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为“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一、我们应当怎样总结文革教训
作为领导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的革命家，毛主席一直是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同时也站在理论创新的最前沿。他在革命的过程中深入地思考理论问题，为了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新制度，他领导推翻了旧制度，为了防止旧制度的复辟，又搞了一系列运动，后来发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所以便搞了文化大革命，但最后搞不下去了，是什么原因呢?他又思考了社会经济基础，这便是他晚年对“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的思考，当年是作为最高指示要全国人民学习的，但能弄懂的人不多，所以他老人家一去世，人们便把最高指示放在一边了。但放在一边并不等于就超越了它，那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的科学理论是回避不了的。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毛主席在总结文革的教训，其他人也在总结。但是，悟道深者得之深，悟道浅者得之浅。有的人总结的教训不过是将其破口大骂为一场浩劫，有的人则认为是不能再斗了，一心一意地谋发展吧。然而毛主席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否会因为人们视而不见就不存在了呢?要想搞社会主义建设，仅靠一种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不出现两极分化，我们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就会拥护共产党;然而，在理论上的空谈的伴随下，现实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着，人们吃了一惊又一惊，眼睁睁地看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丑恶现象在我们身边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这是为什么呢?28年以后，现实逼着我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所思考的问题上。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说：“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因而对当今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说，都有一个立场的选择问题，是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中国共产党所要改造的社会腐朽现象一边?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中间阶段，私有制的不断被克服和共产主义逐步建成的过程，就是它的存在与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渡阶段，既存在私有制社会的社会因素，也存在公有制社会的社会因素，这两种因素之间互相矛盾，此消彼长。社会主义就建立在这种矛盾之上。矛盾的解决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商品交换瓦解了公有制，这便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在苏联已经出现的情况，这是同历史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的办法;一种是用公有制克服私有制，让公有原则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而社会生活中就存在两个发展方向，一种方向是毛主席的方向，消灭压迫和剥削，把社会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一种方向是维持压迫剥削制度，只要自己能站在社会的上层就行了。于是在这两种方向之间就会出现争夺，这也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尽管现在不提路线斗争，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改造共产党的斗争照样存在，西方人的和平演变战略仍在继续。
人们如果要想对毛主席晚年的实践进行一次彻底的反省和清算，那就要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从这一背景出发，文革也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的又一次努力，与推翻旧制度，搞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次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毛主席的探索代表了人类进化的方向，是全人类的挫折，而不是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人的挫折。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对当今任何一位想要总结文革教训的人来说，都有一个立场的选择问题，是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中国共产党所要改造的社会腐朽现象一边?
二、为什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毛主席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东西，毛主席为什么要思考这些东西?这是因为，正是在人们所熟知的这些东西里面潜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之前的一系列历史阶段，都存在商品交换，它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为什么需要商品交换，就是因为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生活的人是私有者。分工使他的劳动产品单一化，而他的需要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作为私有者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须用自己的产品同别人的产品交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货币作媒介，离开了货币，离开了交换，私有制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就运转不起来。
而在原始社会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商品交换。“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①]这是由于在这两种社会中生活的人们都不是私有者，他们的产品也不是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产品。
显而易见，商品交换是以私有者对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私有权为前提的。但是这种私有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有在私有制社会，才有私有权的存在，才使人成为私有者。使人成为私有者的，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是同劳动者转化为私有者相适应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它具有使用价值，是它作为劳动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它具有交换价值，则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强加到它的身上的属性。“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②]商品交换的表面现象把私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掩盖住了，所以，只看到表面现象的人陷入了错觉，把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看成了产品本身的属性。其实，“价值只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在物上的表现。”[③]“在共同劳动的条件下，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品的价值。”[④]“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商品。”[⑤]
