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毛泽东批判马寅初是因为其主张节制生育(出自《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导致中国人口失衡》，链接：http://q.sohu.com/forum/7/topic/45832373 )
事实：毛泽东没有因为马寅初提倡节制生育而批判他。历史上的马寅初其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的演讲之后才写作“新人口论”的。在50年代，马寅初跟在毛泽东后面写农业合作化、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大跃进、写“农业八字宪法”……，几乎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所有的政策。人口方面的文章仅仅是马寅初诠释党和毛泽东的许许多多方针政策的很小一个方面，把马寅初说成人口学家是连马寅初本人也不会同意的事情。因为马寅初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紧跟党和毛泽东的，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批判过马寅初。
事实：1953年以后，党的上层开始对节制生育问题改变认识，内部会议已经讨论改变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处在中央机关核心领导层的邵力子和马寅初都有机会了解到党的上层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变化，比较早地在外界重提他们一贯主张的节制生育观点。1955年7月，马寅初开始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的时候，全国卫生部门已经开始在城市里宣传避孕和节育知识，中央政府已经组织生产避孕药械了。特别是1955年3月1日，党中央以批转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的形式转发全国，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个重大政策性问题”，明确赞同节育了。所以，马寅初并没有比党和毛泽东先一步提出控制人口和实行节制生育的主张。相反，马寅初是在共产党允许的时候才重提出他的主张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连续发表了5篇批判美国政府“白皮书”的文章，其中最后一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批判美国政府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因为马尔萨斯主义总是把人口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马克思以十分激烈的态度批判和否定马尔萨斯，所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节制生育等同于马尔萨斯主义。在此后的几年里，党和政府对人工流产和节制生育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那些解放前就主张节制生育的知识分子在这一个时期也都不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事实：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有一段生动幽默的、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演讲。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半年前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以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又一次在较大、较为公开的场合(这次会议扩大到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1800多人)提出这一主张，而且是第一次公开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毛泽东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3月1日，大会组织了包括马寅初在内的16位民主人士发言。马寅初在发言中主要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那段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马寅初表示拥护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观点的发言共有1000字，约10分钟。这就是30多年来被主流人口学家所乐道的“马寅初中南海向毛泽东谏言”。
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讲话以后，1957年初春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就开始在全国流行。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贤达都纷纷发表文章，宣传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马寅初的几篇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文章，以及1957年7月5日以人大会议发言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都是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演讲以后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 参考《戳破马寅初的神话》链接：//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1/12/265080.html )
事实：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关于计划生育的一些言论。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笑)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没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一年生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这个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是要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的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好，今天讲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说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多了的家庭，他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三卷P169)
有人给毛主席回报说《人民日报》宣传节育和晚婚的社会反响，毛主席回答说：
文章一多了，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实在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纸上一登可不同。
完全学术性的，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如果一发现节育晚婚的宣传产生一些不良后果，那么报纸上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我们的文章，就是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去研究。(和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1957年3月10日，3P183-184)
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我主张中学增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搞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
除四害，也是要求几年试点，大概要三年试点，五年突击，两年扫尾，十二年已经过去了两年，还剩下十年。如果在这个方面搞出一点成绩来，人民的心理状态会变的。如果这个事情搞起来了，节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节制生育也是几年试点，几年突出，几年扫尾。这个事情也可以经过大辩论。
除四害要搞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在农村里头，在城市里头，究竟灭不灭得了苍蝇、蚊子、老鼠?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不对的，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不想搞这个事，那也当然没有信心。我们是想搞社会主义，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灭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条里头有好多事情。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还有文教计划。(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13日)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怕人多，有人怕没有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时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象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得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象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化那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
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省，一方面节育，要成为风气。(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30日)
要破处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该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
人口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7日)
蒙：再过十年就增加一亿五千万人口。
主席：一亿左右，这不要紧。
蒙：你们的粮食增长可以满足你们的人口增长需要。
主席：粮食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而且我们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长。
蒙：你们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不是百分之二?
主席：百分之二左右。我们的死亡率减少了，平均年龄提高了。过去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几岁，就是死得多死得早，现在平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岁。
蒙：这是因为你们有了各种医药、卫生设备和抗生素等。
主席：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也进行了防疫工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4P281)
我问“主席，在‘中国的联合国’里到底有多少人?”“你能告诉我在新的人口普查中弄清的数字吗?”
毛主席回答说，他真的不知道。
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或者六亿九千万。但是这是不可靠的，能有那么多?
