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谣言真相 -

根据查阅的情况，可以看出毛选一至四卷的许多文章有很丰富的版本来源，有时候同一篇文章存在多种版本来源。总体上看，以手稿或修改件为依据版本的文章占比，随着卷数的增加而增加，到第四卷已达到80%。战争年代，苛求毛泽东所有文章都依据手稿，则是苛求。

　　谣言：1995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 《<毛泽东选集>真相》：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40247610_877418716.html#0.6701828441863147 )

　　事实：《毛泽东选集》4卷，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的，它收入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

　　1951年2月28日到4月27日，毛泽东在石家庄市西郊落成时间不长的保育院(今河北省白楼宾馆的前身)选编了新中国第一部《毛选》。其中一至三卷的编辑工作，是1951年3月至4月在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里完成的。第四卷则于1960年2月至3月在广州完成正文审定。当年5月24日至6月2日，毛泽东又审读了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石家庄，毛泽东对《毛选》的选编工作主要是选稿编目、修改文章、撰写题解注释，此外还参加了一些校对工作。

　　对《毛选》要收入的文章，毛泽东对每篇文稿都详审细阅，反复斟酌。仅以《矛盾论》这篇文章为例，1951年3月8日，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中写道：“《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15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在反复修改后，他对原来第二章的“形式伦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这一部分仍不满意，遂整章删去。《矛盾论》的修改，前后删掉约7000字，增加了约6000字。《矛盾论》原来已列入《毛选》一卷的选稿目录中，但毛泽东仍感到不满意，于是又从已入选的文稿中抽了出来，没有收入《毛选》第一卷。后又经修改补充才收入到《毛选》第二卷中。以后，《毛选》第一卷再版时，才按时间顺序将它移入第一卷。在选编工作中，毛泽东对每篇文章总是对照原稿反复修改、补充，然后付印，校阅，再修改。《实践论》一文，已修改了多遍，但他仍在清样上批道：“此件改正后，连同原稿，再送我看。”在《矛盾论》的清样上，他批道：“照此改正，连同已经改正的清样一起送来再看，第一次原稿也请送来。”

　　4月1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16日，他又在信中对田家英交代：“以上这些(指9篇已修改过的文章)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唯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在对文章内容进行修改的同时，毛泽东对文章的题目也都重新选拟或进行了修改。如在第一卷中，将原题《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毛泽东对文章的题解和注释也进行了逐条审改。仅在《毛选》第一卷的题解中，他就撰写和修改了10条。在249条注释中，撰写和修改了120条以上。第一卷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题解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关于“管公堂”和“收学租”的注释都是毛泽东写的。此外，他对注释的内容和前后排列顺序都提出了要求。

　　同时，毛泽东还做了一些校对工作。1951年3月15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毛泽东往往对照原稿和清样逐字逐句进行校阅，如在校对《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时，他发现有两个铅字磨损，字体比其他字瘦小，就在一旁批道：“换一个铅字。”文中有一处字号不符，几乎看不出来，他也画了出来，在一旁批道：“改老五号。”在校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时，有三处字排得不好，毛泽东看到后即在此批道，“排拢”、“排齐”，还画出校对符号。不仅如此，校对中发现数字有疑也打上问号要求重新核实。在审阅一篇文章原稿时，他看到文中提到：“国民党去年十一月初至今年一月底不足三个月中丧失约105万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105个整师。”他遂进行核查，并将“十一月”改为十月，将“三个月”改为四个月。在“105万”与“105个整师”处各画上问号，后经秘书核查，数字确实有误，“105万”应为154万，“105个整师”应为144个整师。

　　毛泽东对收入《毛选》的文章要求很严，许多原来认为不太满意的文稿，虽几经修改，反复审阅，但最后还是未能入选。在审定过的文稿中有30多篇批上了“此件不用”、“此件不收”、“不用不收”等字样。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讲演词》最初曾考虑选入第三卷，他曾将标题改为《反对吃摩擦饭》，并定了题解，最后仍觉不满意，还是未能入选。

　　经毛泽东修改过的《毛选》和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毛选》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毛泽东将原文中的“与”字都改为“和”字。《毛选》第一卷中收录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的第一个小标题“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原稿在“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之间用的是“与”字，他在校阅时把小标题中的“与”字改为“和”字。这样改，既避免产生歧义，又使文章更容易为工农干部，特别是普通群众所看懂。