由于商品交换关系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表现，所以企图通过行政命令来取消商品交换关系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来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但却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谁也不能通过行政命令使人们成为新人，人的精神上的进步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很难做。有那么一些东西限制着人的思想，那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还存在商品交换，还存在工资制度，劳动力和解放前一样，仍然是商品，劳动者同解放前一样，仍然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仍然要领工资，然后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他们是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所有者，所以他们仍然是私有者。这跟旧社会比起来，“没有多少差别”。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以劳动者是私有者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以私有权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资本论》中所提到的“拜物教”。所谓“拜物教”，也就是以物为本，这是私有制社会所强加给人们的价值体系，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我们都还生活在旧制度的污泥里面。“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⑥]生活在哪一种社会环境，人们无法自由选择。
商品经济是私有者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反过来又维持着这种关系，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循环圈，把人们束缚在私有者的发展水平上。在这样一个人创造环境、环境又反过来造就人的循环过程中，市场经济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不断强化了起来，控制了社会运行过程，把社会推向资本主义方向。马克思说：“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⑦]从私有者的生活过程中，必然要重新产生出私有制的一切，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瓦解，“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三、新制度必须以新人为基础
从私有者的生活过程中一定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如果人们不能认识这一规律，这一规律就会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支配着社会过程。毛主席和私有制斗了半个世纪，终于发现，其根源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改造私有制的生活方式，改造私有者。既然商品交换的环境把人们培养成为私有者，而我们又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要打破这个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超循环，要让新的价值体系进入和控制这个超循环，就需要有一种实践新的价值体系的新人，所以他要求大家“斗私批修”，每个人都应当自觉改造自己，“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培养新的人性，这是毛主席毕生追求的目标。早年他组织的新民学会的宗旨就是“改良人心和风俗”，毛主席一生所做的两件事，都围绕培养新人这个目标，他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然后发展生产力，都不过是为做好这件事做铺垫，清扫地基;搞文化大革命，则是进一步向人性中的缺点宣战。他不是把基础工作做好了再提出引导人性进化的任务，而是把引导人性进化的任务与这些基础性工作结合起来做，在引导人性进化的努力中为人性的进化创造基础条件。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后来又写了老三篇，也无非是规范引导人性向上。正因为他做好了这件事情，所以便能把穷棒子们组织起来，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把人的潜能发挥出来，缔造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在建设了新中国之后，搞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人民公社，号召人民搞义务劳动，学雷锋，一次又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直到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强调“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都无非是为了引导教育人，培养塑造人。
要不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呢?应该说非常必要的。现代心理学理论告诉人们，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口欲望沸腾的大锅，其中有向善的倾向，也有作恶的倾向，如果人们压制了那些作恶的倾向，让那些向善的倾向发展起来，人们就会健康成长。反之，如果压制了那些向善的倾向而让作恶的倾向发展了起来，人们就会走向堕落与毁灭。因而引导人们健康发展，这难道不是对人们的真正的爱护吗?有人说，个人的成长或堕落是个人事务，他人不应当干涉，这是不对的。个人的成长或堕落并不纯粹是个人事务，一个人的堕落必然要危及亲人与社会。一个人要想获得充分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最终都要遇到这个人与环境互相制约的循环圈，毛主席所要做的事情也无非是要打破现有的循环圈，将社会生活组织得适合于人性中的向善倾向发展起来，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好人。
毛主席的这些想法，人们通常称之为理想主义。所谓理想主义，有些人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会暗含着一个含义，那就是思想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不能实事求是。但是，真正不实事求是的是谁呢?现在看来，毛主席的思考是深入的，苏联东欧的瓦解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在中国所发生的情况也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而那些讥笑他的人则是错误的。一些共产党人之所以批评毛主席“不现实”，只是因为毛主席所看到的现实与自己所能看到的现实不一样。而现在看来，真正不现实的不是毛主席，而是他们自己缺少对社会运行规则的认识，按照这种认识来管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厢情愿，一方面听任市场经济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在“人创造环境、环境又反过来造就人”的循环过程中强化了起来，控制了社会运行过程，另一方面又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希望社会上没有腐败违法现象，这便是自相矛盾。作为共产党人而不知道如何让自己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听任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强化起来，只能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一筹莫展听天由命，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苏联所出现的那种情况。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些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也经常把马列的词句挂在嘴上，也很想为人民服务，但由于并不真懂马列，不能超越私有制环境的束缚，“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⑧]所以经常地事与愿违，要摆脱这种困境，共产党人就不能回避毛主席留下的思想遗产，只有继续他的思索，“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弄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引上稳定运行的轨道。
