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查研究拾零
冯晓蔚
毛泽东一贯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不但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亲自实践,取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而且还有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专题论述。就是在他的每篇著作中,也都随处可见他调查研究的来龙去脉。他一生中许多不朽论著和对伟大事业的战略决断,都是来自他调查研究后作出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
请警卫战士帮助做社会调查
毛泽东不但自己经常到群众中去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求并教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助他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做更广泛具体的社会调查。
1955年5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地--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前的院子里,接见在他身边担负警卫任务的解放军战士,给大家讲了关于做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怎样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法。毛泽东首先向战士们说:“做调查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多为人民服务。”怎样做调查工作呢?毛泽东说:“我们拟了个章程,对人要谦虚。要尊重家里边的人,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乡村干部,别摆架子。”毛泽东接着就给战士们布置任务。要调查什么呢?毛泽东指出,农业生产的项目多得很,数也数不清,还有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意见,这些都是调查的内容。
毛泽东不但要求战士们探亲回来要写出农村情况调查报告,而且还把报告里的一些生动事例和遇到的问题,结合当前的政策,讲解给大家听,帮助战士们了解党的政策,解答在调查中遇到的问题,提高战士们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还要大家回到家乡,不但做调查,还要做宣传。
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道路
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如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多是参照苏联的蓝本。毛泽东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遍了大江南北,反复不断地进行着调查研究,以求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蓝图。
1954年春,毛泽东在掌握全国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还想了解一下中央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可是,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忙得不分昼夜,哪有那么多时间了解各部门工作情况昵?
时隔不久,纺织工业部门生产了一批革新的纺织品。周总理指示,送请毛主席看一看。因为花色品种很多,又不知毛主席什么时间能看,便在瀛台布置了一个展览室,以便他随时去看。一个星期天,毛泽东散步走到瀛台,便去观看这些纺织品。展览室布置得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毛泽东看得很仔细,边看边听解说,一直看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这次观展叫作“业余活动”,他建议那些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来进行这种“业余活动”中的调查研究。
1956年初,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连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听取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这些汇报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10个重大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都是矛盾。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从而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就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又借鉴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写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名著《论十大关系》,并在1956年4月25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报告,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文献。
“八字宪法”的诞生
每年春华秋实季节,毛泽东总要抽出时间到各地去视察,了解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情况,帮助农民研究农业丰歉的原因,解决生产上遇到的问题,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55年秋天,毛泽东听说河北省有些地区善于种植棉花,今年的长势又很好,便到邯郸地区视察了一处棉田。正在棉田里劳动着的姑娘们看见毛泽东来了,惊喜异常,大家一声喊,蜂拥跑来,高兴地跳着脚争着和毛泽东握手,给毛泽东戴上了她们的遮阳草帽,争着请毛泽东看她们的责任田。毛泽东一边察看棉花,一边听她们滔滔不绝地解说,好像谁的话都说不完。毛泽东看着听着,好像发现了什么,便亲自到高矮两种棉花前分别进行仔细观察,又数了几棵棉花上各自结的棉桃,进行了比较。他问大家,高的好还是矮的好?大家争论不休。有人提出请毛泽东评一评,于是大家都围成一团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首先称赞大家管理的棉田很好,又指着那块矮的棉田说,那一片棉花长得矮,可是又粗又壮,特别是棉桃结得多;当然高株的棉花生长也很茂盛,可是结的棉桃比矮的少,你们数数看,每一棵矮的都比高的结的棉桃多。应该挑选良种,争取高产,对不对?大家都被毛泽东说服了,齐声说毛泽东说得对。
为了发展农业,帮助农民学习科学种田,毛泽东总结了多年来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经验。汇集研究了我国农民历年来的耕作方法和实际效果,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是来自群众经验的总结,深受农民的欢迎。
血吸虫病就这样被发现和消灭了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有把问题解决了,才算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1955年仲夏,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到了杭州,便让部分同志帮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同行的几个同志出发,到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访问。他们走到田头,群众正忙着整理稻田。在池塘边的树荫下,有一个粗壮的农民,依着树干仰天半躺在那里,他的腹部鼓胀,颈部粗肿,可知行动困难,分明是病倒了。问他得了什么病,他只是摇头流泪,大家说明是特意来这里访问的,又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抹掉泪水,勉强挺一挺身子说,家里几代人都是贫苦农民,在旧社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自己靠打工养活父母,还要逃避国民党抓壮丁。好不容易盼到解放,实行了土改,分到了田地,不愁吃不愁穿了,过上了好生活,可惜好日子不长。自己害了大肚子病(即血吸虫病),力不从心,有了田也不能种,成了废人。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他指出,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动员人人动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决定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马上开展工作,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整体部署,以及防治研究等具体问题。于是,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很快就在全国有血吸虫病的地区开展起来。
从1955年到1 958年,三年过去,血吸虫病的发病率降低了,有些地方的血吸虫病患者逐渐恢复了健康。捷报频传,人民一片欢腾。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的消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挥笔写成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不朽诗篇。正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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