　　1951年10月，在出版总署召开的《毛选》第一卷出版庆祝会上，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讲道：“1949年5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两年半，才开始出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则在《毛选》第一卷出版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选集凡四卷，今出版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由此可见《毛选》的编辑质量之精，要求之高。

　　(《毛泽东选集》出版往事：《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0期，摘自2012年第7期《党史博览》)

　　事实：《毛泽东选集》编辑的依据版本丰富多样。

　　查阅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的1925年至1949年有关毛泽东档案，及毛选一至四卷编辑过程稿，并根据有关线索查阅了《中国农民》、《两条路线》，《红色中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根据查档结果，大致可以将毛选一至四卷收录文章所依据的版本情况分为四个大类：

　　第一类为依据毛泽东手稿或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件形成;

　　第二类为依据会议讲话记录稿、谈话记录稿，或有明确署名的抄件、油印件、铅印件等形成;

　　第三类为依据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形成;

　　第四类为虽然没有明确署名，但有旁证是毛泽东撰写的抄件、油印件或公开发表件，如新华社援引毛泽东某月某日谈话，等等。

　　根据查阅的情况，可以看出毛选一至四卷的许多文章有很丰富的版本来源，有时候同一篇文章存在多种版本来源。当然，上述四类版本依据在判明文章著作权方面的重要性是有所区别的，其中第一类最高，第四类最低。总体上看，以手稿或修改件为依据版本的文章占比，随着卷数的增加而增加，到第四卷已达到80%。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有手稿、都能够依据手稿来进行编辑?原因是：

　　第一，毛选一至四卷写作时间跨度近24个年头，艰苦的斗争岁月、久远的时间跨度，给手稿的保存带来诸多困难。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濒临生死存亡的边缘，进行过数次大的战略转移，如长征、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等。在进行战略转移前，中央为防止有关机密落入敌手，根据相关要求，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文件销毁工作。在文件销毁的过程中，毛泽东一些手稿存在散失的可能。

　　第二，毛泽东身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党务军务繁忙，因此，在起草电报或写作文章时，往往采用行书或草书。为了防止文章发表或电报拍发时出现因辨字不准造成的错误，毛泽东往往要求工作人员根据手稿抄正后再送阅或发送，以减少不必要的错误。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我们就经常发现在一些手稿、修改件、手抄件上，毛泽东批阅这样的文字：“请抄正后再阅”;“抄正一份，再送我一阅”。有些文章则是先写出初稿，抄正后修改，修改后又抄正，反复多次，直到他满意为止。他的这种认真态度，就可能造成现存档案中仅仅只保留有抄件(最终稿)，而手稿(初稿)反而遗失的情况。

　　第三，毛泽东的许多文稿，当年都是用毛笔书写，占了很多页码，战略转移的时候，为了携带方便，就让工作人员用铅笔或钢笔抄写在一张纸上，结果也造成只有抄写稿，没有手稿的情况。

　　第四，许多电报发出以后，原稿当即销毁，不再保存，这样又造成只有接收稿、没有原稿即手稿的情况。

　　第五，在国民党长期白色恐怖统治下，为保密起见，中共中央下发的一些机密文件，有时会要求收件人收到信件“阅后即焚”。因此，毛泽东手稿就有可能在转送、转抄的过程中遗失、销毁。这种情况在档案材料中都有清晰的反映。如《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947年9月1日)一文修改件上，就有毛泽东如下批示：“内部文件，不得遗失”，“阅后焚毁”。

　　手稿保存不易，在战争年代是不难想象的。即便处于和平时期，我们要保存自己全部文章的手稿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期望毛选一至四卷中所有文章都依据手稿进行编辑整理，无疑是一种苛求。

　　事实：曾亲自参与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老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齐得平，他介绍了从提供文稿档案到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过程，更加足以说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十分认真、事实求是的。

　　以下附老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齐得平撰写其参与编辑《毛选》四卷的具体情况：

　　“一、我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情况

　　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新馆成立。这年12月，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到中南海开会，领受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任务(此前《毛选》一、二、三卷已经公开出版)。我当时负责保管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档案，他要我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毛泽东的文电、讲话、报告做出一个目录，交给保管部主任吴善昌看过审定，然后上报《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1960年元旦一过，裴桐、吴善昌便召集中共中央档案保管部全体人员开会，动员、布置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电手稿分散在中央档案各卷宗中，需要逐卷翻阅查找。因要求急，任务重，时间紧，保管部30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大家把为编《毛泽东选集》提供文稿档案当作头等政治任务，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点，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查阅三千多卷档案，从数万件文电中，将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几千件文稿查出。此后，又由我负责把这些文稿编制目录，交付打印成册(其中本馆打印了两年的目录，另请中办机要室、机要局各帮助打印了一年的目录)，同时将毛泽东的这些手稿一一调出来，提供给裴桐和吴善昌逐件阅览，遴选出他们认为可以考虑选用的文稿，陆续报送《毛选》编委会办公室。裴桐、吴善昌最后推荐上报的文稿共约一百余件。这些文稿，后来有几十件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3日)等几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的文稿，其余绝大多数是毛泽东同志的手稿。