现在看来，唯有发生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革命;在此基础上组成的社会才是全新的社会。在人性依旧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斗争，都无法斗出一个新社会，而人性的进化又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文革必然要失败。同样在人性依旧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发展生产力，所搞出来的都不是社会主义。
四、引导人性的进化是社会政治活动的最高目标
对于一个社会政治系统来说，还有什么比培养完美的人这个目标更高的任务呢?没有了，政治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无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其他的什么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民主法制建设、严打、救灾等等，包括反恐，都是基础性的东西。参考马斯洛的需要层系理论，社会政治过程也有一个需要层系理论，生产力的发展、安全等等，处在政治目标体系的下层，这些目标当然重要，而且必须优先考虑，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满足了这些需要之后，才能考虑尊重、自我实现等等更高的人生目标。但是，政治家们、当官管事的人们不能仅仅注意这些目标，还必须追求更高的政治目标;当他在做着那些必须优先考虑的事情的时候，心里也必须想着如何推动社会政治过程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这样他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得心应手地驾驭政治过程。反之，如果当官管事的人眼界不高，只看到低层次的政治目标，那就无法驾驭政治过程，举措失当，“不善为斫，血指汗颜”。比如说我们这些年来集中精力谋发展，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结果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管好，随之而来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卖淫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也孳生蔓延开来。再比如许多国家忙于反恐，但却找不到病根，为了反恐而反恐，结果是越反越恐。当然还有很多人当官不过是为了及时行乐，比如法国的那个“我死后管他洪水涛天”的皇帝，这样的人根本就无法驾驭社会运行过程，他们自己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再比如中国的项羽，当官的目标不过是让家乡父老们看看自己的威风，当时就被讥为“沐猴而冠”，由于价值体系的缺陷，预先就决定了其最终失败的命运。
但毛主席与他们那些人不一样，在政治家的队伍里，他高高在上，人们通常赞誉他具备伟大的人格，认为他具备超人的素质，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他是哲学家，有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对人性的进化有高远的目标，知道政治的根本目标——引导人性;另一方面，在哲学家的队伍中，他也同样高高在上，与那些知道人性进化目标却不知道如何推进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不同，他不仅知其然，同时还知其所以然，找到了一套把新的价值体系灌输到社会运行过程中去的办法。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支有高度文明精神的队伍，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他的教导下，人民群众朝气蓬勃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有谁能挡住这一潮流呢?于是，对于他来说，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就是“易于反掌”。
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毛主席更加精心地自觉地从事于引导人性的进化这一根本目标。但这项工作很难，不仅要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与教育挽救，而且还要对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同志进行引导教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改造”。对于哲学家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但如果真要把它付诸社会实践，就是一个新问题了。由于毛主席率先致力于解答这个问题，所以就站在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制高点上。就像下棋一样，越是高手下的棋越是值得研究;毛主席是政治家中的高手、巨匠，他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所经历的挫折失误，都是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主席自己晚年也还在探索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长点，因而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新的、最重要的、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我们要学习毛泽东、继承毛泽东，最重要的就要学习和继承这个理论。我们应当在坚持其革命方向的前提下，与时俱进，结合当前现实，进一步做好他所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对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毛主席用过的老办法，现在再用就时过境迁了。现在应当是以人的发展水平来确定其是否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不管他的阶级地位如何。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再仅仅代表无产阶级。现在看来，阶级分划是人性和社会都不成熟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对于人格发展成熟的人来说，他们可以超越自身阶级地位的局限，在追求个人的完善的时候推动社会的完善。
再比如，毛主席原来所强调的两个阶级两种路线的冲突，现在也变了，变成了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从毛主席晚年的探索中可以找到这种演变的轨迹。他敏锐地注意到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如果让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两极分化、阶级斗争就重新发展起来。如果让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占据了支配地位，两极分化就会逐渐缩小，阶级斗争就会逐渐消亡。因而现在的斗争已经不是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这样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是继续维持甚至强化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还是缩小阶级分划直至消灭阶级?
