人人幸福的共产主义。
无产阶级从来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从来不干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如果你是资产阶级阶级，你的看法肯定和我的是相反的，因为，我们要反对的，就是你们资产阶级。就目前而言，具体一点来说，就是要打倒和消灭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高高在上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垄断国家资源的垄断资产阶级，将政权夺回到人民的手中来。
在过去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广大人民群众都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不堪压迫的人民起来推翻旧政权后，其领导者又重新建立起了一个压迫政权，各朝的起义成了一个改朝换代的工具。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政权都没有跳出广大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周期律，也没有找到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办法，可毛泽东就找到了，如果真正落实毛泽东的办法，所建立的政权就会与人民永存，只要人民还存在，这个政权就存在。早在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从帝封资三座大山的压迫中滚打摸爬出来，深知被压迫和剥削的滋味。因此，毛泽东就是建立一个和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的政权，而绝不仅仅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个政权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剥削和压迫，二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剥削的总根源，要消灭剥削，就要消灭私有制。关于第一点，毛泽东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点，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对象，毛泽东以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将历来高高在上的各级官僚反过来变成人民的奴仆。
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始终贯穿了毛泽东的执政理念。
毛泽东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是没有发动群众，认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所以，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而，领导要服务好群众，做人民群众的仆人，并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共产党的宗旨，谁违背了这个宗旨，谁就是假共产党。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防止各级官僚做大做强，摇身一变骑到人民头上，毛泽东主张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主张造反有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是谁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反过来压迫人民，谁就是假共产党。人民就有权起来反对他，推翻他，把他扔到历史的垃圾堆。
可是，历史的惯性很多时候会出现反复，不知不觉就卷入了历史的漩涡，往往要经过多次革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英国资产阶级，法国大革命，莫不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
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是在政权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利用人民力量，推翻旧政权，一旦政权稳定后，就翻脸不认人，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统治，防止人民闹事和捣乱，推翻自己的统治。毛泽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建立政权后仍一如既往地走群众路线，把人民大众顶在头上，支持人民群众起来反对自己为首的这个逐渐脱离人民的官僚体系，要求官僚俯下身去，做人民的仆人。这种扭转乾坤的做法，虽然得罪了鼠目寸光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毛泽东大公无私的胸怀和穿越时代的崇高信仰，将永远获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拥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毛泽东可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崇高的威望，为既得利益集团保驾护航，为自己获取巨大的利益。如果毛泽东这样做，在他建立起来的整个既得利益掌权期间，可以被铺天盖地的媒体吹成毫无错误的圣人，可以功成名就。但是，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毛泽东就只不过一个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和历代帝王和西方首脑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令人充满希望和魅力的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做的相反，不遗余力打击以自己为首的官僚体系，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这样，在人民大众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成了俯视天下英雄的圣人，成为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人民革命的伟大旗帜。高高擎起这面旗帜的，是亿万万只手。
既得利益集团是永远无法理解毛泽东的，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利益，就应该坐享清福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开国元勋都这样想，以致毛泽东发出了“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感慨。统治阶级一旦居功自傲，滑向剥削阶级也就不远了。纵观中国历史，一直站在人民立场上不断革命的领导者，除了毛泽东，还有其他人吗?没有，估计未来一定时期内也不会有。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原因，也是毛泽东永远活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根本原因。任何政权只要离开了人民，离开了人民的监督，就只能历史的怪圈中迷失方向，最终重蹈“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悲剧。
为了共产党不重蹈这个历史悲剧，毛泽东把官僚和人民的位置颠倒过来。这个伟大的创举，不是简单的反叛和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对中国历史深刻分析和总结。鲁迅曾经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在表面上是“仁义道德”，字里行间、歪歪斜斜地写着的最终却是“吃人”两个大字。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所有路径，最终都演变成一部分人统治和奴役另一部分人，而最终是最高皇权、官僚、军阀、地主和文人依次凌驾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身躯上的中国传统社会，这样的社会尽管也能产生灿烂的古典文化和高度成熟的传统技术，却始终无法解放人的精神、创造人之间终极平等的引领世界的先进文化，无法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所以在与西方文化的较量中，屡次败下阵来。只有发挥人民群众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使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革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那时的地富反坏右长期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管制，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必须随时找机会反抗。