　　除了查阅馆藏档案之外，还需要在社会上广泛征集。1960年1月，经《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成立了中央办公厅征集小组。曾三任组长，叶子龙、裴桐任副组长。以中央档案馆征集科和中办机要室三科为主，共抽调五人组成中办征集小组办公室，立即着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机关、国家各部委、北京市有关各单位和中央军委及各总部开展起来。在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不到一个月就征集到毛泽东手稿原件165份。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165份文稿主要来自胡乔木处，和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处。其中有几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

　　毛主席还亲自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的选稿工作。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就是他自己从新华书店出版的《驳艾奇逊》一书中选定的。毛泽东同志写的这几篇文章的手稿和《驳艾奇逊》这本小册子，都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文稿中。

　　二、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工作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工作，深深感到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

　　我参加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用档案原稿逐件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印文。当时，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带着《毛选》第四卷书稿的印文，来到中央档案馆，在馆部领导安排下，我将原稿调出，用毛泽东同志文稿原稿，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核对的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读原稿，他看印文，确保准确无误。

　　我参加的鉴别工作，主要是鉴定有些一时没有见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当时《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档案馆有没有毛主席起草的这个指示的原始手稿?因为他看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档案原始稿，发现是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书誊清，毛泽东同志在誊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誊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查的情况向编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说：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经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这篇文章就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80年，该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

　　我参加的核实工作，主要是核实毛泽东同志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体数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详细列举了敌军的数字。编委会办公室为核实《指示》中的这些具体数字，四处查找材料。在军事科学院找不到，在中央档案中也没有找到，十分着急。我也急编委会所急，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交来的周恩来档案中，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下的关于敌军数字的统计材料，印证了上述指示中的数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我参加的考订工作，主要是考证毛泽东同志手稿中的一些具体文字和写作日期。如为查实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的写成月份。当时，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打电话问我：“《指示》中说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写的是‘八月十六日’，这是怎么回事?”接电后，我查阅了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发现原稿文尾写的确实是“八月十六日”，但从字迹上看，“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又查阅了发文的编号，发现编号是9月的，证明这个重要指示发文时间应该是“九月十六日”，而不是“八月十六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辑出版的《军事文集》(第二集)中错印成“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纠正了这一错误。

　　以上几例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服务工作中的几件小事，还远算不上是《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

　　( 据《老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毛选>真相》是捏造的谣言!》//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2/02/282867.html )

　　事实：关于毛选一至四卷中几篇重要文章的考订。选一至四卷收录的文章有159篇之多。限于篇幅，只能抽取相对较为重要、具有一定代表性甚至是有争议性的文章进行举例，加以说明。

　　(一)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毛泽东为1928年10月4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收录《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并改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50天后，即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交通不便的战争环境下，为了能将这篇报告送达中央，当时一共抄寄了3份，一份由中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份由中共湖南省委转江西省委再转中央，一份由吉安县委交江西省委转中央。即便如此，1929年3月，中央仍未收到该文。4月5日，红四军再次向中央报告时，又将此份报告附上。1951年编辑毛选第一卷时，所依据的就是湖南省委转交中央的那个报告。该报告上款为“湖南省委请转中央”。毛泽东亲自将这一报告的题目改为《井冈山的斗争》。1991年毛选再版时，又根据江西省委转中央的版本进行了个别文字上的校订。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献中，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们写作时间相差50天，所处的历史背景，所面临的情况，所要解决的问题大致相同，因此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井冈山的斗争》因写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后，所以在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得以在思想上、理论上更加系统化和明确化。

　　这两篇文章之所以是毛泽东的作品，一是因为其中阐述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毛泽东自上井冈山以来一直在探索、阐发和宣传的，在当时和后来都广为人知。