我说，只要调查一下购货证(用来买棉织品和米的)的数字，就容易算出的。他说，农民时常把问题弄得不能辨别真相。
解放前，农民们因为怕被抓去当兵，生下男孩子，隐瞒起来不报户口，这是很普遍的。而且解放后，有多报人口，少报土地，夸大受灾面积，而只报一点点产量的现象。现在生了孩子虽然立即报告，但是死了人几个月也不报的情况很多(也就是说，这样做可以多领供应物品)。
不错，出生率有很大的下降。但是农民还很不愿意进行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死亡率可能比出生率下降得还要大。平均寿命过去是三十岁左右，而现在提高到近五十岁。(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转译自日本《读卖新闻》)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主席：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主席：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已经主席审阅)
事实：毛泽东时代在努力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上，也同时做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计划生育工作。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状况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长迅速，到1955年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共中央1955年1月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495页)
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1957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补偿性生育造成人口激增，这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关注，1964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1965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国家对计划生育给一定投资，出些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
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参见1982年6月2日《人民日报》)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1974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揭开了我国人口工作新的一页(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计划生育[50-70年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在50年代以后的迅猛增长，实际上是人口发展自身的规律所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错误，是新中国的一个伟大贡献，所谓"错批1人，多增3亿"之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而不是事实。
( 参考《批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链接：//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09/09/1798.html )
事实：原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谈到，毛泽东其实并没有批评马寅初，反倒非常重视计划生育。据2011年11月22日《广州日报》道称，11月21日，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和广州大学共同主办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100多位来自中共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将毛泽东思想与当下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研讨会上，张全景谈到，毛泽东其实并没有批评马寅初，反倒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曾说：“马寅初的方法好一些。”张全景介绍，毛泽东还提出要研究避孕方法，以更好地控制人口。
事实：马寅初被批并不是因为“新人口论”，甚至与节制生育、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没有关系。马寅初把《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看作为其的代表作，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也始终都是针对这本书的。具体分析1958、1959两年多公开发表的138篇批判文章，其中属于学术动态和综述性的文章计有15篇，明确从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的整体性或者引申出某些问题予以批判的文章有6篇，批判马寅初哲学思想的文章41篇，批判经济理论的16篇，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文章43篇。而在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中，分歧从来都不是要不要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而是通过分析具体上纲上线把马寅初归结到马尔萨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反动政治立场上。党和政府从50年代初提出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以后，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即使在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1958年，仅人民日报上宣传计划生育和介绍先进典型的文章就从未中断，“计划生育好处多”的标题通俗、醒目，令人难忘。马寅初受批判是与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根本无关的事情。
事实：马寅初最初受到批判是在1958年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双反”运动是1958年大跃进前夕党和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动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开展方式和武器，“领导引火烧身”和“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都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特点。高校的“双反”运动实际上是老教授和旧知识分子的又一次炼狱，只是绝大多数人经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和反右斗争，已经有了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这就是傅鹰教授总结的“运动来了，群众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鼓掌通过”。由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1954年全国代表大会后，马寅初从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改任全国人大常委。虽然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没有变化，但是，1957年10月，为了加强高校的领导，党从国家机关抽调1000多名领导干部担任高校的领导。原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进校担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以后，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的日常工作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活动都由陆平主持和领导了，校长马寅初已经被晾在一边。失去政治光环的马寅初在师生中已经不那么神秘了。马寅初历来都是运动的领导和动力，从未做过对象，没有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由于不服水土，师生給马寅初贴大字报，马寅初也給师生反贴大字报。大字报批评马寅初，马寅初也张贴大字报提出反批评。这样，相对于其他校领导来说，马寅初的大字报就多一些。如果公平一些说，因为马寅初校长毕竟平时与学生和青年教师接触少，比起许多老教授来所受到的冲击就轻微多了。8月1日，马寅初离校视察5个月，给他张贴的大字报就少多了。
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为代表的报刊杂志对马寅初的批判是从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給马寅初张贴的大字报开始的。光明日报是面对高校和国家机关、文化界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其他各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报纸，“双反”运动开始后就把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运动当作报道的重点。马寅初像对待校内张贴他的大字报一样，对光明日报上批判他的文章予以回应。从4月19日光明日报开始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到7月24日，该报刊登了马寅初两个长篇答辩和反批评的文章，其中后一篇分4天每次将近半个版面予以连载。随着马寅初在外地视察，8月中旬以后，光明日报基本上已经没有批判文章。11月29日，该报刊登一个编辑部文章和北京大学的3篇批判文章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批判。但是，马寅初不愿意就此结束。批判活动基本结束整整一年后，1959年11月，马寅初借在《新建设》刊登“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解释”的长篇论文的机会，明确提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实际上是对光明日报叫板宣战，从而发生新一轮的对马寅初的批判。马寅初是在那时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却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受批判。马寅初在运动中还有很大的主动权，有力量实行还击，能够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到希望刊登的光明日报、《新建设》或者《北京大学学报》任何一个报刊上，这不是那个时代每个被批判者都可以享有的特权。
在文化革命前的光明日报还不是今天与人民日报同等地位、属中共中央管辖的光明日报。那时的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1957年11月，因原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和总编储安平双双打成右派而改组时，马寅初就是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会议的。被马寅初等民主党派领导人送上任的新任社长杨明轩总编陈此生都是比马寅初资历浅出许多的民主人士，未过半年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批判自己的文章，马寅初难免会有极大的不满。《新建设》原属光明日报管理的杂志，1959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管理。马寅初是这个学部的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也算是该杂志的领导。除此以外，进一步分析1958-1960年两次批判马寅初的18份杂志，基本上都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刊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在一篇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等人的文章中顺便点名批评了马寅初，但文章对马寅初和几位著名右派还是有区别的。由陈伯达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属于半月刊，期间共出版48期，没有刊登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948年7月份以后，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办有一份机关报和一份理论刊物，期间没有发表过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这些情况说明，党和政府不仅没有直接组织批判，而且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还是有政治担当的。
可以知道的是，1958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影响党和毛泽东对马寅初的使用。1959年元旦结束连续5个月的视察回来后，马寅初频繁地出席北京高层举办的会议，其中包括盛大集会出现在主席台上和参加毛泽东邀请的小型会议。4月份的两届换届的会议上，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只是把原来兼任的全国政协常委调整为全国政协委员。所以，马寅初完全知道自己继续得到党和毛泽东的信任，与自己捣乱并过意不去的就是那帮比起自己资历还浅的民主人士。所以，马寅初要与之战斗到底的仍然是那帮民主人士，他下战书的标题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显然是对着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及其光明日报的领导杨明轩陈此生的，这与陈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政府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参考《戳破马寅初的神话》链接：//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1/12/26508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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