可以说，文革就是建国十七年来所积累起来的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后又因文革初形成的两派矛盾的激化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只不过是发现了这个矛盾集发的火药桶，并在里面扔了一根火柴。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迅速纠结在一起，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了疯狂的反扑，要不是毛泽东未雨绸缪，提出“两个务必”做好各种准备，“进京赶考”，走马上任，然后，快马加鞭，冲出重围，恐怕建国后不久就做了李自成。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立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可是，转变成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蠢蠢欲动，随时随地以各种方式复辟。从1957年开始，国际风云变幻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叫声此起彼伏，社会主义面临随时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同志洞若观火，对一切扑面而来的危险时刻准备着，提防着，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自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刮起一股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逆流，即修正主义逆流，样子是社会主义，其实质是篡改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扛着红旗反红旗。1959年，中苏关系走向恶化。这样一来，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一东一西，夹击中国。毛泽东面对两个世界超级大国，镇定自若，以高超的政治策略与出神入化的斗争艺术，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也出现裂痕，国内右派势力喧嚣尘上，在大跃进和1962年至1964年发动四清运动中，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段，借口执行社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给人以社会主义缺乏优越性的错觉。毛泽东，多次纠左反右，但感觉成效不大，浮光掠影，没有触及到人们的灵魂，决定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有人说，生产资料既然已经收归国有，已经不存在私有制，还哪来的资产阶级?所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毛主席说，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但剥削现象和剥削思想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是斗资产阶级，是整顿资产阶级思想，是整顿思想意识形态的东西，因此，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起初，毛泽东对体制内的官僚是抱有希望的。毛泽东准备将刘少奇培养成接班人，自己退居二线，可刘少奇的一系列做法和看法令毛泽东大失所望。
从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资产阶级的压力。因而在1962年7月的“游泳池边谈话”时，批评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在这时，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执行社会主义路线的，误入资本主义的邪途，是因为顶不住右派的压力。说现在你都顶不住，我死了你更顶不住。可见此时，毛还此时还是信任刘的，尚未把刘当作走资派的“头”。但刘少奇不买账，认为，“包产到户”是为民“请命”，需要力争。“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但彻底否定三面红旗，毛泽东不同意。毛与刘分别站在不同道路上，并由此分道扬镳。
从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双方就三面红旗的存废问题各不相让。 此次公开争论后，由于毛是党的主席，且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刘少奇最后在表面上认了“错”，认为“对主席不够尊重”，意思是错误是没有的。此后，毛刘貌合神离，矛盾不断激化。
在看法上，毛泽东的目光集中在执政党本身的蜕化变质分子身上，尤其着眼在执政党的高层政治领导者身上。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因此，对“社教”运动的性质与运动重点，是党内当权派中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峻形势。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中共领导人，站在执政者的立场，认为阶级敌人就是那种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的敌对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分子。“社教”运动主要是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着眼点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
认真分析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的着眼点是执政党本身的问题，刘少奇的着眼点是地富反坏右和基层干部，是别人的问题。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分析，就会发现结症的所在。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地富反坏右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原来的压迫者已经变成了被压迫者，但是，他们的剥削思想依旧没有改变，还时刻想着有朝一日恢复过去的天堂，重新成为剥削者。相反，原来的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变成了资产阶级，原来的被压迫者转变成压迫者，在思想上却政治地位的改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为以前被剥削压迫够了，这回乾坤颠倒，也来压迫一回别人，从而蜕化变质成压迫阶级。这两股力量汇聚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共同点都是要压迫别人，反对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又形成了新的矛盾，压迫和反压迫剥削和反剥削，从而又不知不觉掉进了历史周期律的怪圈。这样一来，以前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而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牺牲就付诸东流了，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个欺骗人民，忽悠人民的口号。如果革命当初，不是向民众许诺革命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谁愿意参加革命?现在革命胜利了，就要实现这个诺言，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过来，骑在人民头上，成为新的压迫者。
毛泽东认为，这两股力量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新统治阶级的思想，即官僚资本主义思想。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令很多人想不通，说你毛泽东真不近人情，整去整来整到我们老革命的头上来了，我们干了一辈子革命，也该享几天清福了，你毛泽东凭什么给我们剥夺了?这个问题难点就在于一些人将目光被眼前的云雾迷住了，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曾经牺牲的千千万万英烈，只看目前“其兴也勃焉”的繁盛，没有看到未来“其亡也忽焉”的悲剧。
毛刘双方的矛盾分歧，集中体现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毛刘双方都是“为国、为民”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但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刘少奇只看到了一截河流，而毛泽东不仅看到了整条河流，而且看到了整个大海!