在脱掉了共产党人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所不得不穿上的阶级斗争外衣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直奔主题，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标了。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价值冲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最后在新的思想认识水平上实现新的团结。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毛主席所采用的这个公式，便可更清晰地看出毛主席的伟大与高明。共产主义运动崛起于私有制环境中，面对着残酷无情的阶级敌人的疯狂镇压，也必须拿起枪杆子与其进行生死搏斗，遵守敌人制定的行为规则──丛林法则。有那么一些人把这个对敌斗争的法则也用于党内斗争，结果就导致了许多令人痛心的悲剧。毛主席则与这些只习惯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人不同，创造了一种“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既解决了党内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又团结了同志，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他有一副菩萨心肠，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不仅对党内的同志是这样，就是对国民党和日本战犯，也仍然要教育改造。服务于引导人的思想进步这个新目标，他所采用的行为法则就不同于丛林法则，我们可以称之为和谐法则。这个法则包括两个方面，面对凶恶的敌人，则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面对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则要满腔热情地教育引导。纵观毛主席的一生，他毕生致力于民众的思想解放，毕生坚持了和谐法则。
人的思想解放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共产党八十多年的革命建设所营造的社会基础上，我们现在有条件实现这一根本目标了。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每一个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当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个利益的时候，便会努力追求这一目标，大家都这样做了，便会形成一个伟大的时代潮流，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像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一样，易于反掌。
五、前途无限光明，道路依然曲折
社会的任何进步，归根到底还是要体现在人性即价值体系的进化上。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他制度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有意识地引导人性的进化，为人性的进化创造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条件。而其他制度则不是这样，资本主义制度问世时也倡导人本主义，但他们做不到，其制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把利润作为追逐的目标，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还必须千方百计地扼杀人性的更高的需要，通过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迫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存的基本需要上，使人们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更不行了，中国的孔夫子很早就倡导人性的完善发展，但几千年来，一直是空话。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将它作为现实目标来追求，这是历史的终极目标，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认识到这一利益并领导人民实现这一利益，正确处理人民群众中的不同思想认识的矛盾，既要富之，又要教之，并为其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这样才是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人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在人性的改造提高上下功夫，不仅要改造自己，而且要改造社会，在改造自身的同时带动社会的进步，在拉动社会趋向于完善的过程中成就自身的完善。
但是，人们都想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因而就要坚持毛主席所开辟的革命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那些发展不充分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和他们一样在情欲物欲的控制下生活，因而就很自然地亲近西方的制度，倒退回资本主义。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自由派”，虽然处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但在价值体系上却是一致的，处在同样的人格发展水平上。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让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便会觉得不适应，觉得弊端丛生，他们便极力要按西方的政治模式来进行改革。他们中的一部分极力往共产党的队伍里挤，为的是利用执政党的权力来谋取个人私利，一部分没有挤进去的人则在一边大叫要反对共产党的腐败，必欲要把共产党赶下台而后快。这两部分人看起来水火不相容，其实却不过是分工的不同，他们价值体系一致，想要搞垮共产党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于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就存在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不是东西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一个客观存在，其优势就在于，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相对低级的阶段，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人格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不成熟的阶段。如果人们一直停留在这个不成熟的阶段，那就只能适应市场经济，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人性基础。在这种人格水平上，就会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然而，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倾向也是无法完全压制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性最深处的需要，必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才能从无意识的深处浮现出来。无论社会多么黑暗、人生多么艰难，它仍然都在人性的深处潜伏着，仍然会有一些天才而敏感的人物追求和体验着它。社会主义革命也无非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实现这一目标，当人们自觉地追求这一目标时，社会主义革命自然就有了强大的动力，正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意识到这一目标便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变包袱为财富，使我们一向渺小的生命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毫无疑问，当自觉追求这一目标的人们在社会上占据了支配地位时，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最终稳定下来了。
在奔向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类已经走了许多弯路，可能也还要走许多弯路，这都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环节。我们纪念毛泽东，就是因为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把这个进化过程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来看，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是大自然进化过程的一个环节罢了。它也遵守进化过程的法则，那就是不进则退，只有在不断将革命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才能保持已经取得的成果。所以，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他的旗帜，坚持其革命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第304页.
[②]资本论[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93页.
[③]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59页.
[④]同上，第139页.
[⑤]资本论[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90页.
[⑥]资本论[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1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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