　　二是有旁证。当初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场的人很多，不少人都在回忆文章中证明了这件事情。关于《井冈山的斗争》，也是如此。例如，当年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长征期间曾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的杨至成就回忆说：凡是重要报告和文件，毛泽东都是亲自撰写，如《井冈山的斗争》就是在1928年11月25日写的。(参见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红旗飘飘》第14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面推断这两篇文献的是毛泽东。就是在1943年编的《两条路线》上，可以查到《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原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署名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两条路线》是1943年由中央书记处编辑的文献集，文献集中所收录的文章是经过严格考证的，也是为全党所公认的。这就从侧面证实了《井冈山的斗争》的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内容上的关联性，我们可以推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也是毛泽东。

　　(二)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1930年1月5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是对林彪1929年12月底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来信的答复。毛泽东在复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将其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联系起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篇文章也没有手稿，我们是在《两条路线》文献集上查到了这篇文章，原题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署名毛泽东。还查到油印件一份，上面有一印刷前言，写道：兹将“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印发各地，希各战略区负责同志研究学习，并妥为保存不得遗失。

　　编入毛选时，毛泽东删去了信中批评林彪的文字，并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因是1948年2月12日，林彪给中宣部写了一封电报，说：“这封信是1929年旧历年毛主席写给我的，现在当着刊行的时候，使我联想起这件事来。这封信的内容是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的，因此我同意在党内党外公布这封信。但为着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就好些。”毛泽东尊重了林彪的意见。从林彪的信中不难看出，这篇文章确系毛泽东撰写。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演。随后，毛泽东作了修改，20日在《新中华报》上节录发表，题为《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15日，文章全文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0日，《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了全文，毛泽东将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用他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毛泽东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那么，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呢?他在1939年10月4日写成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给予了明确回答。文章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

　　既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为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文章还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至此，在1939年和1940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勾画出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在档案资料中，我们查到了上述几篇文章的版本依据。其中《〈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公开发表在《共产党人》创刊号(1939年10月20日)上，署名为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存有修改件，上有毛泽东修改痕迹。另外，我们还查到了毛泽东写完《新民主主义论》后，给吴玉章写的一封信：“吴老：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毛泽东即。”(《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关于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情形，曾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贺清华有过很详细的回忆：“有一阵，毛主席接连几天没有睡觉，集中精力在写《新民主义论》。”(《星火燎原》选编之五，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607页。)无疑，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讲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温济泽曾做过生动的描述：“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这篇文章传到国统区，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理论的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1974年第3版，第5页。)。

　　20多年后，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时，曾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 关于《毛泽东选集》四卷文稿的考辨，该文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委托课题“关于《毛泽东选集》四卷文稿的考辨”的主要部分：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12/c69120-23179789.html )

　　(四)、《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毛泽东同志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毛笔横写的。以下是这篇文章开头的4页(附照片)。

　　(五)《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应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的请求，前往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所写提纲的部分章节。当时毛泽东同志每周到抗大讲两次课，每次4个小时，历时3个月。总政治部把讲课记录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后印了若干份。中央档案馆收藏有1937年9月油印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辩证法唯物论》的讲授提纲和1940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矛盾论》是讲授提纲第三章中的一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亲自将这两节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1956年3月14日，他在谈到这两篇文章时说：自己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5页)。以下是中央档案馆收藏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油印件和铅印件的封面，至今保存完好(附照片)。

　　(六)、《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5月19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延安整风的重要著作之一。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时，只写一个提纲。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讲演提纲亲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铅笔横写的。以下是这篇手稿的前4页。(附照片)

　　(七)、《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向中共七大作的书面政治报告。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及报告负责人，决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同志来作，并特别说明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时，毛泽东同志对政治报告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报告的主要观点也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说：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基本观点，政治报告修改后可以印发参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并说：我已改了8次。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胡乔木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裴桐同志也对我说过：“《论联合政府》是毛主席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八)、《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这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手稿全文共31页，用的是16开纸，横写。文章标题原为《二十八年》，后来毛泽东同志用毛笔改成《论人民民主专政》，后边还有他的亲笔署名。正文第1-15页是用铅笔写的，第16-31页是用毛笔写的，均用毛笔修改过。有过两次竖排铅印的清样稿。第一次清样稿16页，标题原为《二十八年》。毛泽东同志用毛笔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铅笔修改，后又用毛笔修改，增加了很多内容。第二次清样稿也是16页，毛泽东同志用毛笔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以下是这篇文章手稿中的4页和清样修改稿的最后一页。(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