文革的导火线是吴晗的海瑞罢官，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这根导火线。彭真没有从反资防修的高度去认识这个问题，只是作为一般学术讨论。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毛泽东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与会人员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根据会议讨论，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力图将批判控制在自己可以调控的范围，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这与毛泽东反对党内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想法格格不入。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至此，毛刘最终分裂。
首先起来造反的是清华附中的学生，随即北京各大学校纷纷响应，并迅速席卷全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又因“一线”领导在“文革”初期推行的“资反”路线而得到进一步激化，运动初期他们在全国范围又抓了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反革命”，由此，“造就了”大批的造反派。之后，“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向各学校派驻工作组，再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对造反派学生进行严厉打压，这就在客观上进一步助燃“文革”的烈焰。据统计，1966年北京共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竟然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人中就“抓”了1个“反革命”!打击面高达23.4%!其中“右派学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师2591名。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
导致这样的局面，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在毛泽东的设想中，文革是一场温文尔雅的思想政治革命，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将戴高帽等行为列为武斗的禁止行列。革命的主体是学生。毛泽东历来认为，学习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校学习的知识是很有限的，社会才是一个大学校，大熔炉，学生必须要到这个大熔炉里去锻炼，才能成才。工人和农民是一边抓革命，一边促生产，至于军队，是武装力量，禁止参与文革。革命的对象是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头脑中的思想，革命的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科学的，不怕辩论的。暗箱操作的，害怕辩论的必定是阴谋诡计。形式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红卫兵和工农群众反对官僚，而不是自上而下，由官僚反对学生和工农群众。第一波革命运动的结果，是学生和工农群众吃亏了，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毛泽东看到这种结果，感到走资派的强大力量，愤怒地说，镇压学生是没有好下场的。并决定亲自上阵，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上千万红卫兵学生，把走资派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毛泽东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这么多学生从全国各地潮水般涌来，要吃要住，还要派人服务，是不是劳力伤财?难道这些懵懵懂懂的红卫兵能够为毛泽东壮声威吗?毛泽东需要红卫兵来壮声威吗?真实的原因也许会让我们惊讶。毛泽东环顾四周，从南湖到中南海一路走来的战友们，文职的，武职的，没有一个满意的。毛泽东一方面是给红卫兵鼓气，但更重要的是不得不将反复辟的希望寄托给下一代。曾经参加红卫兵的戚本禹，回忆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和毛主席的一段谈话。戚本禹说，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毛主席神色凝重地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我看到这里，不禁泪流满面，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在国企贱卖，环境毁坏，掏空后代，道德败坏的今天，在黄赌毒泛滥成灾，贪腐遍地的今天，还有谁放眼茫茫的星空，问明天是否还会有太阳升起?
由于毛主席的支持，这些被打压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了“铁杆造反派”。
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正式挑开了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批判刘邓“一线”中央，在这篇大字报中，毛泽东说：“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也就在这次会上，8月7日，全会转而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8月8日 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2日，又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虽然仍留在中央领导机构，但已不是副主席了，只不过是11名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而已。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随即掀起了一场批判、揭发刘少奇的运动，刘很快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推下历史舞台。
1968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批准中央文革提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其实，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和高超的领导能力，在人民群众和老帅们的心目中，是没有人可以撼动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也不是目的，不然，你就无法解释打倒刘少奇后，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文革后期又要启用邓小平，然后又打倒?其实，毛泽东对邓小平也寄托过希望的，但听其言，观其行，最后还是认为：邓小平的“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而是为了解决人们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从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挖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根，摸索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最终通向共产主义。毛泽东真不愧为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伟大诗人，他站在历史的巅峰，看到了未来遥远的美景。很多人想不通，看不到，这也难怪!毛泽东与当时世界的任何一个大国较量，都总是棋高一着，任何一个失败的对手，最终都只有叹服和仰望!
文革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复辟的预言，穿越时空，不断清晰起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老同志，从最初的支持“改革”，到发现不对味，开始反思“改革”，并与“改革”首领拉开了距离，重新思考过去对毛泽东晚年的评价，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所谓文革“错误”，更有，某有负于毛泽东的老人，离开北京，偏居羊城，一提到伟人毛泽东，这个人就痛哭流涕……是懊悔的泪水吗?他是后悔了吗?耿直的王震比他们大胆些，直言：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这是王震20年前，上世纪90年代看到“改革”开始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开始出现剥削压迫，贫富分化，有感于毛主席晚年的“文革”发出的感慨。如果王震看到今天中国经济政治的乱象，亡党亡国的危局，种族灭绝的灾难，该如何修正过去“早看50年”的看法?毛主席究竟比我们早看了多少年呢?恐怕100年一千年，一万年都不过分。
周恩来总理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持保留态度，但不要轻易反对”。周总理用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体会得出：毛主席下决心做的事不会错!最近，被网特控制的腾讯网，叫嚣要全面否定文革，在对文革进行一番诋毁后，做了一个题为“你怀念文革吗?”的调查，他们想，说了这么多文革的坏话，可能大家都相信他们的了，结果，大大出人意外，怀念文革的人占78%，没想到吧?中国还是有很多人是清醒的，想忽悠我们，你们想错了!
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纠结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保守势力，对文革发起猛烈反扑，无产阶级由于在政治上的不成熟，逐步走向分化，失败了。
毛泽东领导的这场前无古人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它使广大无产阶级认清了资本主义极端虚伪、自私、短浅和反复无常的丑恶脸嘴，留下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一系列宝贵的斗争经验，吸取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系列教训，锻炼了一代革命者，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播撒了反复辟“火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大决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已推行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剥削制度的大决战。文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争取最后胜利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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